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 Murmurs

今天看到《连线》的一篇专栏文章，标题叫《Productivity Is Not Working》（努力没用了），作者是专栏作家Laurie Penny。发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那时候应该是美国新冠疫情最严重的阶段，所有人都被迫在家办公。

这篇文章从在家办公说起，但落脚点回到了她们（也可以说我们）千禧一代（她生于 1986 年）面临的一个共同困境：努力工作已经没办法改善生活了。她从个体经验出发，讲了自己因为疫情丢掉了三份工作中的一份，讲他十分担心自己的母亲，在大哭了一场后，她收拾心情，给自己的编辑打了个电话，问自己手上工作的 deadline 是什么时候——在接连遭受打击之后，他选择用工作麻痹自己。

她给自己列了满满当当的时间安排表：早上健身、晚上写作、理清楚自己的财务状况。她用便签纸铺了一墙的 To-do list，她觉得只要自己够忙够努力，恐惧就不会追上自己。

当然，后来她发觉用工作麻痹自己基本上是自欺欺人——为什么仅靠自己努力工作就可以对抗一场波及全人类的天灾？

文章里有几句话写得很精彩：

努力工作/提升自己，是 21 世纪的美国人，尤其是千禧一代，从美国梦中醒来，面对一打打账单时的恐惧反应。

无论我参与过多少场游行，我心里总有一种信念，只要我努力、我进步，这个世界就会自己变好，我爱的人不会受伤，死亡会自然远离。

于是，她开始反思我们这一代人为什么信仰努力工作，Laurie Penny 认为这是一种社会规训，这部分编译如下：

这种“努力工作能使你免于灾难”的想法已经成了一种信仰，但它并非事实——新冠疫情行已经开始动摇这种想法。“工作主义”的教条将全球性的灾难归咎于个人：如果你失业了，那是因为你不够努力。这是年轻一代的人们反复告诫自己的观点。尽管我们是在用自己短暂、破碎的职业生涯弥补那些当权者的过错。我们将统治阶层的错误当成了自己的错误，以为靠自己的努力就能改变这一切。

但“努力工作教”无法解决这场灾难，自我提升也无法拯救我们，因为这场灾难的起因不是你不够努力。疫情过后，经济衰退就会来临。对于千禧一代而言，这是我们短短的职业生涯中的第二次经济危机，与此同时，我们仍然背负着第一次危机的重担。

14 世纪的黑死病杀死了一半的欧洲人，活下来的另一半因此得到了获得了更高的收入，因此欧洲的封建制度得以瓦解。不仅如此，黑死病还削弱了宗教的力量。当支离破碎的社区开始清点死亡人员，他们想知道他们究竟犯下了什么罪过，能让他们遭此大难。于是他们对上帝的信仰动摇了，教廷作为管理人们日常生活的组织力量开始松动。我们的现代资本主义和 14 世纪的宗教如出一辙——定义人的价值，决定我们的地位——我们现在也在逐渐对它失去信心。

如果病态地努力工作是一种对恐惧的反应，那么它的对立面——甩手不干——看起来就是一种对上帝的亵渎。在现代经济制度的道德标准下，七宗罪里只有懒惰（这里更准确的翻译可能是“心累”）是真正的罪过。但除了懒惰（心累），还有什么词能描述你此时想注销邮箱、吃喝玩乐、缓解心理创伤的冲动？

“我们对工作之外的生活缺乏记忆和想象力，”Kathi Weeks 说，“我们没有反思我们为何会像这样工作，也不知道我们除了工作还能干什么。”实际上，因为居家隔离，我们反倒比平时工作得更努力了。照顾孩子是工作，做饭、打扫、情绪管理也是工作。因为居家隔离，这些事情变得更加繁琐。但这些工作无法获得经济收益，因为这个经济体系拒绝赋予这些工作以价值，因为这些事情都是私人的，大部分由女性免费承担。这些工作非常重要，甚至因为疫情变得更加重要，在疫情过后的经济危机里，这些工作依然重要。

努力工作当然没有错。但此时此刻，是我们反思自身价值、检视价值评价体系的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点。

相关阅读：《年轻人，你们为何假装热爱工作？》 / 《过劳一代》

题图：来自《过劳一代》

编译自《大西洋》文化版文章，原文标题“Fan Fiction Was Just as Sexual in the 1700s as It Is Today”

作者：Shannon Chamberlain

编译：Dkphhh

曾几何时，在网上写同人文还是件上不了台面的事情，那些作品会被贴上诸如没有创意、色情之类的标签。

但今时不同往日了。去年，同人网站Archive of Our Own（也就是 AO3）在创办 10 周年之际获得了雨果奖，以表彰这个社区为科幻文学所作的贡献。因为，现在有不少作家的创作起点是在网上写同人文，这一点在最近出版的几本学术著作总有阐述。像《公主日记》的作者Meg Cabot和《战龙无畏》的作者Naomi Novik，都自豪地承认了自己是写同人文起家的。

现在的同人文已经不再被污名化，也有了新的发行渠道，但实际上“写同人文”这件事并非网络时代的产物。按照“因袭原作世界观和角色”这个定义，有不少文学史上的经典。都能被归入同人文的范畴。 说但丁的《神曲地狱篇》是《圣经》的同人作品可能有点夸大其词，但至少在 18 世纪的英文世界，公认的当代同人文学创作就已经开始了。只要有人写小说，就会有人拿自己喜欢的角色进行再创作，创作的人多了就会开始互相分享交流，同人文化就形成了。

（译者按：夸张点讲，中国的《金瓶梅》可以被视作是《水浒传》的同人文，高鹗续的后四十回《红楼梦》也能算同人文。）

Jonathan Swift 的《格列佛游记》可以算作是同人文化的起点。在这本书出版不久后，读者就开始拿本书的主人公 Lemuel Gulliver 进行二次创作，他们的创作要么基于原作的一些细节，要么完全源于自己的想象，越出格越受欢迎。当时的很多同人作品都是“同人图”。例如下面这张图，是 18 世纪的英国画家William Hogarth为《格列佛游记》创作的一张同人图。

这张图画的是 Gulliver 被小人国的小人灌肠，虽然描绘的场景看起来有点“污”，但也说明，从同人文化诞生起，人们就在用这种形式挑战社会的禁忌。

随后又诞生了上百个《格列佛游记》的同人作品，包括英国诗人 Alexander Pope 写的一首既动人又下流的诗。这首诗以 Gulliver 的妻子的口吻，埋怨丈夫冒险归来就在乡下隐居，不回家也不愿意和自己亲近。想来这也情有可原，因为 Gulliver 回到故土后就对人性产生了深深的失望，但妻子显然对此感到十分不悦。

18 世纪的同人作品和今天的同人作品一样，对性描写毫不避讳。

英国作家 Samuel Richardson 的小说《帕梅拉》原本讲的是一个纯爱故事：一个富二代看中了出身底层的女仆帕梅拉，各种威逼利诱想要占有她的身体。但帕梅拉不为所动，维护自己的贞操，最后两人你来我往，反复交锋，产生了真正的爱情。

但帕梅拉这样一个个性强烈的角色激发了读者的创作欲望。于是在另一位作家 Henry Fielding 创作的同人文《Shamela》里，帕梅拉成了一个“嘴上说着不要身体却很老实”的荡妇。她的所有抗争都是欲拒还迎，为的是把那个富二代骗到手，然后一跃成为贵夫人。

Samuel Richardson👈👉Henry Fielding

这还没完，Henry Fielding 又写了一部性转版的同人文《Joseph Andrews》，讲述的是富二代的姐姐看上了帕梅拉的哥哥，但是反复色诱都没能成功。

