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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自《连线》文化版文章，原文标题“Behind the Scenes at Rotten Tomatoes”

作者：Simon Van Zuylen-Wood

翻译：Dkphhh

“由人类，而非算法，为每一部电影打分”

Tim Ryan 是一位电影发烧友，42 岁，顶着一头杂乱的红发。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在罗德岛当记者，没事做的时候就看经典老片，“什么戈达尔啊，还有俄罗斯的红色电影，”他说。后来他搬到了湾区，当时羽翼未丰的烂番茄就在那里。为了看电影，Ryan 成天泡在烂番茄上。2004 年，烂番茄公开招聘，这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Ryan 抓住了。现在 Ryan 把自己比作电影《摇滚巨星》里的 Mark Wahlberg 饰演的角色——“从头号粉丝变成了主唱”。

Ryan 是这家影评网站任职时间最长的员工，最近他投身到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新项目里。当我 10 月份造访烂番茄的新办公室——现在位于比佛利山——他这么解释这个新项目：“如果烂番茄一直存在会怎样？”

Ryan 想给从古至今所有的电影都打个分，或者更准确一点，把从古至今每一部电影的每一篇影评都搬上到烂番茄上。

世界上的第一部剧情长片（feature film）是《凯利帮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Kelly Gang），这部电影改编自一群澳大利亚亡命之徒的真实故事，于 1906 年 12 月 26 日在墨尔本的 Athenaeum Hall 上映，一度引发骚乱。一天后，世界上第一篇影评诞生。Ryan 找到了墨尔本报纸《The Age》的数字存档，原文如下：

看得出来，剧组花了许多精力，非常认真地还原了惨剧发生的经过，就算有什么瑕疵，影厅里的观众也没有那么好的记性能记住。

这部电影在 Athenaeum 上映五周，场场爆满，随后又在悉尼上映。所以，Ryan 又查了悉尼的《Daily Telegraph》，找到了第二篇影评：

这部电影清晰明了，作为一部丛林片，主角的表现也相当突出。电影的拍摄地在“Kelly Country”，当然，拍摄获得了充分许可。这种影像加文字的记录毫不逊色于今天的现场拍摄。

这两篇文章在刊登 112 年后，被上传到了烂番茄。Ryan 将第一篇判定为“新鲜”，第二篇则是“烂”。在进一步发掘史料之前，甚至直到世界毁灭，互联网上关于《凯利帮的故事》的权威影评可能就只有这一个红番茄和一个被砸烂的绿番茄。

就是这么奇怪，在我们这个割裂的后把关人时代的文化中，最接近鉴赏权威的，居然是一个用卡通番茄评价电影的网站。由早期员工设计的烂番茄新鲜度，现在已经成为了影视领域的“好管家”认证。红就是好，绿就是坏。

新鲜度由一群专门的编辑管理，他们会阅读大量认证影评人的文章，判断哪一个是好评，哪一个是差评。当然，一部电影至少要五篇影评才能给分。

每一部电影的新鲜度等同于它的好评率。举个例子，John Travolta 2018 年的电影《高蒂传》新鲜度 0 分，就是说 55 位影评人的影评中没有一个被判定为好评。59 分以下是烂（绿番茄），60 分及以上是新鲜（红番茄）。

烂番茄的创始人说烂番茄这个名字来源于电影《里欧洛》，片中的小男孩觉得自己的父亲是一只浸染了某个西西里男人精液的番茄。不过这个名字更容易让人联想起古代人看到一出烂戏就往舞台扔水果的实践。基于这样的精神，烂番茄也提供了爆米花图标的观众评分，由观众给电影打分。

成立于 1998 年的烂番茄最初只是几个伯克利研究生给成龙电影打分的地方。但“给电影打分”这件事自带的商业价值促使烂番茄成为了一家有分量的公司。乔布斯在开发布会的时候指名道姓地提过烂番茄。从梅丽尔·斯特里普到马丁·斯科塞斯，这些好莱坞的精英们也会时不时提起烂番茄。对于那些想让你掏钱的电影公司而言，烂番茄是不可忽视的地方。

