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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常有人批判愚昧无知是世间所有不幸与罪恶的根源，我每次看到这种论断都会不自觉的揣度一翻，说这话的人要么是针对没读过书的人，要么是把枪口对准在他们眼里跟不上时代的父辈。

他们所定义的愚昧程度评判标准是对方和自己有多少观点相近，而非真实的智慧，其片面的刻板认知也丝毫不考虑对方的人生际遇与价值观念。这种行径和当年红卫兵批判知识分子没有本质差别——都是「你和我想得不一样，所以我要打倒你。」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本期文摘模仿了黄集伟老师的一周语文，可惜我的阅读量并没有黄老师那么大，这一期其实攒了好久，但由于种种原因，只找到了这三篇，我认为值得分享的文章。

「三观警察」： 三观警察不是什么新概念，我们过去有一个更加通俗易懂的说法——道德卫士。道德卫士守的是被时代抛弃的「旧道德」，三观警察保护得也不是什么新东西。其实这种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常见，大家平时也就一笑了之，大不了不和他做朋友嘛。但是当这些「警察」通过网络发声，甚至抱团评批不符合他们三观的文艺作品时，一幅可怕的景象不由得在脑海里浮现起来。正如界面记者张之琪在文中说

……所以，“三观警察”的要求大概是：不仅是婚姻内的男女不能越雷池半步，恋爱中的人也必须从一而终。……在电影电视作品领域，一种早就被钉入棺材板的“贞操观”仿佛突然上升为了至高无上的原则，不仅高于个人的情感、欲望以及处置自己身体的自由之上，甚至可以让人们忽视一种压迫性的社会结构对个人的宰制，与权力亲近，对弱者无情。 ……在这里，三观似乎又获得了其规范性的一面，它追求的是一种可怕的一致——不需要独立思考，也不需要同理心，需要的仅仅是无条件的接受与服从。

「艺术玩晒论」： 玩晒是粤语，意指事事做主，你玩晒就是全都你说了算。作者杨天帅笔下的艺术玩晒论批评了现今艺术圈的一个怪象：艺术创作者在解释艺术作品时总喜欢随意联想，过度解读，无法自圆其说。杨在文中说：

現今當代藝術界有一種普遍現象，我稱之為「藝術的極端多元主義」 ，或曰「藝術玩晒論」。這種論調流行於許多策展人、藝術家，甚至商界與普羅大眾。在這種論調下，「藝術沒有對錯，沒有好壞，沒有優劣。因為都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只要講得通就行。」……顧名思義，因為它是藝術，所以它玩晒，一如中國內政，旁人不得說三道四。

最后这个中国内政的比喻，用得入木三分。

**「我反對你我就有自認為足夠說服你的理由而不需要給你上口塞讓你閉嘴。」：**语出端传媒圆桌话题《公開談論港獨是應有的自由嗎？你如何看陳浩天演講風波？》网友 @釋放 的评论。真理确实越辩越明，但公开讨论需要直面矛盾的勇气、承认对方的胸襟、说服对方的自信，而我们有这种勇气、胸襟、和最关键的自信吗？我们的电视机里有制度自信和有文化自信，但我们，没有。

附@釋放评论原文：

……虽然我反对且反感分裂行为，但并不反对把分裂主义拿出来讨论，甚至还挺支持把这些尖锐的观点摆上台面，毕竟真理越辩越明，讨论也不应设禁区，我反对你我就有自认为足够说服你的理由而不需要给你上口塞让你闭嘴。只是对于政府来说，处理这类言论的余地反而较窄，指望大家坐下来摆事实讲道理有点不切实际。

（以下所讨论的情况仅限于中国大陆）

互联网是一个平台，Web（你们看见的各种网页）、电子邮件、P2P 网络（迅雷和比特币就是这种技术的应用）、网络游戏等，是运行在上面的应用。作为底层协议的互联网永远无法被取代，但是微信现在可以部分取代其中用户数量最大的两个应用——电子邮件和 Web。

例如电子邮件，作为商务使用的电子邮件当然不会被取代，但是作为普通人日常通讯工具的电子邮件早就被微信取代了。

再例如 Web，作为自媒体的博客早就被取代了，取代的很彻底，甚至有一部自媒体没有博客但一定有公众号。机构化的媒体并没有 All in 公众号，他们保留了网站，但会寄希望于通过公众号触达更多读者。还有过去 PC 时代的服务型网站和 Web app，他们选择了「微信小程序」。

