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 Murmurs

有一种说法是人会经历两次死亡，一次是生理上的死亡，另一次是被人遗忘。

从这个角度看有些人实际上获得了永生。例如孔子、孟子，又例如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这些人虽然死了，但他们的思想和经历被永久地记录了下来，被一代一代的人学习，虽然我们无法和他们面对面地交流，但透过各种媒介，我们都能感受到他的存在。

我一直觉得《论语》是部伟大的作品，它的伟大不仅在于思想性，而是透过一个个短小精悍的故事把孔子的人格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里面有他的喜怒哀乐，还有他为什么喜怒哀乐。

所以，我把在虚拟世界里获得永生当作自己的理想。人会遗忘，但互联网不会，只要互联网里还有我的记录，只要这些记录还能被访问，我就算活着，就能遇到下一个点开这篇文章的人。

这不是自恋（在我看来不是），我只是想证明自己曾经鲜活地存在过。我和所有人一样有我的喜怒哀乐，不是人口统计表上的一个数字。

我们纪念李文亮不是因为他有多伟大，而是因为他是我们的代表。他代表着一个普通人在这场灾难中的境遇。因为这样的命运随时可能降临到我们头上，只不过李文亮比较倒霉罢了。

他在微信群提醒同事注意安全只是举手之劳，所有人都会这样做。只不过这条微信消息后来传开了，大家开始关注武汉发生了不明传染病。

于是，他的举手之劳被定义为“造谣”，他被警察训诫。又因为疫情扩大，所谓的“造谣”竟然是真相，于是他成为了吹哨人，成了“打脸”体制的英雄，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但他自始至终都不想成为英雄。他只是做了所有人都会做的事情，包括在训诫书上写“能”、“明白”。

如果不是因为随手转发，李文亮作为医生身处物资匮乏保障不力的一线，可能还是会被感染，可能还是会因医治无效去世，但大家不会记得他。他会成为实时更新的去世数字中的一个，不那么起眼，或许在媒体记录抗疫牺牲医生时会为他留下几句话，但不会有人在意。

徐海燕是一名深潜爱好者，2017 年 9 月 6 日和同伴孙昊在潘家口水库进行，因不明原因溺亡。

这不是一个公共事件，但在当时也获得了一些关注。因为新闻标题里强调了徐海燕是北大学霸。这是一种新闻操作技巧。游泳溺死不是新闻，每年能有几百个，但北大学霸溺水就是新闻了，几年都遇不到一个。

后来这件事逐渐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也是因为徐海燕的身份。她不仅是北大学霸，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毕业归国后从事科研工作。她喜欢科幻小说，《神经漫游者》就是她翻译的，用的笔名 Denovo。深潜是她的爱好，她在潜水论坛 FunDiving 里写过不少经验分享。

于是这条新闻经过潜水圈、科研圈、科幻圈的传播，被进一步放大了。大家开始自发悼念。

徐海燕是我印象里第一个被民众自发悼念的普通人，她不是取得了什么成就的英雄，也不是明星，只是一个普通人。我们怀念她也不是因为她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贡献，而是因为每一个活过的人都有被记住的理由。

说不定你也曾读过她翻译的《神经漫游者》，说不定你的毕业论文里引用过她的专著，说不定在学习潜水时，看过她的经验分享贴。

人和人的联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每一个故去的人都可能和你有关。

他/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做过什么？和你有什么关系？这些都是一个人存在于世界上的根本性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我们的社会就是由这样一个个个体构成的。但过去没有一个公共事件让大家认识到这一点。

上一次有这样的公共事件还是 2008 年的汶川地震，但那个时候我们只有主流媒体的宏大叙事，作为个体的故事，无论是在手机上打下“妈妈爱你”的母亲，还是那个要喝可乐的孩子，都只是为了配合宏大叙事的催泪弹。

但像豆腐渣学校这样真正的问题却从来都是视而不见。由于媒体被禁声，那些因豆腐渣工程死去的学生在新闻中消失了。为了服从宏大叙事的需要，生命被分成了两种，一种可以被报道，另一种不能。

长久以来，这片土地上的我们一直缺失作为个体的尊严，但李文亮的出现让大家意识到了人不只是官方统计口径里的一个数字，这是这场灾难里我们最大的收获。

我希望我们能记得久一点，在这场疫情过去后，还能有人记得他，在这场疫情过去 10 年后，还有人记得他。他是警钟，警醒生活在这这片土地上的我们，宏大叙事之下是鲜活的生命。

相关阅读：2019 伊始：聊聊经济下行，老龄化，微信和电影

题图：网络

随着 2019-nCoV 疫情深入，不少国内的互联网公司宣布延长假期或是安排员工远程办公。

大部分人应该都有过短期远程办公的经验，例如在度假时回个邮件，或是节假日临时写个方案。

这些经验不会让人愉悦，但也说明：大部分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其实只需要一台电脑一部手机就能开工。

程序员是这样，我所从事的媒体行业是这样，我的律师朋友除了盖章必须去律所以外，大部分时间实际上也不需要呆在写字楼。

我们好像没有必要每天去公司，但制度又硬性规定必须去。于是，有很多生活两点一线的人其实对于长期性的远程工作抱有幻想。

如果能远程工作，我们似乎不仅能把原本的通勤时间省下来，还能打破时间限制，更自由地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想象那般美好。iOS 开发者 Anupam Chugh 在他 Medium 文章《远程办公的残酷真相》中分享了他眼中，远程工作的弊端，以下为节选编译。

无法平衡工作与生活

和预期的恰恰相反，你真正在家工作一段时间后就会发现，你的工作和生活都会变得一团糟。因为一直呆在家里，你很容易就把工作抛到九霄云外了。你得到了自由，但也丧失了效率。很快，你就会在应该工作的时候被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吸引，例如看电视。办公室存在的意义正是在于此——让你在工作时间保持专注。