2010 年，烂番茄被 Flixster 收购，一年后 Flixster 又被华纳兄弟收购，2016 年 Flixster 的大部分股份又被华纳卖给了票务公司 Fandango。所以你能在 Fandango 的电影售票网站上看到每部电影的烂番茄新鲜度。在 Google Play、DirecTV 或者 iTunes 这些烂番茄的合作伙伴上，也能看见评分。对于影视公司来说，烂番茄则是一个宣发工具，对电影评分的报道也成了常规新闻类别。

随着影响力渐长，烂番茄也遇到了许多非议。到了 2017 年，像《加勒比海盗》、《海滩游侠》这样的大片的制片人开始因为影片表现不佳而指责烂番茄故意给他们打低分。还有一些阴谋论认为，烂番茄和制片厂有交易。尽管现在还没有证据表明烂番茄的编辑会被收买，但烂番茄的观众评分确实已经被玩坏了。在《黑豹》和《惊奇队长》上映时，一些男性漫画粉丝涌入烂番茄给这些电影刷低分，只是因为他们讨厌黑人和女性。

尽管如此，烂番茄的分数依旧有一种权威的诱惑力。作为一个用户，我条件反射般地相信，60 分的电影就是比 59 分的电影好。尽管这些分数几乎没有什么意义。在选择无穷无尽的世界里，在逐渐被算法推荐接管的互联网上，烂番茄代表着某种更加古老的东西。同时，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最好的选择方式是什么？或者更直接一点，你该相信谁？

“这篇算不算影评？”，这个问题烂番茄的编辑部每两周都要讨论一遍。这天我也在场，会议由在烂番茄任职 27 年的 Haña Lucero-Colin 主持。烂番茄和 Fandango 共用办公空间，内部挺有硅谷范儿的，你可以在墙上写东西，也能把墙拆了。隔间、卡座、角落，橙色的 Fandango 图标随处可见。不过开他们会的状态不太像创业公司，更像新闻学院的研讨会。

他们的讨论会一般这样进行：编辑拿出一篇文章，所有人判断它到底算不算影评。就这么简单。烂番茄不会考虑专题报道、推特的推文和影片概述。这次讨论会包括一篇《卫报》关于《 30 Rock》过于依赖明星客串的文章，一段关于文化类播客的讨论，以及一篇刊登于《Entertainment Weekly》关于晨间真人秀节目《The Bonnie Hunt Show》的文章。这些推进得都非常迅速，全都不算影评。

那天最难的一个问题是电视编辑 Robert Fowler 提出的，《纽约》杂志网站 Vulture 上刊载的一篇关于《Nancy Drew》的文章，作者是 Matt Zoller Seitz 。在 Fowler 看来，Matt Zoller 写这篇文章“只是想借这部电视剧谈谈电视的本质，这是他的习惯。在这种情况下，影评只是这位电视评论家的副产品。” Lucero-­Colin 同意这一观点。那么这篇文章到底算不算影评呢？没人能下结论。最后:Lucero-­Colin 给 Zoller Seitz 发了一封邮件。后者回复：“好评。”

像这样的讨论会对保持新鲜度的公正性至关重要。对此没有人比 Jeff Giles 理解得更深刻。作为一名远程工作的新罕布尔州居民，Giles 从 2005 年开始为烂番茄做编辑，自那时起，他也自己做了一个流行文化网站，并为肥皂剧写了一本 381 页的口述史《One Life to Live》。

Giles 也会不定期到佛利山办公，来到这里后他很快就进入了工作状态。每一位编辑都要追踪几本出版物。Giles 作为管理者，主要负责《纽约客》、《纽约时报》这类 A 级刊物的评论家。工作内容就是评判一篇影评是好评还是差评，然后摘录一段合适的文字放在网站上。今天的第一篇文章是《Hollywood Reporter》关于《The Wayfarers》的影评，写得弯弯绕绕，难以判断。好在文章开头有个摘要帮 Giles 做了判断“缓慢的开头变成了深深的感动”——是好评。随后，我们又仔细阅读了清晰明了的《Springtime for Nazis: How the Satire of 〈Jojo Rabbit〉Backfires》，原载于纽约时报，作者 Richard Brody。