其实，公众号和小程序本质上都是一个普通的网页样式，只不过公众号有链接地址，而小程序没有(因为小程序需要调用微信的接口，没有办法在普通浏览器里使用)。

微信在提供替代品的同时还做了简化，让用户更容易上手，注册和配置邮箱很麻烦，但是拥微信发消息很简单。建立一个博客很麻烦，但是注册一个公众号很简单。同时，微信所做的简化让微信获得了客观的用户量——这些人当中有许多是从未使用过电子邮箱和博客的。

微信能「再造」一个互联网，靠的不仅仅是提供替代品，最重要的原因是它能够获得广大用户。现在中国新增的网民中，有大部分没有经历过 PC 互联网，他们不知道什么是 Web，什么是 internet，他们只会用智能手机，甚至手机里只有微信和支付宝。微信能帮他们和子女联系，微信公众号给他们提供精神食粮。**互联网的核心功能（或者更贴切的说，叫核心价值）就是通讯和内容分发，这两点微信都能做到，**所以，对他们来说，上网就是上微信。「微信互联网」这个说法，对于我们是调侃，对于他们而言是事实。

我们为什么会感觉微信能再造一个互联网？除开微信繁荣的生态，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越来越离不开微信了。为什么离不开微信？因为微信成了我们的通讯录，所有的关系都在上面。微信所获取的增量用户实际上来是我们的父母甚至是爷爷奶奶，这些原本用短信和电话和我们联系的人在移动互联网的时代除了微信，几乎不会用其他社交通讯工具。我们毫无疑问被微信绑架了。通讯服务的壁垒就在关系链迁移难度成本高，周围的人都用，你就不得不用。

但是历史的经验一再告诉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当所有人都选择微信，意味着微信可以垄断。垄断意味着微信可以为所欲为。

微信垄断的症结在于中国的局域网，中国的局域网孕育了「微信互联网」，「微信互联网」成为了新的局域网。

中国局域网屏蔽了大陆当局不喜欢的内容，「微信互联网」屏蔽了腾讯不喜欢的内容。

为什么我们不能看他们不喜欢的内容？

微信在整个产品的逻辑上都是反 Web 的，或者说 是反链接的，对于微信来说，Web 就是外部。 你在微信里可点击的任何外部链接都会受到微信的严格管束。微信的公众号对于外部链接更加严格，文章内甚至无法插入外部链接，你唯一的出口是底部的「阅读原文」。而这一条阅读原文的链接，也理所当然的会受到管理。

对于此，微信给出的理由是外部链接有部分是有害内容。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微信觉得自己有权力决定你能看什么，不能看什么。

那么作为内容出版工具的微信公众号呢？对于新闻行业来说，超链接给一篇新闻报道带来的是信息的「出处」。这个「出处」能帮助读者深入了解事实、辨别消息真伪、进行独立思考。而在微信里，所有的消息是没有「出处」的，换言之，它没有「语境」（context），所有的消息是孤立的碎片，读者无法深入了解、无法辨别信息真伪。可以说，公众号这个内容出版平台，根本就不适合深度智性的内容。没有来由的语言和片段不需要逻辑自洽，也不需要思考，只适合拿来宣泄情绪。

当然，公众号推文可以链接任何微信内部的文章，但是，如果我引述的内容并不在微信的生态之内，我引述的是外媒报道，我该怎么办？对，你还可以通 过认证政府或媒体类订阅号来实现。但是自媒体和互联网公司经营的媒体，如「好奇心日报」，他们没资质，怎么办？这就是一个「中国特色」的问题了。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用浏览器打开，但「多点几下」的成本，足以让「懒癌患者」说，「算了，算了，不看了。」这种设计显然是出于商业考量，但在事实上（de facto），他已经阻碍了用户顺利地获取信息。

对了，部分连接，你甚至都无法「用浏览器打开」。

微信现在不仅仅是一个商业产品，它是一个信息流通加内容出版平台，是基础设施，是社会公器，是一个拥有广大用户的「食管」，但是这个「食管」只提供肉类，不提供蔬菜，所有人都吃的很爽，但是久而久之大家都会营养不良。