在家办公还会让你懒惰。因为你没有必要打扮自己了，穿睡衣成了生活的常态。与此同时，保持效率专注工作成了一种挑战。因为人类也遵循牛顿第一定律：一个物体如果不施加外力就不会运动。

人只要在家里就会分心，一分心就会效率低下。因此，对于远程工作者而言，最重要的是严格实践日程计划，这样才能在工作和生活中建立一个明确的界线。

孤独和沮丧时有发生

人类是社会动物，社交是保持身心健康的必需品。你一整天宅在家，离群索居，容易把人憋出毛病。即便有同事，你们聊的内容也只可能是工作，某种程度上，你依旧处于失联状态。

对于远程工作者而言，建立社交关系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这是一件有必要的事情。

沟通有助于我们分享观点、和社群保持同步。和同事在同一空间，有助于收获工作领域内的最新洞见，跟上趋势。

当你远程工作，处理负面情绪会变得尤为棘手。一个人在沮丧的时候更需要社交。如果在办公室，你可以和同事聊天解压。但远程工作的人只能一个人面对。

其实，对于远程工作的人来说，去咖啡馆，或者各种共享办公空间都有助于你维持社交关系。

总结

对于想远程工作的人，我希望你能考虑这些现实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说不定你不会遇到我遇到的问题，但你需要知道，远程工作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你会遇到许多的困难。

头图：Alexandru Acea

2020 年读完的第一本书是《文案的基本修养》，作者东东枪，前奥美创意总监，现字节跳动营销创意中心负责人。他更为人熟知的身份应该是古早级网红、文化人和相声曲艺爱好者。如果你不认识他，可以关注他的微博，如果可以，最好关注他的饭否。

我刚刚注册微博时，东东枪是微博默认推荐关注的网红，标签是段子手，所以最初我刚认识他时，也只当他是段子手。后来上了大学，学了广告，在老师的介绍下，我才知道他是奥美的创意总监。难怪感觉他比其他段子手有文化一点。

现在我毕业了，虽然没有从事广告工作，但我依旧很好奇一个在奥美供职近 8 年、全程经历了大陆广告业由盛转衰的人会如何总结他的工作经验，如何看待这份工作，或者说“手艺”。

对于我来说，这也是一次补课。虽然我在教室学了 4 年，但看着我过去交给老师的作业和参加比赛的作品，我打心底里觉得那些东西并不是真正能出街的广告。因为那些文案、设计、还有 TVC，都是我“一拍脑袋”想出来的东西，没有规律可循。我不相信一个已经发展了上百年的行业、一个已经形成工业体系的产业，它的作业方式是这样的，这太不职业了。

看完这本书以后，我确实找到了我想要的答案。虽然这本书没有形成一个能画成树状图的体系，但也大体勾勒出了一个创意人员应有的工作流程，也扫清了一些我的疑惑。

心像

大部分的甲方对用户画像可能有一种误会。我原来读书的时候，包括工作这一段时间，见过不少甲方的市场策略 PPT 和创业公司的 BP。他们在描摹用户画像的时候都会用到这样一种句式：

年龄 18 到 26 岁，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的大学生或白领，审美品位良好，消费欲望强烈，追求品质感和个性……

坦率地讲，这种话我在交给老师的策划案里也写过不少，当时我觉得这种概况并不准确，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更准确。

直到我看到东东枪总结出了“心像”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来自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焦菊隐导演，最早是用来指导演员表演的。

一个“活”的角色，他的表演是需要由内到外的，感情的核心冲突定义了这个角色的一言一行。一个优秀的演员需要先吃透这个角色的心理活动，再外化成表演。

对于做广告的人来说也是一样，要体会消费者的心理活动。

譬如你要帮一个艺术展卖门票，我们完全可以把上面那段并不准确的用户画像复制到 Marketing 的方案里。但如果你按照“18 到 26 岁的大学生或白领”这个范围限定你的消费者，你可能就错过了一个爱好艺术的 38 岁货车司机。

谁说货车司机不能爱好艺术，万一人家是个闷骚的大龄文青，平时运货听的都是鲍勃迪伦呢？

东东枪举了一个特别好的例子，一个旅游产品怎么定义目标人群：

我们的目标消费者是那些有钱出国旅游，也想出国旅行，但因为没有出国旅行过，而有点害怕出国旅行的人。

核心体验

“核心体验”是一个很暧昧的概念。书里说核心体验是导致用户“认知改变”的根本原因。它可以是具象化的“利益”，也可以是抽象的感受。市场营销里讲的USP、我们日常用语里的“买点”都能构成这个“核心体验”。

原来上策划课的时候老师提过一个点叫“核心理念”，简单来说就是你策划的这个 Campaign 要告诉消费者什么，也可以拿来安插在这个概念上。

核心体验可以说具象化的“利益”，譬如小米手机早期主打的“性价比”就是一个消费者很关心的利益点。

核心体验也可以是抽象化的感受，例如星巴克。星巴克的咖啡品质对得起他的价格吗？咖啡爱好者肯定不这么认为。但星巴克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公共空间，嵌入到了城市生活中。这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感性需求。

如何提炼核心理念，书里说了三个思考维度：

用户需要什么？

竞品提供了什么？

我们能提供什么？

三种洞察

前面的两个概念比较靠近前期的策略环节，洞察就涉及到实际操作的层面了。

一条广告的受众可以分成三种人。观看者——看这条广告的人；参与者——转发、评论这条广告的人；消费者——看到会买的人。

这三种人是不一样的，但是可以相互转化。参与者会带来更多观看者，观看者或许能成为消费者。

所以东东枪也总结出了三种洞察：

社会群体洞察：想想社会上的人关注什么议题，找到一个切入点，会让更多的人愿意看你的广告。

参与群体洞察：如何让观众主动互动？可以设置槽点，可以挑拨情绪。这个东西还和传播媒介有关，“转发抽奖”就是一个最简单直接的参与群体洞察。

消费者洞察：参看上面的“核心体验”部分。

因为现在职业和广告关系不大，关于广告实践的更深刻的反思只能留给更专业的人了。对于刚刚进入职场的我来说，这本书最醍醐灌顶的反倒是最后几个小节，字里行间里关于职业精神的总结，还有一些做人做事的原则。