如学者 David Brewer 所指出的那样，当时的同人文化很大程度上有依赖着自发形成，组织松散但富有热情的读者社群，这些社群遍布欧洲。尽管他们当时分享和评论作品远不如现在这么方便。到了 20 世纪早期，因为工业革命让印刷品的价格下降和快递系统的发展，中间阶层的识字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因为早期的小说都是书信体，这就给了读者一种和书中角色直接沟通的感觉。一部分同人小说甚至能打破小圈子进入大众市场，像前文提到的 Fielding，就是当时的 E. L. James（《五十度灰》作者），他的成功少不了读者的支持，其中一大部分是女性——当时大部分的男人不会公开阅读一本关于女仆的书。

随着时间推移，原作者也开始进入这个圈子，挖掘自己作品的潜在商业价值。例如前文提到的 Richardson，就会和读者进行详细的书信沟通，有时甚至会把读者的评论加进书里。可以说这是一种借助群众力量的尝试。在 J. K. Rowling起诉《哈利波特》的同人作品前，就有作者利用法律途径和公开谴责的方式阻止他人利用自己的作品盈利。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安娜法令》在 1710 年就正式实施，这部法令给了作者而非出版商作品的版权，期限是 14 年。不过这部法令并没有说明世界观、角色等概念是否也享有保护。

不过，18 世纪的大部分小说作者还是愿意和同人社群和平相处的，只要同人作者不借此盈利即可。在 18 世纪后期，经济学的发展为大众提供了一个新观念：同人作品和原作不是零和游戏，而是一种自我增殖。如果没有同人，说明这本书不够火，同人作品只会增加读者对原作的兴趣。

这部 18 世纪小说（《帕梅拉》）的人物的某些方面似乎尤其能吸引读者进行在创作。直到现在，学界仍然认为这部 18 世纪小说的创新之处在于“现实主义”，即事无巨细的描写普通人的生活，而非贵族或皇室的英勇事迹。但更多的学者认为，这部英文小说真正的创新似乎更加复杂：读者知道这些角色不是真的，但看起来又可以是真的。设定的可能性让一切都变得容易起来。例如，读者最喜欢意淫的，就是哈利·波特和德拉科·马尔福是一对伴侣，这是到目前为止最火的一对 CP。

在 18 世纪，工业革命对婚姻生活的改变，让读者更加喜欢灵活又务实的角色。那时，中上阶层的婚姻大部分是为了兼并土地或扩大家族影响力，但新兴的职业和阶级上升渠道，使得婚姻变得更加自由，同时给了年轻人更多的选择空间。但自由往往也包含着风险，和渣男的不幸婚姻成了这个时期许多小说的主题，例如 Richardson 的《Clarissa》。在这本书的序言里，Richardson 表明了他的观点，即反对当时很多人信奉的“改邪归正的风流浪子是大家闺秀的最好归宿”。作者乐于描写主角的各种抉择，读者也急不可耐地想表达自己的看法。Richardson 的许多读者都写了自己眼中的理想结局。

现代同人文同样也是一种社会生活的实验。在当下，我们思考性倾向、性行为和身份认同的自由化时，同人文能够在风险更低，的虚拟世界里试验各种代价高昂的选择。种专门描写同性恋的耽美（Slash）是其中最受欢迎的一个分支。作者可以写哈利·波特和德拉科·马尔福之前的恋情，也可以写《五十度灰》里的 SM 游戏，但在遭遇反对时，只需要说“这只是一个故事”就好了。同人小说的“非严肃”特性，使得它可以深度探索人类的性与爱。同人小说最持久的一个功用，就是讨论关系的边界。

最近，有一些粉丝抱怨《星战：天行者崛起》，因为这部星战系列电影的大结局，既没有满足哪些希望 Rey 和 Kylo Ren 在一起的粉丝，也没有满足哪些看不惯两人在一起的粉丝。于是，他们就会产生重写结局的欲望。同人圈作为一个集体获得了雨果奖的认可，AO3 收获的荣誉不仅仅是这个社区的荣誉，也属于每一个曾经在网络上大胆分享自己作品的作家。

图片来自原文及网络

编译自《连线》文化版文章，原文标题“Behind the Scenes at Rotten Tomatoes”

作者：Simon Van Zuylen-Wood

翻译：Dkphhh

“由人类，而非算法，为每一部电影打分”

Tim Ryan 是一位电影发烧友，42 岁，顶着一头杂乱的红发。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在罗德岛当记者，没事做的时候就看经典老片，“什么戈达尔啊，还有俄罗斯的红色电影，”他说。后来他搬到了湾区，当时羽翼未丰的烂番茄就在那里。为了看电影，Ryan 成天泡在烂番茄上。2004 年，烂番茄公开招聘，这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Ryan 抓住了。现在 Ryan 把自己比作电影《摇滚巨星》里的 Mark Wahlberg 饰演的角色——“从头号粉丝变成了主唱”。

Ryan 是这家影评网站任职时间最长的员工，最近他投身到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新项目里。当我 10 月份造访烂番茄的新办公室——现在位于比佛利山——他这么解释这个新项目：“如果烂番茄一直存在会怎样？”

Ryan 想给从古至今所有的电影都打个分，或者更准确一点，把从古至今每一部电影的每一篇影评都搬上到烂番茄上。

世界上的第一部剧情长片（feature film）是《凯利帮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Kelly Gang），这部电影改编自一群澳大利亚亡命之徒的真实故事，于 1906 年 12 月 26 日在墨尔本的 Athenaeum Hall 上映，一度引发骚乱。一天后，世界上第一篇影评诞生。Ryan 找到了墨尔本报纸《The Age》的数字存档，原文如下：

看得出来，剧组花了许多精力，非常认真地还原了惨剧发生的经过，就算有什么瑕疵，影厅里的观众也没有那么好的记性能记住。

这部电影在 Athenaeum 上映五周，场场爆满，随后又在悉尼上映。所以，Ryan 又查了悉尼的《Daily Telegraph》，找到了第二篇影评：

这部电影清晰明了，作为一部丛林片，主角的表现也相当突出。电影的拍摄地在“Kelly Country”，当然，拍摄获得了充分许可。这种影像加文字的记录毫不逊色于今天的现场拍摄。

这两篇文章在刊登 112 年后，被上传到了烂番茄。Ryan 将第一篇判定为“新鲜”，第二篇则是“烂”。在进一步发掘史料之前，甚至直到世界毁灭，互联网上关于《凯利帮的故事》的权威影评可能就只有这一个红番茄和一个被砸烂的绿番茄。

就是这么奇怪，在我们这个割裂的后把关人时代的文化中，最接近鉴赏权威的，居然是一个用卡通番茄评价电影的网站。由早期员工设计的烂番茄新鲜度，现在已经成为了影视领域的“好管家”认证。红就是好，绿就是坏。

新鲜度由一群专门的编辑管理，他们会阅读大量认证影评人的文章，判断哪一个是好评，哪一个是差评。当然，一部电影至少要五篇影评才能给分。

每一部电影的新鲜度等同于它的好评率。举个例子，John Travolta 2018 年的电影《高蒂传》新鲜度 0 分，就是说 55 位影评人的影评中没有一个被判定为好评。59 分以下是烂（绿番茄），60 分及以上是新鲜（红番茄）。

烂番茄的创始人说烂番茄这个名字来源于电影《里欧洛》，片中的小男孩觉得自己的父亲是一只浸染了某个西西里男人精液的番茄。不过这个名字更容易让人联想起古代人看到一出烂戏就往舞台扔水果的实践。基于这样的精神，烂番茄也提供了爆米花图标的观众评分，由观众给电影打分。

成立于 1998 年的烂番茄最初只是几个伯克利研究生给成龙电影打分的地方。但“给电影打分”这件事自带的商业价值促使烂番茄成为了一家有分量的公司。乔布斯在开发布会的时候指名道姓地提过烂番茄。从梅丽尔·斯特里普到马丁·斯科塞斯，这些好莱坞的精英们也会时不时提起烂番茄。对于那些想让你掏钱的电影公司而言，烂番茄是不可忽视的地方。

