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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亿万富翁还要继续工作？

攀比、焦虑、填不满的欲望、还有存在主义危机，让一个人拼命工作赚钱的理由太多了。

纽约时报这篇专栏让我想起了之前 BuzzFeed News 的那篇《过劳一代》。两者之间唯一的区别是视角不同，前者关注的是富人，后者关注的是普通人。但他们反思的其实是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现代性的弊端。

什么是现代性的弊端？可以参考知乎上的这个回答。

两百年前工业革命的时候就有人在反思现代性，但是最近这几年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开始变多了。这个事情和经济周期有关，经济发展好的时候，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大家巴不得被资本异化。但现在经济进入了衰退期，机会在变少，市场就像冬眠了一样，死气沉沉，导致没有钱的人不愿奋斗（奋斗没用了），有钱的人开始焦虑。

在几年前，社交媒体上关于工作的讨论都是“努力抓住阶级跃升的窗口期”。我记得我大学时，媒体们讲的都是创业公司的造富神话，喊的口号是“Work hard，play hard”。我们惊叹于一个一个独角兽拔地而起，在创业公司里没有见过“凌晨 4 点的北京”是可耻的。那时候每个人都怀抱着重崇高的理想和远景，不是“改变世界”，就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看起来十分真诚，一点都不像装的。

甚至直到半年前，Wework 的创始人被赶出公司之前，纽约时报还发了一篇评论《年轻人，你们为何假装热爱工作？》，看起来中关村的创业文化已经输出到了大洋彼岸的旧金山。只不过这时风向已经变了，纽约时报在写这篇文章时不像中国媒体，习惯性的歌颂企业家的奋斗和伟大，而是直接把矛头指向了问题的核心：

许多公司仍然以冠冕堂皇之辞为工作贴金

可不是嘛，“改变世界”这话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是真诚的，到了现在这个时间点，除了给自己贴金，还有什么价值？这篇文章刊载时 WeWork 估值是 400 亿美金，现在 WeWork 上市失败,估值缩水只剩两成。愿景和鸡汤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总是不堪一击。

其实，现在大部分人不是不想工作，只是不想活的这么累。我相信大部分普通人是有一个退休计划的，类似于“攒够多少钱”、“工作到多少岁”就退休这种。

正是基于此，纽约时报的作者就提出了开头的那个问题。

可是为什么他们停不下来？这不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规律。

现在的社会就像一个上足了发条的机器一样，一旦开动，除非机器抛锚，否则不会停止。我们就是机器里的一颗颗齿轮，机器不停我们也停不下来。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文明社会确实就像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说的那样，是一场开弓没有回头箭的“骗局”。

回到实际中来，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如果 CEO 们不好好工作，如果公司垮了，他们可对不起董事会给他们开的高工资。

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个体都能在这个环境下找到出路。战胜周期的最好方法是保持乐观。

多巴胺斋戒（Dopamine fasting）：张一鸣的延时满足理论现在有了硅谷信徒

硅谷的有钱人不仅热爱工作，还喜欢限制自己的快感，活脱脱像一个机器人。

Vox 最近的一篇报道解开了硅谷“多巴胺斋戒”的神秘面纱。所谓“多巴胺斋戒”，字面意思是限制多巴胺——那个能让你感到快乐的神经物质——分泌。操作方法有很多，例如少玩手机多工作，少吃零食多运动。

提出这项号召的加州大学的神经学教授 Cameron Sepah 说，如果不对多巴胺分泌加以限制，我们就会习惯高水平的多巴胺，然后去追求更大的刺激。

这套理论和张一鸣的延时满足异曲同工，都把满足感视为大敌。

按 Sepah 的说法，他提出这项倡议是希望大家能夺回生活的掌控，例如让自己不会在手机铃声响起时第一时间去看手机。

不过也有些科学家表达了不同观点，例如 Vox 采访的神经学家 Judson Brewer 就说，“长期来看，强迫自己的做法不会有效果……只会让你丧失自己所爱的东西。但因为你仍然喜欢它，所以你最终会回到原点。”

这几年硅谷不仅是科技神话和财富神话的诞生地，也催生出不少颇有影响力的生活方式。例如Soylent 这类的代餐、 旧石器时代饮食 等等。

这些东西的支持者都宣称有科学依据，也收获了一大票科技公司高管的支持。但在外人看来，这种诡异的生活方式周围总是环绕着宗教般的神秘色彩。

或许，科技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宗教。

微软在日本实验一周 4 日工作制，结果如何？

结果如下：

• 公司人均营收（当月营收/公司人数）同比提高了 40%
• 电力消耗下降了 23%
• 打印纸张消耗下降了 60%

因为结果看起来不错，微软今年冬天还要继续实验。

新西兰也尝试过类似的减少工作日的实验，生产效率提高了 20%。

不过，也有部分微软日本分公司的经理表示不理解，有些雇员表达了缩短工时会招致经理不满。

我还没有找到这个实验的具体操作方法，所以不清楚到底是如何实施的。因为有的工作并非坐班制，例如销售，晚上陪客户吃饭到底算上班还是下班呢？再例如程序员/设计师，有电脑的地方就能工作。关注这些人如何实践一周 4 日工作制更有意义，因为他们才是深受加班摧残的群体。

让丧家之犬再跑一会儿

想起在发布活动公告的时候，有位读者在我的文章下面留言：“为什么探讨垃圾问题时，嘉宾席没有这一知识领域的专家呢？”

我回复 ta：“因为公民不需要成为专家也能够为社会事务和环境问题负起责任。拍出《垃圾围城》、《塑料王国》的纪录片导演王久良不是垃圾处理领域的专家，调查雾霾问题的柴静不是环保领域的专家。有好奇心和研究、学习的方法论，人人都能够去推动公共议题。赋权普通人正是应对垃圾问题的关键，我们只不过在身体力行这一点。”

直到现在，我仍然相信公民教育公民，而不是权威教育公民。因为关键不在于谁更有资格处理公共事务，而在于在很多社会议题上，普通人有着和既得利益者不一样的 stake，所以前者不能将自己的权益完全让渡给后者去决定。

题图：《摩登时代》

几天前，好奇心日报的读书栏目发了一篇书摘《什么思想成为推动政治行动的力量，形塑今日世界？》：

「后此，所以因」是反动者所尊奉的信仰。他的故事始于一座幸福安稳的国度，在那里，各得其所的人们和谐相处，臣服于传统和神灵。随后，外来入侵的思想在作家、记者与教授等知识分子的宣扬下对这种和谐形成了挑战，于是维护秩序的意志从顶端开始削弱。（精英的叛变始终是所有反动故事的关键。）很快，错误的观念就降临整个社会，使它心甘情愿甚至无不欢喜地趋向毁灭。