譬如说什么样的人适合做广告，东东枪说“好孩子”不适合，在大学学广告的也不适合。最适合的人是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过的“坏孩子”，因为这样的人能洞悉人性人心，准确把握需求。

我觉得能把握人性需求的人，几乎能胜任所有“工作对象是人”的职业。真正能做到这一点非常难，但是我们可以努力做一个“讨人喜欢的人”。

还有他经常提到的“对客户真诚”、“对工作负责”之类的话，我在没上班之前觉得这是基本要求，后来发现要做到这些基本要求挺难的。

书里有一个关于医生治病的例子，我觉得很对。

普通医生看完病，给病人开药单，让他到药房拿药。

好医生看完病，开完药单会说，“药房有点远，您让孩子先去拿药，您在一楼等他就好。某某药需要冷藏，记得要把冰箱温度调好。看您好像不是本地人，是四川人吗？其实四川的某某医院也能治这个病，您下次再犯病别跑这么远了，直接去那家医院吧。”

最后分享两句对我有启发的话：

“遣词造句布局谋篇是拳，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才是功，是值得你花一辈子修炼的功。”

“今天也要为了早点下班而好好上班。”

我 2019 年毕业，现在工作半年。我就职的是一家小型行业媒体，全职员工 5 个人。我的直属上级就是老板，但老板每天全国各地到处飞，没有时间教导我。说得好听一点，我是在实践中学习，独立解决问题。但实际上我就是在不断碰壁，在一次次踩坑中积累经验，效率非常低下。

在这半年的时间里，基本每个周末我都在盘算辞职的事情。但是我觉得第一份工作不能干不满一年就走，所以我就坚持了下来。

收获还是有的，更多的是在心态和工作习惯上。在一家小公司上班，你能看见老板每天在干嘛。你能直观地感受到中国的小型民营企业主每天要操心多少事情，成年人的生活里真的没有容易两个字。想想自己每天加点班也不算什么了。

但我也有一些困惑。我觉得这不是能做一辈子的事。但在中国，除了体制内，似乎也没有什么能干一辈子的工作。我认为我应该找一个能做一辈子的事业。

头图：自己拍的

今天是 2019 年最后一个周末，在忙碌了一个月以后，我终于有时间来回顾这充满变故的一年了。

变化，是这一年的主题。无论是我个人的生活，还是周遭的大环境，都在变。

这一年我失业了、分手了、毕业了、工作了、爷爷去世了。

这一年贸易战反复拉锯；一家手机公司——华为——成了国际时政新闻的主角；香港爆发最大规模游行；宏观经济继续在悬崖边上跳舞。唯一没变的是所有人对大环境的判断——越来越糟。

去年这个时候，我在年终总结中写“我们不应该憧憬一个美好的互联网，应该憧憬一个美好的现实世界，有干净的水和空气，有健全的制度和教育。(回到现实世界)”

今年这句话依旧是我的愿望。在未来 10 年，这句话恐怕都会是我的愿望。

在正式步入职场的第一年，我的工作并不顺利。由于缺乏经验，我的工作展开效率并不高。也没有一个人能带领我，大部分时候我只能独立工作。所以我的生活基本被工作占满了，这是我唯一不满的地方，所以我今年更新 blog 的速度慢了许多，书也看得少了。英文周末累到只想不动脑的休息，反倒看了许多电影。

但这已经是我能找到的最适合我的工作了，老板对我挺好的，虽然公司小福利比较差，但胜在自由，没有职场老油条，和繁琐的规章制度，有失有得。

今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是我不再对未来感到焦虑了。我并没有一夜暴富，只是因为我想通了一件事情。如果我不结婚、不生孩子，以我挣钱的能力，未来养活我自己和我父母没有什么问题。

不生孩子是我一直以来的想法，从来没有变过。不结婚算是我对现实的妥协，你也可以理解成现实对我进行了精神阉割。

结婚在中国有太多的经济和社会因素。虽然现代中国女性的独立意识越来越强，但男女性还没有平等到女性不需要通过结婚实现阶级跃升的地步。就算女性不把经济考虑放在第一位，她们的父母也不会同意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穷小子。 就在上周，我姑姑还向我打听，公司有没有适龄男性高管能介绍给我姐姐认识。

所以，我举双手支持女性平权运动，男性和女性都应该有自己的事业，女性的经济地位上去了，观念转变，就不需要男人为她买房买车买包包了。平权平的不仅仅是女权，对男性也是一种解放。但显然这件事任重道远，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享受到平权带来的美好吧。

当然，我不会放弃对爱情的追求，我还年轻，我还能心无旁骛地去爱一个人，去享受这段关系，如果能结婚就更好了，希望我被打脸。

除了宏观经济的预测以外，冈德拉克还提到了美国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和千禧一代之间的世代矛盾。

美国婴儿潮一代基本是千禧一代的父母辈，前者指 1946 年至 1964 年之间出生的人，后者基本可以按照 80 后理解。

在中国，世代之争更多地以观念上的代沟呈现：人生观、价值观、婚姻观、兴趣爱好，是中国两代人之间争议的焦点。美国的新一代也会用“ok boomer”嘲笑 baby boomer 的思想陈旧。

但所谓的观念之争都是表象。GQ 这篇报道里讲到了事情的根源——两代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虽然明面上年轻人的收入数字更大，但考虑到通货膨胀，千禧一代实际上的收入比他们父母年轻时少了 20%。

困扰美国青年的另一个问题是助学贷款。冈德拉克在采访里提到了，二战后，美国政府开始大学扩招，考虑到普通家庭负担不起高额的学费，政府推出助学贷款，但高额的助学贷款成了学生的噩梦。