2010 年，烂番茄被 Flixster 收购，一年后 Flixster 又被华纳兄弟收购，2016 年 Flixster 的大部分股份又被华纳卖给了票务公司 Fandango。所以你能在 Fandango 的电影售票网站上看到每部电影的烂番茄新鲜度。在 Google Play、DirecTV 或者 iTunes 这些烂番茄的合作伙伴上，也能看见评分。对于影视公司来说，烂番茄则是一个宣发工具，对电影评分的报道也成了常规新闻类别。

随着影响力渐长，烂番茄也遇到了许多非议。到了 2017 年，像《加勒比海盗》、《海滩游侠》这样的大片的制片人开始因为影片表现不佳而指责烂番茄故意给他们打低分。还有一些阴谋论认为，烂番茄和制片厂有交易。尽管现在还没有证据表明烂番茄的编辑会被收买，但烂番茄的观众评分确实已经被玩坏了。在《黑豹》和《惊奇队长》上映时，一些男性漫画粉丝涌入烂番茄给这些电影刷低分，只是因为他们讨厌黑人和女性。

尽管如此，烂番茄的分数依旧有一种权威的诱惑力。作为一个用户，我条件反射般地相信，60 分的电影就是比 59 分的电影好。尽管这些分数几乎没有什么意义。在选择无穷无尽的世界里，在逐渐被算法推荐接管的互联网上，烂番茄代表着某种更加古老的东西。同时，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最好的选择方式是什么？或者更直接一点，你该相信谁？

“这篇算不算影评？”，这个问题烂番茄的编辑部每两周都要讨论一遍。这天我也在场，会议由在烂番茄任职 27 年的 Haña Lucero-Colin 主持。烂番茄和 Fandango 共用办公空间，内部挺有硅谷范儿的，你可以在墙上写东西，也能把墙拆了。隔间、卡座、角落，橙色的 Fandango 图标随处可见。不过开他们会的状态不太像创业公司，更像新闻学院的研讨会。

他们的讨论会一般这样进行：编辑拿出一篇文章，所有人判断它到底算不算影评。就这么简单。烂番茄不会考虑专题报道、推特的推文和影片概述。这次讨论会包括一篇《卫报》关于《 30 Rock》过于依赖明星客串的文章，一段关于文化类播客的讨论，以及一篇刊登于《Entertainment Weekly》关于晨间真人秀节目《The Bonnie Hunt Show》的文章。这些推进得都非常迅速，全都不算影评。

那天最难的一个问题是电视编辑 Robert Fowler 提出的，《纽约》杂志网站 Vulture 上刊载的一篇关于《Nancy Drew》的文章，作者是 Matt Zoller Seitz 。在 Fowler 看来，Matt Zoller 写这篇文章“只是想借这部电视剧谈谈电视的本质，这是他的习惯。在这种情况下，影评只是这位电视评论家的副产品。” Lucero-­Colin 同意这一观点。那么这篇文章到底算不算影评呢？没人能下结论。最后:Lucero-­Colin 给 Zoller Seitz 发了一封邮件。后者回复：“好评。”

像这样的讨论会对保持新鲜度的公正性至关重要。对此没有人比 Jeff Giles 理解得更深刻。作为一名远程工作的新罕布尔州居民，Giles 从 2005 年开始为烂番茄做编辑，自那时起，他也自己做了一个流行文化网站，并为肥皂剧写了一本 381 页的口述史《One Life to Live》。

Giles 也会不定期到佛利山办公，来到这里后他很快就进入了工作状态。每一位编辑都要追踪几本出版物。Giles 作为管理者，主要负责《纽约客》、《纽约时报》这类 A 级刊物的评论家。工作内容就是评判一篇影评是好评还是差评，然后摘录一段合适的文字放在网站上。今天的第一篇文章是《Hollywood Reporter》关于《The Wayfarers》的影评，写得弯弯绕绕，难以判断。好在文章开头有个摘要帮 Giles 做了判断“缓慢的开头变成了深深的感动”——是好评。随后，我们又仔细阅读了清晰明了的《Springtime for Nazis: How the Satire of 〈Jojo Rabbit〉Backfires》，原载于纽约时报，作者 Richard Brody。

我觉得不过瘾，于是 Giles 给我发了一篇充满优越感但又轻松幽默的《唐顿庄园》电影版影评。这篇他已经看过，作者是《纽约客》的 Anthony Lane“作者似乎觉得这部电影不应该存在”，他评价说，“但观看这部电影的过程并不痛苦，你知道吗？”记住：烂番茄没有明确的好坏标准，也没有必须完成多少篇好/差评的指标，只有编辑的判断。这篇影评比较矛盾，但我倾向于好评。Giles 表示赞同：“我们把这种叫‘绅士的好评’。”但他似乎忘记了他对这篇影评的判断：差评。我问了一下 Giles 最喜欢什么样的影评人，“观点清晰明了的”，他说。对于那些喜欢用字母打分的媒体影评，Giles 给出好评的标准是 B-及以上。

干这行速度也很重要。刚刚在烂番茄工作一年的 Kristin Livingstone 说，编辑们会把观点暧昧的文章扔进工作群，“有些编辑会很快回复是好评还是差评，”她说。

编辑们一天要判至少 50 篇影评，这个节奏容不下多少揣摩时间，尤其是现在烂番茄还引入了 YouTube 和播客影评。每周的影评完成数量都集中在一个共享的表格里，“就像比赛积分榜一样。”每周的达标额度是 200 篇，不过没有完成也不会有惩罚。

烂番茄也在尝试解决工作量的问题，影评人现在可以自己上传并判定影评。现在，这类影评大约占 30%，不过我能感觉到很多影评人希望烂番茄新鲜度不存在。《时代》影评人 Stephanie Zacharek 就抱怨过这种非好即坏的判定方法无法处理“一部好看的烂片”这种情况。现在大部分的影评人都不会在写影评的时候都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烂番茄新鲜度现在被“流行主义”（认为商业文化产品也值得被严肃批评）扭曲了。“90 年代的电视评论都是相当刻薄的”Lucero-Colin 说，“每一篇影评看起来都像‘这节目就是屎，我们不会再看第二遍了。’现在的电视评论说教意味很浓，就像‘嗯，他们干得不错，但不够好，不过我还是挺喜欢这个明星的。’”

此外，由于新鲜度这个评价没有区分完全好评和“绅士的好评”，所以爆米花电影和严肃经典的分数往往差不多。例如《蜘蛛侠：平行宇宙》新鲜度 97%，希区柯克的《迷魂记》新鲜度 95%。据分析，每年烂番茄新鲜度的平均分都在变高。

“因为所有东西都被抽象成了好或者坏。”前烂番茄编辑 Matt Atchity 说。“正是这种极端的数字让烂番茄一直流行，一直出现在新闻报道里。”

回到《凯利帮的故事》。这部电影的第一篇影评是好评，确实没有说这部电影的什么缺点，但“花了很多力气”和“认真”也算不上什么溢美之词。第二篇影评开篇就说，这部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犯罪电影算不上对澳大利亚价值观的大肆宣扬。虽然是差评，但影评人并未批评电影本身，相反，字里行间还有一种这电影拍得还行的意思。问题不是 Ryan 错判了影评，换我也会做出同样的判断。问题是烂番茄的世界里只有“新鲜番茄”和“烂番茄”，没有“生番茄”和“熟番茄”。

Giles 最近收到了一个来自影评人的投诉，她反对烂番茄将她的影评算作好评。“她说，‘我真的不喜欢那部电影。能换成差评吗？’我说，‘当然可以，但我想问问，为什么你要给 B-？’她的回答很简单，‘我讨厌打分，就随便给了一个。’”Giles 后来又补充说，“我完全同意她的观点。”