——马克·里拉《搁浅的心灵》

最近在看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看到这篇讲「反动」思想源流的书（前言）后，我发觉卢梭的观点在精神内核上就是「反动」的。

因为国内的政治语境很特别，中国人看「反动」这个词时总是带着有色眼镜，所以需要解释一下，其实马克·里拉书里的「反动」一词毫无政治意味：

「反动」一词有一段有趣的历史。它在 18 世纪第一次进入欧洲政治思想的词汇表，当时由孟德斯鸠从艾萨克·牛顿的科学论著中借鉴而来。孟德斯鸠在他极具影响力的作品《论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aws）中用力学的词汇把政治生活描绘为一系列永无休止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马克·里拉将「反动」，或者说「反作用力」这一概念带到了历史学。它的意思是「逆历史潮流」、或者通俗一点讲就是「开历史的倒车」。

历史上最典型的「反动」案例，莫过于发生在 19 世纪的卢德运动，卢德派工人因为织布机抢了自己的工作（对，19 世纪的产业工人就意识到了机械自动化对自己的威胁），发动起了一次打砸织布机的社会运动。按照我们习惯唯物史观，这种破坏先进生产力的行为就是「反动」的。

再举个抽象点的例子，一个民主国家的总统突然要修改宪法，将总统任期的限制取消。在知识分子们看来，这种似乎想回到专制制度的做法也是「反动」的。

如果以「逆历史潮流」为标准判断，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里传达的思想毫无疑问是「反动」的。在他看来，人类文明自诞生的那一刻就将人类送上了不归路——文明的诞生即不平等的诞生即人类痛苦的诞生。

一些人闲散过度，另一些人劳作过度；食欲和感官欲望容易被激发，也容易得到满足；富人的饮食太过讲究，精致的食物让他们得便秘，深受消化不良之苦；穷人食用低劣的食物，甚至于经常连这样的食物都吃不上，食物的匮乏令他们一有机会就贪食；彻夜不眠，事事放纵，各种情绪的极度激动；疲惫不堪，殚精竭虑，忧心忡忡；在各种情况下承受的无数痛苦永久地折磨着人类。这些令人沮丧的证据表明，我们大多数的不幸都是自己的杰作**，只要保持自然为我们制定的简朴、单一、独居的生活方式，它们就几乎可以全部避免**。如果自然注定人类的健康，那么我几乎敢于肯定，沉思的状态是一种反自然的状态，沉思的人类是一种堕落的动物。

卢梭所谓「简朴、单一、独居的生活方式」，就是他笔下描绘的原始人的生活。在他看来，原始人的生活简单且美好。他不仅批判了现代性，还批判了人类文明本身。

或许是因为社会急遽变迁，让许多年轻人在原子化的大都市中感到孤独脆弱，我们这一代人也开始了对现代性的反思。我们开始意识到原来所谓「进步」并不完全是好的，有得必有失。

从原始人变成文明人，我们得到了所谓的「艺术」、「文化」，但是也失去了最单纯自然的生存状态。从前现代到现代，我们收获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但它也打破了过去宗教式的或宗法气息浓郁的精神生活。

就像马克·里拉在《搁浅的心灵》前言里说的：

反动者特殊的怀旧情结也足以解释反动精神为何经久不衰，即使是在缺乏具有革命性的政治规划的情况下。当今世界发生着不间断的社会性与技术性变革，无论在哪里享受现代生活，从心理上讲都像是在经历一场没完没了的革命。

最后说点题外话，《搁浅的心灵》英文原标题叫 The Shipwrecked Mind，寓意是将国家或者文明比作一艘船，船在历史之河的推力下不断向前，无法调头。想让这条船不再向前，唯一的办法就是搁浅（Shipwrecked）。

这是一个富有神话寓言色彩的隐喻。《圣经》里的诺亚方舟是船，希腊神话里带着英雄寻找金羊毛的阿尔戈号也是船，「诸神的黄昏」（北欧神话）里载着众神与怪物对决的斯基德普拉特尼也是船。中国神话中关于海洋的故事少之又少，但我们也熟练掌握这一隐喻的精髓，所以来了一曲《大海航行靠舵手》。

在海洋文明的神话里，船是帮助他们在这个世界里生存下去的工具。但海的四面都是海，它是多向度的。而我们借以隐喻历史的河流却从来都是单向度的——过去和未来这两点定义了历史这条直线。这种二元维度的框架很容易让人陷入一个误区：凡是未来的都是「进步」的，凡是「进步」的都是有利的——事实并非总是如此。

题图：Bruce Warrington

这两周工作都挺忙的，我每天处于 burnout 的状态，每天下午都像题图里这只猫一样，哈欠连天。因为工作很忙，所以到了周末我就开始自我放纵——熬夜、暴饮暴食、欣赏不用动脑筋的娱乐节目。

我知道我在自我毁灭，但是我也知道我必须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放松下来，不然到了下一轮工作日我会更痛苦。

最近，我在网上闲逛时看到了《好奇心日报》记者崔绮雯的博客。她在第一篇博文描述了和我一样的状态——被工作压得踹不过气来，只能通过廉价娱乐给自己「充电」。

因为工作缘故，我几乎每天都写作。只是最近，写作这种本是输出自己观点和价值观的方式却离我的心越来越远。我一方面被死线赶着跑，一方面又充满了自我毁灭的想法。我停止了健身，随意饮食，稍有空余时间就一头扎进最轻最无益的娱乐里，让自己头晕目眩无法察觉时间流逝，然后，恶性循环。

即使十一长假也没有任何改善。我像一颗将近被榨油机碾成粉末的花生，即使榨油机已经暂停，已经碎了的身体也无法恢复了。我也想不明白，为何曾热爱的工作会让我变成这样。

她 3 年前写下这篇日志时状态应该和我现在差不多，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坚持下来，重新让生活回到正轨的，因为后面的日志他都上锁了。

我不担心我会被工作击垮，但我担心我会变成一个脑子里只有工作的人，这比被工作击垮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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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大意讲得是美国中产家庭在「精英主义」（Meritocratic，即相信个人能力能创造财富和社会地位）氛围的影响下极端重视子女教育，所以这些孩子从小就接受应试教育，以考进名校为最终目标。但是竞争也在不断加剧，在过去精英大学的入学率有 30%，近几年却降到了 10%。

