本期文摘来自 5~7 月份本人的所见所读。最近挺忙~~（懒）~~的，这一期在我的 OneNote 里攒了好久。未来工作稳定以后或许能保持两周一更的速度。
我时常觉得，对于很多以为认得我就有了“Gay 蜜” 的姑娘来讲，我和一支从香港代购回来的口红一样，都只是实用的、成本不高的“当代生活符号”。所以，她们对待这个关系的方式有时会令我感到尴尬和不安全。究其原因，是她们对 “Gay 蜜”有太多被流行文化塑造起来的期待，所以过于看重我是个 Gay 这件事而忽略了我的其他身份，有时候也不太顾及我的感受。
本文是 Fast Company 对艾伦·凯（Alan Kay）的采访。艾伦·凯讲了很多东西，但大体上依然没有脱离马歇尔·麦克卢汉和尼尔·波兹曼的媒介生态学理论。
媒介生态学理论认为媒介传播了什么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媒介是如何传播的，也就是媒介的运作机制和原理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文中，艾伦·凯举了一个例子，说电话的发明让人类回到了口头社会，口语变得比书面语更重要了。因为，在电话发明之前，人类使用的通讯工具——信件和电报——都依靠书面语，这就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有很多场合需要写作。
本文亦有中文版，由知乎用户ConanXin翻译：移动计算之父（艾伦·凯）没有被打动
我不是太愿意看到这样的景象，这些关于性别政治、身份政治、肤色政治的浪潮，已经阻碍了美国电影工作者的正常创作过程。显而易见，不是所有人都受其影响，但从年初到现在，我们几乎在任何一部好莱坞 A 级制作中都看到了指向性极强，又与作品文本极其突兀的段落。
每个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害怕，担忧未来。但这届学生太不同了。我那一届文理科学生毕业后都散落在各地的各种临时工作中：我在一个骑马农场；一个朋友做暑期保姆；另一个去了新西兰农场；还有一些成了漂流向导，然后转行为滑雪教练。我们并不认为第一份工作很重要，而是觉得这仅仅是一份过渡性工作，我们最终总会找到一份一辈子的职业，虽然路程也许蜿蜒曲折。
但是现在的学生坚信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不仅会决定他们的职业轨迹，还会决定他们余生的内在价值。我有一个学生申请了几十份实习工作和研究金项目都没成功，我对她说，她应该搬到一个有趣的地方，找到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弄清楚自己对什么感兴趣，对什么不喜欢。她听到这话后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我这可怎么跟父母交代呢？我得找一份我自己有激情又很酷的工作啊。”
她对工作的期望概括了千禧一代所受到的的培养，即把找到一份既让父母满意（稳定，薪酬好，体面），也能受到同辈们羡慕（“酷”的公司）的工作内化为一种需求，并且还得实现他们所有童年优化教育指向的终极目标：做一份你自己有激情的工作。至于那份工作是职业体育运动员，Patagonia（户外服装品牌）社交媒体经理，创业公司的程序员，还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都不如给上述所有选项打勾重要。
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当千禧一代真的开始寻找那份梦想职业，并开始“活‘成人’样”，却感觉事与愿违时，又会怎样呢？
这是一篇好奇心日报在 2017 年刊登的书摘,书是《我的爱情生活》,荒木阳子的回忆录。荒木经惟名气大也活得久，所以人们总是会习惯性地透过荒木经惟的镜头看阳子，而没有真正直视过她。这本回忆录把故事中阳子的人格「补完」了，也让他们的传奇爱情有了真实感。
公园相亲角是一个神奇的存在。在那里，处于适婚年龄的年轻人被简化成数字，年龄、身高、体重、房子、车子、收入，等等，由父母来进行数字和人的匹配，足可媲美当今的 AI 人工智能、大数据。但这种匹配方式，效率似乎很值得怀疑。
把公众的注意力潜移默化地从停滞的经济与长期不满情绪转移开来，在这方面新贵族们扮演了有用的角色。但他们的出现提醒人们看到几十年来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不公正的机会分配与报酬制度，乃至被侵蚀的公共机构。我们已经回到盖茨比的时代，或者比那个时代更堕落。我们时代的名人纪念碑变得如此巨大，令普通人的抱负相形见绌；普通人被告知他们只能让「神」来实现他们的梦想——在演唱会上挥舞他们心爱歌手的 logo、把他们的生活（以及数据资料）在 Facebook 上和盘托出；把苹果产品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来接受。我们知道，明星们并不希望我们觉得自己可以和他们一样。因为他们的成功就是建立在把其他人抛在身后的基础之上。
题图：煜翔 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