当然，你也可以说，微信是一个商业服务，它不是你的，也不是社会的，它是腾讯的，它只是一个拿来挣钱的产品，你不喜欢大可以不用。

可惜在中国，我不喜欢，但我没办法不用，因为我没得选 ([2018-8-6-3-4|微信能不能再造一个互联网])。如果能选，我绝对不会选择插「食管」，我更喜欢通过自己的眼睛和双手去寻找「食物」。

微信现在的样子，俨然就是真理部支配下的电视机。

独立书店都是有钱人的游戏。地下杂志也是有钱人的游戏。搞艺术本身不赚钱但是要花很多钱。既然不赚钱我们为什么要搞艺术呢？因为搞艺术的目的不是赚钱。你如果要问我搞艺术的目的是什么，我只能说，如果我有一天搞起了艺术，那我肯定是为了搞女人。

那些搞了艺术还通过艺术直接挣钱的，通常都不是「艺术家」，我们称这种人为「艺术工作者」，这不是一个蔑称，他们提供精神产品服务大众获得报酬值得尊重。那么艺术家不挣钱靠什么养活啊？靠粉丝，或者也可以叫信众「爱的供养」。

富人握有大量闲置房产，穷人却无家可归，为什么呢？

因为房子从住所被异化成了财产和或者说是理财工具 。

这是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Matthew Desmond 的新作——《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里指出的观一个事实。

澎湃新闻刊发了牛津大学人类学院教授项飙为本书做的导读，项教授是中国人，在关于房子与土地这样的话题身上，中国人比美国人体会的更为深刻。

以下摘抄两段导读：

为什么空出来的房子不能成为被驱逐者的家园？占有者不愿意。我 10 万买下来的房子，白给别人住，岂不是降低了房子的价值？中国二线以下城市政府办公楼前和房产开发商公司门口时不时有业主静坐，对房子降价表示抗议。不许房产降价，直接动机是保护自己投资的价值。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是不许那些比我穷的人拥有和我一样的房子。宁可让房子空着，也不能让别人便宜地住。业主当然不是坏人；然而，一旦必需品成为利润的源泉，对利润的追逐就难免沦为“要命”的肉搏。

正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公共感，我们把家绝对化成为一个私人祭坛。如果家是我们“忙完学习工作之余、在街头历劫种种之后的去处”，那么，工作越折磨、学校越有压力，街头越危险，家就越显得温馨而珍贵。也许，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循环里：为了买房安家，我们承受更多的工作折磨；工作折磨又让家居这个避风港显得愈加宝贵。于是，人之为人的基本需求（住所）成了我们全力拼搏的目标，实现人之为人的基本手段（工作、学习、在街上和人相遇交流）成了折磨和负担。

有人说中国房子能炒起来，是因为中国人重视家庭与土地，这是观念上的历史包袱。这和文章里提及的“家天堂”、“人人成为业主”的意识一样。 那么，未来的房子还会不会如此重要，就看现在这代人能不能卸下这个历史包袱了。

用不用微信，不是选择生活方式的问题，是生活和工作能不能顺利展开的问题（ life without WeChat can mean being hamstrung both at work and in daily life.），这是文中的一句话。我相信讨厌微信但不得不用的人应该不少，毕竟微信早就不「微」了，但大部分人真的只是想用它聊天而已。

微信本质上是一个工具，在微信诞生之前，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有选择使用哪种工具的权利。为什么在微信面前，我们没得选了呢？

「因为大家都用啊。」作为一个即时通讯应用，周围的人用什么我用什么，这是无法改变的定律。

那么，「为什么大家都用微信」成为了我们要面对的新问题。

这个问题牵涉的因素很多，简单来讲，因为它的大部分用户都只是觉得他方便而已，他们对功能臃肿、隐私问题、甚至聊天记录无法同步毫不在意，他们只是觉得用这个发短信打电话不用花钱、语音的功能也很方便。但这是他们的问题吗？不是。

觉得一个产品不好用是因为你的问题，你不是他们的目标用户，你为什么要用呢？

「因为大家啊都在用啊。」

所以微信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多数人的暴政」。

《你不了解的那段硅谷源头，藏在旧金山这家地标书店中》 From 声东击西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当时美国的反文化运动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人的成长。在旧金山，在湾区和伯克利，新兴微电子技术和反文化运动相交织。

新技术带来了仙童和英特尔，而反文化运动造就了 Allen Ginsberg、Ken Kesey、Jack Kerouac 等「垮掉的一代」作家，也催生了 Grateful Dead 和 迷幻摇滚。这种「反主流文化」也成了旧金山的主流文化。