这就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你必须比别人更努力才有机会，但是努力到什么程度是个头呢？文中提到很多中学生为了靠好大学开始服用「聪明药」，一种兴奋性药物，可以让人复习一晚上而不感到困意。这种药的主要成分是包括利他林、莫达非尼，但这种药和毒品一样，是有依赖性和副作用的，会让人情绪狂躁不安，产生幻觉。

纽约时报援引的一份调查显示，有 54%的硅谷高中生出现中度到重度抑郁症状，有 80%以上的学生出现中度到重度焦虑症状。

这些孩子长大之面临的工作环境和以往也大不一样。文中拿律师举了一个例子，1962 年，一个律师一年的工作时间是 1300 个小时。但到了 2000 年，一家大型律所的律师一年要工作 2400 个小时。

你看这篇文这里的美国像不像中国？

代餐产品精准高效地将营养投放到人体内，以确保劳动者在更短时间内完成等量工作，这为人们日常生活带来了一些新的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劳动者们从代餐产品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中受益，获取更多的休闲时间。另一种可能是，代餐产品帮助解决了资本主义体制下劳动力再生产的难题，从而允许了一种新形式的剥削。劳动者本来需要吃饭、睡觉等必要的休息来保证身体正常运转，才能恢复劳动中消耗的体力和脑力，继续创造利润，而代餐产品有可能让吃饭这一必要环节简化，甚至省去，如此一来，这为雇主提高工作量，延长工作时间提供了有利条件。最终，原本为劳动者带来更多休闲时间的新发明，有可能又把这扇窗户关上，将劳动者带入到一个工作时间更长的境地。

借着前几年的八十年代热，任曙林拍的《八十年代中学生》成了网络上的「爆款」。哪个年代能拿摄影机的人不多，所以「干部子弟」任曙林成了当时为数不多的摄影师。单论成就，当时带着任曙林拍星星美展的池小宁成就更大，后者是《菊豆》和《秋菊打官司》的摄影师。

但任曙林为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留下了珍贵的影像回忆，而且不是「官样文章」，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从人的角度」拍照—这在当时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说起来我还买了一本《八十年代中学生》送我前女友了，不知道这本影集她是留着还是处理掉了。

Photography has therefore entered a new era where you now take a picture (if the word still has a meaning) first, and manage parameters afterwards such as focus, exposure, depth of field. As a result you do not get « one shot » but are offered an optimized computation among tons of others. In the case of « Deep Fusion », what you receive is a post-processed image that has been totally recreated from pre-processed shots, all of this according to 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taste ».

Philippe Dewost 这段话大意是现在手机拍得的照片并非「原本的照片」，而是按照 AI 的口味进行过「后期修图」的图片。这个观点并不新鲜，从 iPhone 加入 HDR 功能开始就有人提出过类似的看法。

有人可能会从这段话中引申出某些担忧，如「AI 在控制我们看到的东西」，但这种担心其实是杞人忧天。

当我们在讨论「原来的」和「处理过的」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之前，我们要明确一个事实，摄影术诞生至今，每一张照片，无论是实体胶片拍摄的，还是数字设备（包括数码相机和手机）拍摄的，都是经过了「处理」的。

胶片的暗房冲洗本质上和如今的图像处理算法没本质区别。胶片冲洗时，药水比例和暗房环境的差异同样会对成像造成影响。要说区别，洗胶片的是人，处理图像信息的则是机器。

算法本身没有对错，有对错的从来的都是用算法的人。我们要警惕的也不是现在的 AI，而是有人想借 AI 隔绝我们与真实的世界，例如那些默认开启「美颜」的前置相机。

The boomers get tied to the sixties because they are assumed to have created a culture of liberal permissiveness, and because they were utopians-political idealists, social activists, counterculturalists. In fact,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name a single person born after 1945 who played any kind of role in the civil-rights movement,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the New Left, the antiwar movement, or the Black Panthers during the nineteen-sixties. Those movements were all started by older, usually much older, people.

其实婴儿潮一代（在 1946 到 1964 年之间出生的人）在社会运动最高峰的 1969 年，最大也不过 25 岁，大部分人都在 20 岁以下，这样的年轻人在社会运动中只是外围参与者。

作者举例了好多反文化运动期间的社会运动家、作家和音乐家，大部分人都是 1945 年以前出生的。黑豹党领袖 Bobby Seale 生于 1936 年、作家艾伦金斯堡生于 1926 年、鲍勃迪伦生于 1941 年。

题图:Martin Krchnacek

有时候看这文摘里摘录的文字，再看看自己写的东西，我总会觉得惭愧，确实比不上人家。最近好东西看太多了，对比更加明显，这种感觉也愈发强烈。

我过去总喜欢研究一些形而上的东西，希望从纯粹的理论中寻求关于世界的答案。但后来我发现，思维的边界其实是语言的边界，而我的语言其实十分匮乏。在我的工作和业余的写作中，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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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想起一位同事的经验。她刚做完一个跟名校毕业生相关的选题，发现在采访对象的履历中，烘焙是 2018 年最热门的爱好，而当这股浪潮过去后，流行起去尼泊尔玩滑翔伞或在澳洲潜水。“大家在变得越来越相似，像在进行着自身条件的竞赛。”她说。

我们如何摧毁了孩子们的童年

养育孩子的工作曾经被认为是符合公共利益的社会必要劳动，但如今除了那些最富裕的父母之外，这项工作对所有人来说都成了孤军奋战的努力。子女的幸福完全要依靠父母。许多家庭为了孩子的人身安全和成人监督，不得不忽略他们的情感健康和社会发展。

由于不能再依靠公共设施来照顾孩子，也不能再让孩子独处，需要工作的父母被迫把孩子长时间关起来。孩子在学校的时间更长，管理也更严格。幼儿园过去以玩耍为主，现在成了一年级的学业培训场所。尽管许多研究发现家庭作业对孩子是有害的，但学校还是给他们布置家庭作业。STEM、标准化考试和防枪手袭击演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课间休息、悠闲的午餐、艺术和音乐。