在采访的第二天，我和烂番茄的一线采编人员吃午餐，他们和影评编辑不一样，主要采访电影明星、参加电影节。我问他们，作为烂番茄的一份子，他们是否认为外界真正了解烂番茄。答案是否定的。编辑 Jacqueline Coley 说，她从来不告诉 Uber 司机自己真实的工作，这样对方就不会问及她无法控制的电影分数。她也听有些人抱怨评分算法，但 Coley 说，“我们根本没有什么算法。”

确实没有，否则刷分这种事就不会伤及烂番茄了。两年前《星战：最后的绝地武士》上映时，观众评分跌倒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程度（现在是观众评分 43，烂番茄新鲜度 91），导致用户怀疑烂番茄新鲜度是不是被收买了，还是又发生了一出恶意刷低分闹剧。

失去了评分公正的信誉，烂番茄什么都不是。为了建立信心，烂番茄解决了这个问题：影片上映前不允许用户打分，同时要求打分用户验证电影票。

观众评分规则变动的同时，新鲜度的规则也迎来了大改。在 2018 年 8 月之前，只有几家出版机构的影评人才能入选烂番茄新鲜度评分，这些人大部分是白人、男人、老人。现在，有 600 名新影评人入选，其中大部分是自由影评人，且多为女性。不过当影评人队伍扩大到了 4500 人这个规模，就难免会出混进一些滥竽充数的人。几年前，一个叫 Cole Smithey 的影评人就为了破坏《伯德小姐》的 100%好评给了一个差评。

我们很难弄清楚烂番茄的评分对电影票房有什么影响。在 2018 年末，Morning Consult 举行了一次全民调查，发现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会在看电影前查一下烂番茄，有 63%的人会因差评选择放弃观看。但不管有没有影响，对于好莱坞来说都要争取。所以制片厂会在临近上映时才给影评人举行放映会，遇到差评，会向 Giles 这样的编辑表示抗议。

“我也注意到了‘新鲜’对于制片厂和制片人而言非常重要，”他说。如果一部电影新鲜度在 75%以上，并且参考影评超过 40 篇，就会有一个“烂番茄认证”的小标签。“他们知道这个东西在宣发中的价值。”美国最大的连锁影院 AMC 会在官网上显示电影的烂番茄新鲜度，但只显示有“烂番茄认证”的。

卖电影票的 Fandango 买下烂番茄也不是为了让观众少看烂片。为了完全掌控烂番茄，烂番茄没有负责人，由 Fandango 的总经理 Paul Yanover 直接管理。不显年龄的长相和程序员背景让他看起来不像个精明的商人，但他的思路非常清晰。“我们实际上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很有用的宣发平台。”他对我说。

Fandango 的盈利方式有几种。一种是观众通过他们的平台买票，能收一笔“过路费”。另一个是向内容供应商（前面提到的 iTunes、Google Play 等）授权，允许他们使用烂番茄评分。

“显然，烂番茄有极高的自主性，”Yanover 说，“不过 Fandango 作为一个售票平台，也一样。”在他看来，烂番茄和 Fandango 的使命是一样的：把你会喜欢的内容送到你面前。

Netflix 的算法也起到同样的作用。唯一的区别是，Netflix 比影评人更了解你的喜好，甚至比你自己更懂你。但 Netflix 不会显示烂番茄新鲜度，实际上 Netflix 上什么评分都没有。相反，他们是根据你过往的观看历史向你推荐电影。Spotify 的歌单，Facebook 的信息流也是同样的原理。在我们这个数字时代，我们周围充斥着被算法推荐的内容。

烂番茄新鲜度有这么多缺陷，为什么我们还要用他？**因为当 Netflix 想用算法把你永远留下时，烂番茄存在的最终目的是让你离开它。**你会经他的推荐去看一部电影，或是拒绝一部烂片，但这一切行为都源于你的自由意志。

“在烂番茄，有一些用户有自己喜欢并信任的影评人，”《时代》影评人 Zacharek 说，“他们会点开链接看影评。”如果使用得当，烂番茄其实是一种无尽的资源，就像互联网最开始时那样。

现在，Tim Ryan 的电影档案计划已经为 210 部老电影创建了页面，收集了 5500 篇影评，没有烂番茄，这些影评和写它的人大部分会被埋没在历史资料里。

题图来自《连线》原文

有一种说法是人会经历两次死亡，一次是生理上的死亡，另一次是被人遗忘。

从这个角度看有些人实际上获得了永生。例如孔子、孟子，又例如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这些人虽然死了，但他们的思想和经历被永久地记录了下来，被一代一代的人学习，虽然我们无法和他们面对面地交流，但透过各种媒介，我们都能感受到他的存在。

我一直觉得《论语》是部伟大的作品，它的伟大不仅在于思想性，而是透过一个个短小精悍的故事把孔子的人格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里面有他的喜怒哀乐，还有他为什么喜怒哀乐。

所以，我把在虚拟世界里获得永生当作自己的理想。人会遗忘，但互联网不会，只要互联网里还有我的记录，只要这些记录还能被访问，我就算活着，就能遇到下一个点开这篇文章的人。

这不是自恋（在我看来不是），我只是想证明自己曾经鲜活地存在过。我和所有人一样有我的喜怒哀乐，不是人口统计表上的一个数字。

我们纪念李文亮不是因为他有多伟大，而是因为他是我们的代表。他代表着一个普通人在这场灾难中的境遇。因为这样的命运随时可能降临到我们头上，只不过李文亮比较倒霉罢了。

他在微信群提醒同事注意安全只是举手之劳，所有人都会这样做。只不过这条微信消息后来传开了，大家开始关注武汉发生了不明传染病。

于是，他的举手之劳被定义为“造谣”，他被警察训诫。又因为疫情扩大，所谓的“造谣”竟然是真相，于是他成为了吹哨人，成了“打脸”体制的英雄，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但他自始至终都不想成为英雄。他只是做了所有人都会做的事情，包括在训诫书上写“能”、“明白”。

如果不是因为随手转发，李文亮作为医生身处物资匮乏保障不力的一线，可能还是会被感染，可能还是会因医治无效去世，但大家不会记得他。他会成为实时更新的去世数字中的一个，不那么起眼，或许在媒体记录抗疫牺牲医生时会为他留下几句话，但不会有人在意。

徐海燕是一名深潜爱好者，2017 年 9 月 6 日和同伴孙昊在潘家口水库进行，因不明原因溺亡。

这不是一个公共事件，但在当时也获得了一些关注。因为新闻标题里强调了徐海燕是北大学霸。这是一种新闻操作技巧。游泳溺死不是新闻，每年能有几百个，但北大学霸溺水就是新闻了，几年都遇不到一个。

后来这件事逐渐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也是因为徐海燕的身份。她不仅是北大学霸，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毕业归国后从事科研工作。她喜欢科幻小说，《神经漫游者》就是她翻译的，用的笔名 Denovo。深潜是她的爱好，她在潜水论坛 FunDiving 里写过不少经验分享。

于是这条新闻经过潜水圈、科研圈、科幻圈的传播，被进一步放大了。大家开始自发悼念。

徐海燕是我印象里第一个被民众自发悼念的普通人，她不是取得了什么成就的英雄，也不是明星，只是一个普通人。我们怀念她也不是因为她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贡献，而是因为每一个活过的人都有被记住的理由。

说不定你也曾读过她翻译的《神经漫游者》，说不定你的毕业论文里引用过她的专著，说不定在学习潜水时，看过她的经验分享贴。

人和人的联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每一个故去的人都可能和你有关。

他/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做过什么？和你有什么关系？这些都是一个人存在于世界上的根本性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我们的社会就是由这样一个个个体构成的。但过去没有一个公共事件让大家认识到这一点。