我觉得不过瘾，于是 Giles 给我发了一篇充满优越感但又轻松幽默的《唐顿庄园》电影版影评。这篇他已经看过，作者是《纽约客》的 Anthony Lane“作者似乎觉得这部电影不应该存在”，他评价说，“但观看这部电影的过程并不痛苦，你知道吗？”记住：烂番茄没有明确的好坏标准，也没有必须完成多少篇好/差评的指标，只有编辑的判断。这篇影评比较矛盾，但我倾向于好评。Giles 表示赞同：“我们把这种叫‘绅士的好评’。”但他似乎忘记了他对这篇影评的判断：差评。我问了一下 Giles 最喜欢什么样的影评人，“观点清晰明了的”，他说。对于那些喜欢用字母打分的媒体影评，Giles 给出好评的标准是 B-及以上。

干这行速度也很重要。刚刚在烂番茄工作一年的 Kristin Livingstone 说，编辑们会把观点暧昧的文章扔进工作群，“有些编辑会很快回复是好评还是差评，”她说。

编辑们一天要判至少 50 篇影评，这个节奏容不下多少揣摩时间，尤其是现在烂番茄还引入了 YouTube 和播客影评。每周的影评完成数量都集中在一个共享的表格里，“就像比赛积分榜一样。”每周的达标额度是 200 篇，不过没有完成也不会有惩罚。

烂番茄也在尝试解决工作量的问题，影评人现在可以自己上传并判定影评。现在，这类影评大约占 30%，不过我能感觉到很多影评人希望烂番茄新鲜度不存在。《时代》影评人 Stephanie Zacharek 就抱怨过这种非好即坏的判定方法无法处理“一部好看的烂片”这种情况。现在大部分的影评人都不会在写影评的时候都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烂番茄新鲜度现在被“流行主义”（认为商业文化产品也值得被严肃批评）扭曲了。“90 年代的电视评论都是相当刻薄的”Lucero-Colin 说，“每一篇影评看起来都像‘这节目就是屎，我们不会再看第二遍了。’现在的电视评论说教意味很浓，就像‘嗯，他们干得不错，但不够好，不过我还是挺喜欢这个明星的。’”

此外，由于新鲜度这个评价没有区分完全好评和“绅士的好评”，所以爆米花电影和严肃经典的分数往往差不多。例如《蜘蛛侠：平行宇宙》新鲜度 97%，希区柯克的《迷魂记》新鲜度 95%。据分析，每年烂番茄新鲜度的平均分都在变高。

“因为所有东西都被抽象成了好或者坏。”前烂番茄编辑 Matt Atchity 说。“正是这种极端的数字让烂番茄一直流行，一直出现在新闻报道里。”

回到《凯利帮的故事》。这部电影的第一篇影评是好评，确实没有说这部电影的什么缺点，但“花了很多力气”和“认真”也算不上什么溢美之词。第二篇影评开篇就说，这部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犯罪电影算不上对澳大利亚价值观的大肆宣扬。虽然是差评，但影评人并未批评电影本身，相反，字里行间还有一种这电影拍得还行的意思。问题不是 Ryan 错判了影评，换我也会做出同样的判断。问题是烂番茄的世界里只有“新鲜番茄”和“烂番茄”，没有“生番茄”和“熟番茄”。

Giles 最近收到了一个来自影评人的投诉，她反对烂番茄将她的影评算作好评。“她说，‘我真的不喜欢那部电影。能换成差评吗？’我说，‘当然可以，但我想问问，为什么你要给 B-？’她的回答很简单，‘我讨厌打分，就随便给了一个。’”Giles 后来又补充说，“我完全同意她的观点。”

在采访的第二天，我和烂番茄的一线采编人员吃午餐，他们和影评编辑不一样，主要采访电影明星、参加电影节。我问他们，作为烂番茄的一份子，他们是否认为外界真正了解烂番茄。答案是否定的。编辑 Jacqueline Coley 说，她从来不告诉 Uber 司机自己真实的工作，这样对方就不会问及她无法控制的电影分数。她也听有些人抱怨评分算法，但 Coley 说，“我们根本没有什么算法。”