关于儿童自杀时间的数据支持了学校压力在精神压力中的作用。“学校开学期间的儿童自杀率是放假期间自杀率的两倍，”格雷说。“自杀未遂、有自杀企图和自杀意念方面的数据也是如此，而成年人在夏季自杀率更高。”但孩子们的心理和情感健康问题不仅仅是由课堂上发生的事情造成的。它们也反映了我们社区正在发生的事情。包括但不限于精神卫生服务、医疗保健、经济适用房和高等教育等各种资源的匮乏，意味着许多父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长时间、更努力地工作。与此同时，对父母的要求越来越高，童年的自由时间和自主活动已经成为禁忌。

想当第一名的第二名不是好的第二名

押井守写：“那些在公司里孜孜矻矻工作的人，抱着胜利归来的心态回顾家庭，经常出现老婆不搭理自己，和邻居也无话可说的情况。在卸下上班族的身份之后，自己就变得不再拥有与社会的连接点了，退休让他们非归属于家庭，也不归属于社会，技能方面全数归零。”

原理大概类似上大学之后，“考名校”这个他人赋予的天经地义的目标忽然消失了，而自己也尚未习得建立人生目标的技能，忽然一大把时间、一大把人生握在自己手里，迷茫得一塌糊涂

押井守认为不要为领导卖命，因为“一生追随老板的步伐就是迈向用过被丢弃的第一步”。

关于「中国女性什么时候才会有穿衣自由」

关于穿衣，除了一些宗教和保守群体以外，其他时候，女性的穿着规训，并不是以强制的规则出现的。的确，在一个世俗社会，不会有人强迫你套上黑头纱，也不必上衣过臀，露手臂露大腿更是没有问题。 然而，「作为一个女性不能这样那样」的规训，是内化的。它更多的时候不是来自哪个权威的直接教导，而是一个女性，对着镜子告诫自己，我「不能穿超短裙」「不能露胸」，免得被人说下流。

甚至说，这种身体的规训，并不仅仅局限于道德，还有类似于「我太胖了不能穿紧身的东西」「我不能穿显黑的颜色」。我还记得一个刚来美国的朋友对我说，「你看那些女孩大腿这么粗居然敢穿短裤？」一个有名的时尚品牌总监说，在中国，女性热衷于购买把手臂遮起来的衣服，吊带衫从来都不好卖。她们有「自由」，但她们处于审美和规训的枷锁中。

这种「不敢」的问题，是来自社会的规训，被自己在潜移默化中消化吸收了，又在一次次的与别人的交往、大众媒体的曝光乃至社交网络的点赞中，被强化成为一套内在而顽固的价值。

《乌托邦年代》 P197

乌托邦带着一种存在的渴望。它不停地在我们耳边低语，说自己是有可能的，说自己不只是在重温古老黄金时代的梦想，说我们真的能够改变，尽管从古至今的一切证据都指向相反的方向。我们在各个年代的无数幅画里看到过辽阔丰美的草原、清澈的泉水、安详的动物，还有面带微笑且举止谦和的人类，在这些媚俗的画作中，一切仿佛都摆脱了暴力。我们明白这是反复出现的诱饵，然而这支小调依然在耳边响起。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选择不结婚？

花冈还记得，小时候母亲常常看上去闷闷不乐。后来大学毕业后在幼儿园教书期间，她亲身目睹了有多少母亲似乎“太过努力要照顾自己孩子，却没有照顾好她们自己。”“如果我当了母亲，”花冈说，“我担心我会被期望按照母亲的角色行事，而不是做我自己。”

技术上的跃进与意识形态的保守互为映照

在某个讳莫如深的日子过去两天之后，5G 商用牌照正式发放，在贸易战与技术争端的背景下，展现出一种复杂的结构化症状。技术上的跃进与意识形态的保守互为映照，仿佛通往地狱的幽冥之路上明暗的交错。老子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而网中人不知，犹自结网。

《人类群星闪耀时》P1

一个真正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在这种关键的时刻，那些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这一时刻对世世代代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

在命运降临的伟大瞬间，市民的一切美德——小心顺从、勤勉、谨慎，都无济于事，它始终只要求天才人物，并且将他造就成不朽的形象。命运鄙视地把畏首畏尾的人拒之门外。命运——这世上的另一位神，只愿意用热烈的双臂把勇敢者高高举起，送上英雄们的天堂。

🐟 鲜生辞典

「鲜生辞典」是嘀咕文摘的子栏目，偶尔更新。专门收录那些新鲜又生猛，没准儿能戳到你心坎儿里的词汇。收录范围包括既定词汇的新诠释，也有当代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

富贵让我们相遇：视频网站会员在观看会员独家视频时必须要发的弹幕，不发视频播放不了。（大误）

社会学洛阳铲：活跃于二十一世纪早期的短视频 App 快手。因这个时代的快手聚集了许多质朴的原生态用户，他们用镜头记录下了不加修饰的生活。对于生活在五环内的人群而言，快手用户的真实生活简直是生活奇观。但对于社会学者而言，这毫无疑问是天然的研究材料库，只要点开快手，被无数傲慢与偏见埋藏起来的真实风貌便会破土而出——是为社会学洛阳铲。词出社会学博士研究生王景瑞。

追热点：“吃屎要吃热乎的”的委婉用法。

后真相：所谓“后真相”，就是真相和逻辑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被忽视，而情感煽动主导舆论的情形。从投票选举到众筹诈骗，再到病毒营销，无论是在政治、传媒，还是商业领域，后真相的案例俯拾即是。

题图:The Creative Exchange

1989 年上映的《When Harry Met Sally…》可能是女性第一次公开讨论「假高潮」。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 Richard Cohen 和《When Harry Met Sally…》的编剧 Nora Ephron 是好友。Ephron 去世后， Cohen 为她写了一本书，She Made Me Laugh: My Friend Nora Ephron。

在书里，Cohen 说，《When Harry Met Sally…》让女性第一次意识到，其实所有女人都会「假装高潮」。当然，这也是男人们第一次知道原来还有这回事。

在拉斯维加斯的电影发行商大会上，电影放映到这一幕时，在座的男性没有任何反映，他们不懂。但女人们懂了，她们笑了，一个接一个，直到男人们也加入到她们的行列。

Ephron 一直是一位关注两性关系的编剧，所以许多人都以为这一幕是她安排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导演 Robert Reiner 最初是想在这一幕揭示出某个男性对女性的误解，这个时候 Dani Minnick（本片制片人女朋友的姐妹）建议 Reiner 讨论一下女性「假高潮」的现象。Reiner 和 Ephron 都觉得这主意不错，就安排了一场 Sally 在餐厅里假装高潮的戏。