上一次有这样的公共事件还是 2008 年的汶川地震，但那个时候我们只有主流媒体的宏大叙事，作为个体的故事，无论是在手机上打下“妈妈爱你”的母亲，还是那个要喝可乐的孩子，都只是为了配合宏大叙事的催泪弹。

但像豆腐渣学校这样真正的问题却从来都是视而不见。由于媒体被禁声，那些因豆腐渣工程死去的学生在新闻中消失了。为了服从宏大叙事的需要，生命被分成了两种，一种可以被报道，另一种不能。

长久以来，这片土地上的我们一直缺失作为个体的尊严，但李文亮的出现让大家意识到了人不只是官方统计口径里的一个数字，这是这场灾难里我们最大的收获。

我希望我们能记得久一点，在这场疫情过去后，还能有人记得他，在这场疫情过去 10 年后，还有人记得他。他是警钟，警醒生活在这这片土地上的我们，宏大叙事之下是鲜活的生命。

相关阅读：[2019-1-28-2-9|2019 伊始：聊聊经济下行，老龄化，微信和电影]

题图：网络

随着 2019-nCoV 疫情深入，不少国内的互联网公司宣布延长假期或是安排员工远程办公。

大部分人应该都有过短期远程办公的经验，例如在度假时回个邮件，或是节假日临时写个方案。

这些经验不会让人愉悦，但也说明：大部分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其实只需要一台电脑一部手机就能开工。

程序员是这样，我所从事的媒体行业是这样，我的律师朋友除了盖章必须去律所以外，大部分时间实际上也不需要呆在写字楼。

我们好像没有必要每天去公司，但制度又硬性规定必须去。于是，有很多生活两点一线的人其实对于长期性的远程工作抱有幻想。

如果能远程工作，我们似乎不仅能把原本的通勤时间省下来，还能打破时间限制，更自由地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想象那般美好。iOS 开发者 Anupam Chugh 在他 Medium 文章《远程办公的残酷真相》中分享了他眼中，远程工作的弊端，以下为节选编译。

无法平衡工作与生活

和预期的恰恰相反，你真正在家工作一段时间后就会发现，你的工作和生活都会变得一团糟。因为一直呆在家里，你很容易就把工作抛到九霄云外了。你得到了自由，但也丧失了效率。很快，你就会在应该工作的时候被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吸引，例如看电视。办公室存在的意义正是在于此——让你在工作时间保持专注。

在家办公还会让你懒惰。因为你没有必要打扮自己了，穿睡衣成了生活的常态。与此同时，保持效率专注工作成了一种挑战。因为人类也遵循牛顿第一定律：一个物体如果不施加外力就不会运动。

人只要在家里就会分心，一分心就会效率低下。因此，对于远程工作者而言，最重要的是严格实践日程计划，这样才能在工作和生活中建立一个明确的界线。

孤独和沮丧时有发生

人类是社会动物，社交是保持身心健康的必需品。你一整天宅在家，离群索居，容易把人憋出毛病。即便有同事，你们聊的内容也只可能是工作，某种程度上，你依旧处于失联状态。

对于远程工作者而言，建立社交关系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这是一件有必要的事情。

沟通有助于我们分享观点、和社群保持同步。和同事在同一空间，有助于收获工作领域内的最新洞见，跟上趋势。

当你远程工作，处理负面情绪会变得尤为棘手。一个人在沮丧的时候更需要社交。如果在办公室，你可以和同事聊天解压。但远程工作的人只能一个人面对。

其实，对于远程工作的人来说，去咖啡馆，或者各种共享办公空间都有助于你维持社交关系。

总结

对于想远程工作的人，我希望你能考虑这些现实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说不定你不会遇到我遇到的问题，但你需要知道，远程工作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你会遇到许多的困难。

头图：Alexandru Acea

2020 年读完的第一本书是《文案的基本修养》，作者东东枪，前奥美创意总监，现字节跳动营销创意中心负责人。他更为人熟知的身份应该是古早级网红、文化人和相声曲艺爱好者。如果你不认识他，可以关注他的微博，如果可以，最好关注他的饭否。

我刚刚注册微博时，东东枪是微博默认推荐关注的网红，标签是段子手，所以最初我刚认识他时，也只当他是段子手。后来上了大学，学了广告，在老师的介绍下，我才知道他是奥美的创意总监。难怪感觉他比其他段子手有文化一点。

现在我毕业了，虽然没有从事广告工作，但我依旧很好奇一个在奥美供职近 8 年、全程经历了大陆广告业由盛转衰的人会如何总结他的工作经验，如何看待这份工作，或者说“手艺”。

对于我来说，这也是一次补课。虽然我在教室学了 4 年，但看着我过去交给老师的作业和参加比赛的作品，我打心底里觉得那些东西并不是真正能出街的广告。因为那些文案、设计、还有 TVC，都是我“一拍脑袋”想出来的东西，没有规律可循。我不相信一个已经发展了上百年的行业、一个已经形成工业体系的产业，它的作业方式是这样的，这太不职业了。

看完这本书以后，我确实找到了我想要的答案。虽然这本书没有形成一个能画成树状图的体系，但也大体勾勒出了一个创意人员应有的工作流程，也扫清了一些我的疑惑。

心像

大部分的甲方对用户画像可能有一种误会。我原来读书的时候，包括工作这一段时间，见过不少甲方的市场策略 PPT 和创业公司的 BP。他们在描摹用户画像的时候都会用到这样一种句式：

年龄 18 到 26 岁，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的大学生或白领，审美品位良好，消费欲望强烈，追求品质感和个性……

坦率地讲，这种话我在交给老师的策划案里也写过不少，当时我觉得这种概况并不准确，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更准确。

直到我看到东东枪总结出了“心像”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来自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焦菊隐导演，最早是用来指导演员表演的。

一个“活”的角色，他的表演是需要由内到外的，感情的核心冲突定义了这个角色的一言一行。一个优秀的演员需要先吃透这个角色的心理活动，再外化成表演。

对于做广告的人来说也是一样，要体会消费者的心理活动。

譬如你要帮一个艺术展卖门票，我们完全可以把上面那段并不准确的用户画像复制到 Marketing 的方案里。但如果你按照“18 到 26 岁的大学生或白领”这个范围限定你的消费者，你可能就错过了一个爱好艺术的 38 岁货车司机。

谁说货车司机不能爱好艺术，万一人家是个闷骚的大龄文青，平时运货听的都是鲍勃迪伦呢？

东东枪举了一个特别好的例子，一个旅游产品怎么定义目标人群：

我们的目标消费者是那些有钱出国旅游，也想出国旅行，但因为没有出国旅行过，而有点害怕出国旅行的人。

核心体验

“核心体验”是一个很暧昧的概念。书里说核心体验是导致用户“认知改变”的根本原因。它可以是具象化的“利益”，也可以是抽象的感受。市场营销里讲的USP、我们日常用语里的“买点”都能构成这个“核心体验”。

原来上策划课的时候老师提过一个点叫“核心理念”，简单来说就是你策划的这个 Campaign 要告诉消费者什么，也可以拿来安插在这个概念上。

核心体验可以说具象化的“利益”，譬如小米手机早期主打的“性价比”就是一个消费者很关心的利益点。

核心体验也可以是抽象化的感受，例如星巴克。星巴克的咖啡品质对得起他的价格吗？咖啡爱好者肯定不这么认为。但星巴克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公共空间，嵌入到了城市生活中。这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感性需求。