硅谷同时吮吸着两种潮流的奶水。于是在 70 年代，信仰自由的嬉皮士和黑客们创造出了《全球概览》，这本杂志 1974 年停刊，但留下了著名格言「求知若饥，虚心若愚」，而将这句话进大众视野的乔布斯本身也是这两种潮流的最好体现。

顺便一提，《全球概览》的编辑凯文凯利和乔布斯都曾到亚洲旅游，「寻求精神和心灵的启迪」。这种寻求精神意义的旅行和冥想，打坐，还有节目中提及的服用 LSD 在当时也是嬉皮士当中流行的活动。

不过这种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方式也随着硅谷的「华尔街化」变得逐渐稀缺，当年「反大公司」的旧金山如今遍地都是大公司，真是世事难料。但也不能说旧金山「庸俗」了，毕竟这里还有火人节，还有骄傲游行，这里依旧是文化运动的最前沿，依旧是你能真正自由呼吸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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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4-20 10:46 作者：鲁伊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1年第17期

我们为什么会对苹果的颜色产生兴趣？是什么成就了今日的苹果？库萨克给出的答案是两个英文单词：“Jobs”（乔布斯）和“Cool”（酷）。这个答案引向苹果的另一重颜色：白色。

苹果是什么颜色的？

这只苹果，当然不是被亚当夏娃偷吃了的那只伊甸园中的禁果，也不是砸在牛顿头上帮助他发现万有引力的莫须有之果。一个名词的所指常常被时代打上深刻的烙印，甚至改变它原有的内涵。在过去的10年之中，当我们提到苹果的时候，绝大多数时候指的是“那个苹果”——为史蒂夫·乔布斯所创造的苹果公司及其产品。

我们为什么会对苹果的颜色产生兴趣？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先来听一个“紫牛”的故事。这个故事的讲述者，是赛斯·高汀（SethGodin），一个硅谷的实业家和市场营销专家。

故事是这样的：几年前，高汀与家人驱车穿越法国。旅程开始之时，他们都陶醉于路边以前只有在童话书中才会看到的绵延数十公里的奶牛，但20分钟之后，车上的人就开始对这些动物熟视无睹了，甚至，更糟糕的，他们发现，那些曾经如此美丽的奶牛已经变得令人生厌了。

“它们也许是世界上最漂亮、最吸引人的奶牛，它们也许有着超越同类的温驯的性情，以及与众不同的美丽毛皮，在阳光下的牧场上，每一头牛看起来都是如此的美丽动人。但那又如何？所有的优点都无法改变它们的长相一成不变的无趣事实。”就在这时，塞斯想到——要是此时路边出现了一头紫色的奶牛，那会怎样？

这一刻的灵光一现，催生了21世纪头10年美国出版业最畅销的一本市场营销著作——《紫牛：从默默无闻到与众不同》（Purplecow：TransformYourBusinessbyBeingRemarkable）。在这本书中，高汀断言，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消费者几乎已经拥有了所必需的一切、很难有东西能激起其消费欲望的后消费时代，传统的面向大众的产品定位和老的营销法则即将衰亡，在这个需求饱和的时代，一种产品想要卖得出去——遑论获取成功——必须是值得注意的、例外的、全新的、有趣的，换言之，成为一群平庸无奇的黑白花奶牛中的那头出类拔萃的紫牛。

什么是黑白花奶牛式的产品？什么又是紫牛式的产品？高汀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特征定义：大众化无特色VS独一无二；向所有人发动广告攻势VS集中在产品成长期发动广告攻势；害怕失败VS害怕平淡无奇；很长的生命周期VS很短的生命周期；很少发生变化VS剧烈的变化。他特地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紫牛并不比其他的牛更好，它不会生产出更多的牛奶，也不会需要更少的饲料，也没有先进到拥有多种高科技功能。它的紫色不是创新，而是一个新事物，即便它的功能仍然同市场上所有的竞争对手一样，单凭紫色这一点，就足以令它超凡脱俗。

高汀的这本书出版于2003年，那时，距离苹果推出iPod只有不到3年时间，令iPod得以执数字音乐界牛耳的iTunesStore服务甚至并未问世，由iPod、iPhone和iPad所掀起的苹果热潮还远远未能像今天这般，横扫在最近几年中迅速变得格外扁平的世界。正因如此，在高汀的“紫牛”群中，苹果公司只占到不算大的一个位置。