开头视频的结尾处，老太太的台词「I’ll have what she’s having」是 Billy Crystal （Harry 扮演者）的神来之笔。这句话后来入选了美国电影学会的经典百句台词，说出这句台词的老太太是导演 Reiner 的妈妈。

现在有许多年轻人，女孩男孩都有，会去当年电影取景的餐厅，位于曼哈顿下东区的 Katz’s Delicatessen，坐在同一个座位上，「复刻」这一影史名场面。

只不过，作为一部爱情喜剧，电影本身没有进一步讨论「假高潮」背后的问题。

参考：‘I’ll have what she’s having’: How that scene from ‘When Harry Met Sally…’ changed the way we talk about sex

题图：《When Harry Met Sally… 》

《自私的基因》我断断续续看了好长时间，大概有两三个月吧。因为有很多概念我都不懂，所以看得慢。

这本书有两个观点，我觉得让人豁然开朗。一个是关于基因的定义，一个是进化上的稳定策略（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也就是 ESS）。

在这本书中，道金斯并没有把「基因」限定于生物意义上的基因，虽然他也把生物意义上的基因讲的很清楚了。但在举例论证观点的时候，他将「基因」描述成所有可以复制（传播）的东西——遗传特征、人的行为模式、善恶观念，乃至宗教。

关于文化「基因」，也就是meme的部分，是 30 周年纪念版中，道金斯新加入的，要购买此书的朋友需注意这一点。不过，在经历过《人类简史》的「洗脑」后，这样的观点好像不再新颖。

这本书里着重讲的「基因」，其实是一种动物的行为模式，例如雄性通过决斗获得配偶，又或者布谷鸟将自己的蛋放进别人的巢，让其他鸟帮自己抚养小孩这种行为。这种行为模式在群体之中扩散开来，会形成一种稳定的行为策略，最终成为这个族群的通行做法。

我认为这个 ESS 有点像现在我们流行讨论的「算法」，因为这种行为模式其实是一种很机械的，处理问题的方法。简单讲，就是一个动物在某个情境中，一定会做出某种选择，这是它的「基因」决定的。

虽然在书中道金斯是刻意将这种稳定策略的行为模式简化了，但我认为，只要能形成一种既定的模式，它的随机性会大大降低。例如软弱的人碰到劫匪会逃跑，这件事情发生的可能性肯定不是 100%，但可能性一定大于 50%，否则他就不是「软弱的人」了。

道金斯在引入 ESS 时，讲了一个鸽子和老鹰的例子。

假设一个群体里有鸽子和鹰两个物种（也可以说这是两种生存策略）。鸽子与人为善，鹰勇猛好斗。鸽子碰到鹰会主动认输，双方都不会受伤。鹰碰到鹰会决斗直到一方获胜，一方受伤为止。鸽子碰到鸽子双方会拖延时间，直到有人认输，但都不会受伤。

那么这个群体里谁会获胜呢？如果都是鸽子，没有人受伤，大家互有胜负，相安无事。如果突然出现了一只鹰，说有鸽子都不是它的对手，它的基因会马上扩散。扩散的结果是会出现越来越越多的鹰。

如果最后这个群体里只有鹰，那么所有的战斗都将是以死相搏。但如果又突然出现了一只鸽子，它不会受伤，所以它的基因又得以散播出去。

在这个例子的最后，道金斯通过数学方法计算出了这个群体里鹰和鸽子的比例会在 7:5 左右波动。这就是进化上的稳定策略，按照这个观点，一个集体里所有行为上对立的个体的比例其实都会在一个稳定的区间浮动。你也可以把这里的鸽子和鹰换成人类社会里的「好人」和「坏人」，或者「996」时代里的「混子」和「工贼」，虽然这种做法有过分简化的嫌疑，但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一些问题。

这部书也对动物间的两性关系和繁殖交配做了许多探讨，我摘抄了几段。我不建议大家把这些例子对号入座，但我认为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一些问题。括号中是段落对应的页码。

（128）

雌性动物因雄性动物不拥有一块领地而拒绝同其交配。有时，雌性动物由于其配偶被击败，领地被占领，而很快就委身于胜利者，这些情况的确时常会发生。甚至在明显是忠诚的单配留物种中，雌性动物许配的可能是雄性动物的领地，而不是雄性动物本身。

如果种群的成员过多，有些个体得不到领地，它们就不能进行繁殖。因此，按照瓦恩-爱德华兹的观点，赢得一块领地就像是赢得了一张繁殖的证书或许可证。

（166~167）

由于她（女性）一开始就以其大而营养丰富的卵子付出了比雄性多的投资额，因此做母亲的从怀孕的时刻起，就对每个幼儿承担了比做父亲的更大的“义务”。如果幼儿一旦死亡，她比做父亲的要蒙受更大的损失。更确切地讲，为了把另一个新的幼儿抚养到同死去的幼儿同样大小，她今后必须比做父亲的进行更多的投资。

如果她耍花招，让做父亲的照料幼儿，自己却同另一个雄性个体私奔，父亲也可以将抛弃幼儿作为报复手段，而其所蒙受的损失，相对来说要小。因此，至少在幼儿发育的早期，如果有这种抛弃行为发生的话，一般是父亲抛弃母亲和孩子，而不是相反。

同样，我们可以推断出雌性个体对子女的投资多于雄性个体，这不仅在一开始，而且在子女整个发育期间都是如此。所以，例如在哺乳类动物中，在自己体内孕育胎儿的是雌性个体，幼儿降生之后，制造乳汁喂养幼儿的是雌性个体，抚养并保护幼儿的主要责任也落在雌性个体肩上。雌性个体受剥削，而这种剥削行为在进化上的主要基础是，卵子比精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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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雄性个体的种群中，成为忠诚的丈夫的倾向必然存在程度上的差异。雌性个体如能预先辨别这种特征，她们可以选择具有这种品质的雄性个体，从而使自己受益。雌性个体要做到这点，方式之一是，长时间地搭架子，忸怩作态。凡是没有耐心，等不及雌性个体最终答应与之交配的雄性个体大概不能成为忠诚的丈夫。**雌性个体以坚持订婚期要长的方式，剔除了不诚心的求婚者，最后只同预先证明具有忠诚和持久的品质的雄性个体交配。**雌性忸怩作态是动物中一种常见的现象，求爱或订婚时间拉得长也很普遍。