如何提炼核心理念，书里说了三个思考维度：

用户需要什么？

竞品提供了什么？

我们能提供什么？

三种洞察

前面的两个概念比较靠近前期的策略环节，洞察就涉及到实际操作的层面了。

一条广告的受众可以分成三种人。观看者——看这条广告的人；参与者——转发、评论这条广告的人；消费者——看到会买的人。

这三种人是不一样的，但是可以相互转化。参与者会带来更多观看者，观看者或许能成为消费者。

所以东东枪也总结出了三种洞察：

社会群体洞察：想想社会上的人关注什么议题，找到一个切入点，会让更多的人愿意看你的广告。

参与群体洞察：如何让观众主动互动？可以设置槽点，可以挑拨情绪。这个东西还和传播媒介有关，“转发抽奖”就是一个最简单直接的参与群体洞察。

消费者洞察：参看上面的“核心体验”部分。

因为现在职业和广告关系不大，关于广告实践的更深刻的反思只能留给更专业的人了。对于刚刚进入职场的我来说，这本书最醍醐灌顶的反倒是最后几个小节，字里行间里关于职业精神的总结，还有一些做人做事的原则。

譬如说什么样的人适合做广告，东东枪说“好孩子”不适合，在大学学广告的也不适合。最适合的人是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过的“坏孩子”，因为这样的人能洞悉人性人心，准确把握需求。

我觉得能把握人性需求的人，几乎能胜任所有“工作对象是人”的职业。真正能做到这一点非常难，但是我们可以努力做一个“讨人喜欢的人”。

还有他经常提到的“对客户真诚”、“对工作负责”之类的话，我在没上班之前觉得这是基本要求，后来发现要做到这些基本要求挺难的。

书里有一个关于医生治病的例子，我觉得很对。

普通医生看完病，给病人开药单，让他到药房拿药。

好医生看完病，开完药单会说，“药房有点远，您让孩子先去拿药，您在一楼等他就好。某某药需要冷藏，记得要把冰箱温度调好。看您好像不是本地人，是四川人吗？其实四川的某某医院也能治这个病，您下次再犯病别跑这么远了，直接去那家医院吧。”

最后分享两句对我有启发的话：

“遣词造句布局谋篇是拳，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才是功，是值得你花一辈子修炼的功。”

“今天也要为了早点下班而好好上班。”

我 2019 年毕业，现在工作半年。我就职的是一家小型行业媒体，全职员工 5 个人。我的直属上级就是老板，但老板每天全国各地到处飞，没有时间教导我。说得好听一点，我是在实践中学习，独立解决问题。但实际上我就是在不断碰壁，在一次次踩坑中积累经验，效率非常低下。

在这半年的时间里，基本每个周末我都在盘算辞职的事情。但是我觉得第一份工作不能干不满一年就走，所以我就坚持了下来。

收获还是有的，更多的是在心态和工作习惯上。在一家小公司上班，你能看见老板每天在干嘛。你能直观地感受到中国的小型民营企业主每天要操心多少事情，成年人的生活里真的没有容易两个字。想想自己每天加点班也不算什么了。

但我也有一些困惑。我觉得这不是能做一辈子的事。但在中国，除了体制内，似乎也没有什么能干一辈子的工作。我认为我应该找一个能做一辈子的事业。

头图：自己拍的

今天是 2019 年最后一个周末，在忙碌了一个月以后，我终于有时间来回顾这充满变故的一年了。

变化，是这一年的主题。无论是我个人的生活，还是周遭的大环境，都在变。

这一年我失业了、分手了、毕业了、工作了、爷爷去世了。

这一年贸易战反复拉锯；一家手机公司——华为——成了国际时政新闻的主角；香港爆发最大规模游行；宏观经济继续在悬崖边上跳舞。唯一没变的是所有人对大环境的判断——越来越糟。

去年这个时候，我在年终总结中写“我们不应该憧憬一个美好的互联网，应该憧憬一个美好的现实世界，有干净的水和空气，有健全的制度和教育。([2018-12-29-2-7|回到现实世界])”

今年这句话依旧是我的愿望。在未来 10 年，这句话恐怕都会是我的愿望。

在正式步入职场的第一年，我的工作并不顺利。由于缺乏经验，我的工作展开效率并不高。也没有一个人能带领我，大部分时候我只能独立工作。所以我的生活基本被工作占满了，这是我唯一不满的地方，所以我今年更新 blog 的速度慢了许多，书也看得少了。英文周末累到只想不动脑的休息，反倒看了许多电影。

但这已经是我能找到的最适合我的工作了，老板对我挺好的，虽然公司小福利比较差，但胜在自由，没有职场老油条，和繁琐的规章制度，有失有得。

今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是我不再对未来感到焦虑了。我并没有一夜暴富，只是因为我想通了一件事情。如果我不结婚、不生孩子，以我挣钱的能力，未来养活我自己和我父母没有什么问题。

不生孩子是我一直以来的想法，从来没有变过。不结婚算是我对现实的妥协，你也可以理解成现实对我进行了精神阉割。

结婚在中国有太多的经济和社会因素。虽然现代中国女性的独立意识越来越强，但男女性还没有平等到女性不需要通过结婚实现阶级跃升的地步。就算女性不把经济考虑放在第一位，她们的父母也不会同意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穷小子。 就在上周，我姑姑还向我打听，公司有没有适龄男性高管能介绍给我姐姐认识。

所以，我举双手支持女性平权运动，男性和女性都应该有自己的事业，女性的经济地位上去了，观念转变，就不需要男人为她买房买车买包包了。平权平的不仅仅是女权，对男性也是一种解放。但显然这件事任重道远，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享受到平权带来的美好吧。

当然，我不会放弃对爱情的追求，我还年轻，我还能心无旁骛地去爱一个人，去享受这段关系，如果能结婚就更好了，希望我被打脸。

除了宏观经济的预测以外，冈德拉克还提到了美国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和千禧一代之间的世代矛盾。

美国婴儿潮一代基本是千禧一代的父母辈，前者指 1946 年至 1964 年之间出生的人，后者基本可以按照 80 后理解。

在中国，世代之争更多地以观念上的代沟呈现：人生观、价值观、婚姻观、兴趣爱好，是中国两代人之间争议的焦点。美国的新一代也会用“ok boomer”嘲笑 baby boomer 的思想陈旧。

但所谓的观念之争都是表象。GQ 这篇报道里讲到了事情的根源——两代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虽然明面上年轻人的收入数字更大，但考虑到通货膨胀，千禧一代实际上的收入比他们父母年轻时少了 20%。

困扰美国青年的另一个问题是助学贷款。冈德拉克在采访里提到了，二战后，美国政府开始大学扩招，考虑到普通家庭负担不起高额的学费，政府推出助学贷款，但高额的助学贷款成了学生的噩梦。

我们创造出政府担保的助学贷款，好让人们上大学，钱确实到了学生手上，而接下来随着大学成本的爆炸性增长，学费大幅飙升。而这种每个人都能上大学的观念，又让大学文凭一文不值。

在千禧一代面临高额贷款的时候，他们的父母正在享受罗斯福政府留下的养老金。当年罗斯福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把养老金申领年龄设置在了 65 岁——比当时美国的平均预期寿命要高。也就是说当初的政策制定者并不希望大家真的来领养老金，他们只是需要一个理由将资金收集起来搞再分配。

二战以后，医疗卫生条件进步，美国人均寿命越来越高。能领到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但当时美国经济迎来了黄金时代，尚余裕的养老金储备让美国政府很乐观，所以他们一直没有修改政策。直到现在，“人老了就能领养老金安享晚年”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生活常识。

但随着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整个养老金体系需要支出的金额已经成了天文数字，这个常识现在不得不被打破。但享受到政策利好的是老人，为改革忍受阵痛的现在的年轻人。

这种晚期资本主义的问题也存在于我们的邻国日本。现在日本的老人在泡沫经济时完成了资本积累，退休以后手握巨额资产。但年轻人则承担泡沫破裂后的高失业率和畸形的房价。

当我们在讨论美国和日本的时候，似乎每一个问题都能在中国找到一一对应的存在。马克吐温说历史从不重复只是押韵。步入现代，不同国家的历史不仅押韵，还能同步。

问题的普遍性说明我们现在遭遇的是必然发生的结构性矛盾。站在历史转折点上，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