我们创造出政府担保的助学贷款，好让人们上大学，钱确实到了学生手上，而接下来随着大学成本的爆炸性增长，学费大幅飙升。而这种每个人都能上大学的观念，又让大学文凭一文不值。

在千禧一代面临高额贷款的时候，他们的父母正在享受罗斯福政府留下的养老金。当年罗斯福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把养老金申领年龄设置在了 65 岁——比当时美国的平均预期寿命要高。也就是说当初的政策制定者并不希望大家真的来领养老金，他们只是需要一个理由将资金收集起来搞再分配。

二战以后，医疗卫生条件进步，美国人均寿命越来越高。能领到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但当时美国经济迎来了黄金时代，尚余裕的养老金储备让美国政府很乐观，所以他们一直没有修改政策。直到现在，“人老了就能领养老金安享晚年”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生活常识。

但随着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整个养老金体系需要支出的金额已经成了天文数字，这个常识现在不得不被打破。但享受到政策利好的是老人，为改革忍受阵痛的现在的年轻人。

这种晚期资本主义的问题也存在于我们的邻国日本。现在日本的老人在泡沫经济时完成了资本积累，退休以后手握巨额资产。但年轻人则承担泡沫破裂后的高失业率和畸形的房价。

当我们在讨论美国和日本的时候，似乎每一个问题都能在中国找到一一对应的存在。马克吐温说历史从不重复只是押韵。步入现代，不同国家的历史不仅押韵，还能同步。

问题的普遍性说明我们现在遭遇的是必然发生的结构性矛盾。站在历史转折点上，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

必须接受这样的命运确实让人难过，但是每一轮周期的谷底之后都是一个漫长的上升期，危机也是转机，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挺过危机把握好时代赋予的机会。

例如家里的第一根网线。我第一次上网大概 2006 年左右，当时算是蹭了我姐姐的福利。

因为比同龄人更早上网，所以我见证了中文互联网黄金时代的余晖。天涯、猫扑、李毅吧、WoW 吧、校内、人人、饭否、屌丝、贾君鹏还有“春哥”，这些移动互联网之前的词汇已经可以纳入互联网遗迹的范畴了。

毫不夸张地讲，在我懵懂无知的时候，是互联网给我带来了大量的知识，塑造了我的三观。

我算是知乎的早期用户，在 2013 年刚刚知乎开放注册时就注册了，应该是第一百多万名注册用户。早期的知乎没有故事会、都是干货，那时候我每次看知乎都有一种想拿起笔做笔记的冲动。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仿佛第一次学会了用脑袋思考，而不是死记硬背课本里的东西。我开始关注“站在科技和人文的十字路口”这类大问题，我开始真正关心我周遭的一切和我生活的这个世界。

后来我因为一份网络上的兼职开始学习英文，我的阅读面也随之变得更加开阔，开始理解为什么大家都说“人类文明的精华都是用英文书写的”。我现在的英语水平其实没有特别好，但至少开了一个头。我觉得英语值得长期学习，保持习惯。

按照国际惯例，最后应该给自己的 2020 定几个目标，但是我不想定一个非常具体的目标，因为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人生最大的魅力在于“你永远也不知道下一颗巧克力是什么”。我们能做的只有控制好方向，不要让命运奔向悬崖。

今年的愿望除了一个“美好的现实世界”，还希望能遇到爱情，我觉得让另一个人感到幸福和快乐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诸位明年见。

人类学家项飙：现代人追求即刻满足 越来越情绪化和极端化

项飙说“附近”这个概念的消失，是直接点明了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附近”这个海绵一样的缓冲层没有了，社会在结构上变成了两个极端，个体的感知力已经被透支了，只能不断追求更大的刺激。

这是一个理性和人性一起萎缩的时代。我们不再去“附近的餐馆”吃饭，而是追求更快的外卖；我们不敢和“附近的人”投入一段关系，所以追求快餐式的社交（租男友女友、约炮）；我们不想条分缕析地解决问题，就寄托于更极端的情绪爆发（田园女权、对资本家的单方面批判）。

我以前不理解有的人为什么能将工作视为生命的终极意义。看完这期节目似乎有点懂了。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这样一个高度原子化的社会里，一个人能拥有的稳定的社会关系就是由生物决定的家庭关系和由社会分工决定的职业关系。如果一个人无法在家庭关系中获得满足，原子化的社会又使得稳定的友谊难能可贵，有些人就只能寄希望于从工作中获得满足感了。

顺便，推荐项飙的一则演讲：《悬浮：流动、期望和社会成长》

茨基给大学毕业生的一次演讲

要尝试创建并善待你们的词汇，就像善待你们的银行账户那样。要时刻关注你们的词汇，并尝试增加你们的积蓄。 这样做的目的并不在于提高你们的卧室口才，或是促进你们的职业成功，虽然这两种结果也都有可能出现，也不是让你们成为交际场合的雄辩家。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你们尽可能充分、精准地表达自己，总之，其目的就是保持你们自身的平衡。 因为，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日积月累，最终会导致神经官能症。 那些无名无姓的感情、感受、思想和印象没有被表达出来，没有获得大致的满足，它们在某一个体的内部不断被压抑，最终会导致心理爆炸或心理崩溃。

伦理的追问与学理的批评――对西方电视批评理论的一种解读

电视上的家庭比真实的一般美国家庭富裕 4 倍，这就误导了许多真实的美国家庭，给他们留下一个夸大了的概念，好像一般美国家庭真有多富裕。把自己的家庭和这种虚构家庭相比，结果大家都有一种丧气的感觉

你在朋友圈/微博/知乎/豆瓣上看到的其实也一样。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負擔得起「真實」的經驗

古往今來，人類的慾望只是圍繞着兩件事：「食」與「色」。工業革命後，資本家以高效率的生產方式，以人類的慾望刺激他們消費。但是在後工業化年代，資訊科技發達，人類的「食慾」和「性慾」都可以在某程度上透過虛擬的方式滿足，又或者這樣說，在發達社會的經濟環境下，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負擔得起「真實」的經驗，取而代之的就是以虛擬的方式去滿足人類最古老的慾望。