延伸阅读：《自私的基因》与博弈论 / 关于生命意义的酒后鼓噪

题图：《寄生虫》剧照

本期文摘来自 5~7 月份本人的所见所读。最近挺忙~~（懒）~~的，这一期在我的 OneNote 里攒了好久。未来工作稳定以后或许能保持两周一更的速度。

我时常觉得，对于很多以为认得我就有了“Gay 蜜” 的姑娘来讲，我和一支从香港代购回来的口红一样，都只是实用的、成本不高的“当代生活符号”。所以，她们对待这个关系的方式有时会令我感到尴尬和不安全。究其原因，是她们对 “Gay 蜜”有太多被流行文化塑造起来的期待，所以过于看重我是个 Gay 这件事而忽略了我的其他身份，有时候也不太顾及我的感受。

本文是 Fast Company 对艾伦·凯（Alan Kay）的采访。艾伦·凯讲了很多东西，但大体上依然没有脱离马歇尔·麦克卢汉和尼尔·波兹曼的媒介生态学理论。

媒介生态学理论认为媒介传播了什么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媒介是如何传播的，也就是媒介的运作机制和原理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文中，艾伦·凯举了一个例子，说电话的发明让人类回到了口头社会，口语变得比书面语更重要了。因为，在电话发明之前，人类使用的通讯工具——信件和电报——都依靠书面语，这就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有很多场合需要写作。

本文亦有中文版，由知乎用户ConanXin翻译：移动计算之父（艾伦·凯）没有被打动

我不是太愿意看到这样的景象，这些关于性别政治、身份政治、肤色政治的浪潮，已经阻碍了美国电影工作者的正常创作过程。显而易见，不是所有人都受其影响，但从年初到现在，我们几乎在任何一部好莱坞 A 级制作中都看到了指向性极强，又与作品文本极其突兀的段落。

每个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害怕，担忧未来。但这届学生太不同了。我那一届文理科学生毕业后都散落在各地的各种临时工作中：我在一个骑马农场；一个朋友做暑期保姆；另一个去了新西兰农场；还有一些成了漂流向导，然后转行为滑雪教练。我们并不认为第一份工作很重要，而是觉得这仅仅是一份过渡性工作，我们最终总会找到一份一辈子的职业，虽然路程也许蜿蜒曲折。

但是现在的学生坚信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不仅会决定他们的职业轨迹，还会决定他们余生的内在价值。我有一个学生申请了几十份实习工作和研究金项目都没成功，我对她说，她应该搬到一个有趣的地方，找到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弄清楚自己对什么感兴趣，对什么不喜欢。她听到这话后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我这可怎么跟父母交代呢？我得找一份我自己有激情又很酷的工作啊。”

她对工作的期望概括了千禧一代所受到的的培养，即把找到一份既让父母满意（稳定，薪酬好，体面），也能受到同辈们羡慕（“酷”的公司）的工作内化为一种需求，并且还得实现他们所有童年优化教育指向的终极目标：做一份你自己有激情的工作。至于那份工作是职业体育运动员，Patagonia（户外服装品牌）社交媒体经理，创业公司的程序员，还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都不如给上述所有选项打勾重要。

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当千禧一代真的开始寻找那份梦想职业，并开始“活‘成人’样”，却感觉事与愿违时，又会怎样呢？

这是一篇好奇心日报在 2017 年刊登的书摘,书是《我的爱情生活》,荒木阳子的回忆录。荒木经惟名气大也活得久，所以人们总是会习惯性地透过荒木经惟的镜头看阳子，而没有真正直视过她。这本回忆录把故事中阳子的人格「补完」了，也让他们的传奇爱情有了真实感。

公园相亲角是一个神奇的存在。在那里，处于适婚年龄的年轻人被简化成数字，年龄、身高、体重、房子、车子、收入，等等，由父母来进行数字和人的匹配，足可媲美当今的 AI 人工智能、大数据。但这种匹配方式，效率似乎很值得怀疑。

把公众的注意力潜移默化地从停滞的经济与长期不满情绪转移开来，在这方面新贵族们扮演了有用的角色。但他们的出现提醒人们看到几十年来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不公正的机会分配与报酬制度，乃至被侵蚀的公共机构。我们已经回到盖茨比的时代，或者比那个时代更堕落。我们时代的名人纪念碑变得如此巨大，令普通人的抱负相形见绌；普通人被告知他们只能让「神」来实现他们的梦想——在演唱会上挥舞他们心爱歌手的 logo、把他们的生活（以及数据资料）在 Facebook 上和盘托出；把苹果产品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来接受。我们知道，明星们并不希望我们觉得自己可以和他们一样。因为他们的成功就是建立在把其他人抛在身后的基础之上。

题图：煜翔 肖

推荐五篇文章和「一套」动画片：

《如果你讨厌 996，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

如果你和我一样刚刚找到人生第一份正式工作，这篇调查报告可能会让你紧张的小心脏稍微舒坦一点，因为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和你心态一样。

上班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上班做无意义的事情，那不是上班，是浪费生命。

《为佩奇关闭 Google Reader 的魄力叫好！》

一篇张一鸣写的旧文，张一鸣在文中为 Google 关闭 reader 叫好，并举出了他认为 Google reader 里产品体验不合理的地方：

一、用户要信息组织能力强，明确知道自己想要的信息在哪。

二、用户要自制力强，有规律的整理并能控制好 RSS 源的数量。

从这篇文章里就能看到头条当年的产品思路，头条改进的就是这两点：用算法学习用户的阅读习惯，让机器知道这个用户想要的信息在哪，用信息流呈现这种信息，弱化账号属性，用户关注了多少账号也就可没有那么重要了。

关于内容分发，Google Reader 当初还有一个创新之处是用户可以将自己看过的文章分享给关注自己的人，有点类似于今天微信的「在看」，都是通过社交关系分发内容。社交关系的分发倚靠的是人的判断，和纸媒时代的编辑功能类似。