必须接受这样的命运确实让人难过，但是每一轮周期的谷底之后都是一个漫长的上升期，危机也是转机，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挺过危机把握好时代赋予的机会。

例如家里的第一根网线。我第一次上网大概 2006 年左右，当时算是蹭了我姐姐的福利。

因为比同龄人更早上网，所以我见证了中文互联网黄金时代的余晖。天涯、猫扑、李毅吧、WoW 吧、校内、人人、饭否、屌丝、贾君鹏还有“春哥”，这些移动互联网之前的词汇已经可以纳入互联网遗迹的范畴了。

毫不夸张地讲，在我懵懂无知的时候，是互联网给我带来了大量的知识，塑造了我的三观。

我算是知乎的早期用户，在 2013 年刚刚知乎开放注册时就注册了，应该是第一百多万名注册用户。早期的知乎没有故事会、都是干货，那时候我每次看知乎都有一种想拿起笔做笔记的冲动。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仿佛第一次学会了用脑袋思考，而不是死记硬背课本里的东西。我开始关注“站在科技和人文的十字路口”这类大问题，我开始真正关心我周遭的一切和我生活的这个世界。

后来我因为一份网络上的兼职开始学习英文，我的阅读面也随之变得更加开阔，开始理解为什么大家都说“人类文明的精华都是用英文书写的”。我现在的英语水平其实没有特别好，但至少开了一个头。我觉得英语值得长期学习，保持习惯。

按照国际惯例，最后应该给自己的 2020 定几个目标，但是我不想定一个非常具体的目标，因为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人生最大的魅力在于“你永远也不知道下一颗巧克力是什么”。我们能做的只有控制好方向，不要让命运奔向悬崖。

今年的愿望除了一个“美好的现实世界”，还希望能遇到爱情，我觉得让另一个人感到幸福和快乐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诸位明年见。

人类学家项飙：现代人追求即刻满足 越来越情绪化和极端化

项飙说“附近”这个概念的消失，是直接点明了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附近”这个海绵一样的缓冲层没有了，社会在结构上变成了两个极端，个体的感知力已经被透支了，只能不断追求更大的刺激。

这是一个理性和人性一起萎缩的时代。我们不再去“附近的餐馆”吃饭，而是追求更快的外卖；我们不敢和“附近的人”投入一段关系，所以追求快餐式的社交（租男友女友、约炮）；我们不想条分缕析地解决问题，就寄托于更极端的情绪爆发（田园女权、对资本家的单方面批判）。

我以前不理解有的人为什么能将工作视为生命的终极意义。看完这期节目似乎有点懂了。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这样一个高度原子化的社会里，一个人能拥有的稳定的社会关系就是由生物决定的家庭关系和由社会分工决定的职业关系。如果一个人无法在家庭关系中获得满足，原子化的社会又使得稳定的友谊难能可贵，有些人就只能寄希望于从工作中获得满足感了。

顺便，推荐项飙的一则演讲：《悬浮：流动、期望和社会成长》

茨基给大学毕业生的一次演讲

要尝试创建并善待你们的词汇，就像善待你们的银行账户那样。要时刻关注你们的词汇，并尝试增加你们的积蓄。 这样做的目的并不在于提高你们的卧室口才，或是促进你们的职业成功，虽然这两种结果也都有可能出现，也不是让你们成为交际场合的雄辩家。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你们尽可能充分、精准地表达自己，总之，其目的就是保持你们自身的平衡。 因为，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日积月累，最终会导致神经官能症。 那些无名无姓的感情、感受、思想和印象没有被表达出来，没有获得大致的满足，它们在某一个体的内部不断被压抑，最终会导致心理爆炸或心理崩溃。

伦理的追问与学理的批评――对西方电视批评理论的一种解读

电视上的家庭比真实的一般美国家庭富裕 4 倍，这就误导了许多真实的美国家庭,给他们留下一个夸大了的概念，好像一般美国家庭真有多富裕。把自己的家庭和这种虚构家庭相比，结果大家都有一种丧气的感觉

你在朋友圈/微博/知乎/豆瓣上看到的其实也一样。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負擔得起「真實」的經驗

古往今來，人類的慾望只是圍繞着兩件事：「食」與「色」。工業革命後，資本家以高效率的生產方式，以人類的慾望刺激他們消費。但是在後工業化年代，資訊科技發達，人類的「食慾」和「性慾」都可以在某程度上透過虛擬的方式滿足，又或者這樣說，在發達社會的經濟環境下，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負擔得起「真實」的經驗，取而代之的就是以虛擬的方式去滿足人類最古老的慾望。

现实生活不是没选择，你为什么喜欢在综艺里看别人谈恋爱？

这样的真人秀，提供的是某种理想化的“现实”，就像《我爱偷窥》一书中，一个知名节目制作人谈到的，“节目追求的并不是绝对的真实，而是‘一些人在压力下才会表现出来的慷慨与勇气的美丽。’”

……

学者郑向荣在《互动的“镜像”》中提出，观察式真人秀节目的这种“观察”，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精神分析学的“镜像理论”。在拉康的分析里，最初的经历里，人类从(镜像)中获得最初的经验，他看到自己，他反映自己，把自己当成他人。而在观察式真人秀里，第一现场的屏幕世界成为我们观照世界的“镜子”，在“自我”、“他人”的综合作用下，我们得以反观自身。

……

在镜头前，人的可能性被缩短了。男女双方皆为彼此塑造了一个“最完美”的自己。这样的“完美”维持了节目的可看性，却再一次让人对爱情的实质产生了疑问。而所有的男性，则每日维持着整洁，并以严格的绅士准则要求自己，哪怕是实际生活中最懒惰的人，也对女嘉宾鞍前马后。在这种无所不在的注视里，男女之间拉近关系的精神交流，几乎是不可能的。在镜头前，人的可能性被缩短了。

男女双方皆为彼此塑造了一个“最完美”的自己。这样的“完美”维持了节目的可看性，却再一次让人对爱情的实质产生了疑问。

于是，我们看到的嘉宾们，即使双方经历了整整一个月的甜蜜相处并成功牵手，但他们的内心也许对彼此依然是一无所知的。

李佳琦的直播间：“买它！” 背后的性别秘密

当一个女性热爱美妆，你可以说这是她的爱好；但当整个社会里的女性作为一个集体，无论年龄、职业、家庭条件 —— 就像涌进李佳琦直播间的女人们，都一致地在意外表，它便成了一个社会现象。“化不化妆” 与 “结婚生子” 同样成为社会期待而非个体选择。

“你看，连西方人都说咱们东方更好”

……的确，为了在科学认识的巨大压力下挽救道德和艺术，人们有时急不择路。人们引用测不准原理来弥合主客观两分，引用量子力学所依赖的波函数表达来反对牛顿—拉普拉斯的决定论，捍卫自由意志。他们一面反对科学主义，一面眼睁睁企盼科学为他们提供最终解决方案。这让人想起有些反对西方霸权的论者，动辄引用西方权威，“你看，连西方人都说咱们东方更好”。

“ 只有闻过猪屎，才知道火腿好吃 ”

我们生活在媒介高度发达、消费主义机器以前所未有的效率、随时随地把各种猪屎推到人们眼前的世界。我们不必再担心子女们接触不到猪屎。相反，如果不进行干预，她们就接触不到拉丁文、能剧、以及一九七零年代的 funk 音乐。只有吃过金华火腿，才知道猪屎的味道；只有闻过猪屎，才知道火腿好吃。

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今天我 23 岁了，我感觉我被锤了。

我并非对生活毫无热情，好吧，这股热情确实没有以往那么强烈了。工作挤占了我的大部分时间，我试图提升我的效率，或许是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吧，好像速度快了产出的质量就没有那么高了。这是一件非常让人头疼的事情。