然而，8年之后的3月2日，当前一天还在互联网上死讯纷传的史蒂夫·乔布斯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如一只螳螂般瘦削……也像一只螳螂般昂首阔步”地出现在旧金山芳草地艺术中心iPad2的发布会现场时，无需抛出那些惊人的数字——推出时间还不到一年的iBook网上书店，已经有超过1亿本书被下载；世界最大的图书出版商兰登书屋于此日正式宣布进驻，至此，全球六大图书出版商皆已成为苹果商店的合作伙伴；在全世界范围内，与信用卡绑定的苹果账户已经超过两亿个；通过在AppStore上销售自己开发的应用程序，全球的程序开发者们总计获得了20亿美元的收入；iPhone手机的销售量达到了1亿台；2010年，在推出后的9个月中，苹果卖出了1500万台iPad，销售额高达95亿美元，占有了90%以上的平板电脑市场——只要看一眼每个人越来越苹果化的生活，便已知道，从年轻时代起便以“现实扭曲力场”著称的乔布斯，已经成功地在短短10年间真的扭转了现实，将一家被华尔街诊断为“病入膏肓”、市场份额滑落到历史最低点的公司，变成这个时代最闪亮耀目的一头“紫牛”。

紫牛何来？

关于苹果的颜色，多年以前，乔布斯曾经给出过一个官方定义。1983年10月，麦金托什电脑揭晓软件供应商的发布会上，犹是一副年少轻狂模样的乔布斯说，“苹果是红色的，IBM是蓝色的”。将这一红色定义演绎得最为淋漓尽致的，是那个著名的麦金托什电脑广告——一如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所预言的那个阴沉、冷寂、单调划一的未来世界，身着白色上衣、红色运动短裤的女子像一团生命之火一样跑来，挥动大锤砸碎统治人们思想的铁幕。

如果说蓝色象征的是秩序和理性，红色则是叛逆的颜色。在成长过程中深受1968思潮影响的乔布斯，几乎从苹果公司创立之始，就把自己放在了以IBM为代表的现代社会的合理化的牢笼的对面。

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末的美国，一个职员的国度，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像潮水一样涌进大城市，涌进高楼大厦里笼子一般的办公间。不过几年时间，大多数的人就都买得起汽车、电话和电视，中产阶级的郊区住宅也不再遥不可及。失业成了不可能的事，每个人面前摆着一条通往更快更好更高的康庄大道，仿佛只要你按照理性的社会法则修理自己，便一定可以拥抱成功与幸福。

《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一书中的一段文字或许是对这种合理化生活的最佳写照：

“社会是一朵塑胶花。旧的模子，新的颜色。塑胶花永不凋谢，只是遇热融化。今儿个该发薪水了吧，我们每个月定期受贿。把我们的梦想欲望定型上模，所以呢，我，而且只是我，要往上爬。我牢牢地抓紧我的白领工作——深怕别人来抢，我默默地忍受我的蓝领劳动——毫无尊严可言。下班钟一敲，我就遁回我的蚕茧，我的欢快，我的家庭告诉我，我是对的。”

按照马克思·韦伯的观点，在这个合理化的社会中，一家企业若想获得成功，必须满足人们追逐合理化的需求，提供合理化的产品，诸如效率、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可控制性。显然，这绝非乔布斯的苹果。

为了苛求细节上的完美而一再拖延发布时间，公司内部模糊的层级和人事关系，封闭的产品体系，嬉皮士式的企业文化……当我们回头细看苹果公司的编年史，苹果电脑时代的种种出格之处，几乎是一本MBA反面案例教材，而这些不按牌理出牌的叛逆属性，至今仍深烙在苹果产品的血液里。

然而，是它们令苹果成为紫牛吗？换言之，按照今天被许多苹果“粉丝”所津津乐道的这些苹果法则去打造一家新的公司，是否也能收获类似的辉煌？

事实上，在《苹果模式》（TheAppleWay）一书中，作者杰弗里·库萨克（JeffreyCruikshank）开宗明义便指出，苹果的商业模式是一种不可模仿的模式，刻意重走苹果之路的人，99%将遭到乔布斯在1985年所遭受的命运——被象征着商业理性原则的董事会驱逐出局，而能够像乔布斯那样东山再起的，几乎万中无一。看一眼高汀本人的经历，便是极好的例证。尽管他似乎深谙创造紫牛的种种秘笈，但迄今为止，他的最高成就，不过是于1998年将自己创建的互联网市场营销软件Yoyodyne以30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雅虎。