确实没有，否则刷分这种事就不会伤及烂番茄了。两年前《星战：最后的绝地武士》上映时，观众评分跌倒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程度（现在是观众评分 43，烂番茄新鲜度 91），导致用户怀疑烂番茄新鲜度是不是被收买了，还是又发生了一出恶意刷低分闹剧。

失去了评分公正的信誉，烂番茄什么都不是。为了建立信心，烂番茄解决了这个问题：影片上映前不允许用户打分，同时要求打分用户验证电影票。

观众评分规则变动的同时，新鲜度的规则也迎来了大改。在 2018 年 8 月之前，只有几家出版机构的影评人才能入选烂番茄新鲜度评分，这些人大部分是白人、男人、老人。现在，有 600 名新影评人入选，其中大部分是自由影评人，且多为女性。不过当影评人队伍扩大到了 4500 人这个规模，就难免会出混进一些滥竽充数的人。几年前，一个叫 Cole Smithey 的影评人就为了破坏《伯德小姐》的 100%好评给了一个差评。

我们很难弄清楚烂番茄的评分对电影票房有什么影响。在 2018 年末，Morning Consult 举行了一次全民调查，发现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会在看电影前查一下烂番茄，有 63%的人会因差评选择放弃观看。但不管有没有影响，对于好莱坞来说都要争取。所以制片厂会在临近上映时才给影评人举行放映会，遇到差评，会向 Giles 这样的编辑表示抗议。

“我也注意到了‘新鲜’对于制片厂和制片人而言非常重要，”他说。如果一部电影新鲜度在 75%以上，并且参考影评超过 40 篇，就会有一个“烂番茄认证”的小标签。“他们知道这个东西在宣发中的价值。”美国最大的连锁影院 AMC 会在官网上显示电影的烂番茄新鲜度，但只显示有“烂番茄认证”的。

卖电影票的 Fandango 买下烂番茄也不是为了让观众少看烂片。为了完全掌控烂番茄，烂番茄没有负责人，由 Fandango 的总经理 Paul Yanover 直接管理。不显年龄的长相和程序员背景让他看起来不像个精明的商人，但他的思路非常清晰。“我们实际上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很有用的宣发平台。”他对我说。

Fandango 的盈利方式有几种。一种是观众通过他们的平台买票，能收一笔“过路费”。另一个是向内容供应商（前面提到的 iTunes、Google Play 等）授权，允许他们使用烂番茄评分。

“显然，烂番茄有极高的自主性，”Yanover 说，“不过 Fandango 作为一个售票平台，也一样。”在他看来，烂番茄和 Fandango 的使命是一样的：把你会喜欢的内容送到你面前。

Netflix 的算法也起到同样的作用。唯一的区别是，Netflix 比影评人更了解你的喜好，甚至比你自己更懂你。但 Netflix 不会显示烂番茄新鲜度，实际上 Netflix 上什么评分都没有。相反，他们是根据你过往的观看历史向你推荐电影。Spotify 的歌单，Facebook 的信息流也是同样的原理。在我们这个数字时代，我们周围充斥着被算法推荐的内容。

烂番茄新鲜度有这么多缺陷，为什么我们还要用他？**因为当 Netflix 想用算法把你永远留下时，烂番茄存在的最终目的是让你离开它。**你会经他的推荐去看一部电影，或是拒绝一部烂片，但这一切行为都源于你的自由意志。

“在烂番茄，有一些用户有自己喜欢并信任的影评人，”《时代》影评人 Zacharek 说，“他们会点开链接看影评。”如果使用得当，烂番茄其实是一种无尽的资源，就像互联网最开始时那样。

现在，Tim Ryan 的电影档案计划已经为 210 部老电影创建了页面，收集了 5500 篇影评，没有烂番茄，这些影评和写它的人大部分会被埋没在历史资料里。

题图来自《连线》原文

有一种说法是人会经历两次死亡，一次是生理上的死亡，另一次是被人遗忘。

从这个角度看有些人实际上获得了永生。例如孔子、孟子，又例如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这些人虽然死了，但他们的思想和经历被永久地记录了下来，被一代一代的人学习，虽然我们无法和他们面对面地交流，但透过各种媒介，我们都能感受到他的存在。