现实生活不是没选择，你为什么喜欢在综艺里看别人谈恋爱？

这样的真人秀，提供的是某种理想化的“现实”，就像《我爱偷窥》一书中，一个知名节目制作人谈到的，“节目追求的并不是绝对的真实，而是‘一些人在压力下才会表现出来的慷慨与勇气的美丽。’”

……

学者郑向荣在《互动的“镜像”》中提出，观察式真人秀节目的这种“观察”，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精神分析学的“镜像理论”。在拉康的分析里，最初的经历里，人类从 (镜像) 中获得最初的经验，他看到自己，他反映自己，把自己当成他人。而在观察式真人秀里，第一现场的屏幕世界成为我们观照世界的“镜子”，在“自我”、“他人”的综合作用下，我们得以反观自身。

……

在镜头前，人的可能性被缩短了。男女双方皆为彼此塑造了一个“最完美”的自己。这样的“完美”维持了节目的可看性，却再一次让人对爱情的实质产生了疑问。而所有的男性，则每日维持着整洁，并以严格的绅士准则要求自己，哪怕是实际生活中最懒惰的人，也对女嘉宾鞍前马后。在这种无所不在的注视里，男女之间拉近关系的精神交流，几乎是不可能的。在镜头前，人的可能性被缩短了。

男女双方皆为彼此塑造了一个“最完美”的自己。这样的“完美”维持了节目的可看性，却再一次让人对爱情的实质产生了疑问。

于是，我们看到的嘉宾们，即使双方经历了整整一个月的甜蜜相处并成功牵手，但他们的内心也许对彼此依然是一无所知的。

李佳琦的直播间：“买它！”背后的性别秘密

当一个女性热爱美妆，你可以说这是她的爱好；但当整个社会里的女性作为一个集体，无论年龄、职业、家庭条件 —— 就像涌进李佳琦直播间的女人们，都一致地在意外表，它便成了一个社会现象。“化不化妆”与“结婚生子”同样成为社会期待而非个体选择。

“你看，连西方人都说咱们东方更好”

……的确，为了在科学认识的巨大压力下挽救道德和艺术，人们有时急不择路。人们引用测不准原理来弥合主客观两分，引用量子力学所依赖的波函数表达来反对牛顿—拉普拉斯的决定论，捍卫自由意志。他们一面反对科学主义，一面眼睁睁企盼科学为他们提供最终解决方案。这让人想起有些反对西方霸权的论者，动辄引用西方权威，“你看，连西方人都说咱们东方更好”。

“只有闻过猪屎，才知道火腿好吃”

我们生活在媒介高度发达、消费主义机器以前所未有的效率、随时随地把各种猪屎推到人们眼前的世界。我们不必再担心子女们接触不到猪屎。相反，如果不进行干预，她们就接触不到拉丁文、能剧、以及一九七零年代的 funk 音乐。只有吃过金华火腿，才知道猪屎的味道；只有闻过猪屎，才知道火腿好吃。

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今天我 23 岁了，我感觉我被锤了。

我并非对生活毫无热情，好吧，这股热情确实没有以往那么强烈了。工作挤占了我的大部分时间，我试图提升我的效率，或许是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吧，好像速度快了产出的质量就没有那么高了。这是一件非常让人头疼的事情。

我试图在工作之外寻找乐趣，我看书、读报、听音乐、看电视剧、学习英语、锻炼身体、也在这里发表一些不痛不痒的看法，但是我感觉不对，there is something wrong。

生活确实没有以前那么快乐了，我时常感到寂寞。或许是因为天气转冷，日照时间不足引起的间歇性抑郁？我不知道。

中午刚刚看完《去他妈的世界》第二季。大家都说第二季没有了第一季的那种叛逆的冲劲，我倒觉得在人物性格变化上第二季处理地不错，成长不就是一个在迷惘中与世界和解的过程吗？单纯的叛逆没有意义，要看他是为什么叛逆。

第二季的槽点其实是在关于 Alyssa 的梦魇，这个杀人的梦魇在第一季中完全没有展开，但在第二季却成了故事的驱动力，这个漏洞让我觉得是 Netflix 想强行出第二季圈钱。

看这部剧的时候我喜欢把自己代入进去，因为我也想漫无目的地流浪，想打破生活的条条框框。

但是我没有承担后果的底气。我害怕做出错误的决定。我一直是个墨守成规的人，放在人堆里就会消失不见的那种。但是我知道我不想这样，至少现在不想。我害怕的是我会习惯。就像《鼠疫》里的城市居民那样，从反抗政府的封锁到习惯被困在城里的日子。

我的生活里没有躲在角落的摄像机，就算有，它也不会给我套上美美的滤镜。

如果真的有个摄像机在 7×24 地记录我的生活，想必也不会有观众会喜欢看一个人每天两点一线的生活。

好消息是我才 23 岁，我还有时间。

另一个好消息是我一条买了好久不能穿的裤子昨天试了一下能穿进去了。

为什么亿万富翁还要继续工作？

攀比、焦虑、填不满的欲望、还有存在主义危机，让一个人拼命工作赚钱的理由太多了。

纽约时报这篇专栏让我想起了之前 BuzzFeed News 的那篇《过劳一代》。两者之间唯一的区别是视角不同，前者关注的是富人，后者关注的是普通人。但他们反思的其实是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现代性的弊端。

什么是现代性的弊端？可以参考知乎上的这个回答。

两百年前工业革命的时候就有人在反思现代性，但是最近这几年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开始变多了。这个事情和经济周期有关，经济发展好的时候，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大家巴不得被资本异化。但现在经济进入了衰退期，机会在变少，市场就像冬眠了一样，死气沉沉，导致没有钱的人不愿奋斗（奋斗没用了），有钱的人开始焦虑。