是什么成就了今日的苹果？库萨克给出的答案是两个英文单词：“Jobs”（乔布斯）和“Cool”（酷）。这个答案引向苹果的另一重颜色：白色。

几乎每一款苹果产品，都会在包装盒里附送两张白色的苹果贴纸。这白色的苹果，是苹果产品追求设计、追求唯美的象征符号，更是自青年时代便热衷于禅修的乔布斯“无或一切可能”东方哲学的具体体现。

从苹果二代开始，即或人们对苹果产品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诟病，但它的轻灵、简约和优雅几乎是无可置疑的。从形而上的角度观察，这形成了与以黑铁为沉重主色调的庞然大物的现代机器的巨大反差。而它所张扬的享乐主义的小众趣味，亦是对贯穿20世纪高效率主题的一种反讽。

然而，尽管这一白色主题一直存在于苹果的基因之中，但却直到最近10年，它才得到大众市场的肯定，进而成为一种席卷全球的有别于可口可乐、麦当劳和IBM电脑的美国文化新符号。

一种解释，可以借用英国思想家汤姆·奈仁（TomNairn）的叙述：像乔布斯这样的“伟人”，他们支配现世的权力来自某种浓稠的文化想象，一种浪漫主义的残迹，一种夸大的非理性个人主义。在一个因为审美疲劳而渴求变革的年代，这样的另类反而要比新资本主义下处处可见的庸才俗货，站在一个更有力的杠杆位置，去操纵社会的喜好。

另一种解释，听上去没有那么曼妙，但也许更接近事实：苹果的非典型性成功，并不一定代表某种新的方向，它只是人们对20世纪效率与理性主题的厌倦在21世纪的一场爆发。同青年时代的乔布斯一样，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曾经藏着一个改变世界的理想，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我们或迟或早地选择了妥协，接受了被世界改变的命运。我们按这个社会的理性法则修剪自己的枝丫，因为这样才能让成功——或者是不失败——的可能性最大化。但是，在我们的心里，依然藏着一个乔布斯式的自我，追求完美，不随波逐流，但却创造了潮流。

在这种意义上，乔布斯，这个符号式的人物，成为苹果特质的一个背书。不可否认的是，随着苹果变得越来越大，它的颜色也在慢慢地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事实上，它越是成功，就离人们的想象越远。将流水线的高效率发挥到极致的组装工厂，保证了iPad令竞争对手无可企及的低成本。每个人都要玩《愤怒的小鸟》和《植物大战僵尸》，否则便似乎被时代的潮流所抛弃。它越来越多地散发着商业社会的金属光泽，变成一只银色的苹果。生活在消费社会中的我们以为可以凭借苹果式的产品摆脱从一个理性系统转向另一个理性系统的惯性路线，但真相是，在这个全球现代化的时代，王小波的预言从未像今天这般真实：“白银时代的人蒙神恩宠，终身不会衰老，也不会为生计所困。他们没有痛苦，没有忧虑，一直到死，相貌和心灵都像儿童。死掉以后，他们的幽灵还会在尘世上游荡。”

但是，只要乔布斯在那里，因为他的强大到无可比拟的“现实扭曲力场”，我们仿佛就可以说服自己，这只苹果，是与众不同的，热爱这只苹果的我们，是与众不同的。

关于乔布斯，最新的消息是，他终于要出自传了。

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上周宣布，由曾任CNN首席执行官和《时代》周刊执行主编的瓦尔特·伊萨克森（WalterIsaacson）执笔撰写的《iSteve：TheBookofJobs》，将于2012年初问世。在此之前，尽管市面上流传着十余本关于乔布斯的传记，但它们都未能得到乔布斯的正式授权。甚至于其中一本的出版商还为此在2005年遭到苹果在线商店的杯葛。

这一次的情形显然不同。据西蒙舒斯特的发言人称，从2009年开始，乔布斯本人和他的家人、朋友、同事就向伊萨克森一一敞开了大门。这让人无法不联想起乔布斯曾经多次说过的一句话：“现在还不到回忆的时候……一个人死之前不应出版自传，以免活着后悔。”

那么，现在，是时候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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