或许，对于内容分发来说，社交关系（真人判断）是更好的算法。

《壮 阳 是 时 代 刚 需》

猎奇小品文。作者最厉害的地方是找到了一个国产 Cult 片当引子，《Green Hat》这片子的豆瓣页面的都被删掉了，只能在维基百科上找到一个英文介绍页面。

《大学宿舍里的剑神》

「十里坡剑神」是《仙剑奇侠传 1》里的一个梗，是指玩家在「新手村」十里坡刷怪刷到 71 级。这显然是个没有意义的重复劳动，和西西弗斯把石头推上山一样。唯一的区别是玩家可以在漫长的时间轴里缓慢的朝终点移动，而西西弗斯只能在无尽的时间里周而复始。 我敬佩哪些把时间投入到漫长又无聊的事情中的人，因为人性会本能的反抗无聊和无意义，做这类事情需要人对抗这种本能，所以我能在他们身上看到一丝丝反抗精神，这种反抗不仅是对人性本能的，还有对主流文化和思想的反抗（就像文中作者的室友显然无法理解作者为什么如此执着）。 从理性上讲，人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种族繁衍，在个体层面，人追寻的「意义」其实是自己赋予自己的（没有谁会真的把种族存亡这种事情当作自己一辈子奋斗的目标吧？）。既然意义是自己赋予自己的，就没有人能够阻止我做任何事，哪怕它「没有意义」。

《王小帅 只是曾经拥有》

王小帅的故事不仅仅是「昔日屠龙少年变成恶龙」的俗套叙事。当他投资一部电影的时候他的角色是商人，我们没有理由让一个商人去当艺术家。王小帅在市场上的失败和胡波的死代表着中国电影的一个困境，这个困境表面是冯小刚说的「这届观众不行」，深层次的问题其实是市场不够成熟，这一切只能由时间解决。

在本周文摘的最后推荐「一套」动画片：《爱、死亡、机器人》。

因为新工作对我的阅片量有一定要求，像这种「热点」也要关注，于是我就在周末忙里偷闲（搬家太累了）看完了。

这「一套」动画片加起来大概是一部电影的长度，风格比较猎奇，属于成人动画。Netflix 也凭借这「套」动画短篇成功的打响了自己在中国大陆的知名度，虽然他们的服务暂时无法进入中国大陆的市场。

其实 Netflix 有相当多的自制剧都堪称精良值得一看，《纸牌屋》就是 Netflix 最早也是知名度最高的一部自制剧。鉴于大陆自有国情在此，看盗版也不是罪过，爱看剧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Netflix 的自制剧。

题图：出租屋的窗外

关于《海上钢琴师》最后，男主角 1900 为什么不肯下船的解读有很多，有人说 1900 是个不容于世天才，他不想面对世俗，还有人说他是彻悟了，已看破红尘。戴锦华老师的角度则更全面一些，从电影文本中 1900 对「有限」和「无限」的思考延伸到了作为电影背景的二十世纪和又谈到了当下，还探讨了电影的叙事方法。这些评价都是关于电影的故事本身，但我想延伸来讲一下电影文本里流露出来的关乎现代性的反思。

要讨论现代性的问题，就要从前现代和现代的区别说起。

前现代社会就是工业化以前的社会，也就是农业社会。在农业社会里，由于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并不发达，人一生的活动范围有限，能够认识的人也有限。很多人一生就只能在自己出生的村庄或是城镇中度过，整个村子里几十户人家都互相认识，互相联姻，整个村镇就是一个大集体，生活是相对固定且平静的。所谓「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就是指的前现代社会，木心在《从前慢》里说，「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就是对这种平静安宁生活的描绘。

工业革命以后，交通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平静，社会流动性加速，你出生在 A 城市，在 B 城市读大学，毕业后去 C 城市工作。作为个体的人一生都处在「流离失所」的状态。「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人生到处都是未知，不确定要去哪里发展，不知道接下来会遇见谁。现代社会就是波德莱尔笔下的都市街头，「我不知你何往,你不知我何去」。现代技术赋予了人前所未有的「自由」，却拿走了人「选择不自由的自由」——这就是 1900 眼里船外的世界：「看不到尽头」、「有无穷无尽的选择」。

但是，所有人都注定被这浪潮裹挟无法脱身，而 1900 只是一个被讲述出来的人物。如戴锦华所说，这个里关于 1900 的故事都是以麦克斯的视角展开的，电影里除了麦克斯以外没有人知道这个事故是真是假。所以 1900 对于乐器店里的老爹来说，对于船只管理局的公务员来说，他都只是一个不存在的人物，一个活在麦克斯所讲述的精彩故事里的人。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他们都不相信 1900 存在过。

《桃花源记》里的桃花源也不存在，《彼得潘》里的永无乡（Neverland）也不存在，圣诞老人也不存在，但这些对抗现实世界的叙事却构筑了我们的精神家园。

现代人是长在一片「流沙」里的「树苗」，「树苗」需要一个「根」来稳定自己的精神世界，这个「根」对于经历过现代化进程的人来说是他们回不去的「故乡」。但对于一出生就面临现代世界的新生代说，他们却是「蒲公英」，一出生就被风吹散在空中，那个能让他们稍微感到安慰的东西或许是自己的房间，或许是被窝、或许是某个人。但更有可能，他/她什么也没有。

我很喜欢豆瓣用户@杜扬 Seatory 的评价：「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自己的一艘船 一个近乎偏执的小归宿 只是因为它让我们感到实实在在的安全，不致无枝可依」。这就是精神家园的意义，也是每个人对回不去的旧时代的哀悼。

题图：《海上钢琴师》剧照，来自豆瓣电影。

延伸阅读：

《艳遇未遂》

《现代性的张力——现代主义的一种解读》

很久没有更新文摘这个栏目了，今天出来诈尸一下。

书

《小狗钱钱》

最近想研究一下理财，作为培养金钱观念的入门书，《小狗钱钱》带来的体验的是超预期的。虽然本身是一本给小孩子看的财富启蒙读物，但 23 岁的我看完依旧觉得受益匪浅。

书里对金钱观的总结都挺有道理，但我觉得这三条比其他几条更有道理，尤其是最后一条最有道理：

你最好想清楚，你喜欢做什么，然后再考虑你怎么用它来挣钱。

欠债的人应当毁掉所有的信用卡；应当尽可能少的偿还贷款；应当将不用于生活的那部分中的一半存起来，另一半用于还债。最好不要申请消费贷款；每次借债前问自己：“这真的有必要吗？”

每当冬天过后，春天就会来临。跟大自然的变化一样，交易所里也总有四季更替。

《发条橙》

这书我买了好久了，最近失业了才有时间看。讲的内容挺有年代感的，主题是对于集权的恐惧和人性的湮灭，这是上个世纪冷战背景下西方世界的常见忧虑，没什么好说的。

不过，这本书其实按照图书分类来说并不算一般的文学作品，而是一部科幻作品，这本书出版于 20 世纪 60 年代，写得则是 70 年代的事情，对于作者而言，这算是一部近未来科幻作品。有着冷战时期特色的科幻质感和赛博美学——阴冷黑暗的街道、赤裸暴力的涂鸦、横行霸道的警察、腐败的政府、人体改造技术、还有内心的不安全感。