在几年前，社交媒体上关于工作的讨论都是“努力抓住阶级跃升的窗口期”。我记得我大学时，媒体们讲的都是创业公司的造富神话，喊的口号是“Work hard，play hard”。我们惊叹于一个一个独角兽拔地而起，在创业公司里没有见过“凌晨 4 点的北京”是可耻的。那时候每个人都怀抱着重崇高的理想和远景，不是“改变世界”，就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看起来十分真诚，一点都不像装的。

甚至直到半年前，Wework 的创始人被赶出公司之前，纽约时报还发了一篇评论《年轻人，你们为何假装热爱工作？》，看起来中关村的创业文化已经输出到了大洋彼岸的旧金山。只不过这时风向已经变了，纽约时报在写这篇文章时不像中国媒体，习惯性的歌颂企业家的奋斗和伟大，而是直接把矛头指向了问题的核心：

许多公司仍然以冠冕堂皇之辞为工作贴金

可不是嘛，“改变世界”这话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是真诚的，到了现在这个时间点，除了给自己贴金，还有什么价值？这篇文章刊载时 WeWork 估值是 400 亿美金，现在 WeWork 上市失败，估值缩水只剩两成。愿景和鸡汤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总是不堪一击。

其实，现在大部分人不是不想工作，只是不想活的这么累。我相信大部分普通人是有一个退休计划的，类似于“攒够多少钱”、“工作到多少岁”就退休这种。

正是基于此，纽约时报的作者就提出了开头的那个问题。

可是为什么他们停不下来？这不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规律。

现在的社会就像一个上足了发条的机器一样，一旦开动，除非机器抛锚，否则不会停止。我们就是机器里的一颗颗齿轮，机器不停我们也停不下来。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文明社会确实就像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说的那样，是一场开弓没有回头箭的“骗局”。

回到实际中来，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如果 CEO 们不好好工作，如果公司垮了，他们可对不起董事会给他们开的高工资。

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个体都能在这个环境下找到出路。战胜周期的最好方法是保持乐观。

多巴胺斋戒（Dopamine fasting）：张一鸣的延时满足理论现在有了硅谷信徒

硅谷的有钱人不仅热爱工作，还喜欢限制自己的快感，活脱脱像一个机器人。

Vox 最近的一篇报道解开了硅谷“多巴胺斋戒”的神秘面纱。所谓“多巴胺斋戒”，字面意思是限制多巴胺——那个能让你感到快乐的神经物质——分泌。操作方法有很多，例如少玩手机多工作，少吃零食多运动。

提出这项号召的加州大学的神经学教授 Cameron Sepah 说，如果不对多巴胺分泌加以限制，我们就会习惯高水平的多巴胺，然后去追求更大的刺激。

这套理论和张一鸣的延时满足异曲同工，都把满足感视为大敌。

按 Sepah 的说法，他提出这项倡议是希望大家能夺回生活的掌控，例如让自己不会在手机铃声响起时第一时间去看手机。

不过也有些科学家表达了不同观点，例如 Vox 采访的神经学家 Judson Brewer 就说，“长期来看，强迫自己的做法不会有效果……只会让你丧失自己所爱的东西。但因为你仍然喜欢它，所以你最终会回到原点。”

这几年硅谷不仅是科技神话和财富神话的诞生地，也催生出不少颇有影响力的生活方式。例如Soylent 这类的代餐、 旧石器时代饮食 等等。

这些东西的支持者都宣称有科学依据，也收获了一大票科技公司高管的支持。但在外人看来，这种诡异的生活方式周围总是环绕着宗教般的神秘色彩。

或许，科技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宗教。

微软在日本实验一周 4 日工作制，结果如何？

结果如下：

• 公司人均营收（当月营收/公司人数）同比提高了 40%
• 电力消耗下降了 23%
• 打印纸张消耗下降了 60%

因为结果看起来不错，微软今年冬天还要继续实验。

新西兰也尝试过类似的减少工作日的实验，生产效率提高了 20%。

不过，也有部分微软日本分公司的经理表示不理解，有些雇员表达了缩短工时会招致经理不满。

我还没有找到这个实验的具体操作方法，所以不清楚到底是如何实施的。因为有的工作并非坐班制，例如销售，晚上陪客户吃饭到底算上班还是下班呢？再例如程序员/设计师，有电脑的地方就能工作。关注这些人如何实践一周 4 日工作制更有意义，因为他们才是深受加班摧残的群体。

让丧家之犬再跑一会儿

想起在发布活动公告的时候，有位读者在我的文章下面留言：“为什么探讨垃圾问题时，嘉宾席没有这一知识领域的专家呢？”

我回复 ta：“因为公民不需要成为专家也能够为社会事务和环境问题负起责任。拍出《垃圾围城》、《塑料王国》的纪录片导演王久良不是垃圾处理领域的专家，调查雾霾问题的柴静不是环保领域的专家。有好奇心和研究、学习的方法论，人人都能够去推动公共议题。赋权普通人正是应对垃圾问题的关键，我们只不过在身体力行这一点。”

直到现在，我仍然相信公民教育公民，而不是权威教育公民。因为关键不在于谁更有资格处理公共事务，而在于在很多社会议题上，普通人有着和既得利益者不一样的 stake，所以前者不能将自己的权益完全让渡给后者去决定。

题图：《摩登时代》

机器没有取代人工作，但它让人的工作更辛苦了

亚马逊让美国的电商越来越发达，美国的仓库物流工人也随之变多，现在这个数字超过了 100 万。

伊利诺伊大学最近发了一篇关于仓库物流工人的研究报告。的研究发现，科技和自动化确实能够帮助工人减少“力气活”，但是，对工人的健康，工作满意度和精神也产生了负面影响。

因为在这个极度追求效率的行业，机器轻易地实现了对人的“暴政”。

首先，机器在帮工人节省了体力提高了效率，但管理层也相应加大了工作量。工人之间的正常交流也会被限制，甚至无法互相帮助。

其次，机器在辅助人的同时也在将人“机器化”。

报告指出，物流仓库里的工人会被装上各种传感器，这些传感器能够算出工人完成每一个标准步骤所需要的时间，然后通过后台的管理系统“追踪、分析、并实时告知工人自己的表现如何”。