我试图在工作之外寻找乐趣，我看书、读报、听音乐、看电视剧、学习英语、锻炼身体、也在这里发表一些不痛不痒的看法，但是我感觉不对，there is something wrong。

生活确实没有以前那么快乐了，我时常感到寂寞。或许是因为天气转冷，日照时间不足引起的间歇性抑郁？我不知道。

中午刚刚看完《去他妈的世界》第二季。大家都说第二季没有了第一季的那种叛逆的冲劲，我倒觉得在人物性格变化上第二季处理地不错，成长不就是一个在迷惘中与世界和解的过程吗？单纯的叛逆没有意义，要看他是为什么叛逆。

第二季的槽点其实是在关于 Alyssa 的梦魇，这个杀人的梦魇在第一季中完全没有展开，但在第二季却成了故事的驱动力，这个漏洞让我觉得是 Netflix 想强行出第二季圈钱。

看这部剧的时候我喜欢把自己代入进去，因为我也想漫无目的地流浪，想打破生活的条条框框。

但是我没有承担后果的底气。我害怕做出错误的决定。我一直是个墨守成规的人，放在人堆里就会消失不见的那种。但是我知道我不想这样，至少现在不想。我害怕的是我会习惯。就像《鼠疫》里的城市居民那样，从反抗政府的封锁到习惯被困在城里的日子。

我的生活里没有躲在角落的摄像机，就算有，它也不会给我套上美美的滤镜。

如果真的有个摄像机在 7×24 地记录我的生活，想必也不会有观众会喜欢看一个人每天两点一线的生活。

好消息是我才 23 岁，我还有时间。

另一个好消息是我一条买了好久不能穿的裤子昨天试了一下能穿进去了。

为什么亿万富翁还要继续工作？

攀比、焦虑、填不满的欲望、还有存在主义危机，让一个人拼命工作赚钱的理由太多了。

纽约时报这篇专栏让我想起了之前 BuzzFeed News 的那篇《过劳一代》。两者之间唯一的区别是视角不同，前者关注的是富人，后者关注的是普通人。但他们反思的其实是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现代性的弊端。

什么是现代性的弊端？可以参考知乎上的这个回答。

两百年前工业革命的时候就有人在反思现代性，但是最近这几年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开始变多了。这个事情和经济周期有关，经济发展好的时候，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大家巴不得被资本异化。但现在经济进入了衰退期，机会在变少，市场就像冬眠了一样，死气沉沉，导致没有钱的人不愿奋斗（奋斗没用了），有钱的人开始焦虑。

在几年前，社交媒体上关于工作的讨论都是“努力抓住阶级跃升的窗口期”。我记得我大学时，媒体们讲的都是创业公司的造富神话，喊的口号是“Work hard，play hard”。我们惊叹于一个一个独角兽拔地而起，在创业公司里没有见过“凌晨 4 点的北京”是可耻的。那时候每个人都怀抱着重崇高的理想和远景，不是“改变世界”，就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看起来十分真诚，一点都不像装的。

甚至直到半年前，Wework 的创始人被赶出公司之前，纽约时报还发了一篇评论《年轻人，你们为何假装热爱工作？》，看起来中关村的创业文化已经输出到了大洋彼岸的旧金山。只不过这时风向已经变了，纽约时报在写这篇文章时不像中国媒体，习惯性的歌颂企业家的奋斗和伟大，而是直接把矛头指向了问题的核心：

许多公司仍然以冠冕堂皇之辞为工作贴金

可不是嘛，“改变世界”这话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是真诚的，到了现在这个时间点，除了给自己贴金，还有什么价值？这篇文章刊载时 WeWork 估值是 400 亿美金，现在 WeWork 上市失败,估值缩水只剩两成。愿景和鸡汤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总是不堪一击。

其实，现在大部分人不是不想工作，只是不想活的这么累。我相信大部分普通人是有一个退休计划的，类似于“攒够多少钱”、“工作到多少岁”就退休这种。

正是基于此，纽约时报的作者就提出了开头的那个问题。

可是为什么他们停不下来？这不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规律。

现在的社会就像一个上足了发条的机器一样，一旦开动，除非机器抛锚，否则不会停止。我们就是机器里的一颗颗齿轮，机器不停我们也停不下来。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文明社会确实就像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说的那样，是一场开弓没有回头箭的“骗局”。

回到实际中来，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如果 CEO 们不好好工作，如果公司垮了，他们可对不起董事会给他们开的高工资。

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个体都能在这个环境下找到出路。战胜周期的最好方法是保持乐观。

多巴胺斋戒（Dopamine fasting）：张一鸣的延时满足理论现在有了硅谷信徒

硅谷的有钱人不仅热爱工作，还喜欢限制自己的快感，活脱脱像一个机器人。

Vox 最近的一篇报道解开了硅谷“多巴胺斋戒”的神秘面纱。所谓“多巴胺斋戒”，字面意思是限制多巴胺——那个能让你感到快乐的神经物质——分泌。操作方法有很多，例如少玩手机多工作，少吃零食多运动。

提出这项号召的加州大学的神经学教授 Cameron Sepah 说，如果不对多巴胺分泌加以限制，我们就会习惯高水平的多巴胺，然后去追求更大的刺激。

这套理论和张一鸣的延时满足异曲同工，都把满足感视为大敌。

按 Sepah 的说法，他提出这项倡议是希望大家能夺回生活的掌控，例如让自己不会在手机铃声响起时第一时间去看手机。

不过也有些科学家表达了不同观点，例如 Vox 采访的神经学家 Judson Brewer 就说，“长期来看，强迫自己的做法不会有效果……只会让你丧失自己所爱的东西。但因为你仍然喜欢它，所以你最终会回到原点。”

这几年硅谷不仅是科技神话和财富神话的诞生地，也催生出不少颇有影响力的生活方式。例如Soylent 这类的代餐、 旧石器时代饮食 等等。

这些东西的支持者都宣称有科学依据，也收获了一大票科技公司高管的支持。但在外人看来，这种诡异的生活方式周围总是环绕着宗教般的神秘色彩。

或许，科技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宗教。

微软在日本实验一周 4 日工作制，结果如何？

结果如下：

• 公司人均营收（当月营收/公司人数）同比提高了 40%
• 电力消耗下降了 23%
• 打印纸张消耗下降了 60%

因为结果看起来不错，微软今年冬天还要继续实验。

新西兰也尝试过类似的减少工作日的实验，生产效率提高了 20%。

不过，也有部分微软日本分公司的经理表示不理解，有些雇员表达了缩短工时会招致经理不满。

我还没有找到这个实验的具体操作方法，所以不清楚到底是如何实施的。因为有的工作并非坐班制，例如销售，晚上陪客户吃饭到底算上班还是下班呢？再例如程序员/设计师，有电脑的地方就能工作。关注这些人如何实践一周 4 日工作制更有意义，因为他们才是深受加班摧残的群体。

让丧家之犬再跑一会儿

想起在发布活动公告的时候，有位读者在我的文章下面留言：“为什么探讨垃圾问题时，嘉宾席没有这一知识领域的专家呢？”

我回复 ta：“因为公民不需要成为专家也能够为社会事务和环境问题负起责任。拍出《垃圾围城》、《塑料王国》的纪录片导演王久良不是垃圾处理领域的专家，调查雾霾问题的柴静不是环保领域的专家。有好奇心和研究、学习的方法论，人人都能够去推动公共议题。赋权普通人正是应对垃圾问题的关键，我们只不过在身体力行这一点。”

直到现在，我仍然相信公民教育公民，而不是权威教育公民。因为关键不在于谁更有资格处理公共事务，而在于在很多社会议题上，普通人有着和既得利益者不一样的 stake，所以前者不能将自己的权益完全让渡给后者去决定。

题图：《摩登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