我没有看过库布里克执导的《发条橙》电影，但是在阅读过程中，我脑袋里他构想的画面更接近雷德利·斯科特的《银翼杀手》

文章

《11 博客》

2005 年第 42 期《三联生活周刊》刊登的博客专题，讲了 11 个在当年有代表性的博客，这期《三联》所记录的博客先锋们，现在依旧有不少仍然活跃在大众的视野里：

飞猪/flypig（林嘉澍）2005 年就靠播客节目《反播》成了「网红」，现在依靠自己的产品、Vlog 和女朋友再一次成为了网红。他中间十年的经历很多人的不知道，有时间我再了写一写吧。

安替（赵静）作为老媒体人现在然活跃，不过是在墙外的世界。他的微博是隔三岔五更新一些不痛不痒的东西，如果你上推特，就会发现他是个话痨加转发狂魔——这就是一个中国时政记者的觉悟。安替接受三联采访时说的两点我觉得很受用： 第一，博客不能让草根成为经营。这里的博客可以替换成任何互联网上的工具，论坛也好、社交媒体也好，都不是让草根一战成名的工具，换句话说，能成名的都不是草根。 第二，传播力和价值无关。你在论坛骂人能成名、你写名人花边也能出名。但是这种「名」没用，有用的是「获得话语地位，拥有认同你的人，不是靠脱衣服赢来的点击率」。

思维的乐趣（方军、许知远、叶滢等）相当于《经济观察报》的「线上增刊」，诞生于《经济观察报》的编辑室，后来才慢慢扩大收编了一些外部人员，算是比较早的集体博客，这批人里头依然活跃在大众视野里的就只有「著名公知」许知远了。现在的许知远也不怎么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只在自己主持的「十三邀」里对这个世界发问。

（By the way，飞猪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经济观察报》，他嘴里的「著名老编辑」就是方军。）

维舟是个不大惹人喜欢的书评人，现在还在豆瓣上发牢骚。据说早年在上海某个 4A 公司呆过。真是难以想象，沪上的广告公司会出这么一个刻板严肃学究气浓郁的人物，不过这样正好说明了在那个广告业的黄金时代，广告公司的兼容并包。现在的维舟可能已经不上班了，不过在豆瓣上发牢骚和写公众号大概率是挣不了钱的，尤其是这么个有性格的人，现在他会干嘛呢？刚刚去豆瓣看了一下，他出版了两本书，看来是转行当作家了。

《上都（Xanadu）、网络文化及其他》

这篇文章讲了早期互联网和计算机的历史。其实从早期的历史看，创造个人计算机的那一批人对计算机的定义和如今大众对计算机的认知有很大区别。这一点我在[2019-1-21-access-to-tools|Access To Tools 的精神]里也谈到过。早期的定义是关于「增强人类智慧」（intelligence amplification），它们希望计算机能成为「人脑的自行车」，辅助我们的思考与研究。

计算先锋们对计算机的幻想不仅仅只在于「增强智慧」，它们希望借助去中心化的互联网，能完成一次个人化的革命。有了计算机和互联网，人类可以自由地在政府的控制之外，在一个「地下空间」随意地收发信息，这种对于个人的赋权充满了政治革命的色彩。

当然，今天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大众则把计算机当作一种交互式的娱乐工具——一台可以随身携带的「电视机」。信息和科技从学术领域进入商业领域，产业化后，政府的控制也不可避免地来到，如今在回忆，过往的历史只是一个「数字乌托邦」。

电影

《大佛普拉斯》

看《大佛普拉斯》的时候我不由得回忆起了另一部电影——《大象席地而坐》。这两部电影有点类似，都看着让人高兴不起来。即便大佛普拉斯里充斥着导演本人的黑色幽默，试图用这种间离的方式阻止观众移情，但我想所有观众都会觉得胸中有什么东西堵住了。

电影本身的故事非常简单，菜圃是一个家有老母的小保安，肚财是一个拾荒者，两个人底层村民关系要好，每天夜里肚财都会去菜圃的保安室，两个人一起吃宵夜，看老板的行车记录仪听老板和女人偷情的声音，结果有一天在行车记录仪里发现了老板杀了人，并且把尸体扔进了工厂正在铸造的佛像里。电影结尾的处理很有意思，在佛法大会上，信众和和尚正在念经，这佛像里却传来了咚咚咚的声音。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描写底层人民生活困苦，上层人士声色犬马的现实主义电影，在手法上还有那么一点荒诞。但导演既没有对关注民生疾苦的呼吁，也无意于描写钱权勾结的深层原因，导演只是把事实展示了出来。荒诞现实主义的作品之所以会有荒诞感，不是因为它戏剧化了真实，反而是将真实毫不加工的呈现在你面前，让你意识到现实的荒诞。我们已经习惯了自己眼中的现实世界，所以当我们透过镜头，从另一个角度窥探它时，这种错位感带来的不习惯，正是荒诞感产生的原因，尤其是当我们凝视一个另一个没有话语权的群体时。

就像史里芬镜头下的河北：财富塔、金鳖馆、福禄寿饭店和保定易县后山娘娘庙。贫瘠的经济只能孕育出扭曲的文化，当你看见这些奇形怪状的建筑和荒腔走板的宗教信仰，屏幕前的你觉得荒诞，但这却是这片土地上最隐秘的真实。你不知道它，只是因为没人在意身处其间的那些人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

电影看完难受是不符合大众娱乐的精神，但是电影和其他文艺作品一样，从来不只是娱乐的工具，它们是表达的工具。去年贾樟柯的《江湖儿女》上映时，《环球日报》的总编胡锡进也在微博上表示看完「堵得慌」，说这部电影是「负能量」。我没看过《江湖儿女》，但我对所有「堵得慌」的电影表示欢迎，人只有在不舒服的时候才会发觉一些问题。身处于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塑造自己理想世界的唯一途径。

优秀的文艺作品从来不是拿来粉饰太平的，真正的太平，不需要粉饰。

延伸阅读：《胡锡进的同流》

题图：《银翼杀手》剧照，来源于豆瓣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