工人之间会形成竞争，系统也会给他们设置“激进”的任务目标。

这种竞争关系贯穿了对工人管理的方方面面。据报道，亚马逊为捡货工人设计了一个叫做MissonRacer的游戏。在游戏中，工人之间互相竞争以更快的完成顾客订单。

研究者还提到，一种比较理想化的情况是，机器能完全取代人的工作，同时也能会工人创造新工作，例如管理这些机器人，但实际情况是这些新的工作机会很少，无法满足所有工人。

过去我们担心的是机器和自动化会取代人的工作，但现在看来机器并没有取代人，也没有让人的工作更轻松，而是在“奴役”人。

关于“效率至上”的迷思，我曾经在效率的逻辑讨论过。虽然在那篇博文里我讨论的是媒介技术和信息流，但这两件事背后的逻辑其实是一样的——他们试图通过简化/标准化的方法实现产品供应的规模化。

只不过今日头条提供的是内容产品，亚马逊提供的是劳动力，或者说亚马逊在试图将人“标准化”，变成一个追求效率的机器。

关于这件事，我的观点从来没有变过：

这种唯结果论的思维方式会把我们引入歧途，丢掉生活的意义。就像吃饭不光是为了填饱肚子一样，我们买书有时候也不是为了「干巴巴」的干货。康德说「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那么效率应该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楚门世界”无处不在，我们可能被异化的 24 个证据

年轻人工作是为了未来可以不工作，不工作的周末和假期也仅仅作为进入下一周工作的充电阶段，人在工作中成为耗材。就像马尔库塞讲的：“人们并不是在过自己的生活，而是在履行某种事先确认的功能…占据极大部分个体生活时间的劳动时间是痛苦的时间，因为异化劳动毫无满足感，是对快乐原则的否定…个体绝大部分时间从事着同自己的机能和需要根本不协调的活动。”

如何正确地做自我介绍，6 个模板供你参考

因此当我们绞尽脑汁想摆脱他人和社会对自己的束缚，找到所谓的“你自己”时，总会失败。即便在私底下写日记，也必然会有一个预设读者。用语言来描述“真正的自己”行不通的原因，也是因为语言本身就是公共性的道具，用语言来描述自己的时候，必然会改变部分自己，让自己服从于语言的规则。

中秋节，我到三和去问大神们的开心事

终于不再选择“受那个累”而来到三和开始“挨日子”的，不止老韩。三和的许多“老实人”曾经都是兢兢业业的正式普工，飞快的产品从流水线上流过，一套工程师设计过的动作一遍又一遍，压力在积累而存款却不在。他们最终放弃追逐“努力就能成功”的新自由主义肥皂泡，进入“活得过今天就不想明天”的消极抵抗状态。

在承担责任的那一刻，你就没有年轻的资格了

人在年轻的时候吧，你会觉得你可以跳进很多东西。你可以跳进叛逆；你可以跳进审美；跳进游戏；跳进虚无；但是，在承担责任的那一刻，你发现现实当中，不仅自己很无力，还有比你更无力的人，需要依赖你。在那一刻，你就没有年轻的资格了，你必须变老。我觉得这是一代人的精神写照。

管清友：2019 下半年，中国经济的 5 个重大变化

就像查理·芒格所说，宏观是我们必须要接受的，而微观才是我们能有所作为的。在宏观周期的力量面前，每个人都很渺小，只能被动接受。如果对周期缺乏清醒的认识，微观上再怎么努力也很容易变成徒劳。

题图： Raoul Croes

爱情到底是什么呀？

在没有体验过之前，我朴素的爱情观是“我对你好，你对我好”。在体验过以后，我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它夹杂了青春期的幻想、荷尔蒙的冲动、躁动的欲望和不安的心脏。有的时候还会涉及到两个人的“勾心斗角”。人类所有好的、不好的特质都会被爱情放大。

它太复杂了。

这还只是我所体验过、校园里的纯粹的恋爱关系，我不敢想象，它在承载金钱和社会的压力之后，会被扭曲成什么样子。

我相信现在大部分人都抱有和我一样的想法，所有他们企图在电视剧里享受“甜甜的恋爱”，等着屏幕里的人给自己“发糖”。这就和“云吸猫”一样，不用付出就能得到廉价的情感慰藉，堪称“精神毒品”。

真正的爱情究竟是怎么样的？

国庆节的时候，我断断续续把“爱在三部曲”看完了。

《爱在黎明破晓前》

《爱在日落黄昏时》

《爱在午夜降临前》

很多人都把这三部电影当作“爱情圣经”。

三部电影，每一部的时间间隔在戏里戏外都是九年。

第一部男女主角在火车艳遇，经历了一个难忘的夜晚然后不得不分离。

第二部，九年后，男女主角都有了新的另一半，再次相逢发现自己还是忘不了对方。

第三部，又过了九年，两个人终于在一起了，但是拖家带口的生活让他们迎来了中年危机，但最后两人依旧重燃火花。

电影很浪漫，有一见钟情的设定，每一部的背景城市都是欧洲的文化古都，第一部是维也纳、第二部是巴黎、第三部是希腊。两个人互动的细节也很“甜”。

这部电影还原了很多人对于爱情的想象，有冲动，有浪漫，也有柴米油盐 和无可奈何。台词里偶尔闪现出的“哲学金句”也能戳进人的心窝子。

但是这部电影打动人的地方，还是在于它最原始的设定，或者说创意的出发点——时间。

每一部隔九年这个设定，把人这一生最重要的三个阶段浓缩到了三部电影里。年轻时的冲动，成长后的妥协，人到中年的生活抉择和压力，都展现在了镜头前。

爱在三部曲”的导演理查德·林克莱特是一个善于用电影捕捉时间的创作者，他的另一部作品《少年时代》也用了长达 12 年的时间，去记录一个少年的成长。

不过“爱在三部曲”难以称得上真实，它所展示的最多只是“浪漫化的真实”，一见钟情，然后相守一生这种事情只可能存在于电影和别人的故事里。

我倒不是说这部电影不好，这恰恰是电影的高明之处。把真实“浪漫化”，就是爱情的功能。很多人对爱情的想象就是有一个“灵魂伴侣”，能懂自己的想法，能够给平淡的生活制造惊喜和快乐。他们需要一个给他们制造浪漫的人。

可惜，实际情况是，很少有人能够永远顺着自己的心意，大部分人也难以理解另一个人，最懂自己的永远是自己。

或许，得不到的才是真正的爱情？

几天前，好奇心日报的读书栏目发了一篇书摘《什么思想成为推动政治行动的力量，形塑今日世界？》：

「后此，所以因」是反动者所尊奉的信仰。他的故事始于一座幸福安稳的国度，在那里，各得其所的人们和谐相处，臣服于传统和神灵。随后，外来入侵的思想在作家、记者与教授等知识分子的宣扬下对这种和谐形成了挑战，于是维护秩序的意志从顶端开始削弱。（精英的叛变始终是所有反动故事的关键。）很快，错误的观念就降临整个社会，使它心甘情愿甚至无不欢喜地趋向毁灭。

——马克·里拉《搁浅的心灵》

最近在看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看到这篇讲「反动」思想源流的书（前言）后，我发觉卢梭的观点在精神内核上就是「反动」的。

因为国内的政治语境很特别，中国人看「反动」这个词时总是带着有色眼镜，所以需要解释一下，其实马克·里拉书里的「反动」一词毫无政治意味：

「反动」一词有一段有趣的历史。它在 18 世纪第一次进入欧洲政治思想的词汇表，当时由孟德斯鸠从艾萨克·牛顿的科学论著中借鉴而来。孟德斯鸠在他极具影响力的作品《论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aws）中用力学的词汇把政治生活描绘为一系列永无休止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马克·里拉将「反动」，或者说「反作用力」这一概念带到了历史学。它的意思是「逆历史潮流」、或者通俗一点讲就是「开历史的倒车」。

历史上最典型的「反动」案例，莫过于发生在 19 世纪的卢德运动，卢德派工人因为织布机抢了自己的工作（对，19 世纪的产业工人就意识到了机械自动化对自己的威胁），发动起了一次打砸织布机的社会运动。按照我们习惯唯物史观，这种破坏先进生产力的行为就是「反动」的。

再举个抽象点的例子，一个民主国家的总统突然要修改宪法，将总统任期的限制取消。在知识分子们看来，这种似乎想回到专制制度的做法也是「反动」的。

如果以「逆历史潮流」为标准判断，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里传达的思想毫无疑问是「反动」的。在他看来，人类文明自诞生的那一刻就将人类送上了不归路——文明的诞生即不平等的诞生即人类痛苦的诞生。

一些人闲散过度，另一些人劳作过度；食欲和感官欲望容易被激发，也容易得到满足；富人的饮食太过讲究，精致的食物让他们得便秘，深受消化不良之苦；穷人食用低劣的食物，甚至于经常连这样的食物都吃不上，食物的匮乏令他们一有机会就贪食；彻夜不眠，事事放纵，各种情绪的极度激动；疲惫不堪，殚精竭虑，忧心忡忡；在各种情况下承受的无数痛苦永久地折磨着人类。这些令人沮丧的证据表明，我们大多数的不幸都是自己的杰作**，只要保持自然为我们制定的简朴、单一、独居的生活方式，它们就几乎可以全部避免**。如果自然注定人类的健康，那么我几乎敢于肯定，沉思的状态是一种反自然的状态，沉思的人类是一种堕落的动物。

卢梭所谓「简朴、单一、独居的生活方式」，就是他笔下描绘的原始人的生活。在他看来，原始人的生活简单且美好。他不仅批判了现代性，还批判了人类文明本身。

或许是因为社会急遽变迁，让许多年轻人在原子化的大都市中感到孤独脆弱，我们这一代人也开始了对现代性的反思。我们开始意识到原来所谓「进步」并不完全是好的，有得必有失。

从原始人变成文明人，我们得到了所谓的「艺术」、「文化」，但是也失去了最单纯自然的生存状态。从前现代到现代，我们收获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但它也打破了过去宗教式的或宗法气息浓郁的精神生活。

就像马克·里拉在《搁浅的心灵》前言里说的：

反动者特殊的怀旧情结也足以解释反动精神为何经久不衰，即使是在缺乏具有革命性的政治规划的情况下。当今世界发生着不间断的社会性与技术性变革，无论在哪里享受现代生活，从心理上讲都像是在经历一场没完没了的革命。

最后说点题外话，《搁浅的心灵》英文原标题叫 The Shipwrecked Mind，寓意是将国家或者文明比作一艘船，船在历史之河的推力下不断向前，无法调头。想让这条船不再向前，唯一的办法就是搁浅（Shipwrecked）。

这是一个富有神话寓言色彩的隐喻。《圣经》里的诺亚方舟是船，希腊神话里带着英雄寻找金羊毛的阿尔戈号也是船，「诸神的黄昏」（北欧神话）里载着众神与怪物对决的斯基德普拉特尼也是船。中国神话中关于海洋的故事少之又少，但我们也熟练掌握这一隐喻的精髓，所以来了一曲《大海航行靠舵手》。

在海洋文明的神话里，船是帮助他们在这个世界里生存下去的工具。但海的四面都是海，它是多向度的。而我们借以隐喻历史的河流却从来都是单向度的——过去和未来这两点定义了历史这条直线。这种二元维度的框架很容易让人陷入一个误区：凡是未来的都是「进步」的，凡是「进步」的都是有利的——事实并非总是如此。

题图：Bruce Warring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