我一直觉得《论语》是部伟大的作品，它的伟大不仅在于思想性，而是透过一个个短小精悍的故事把孔子的人格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里面有他的喜怒哀乐，还有他为什么喜怒哀乐。

所以，我把在虚拟世界里获得永生当作自己的理想。人会遗忘，但互联网不会，只要互联网里还有我的记录，只要这些记录还能被访问，我就算活着，就能遇到下一个点开这篇文章的人。

这不是自恋（在我看来不是），我只是想证明自己曾经鲜活地存在过。我和所有人一样有我的喜怒哀乐，不是人口统计表上的一个数字。

我们纪念李文亮不是因为他有多伟大，而是因为他是我们的代表。他代表着一个普通人在这场灾难中的境遇。因为这样的命运随时可能降临到我们头上，只不过李文亮比较倒霉罢了。

他在微信群提醒同事注意安全只是举手之劳，所有人都会这样做。只不过这条微信消息后来传开了，大家开始关注武汉发生了不明传染病。

于是，他的举手之劳被定义为“造谣”，他被警察训诫。又因为疫情扩大，所谓的“造谣”竟然是真相，于是他成为了吹哨人，成了“打脸”体制的英雄，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但他自始至终都不想成为英雄。他只是做了所有人都会做的事情，包括在训诫书上写“能”、“明白”。

如果不是因为随手转发，李文亮作为医生身处物资匮乏保障不力的一线，可能还是会被感染，可能还是会因医治无效去世，但大家不会记得他。他会成为实时更新的去世数字中的一个，不那么起眼，或许在媒体记录抗疫牺牲医生时会为他留下几句话，但不会有人在意。

徐海燕是一名深潜爱好者，2017 年 9 月 6 日和同伴孙昊在潘家口水库进行，因不明原因溺亡。

这不是一个公共事件，但在当时也获得了一些关注。因为新闻标题里强调了徐海燕是北大学霸。这是一种新闻操作技巧。游泳溺死不是新闻，每年能有几百个，但北大学霸溺水就是新闻了，几年都遇不到一个。

后来这件事逐渐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也是因为徐海燕的身份。她不仅是北大学霸，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毕业归国后从事科研工作。她喜欢科幻小说，《神经漫游者》就是她翻译的，用的笔名 Denovo。深潜是她的爱好，她在潜水论坛 FunDiving 里写过不少经验分享。

于是这条新闻经过潜水圈、科研圈、科幻圈的传播，被进一步放大了。大家开始自发悼念。

徐海燕是我印象里第一个被民众自发悼念的普通人，她不是取得了什么成就的英雄，也不是明星，只是一个普通人。我们怀念她也不是因为她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贡献，而是因为每一个活过的人都有被记住的理由。

说不定你也曾读过她翻译的《神经漫游者》，说不定你的毕业论文里引用过她的专著，说不定在学习潜水时，看过她的经验分享贴。

人和人的联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每一个故去的人都可能和你有关。

他/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做过什么？和你有什么关系？这些都是一个人存在于世界上的根本性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我们的社会就是由这样一个个个体构成的。但过去没有一个公共事件让大家认识到这一点。

上一次有这样的公共事件还是 2008 年的汶川地震，但那个时候我们只有主流媒体的宏大叙事，作为个体的故事，无论是在手机上打下“妈妈爱你”的母亲，还是那个要喝可乐的孩子，都只是为了配合宏大叙事的催泪弹。

但像豆腐渣学校这样真正的问题却从来都是视而不见。由于媒体被禁声，那些因豆腐渣工程死去的学生在新闻中消失了。为了服从宏大叙事的需要，生命被分成了两种，一种可以被报道，另一种不能。

长久以来，这片土地上的我们一直缺失作为个体的尊严，但李文亮的出现让大家意识到了人不只是官方统计口径里的一个数字，这是这场灾难里我们最大的收获。

我希望我们能记得久一点，在这场疫情过去后，还能有人记得他，在这场疫情过去 10 年后，还有人记得他。他是警钟，警醒生活在这这片土地上的我们，宏大叙事之下是鲜活的生命。

相关阅读：[2019-1-28-2-9|2019 伊始：聊聊经济下行，老龄化，微信和电影]

题图：网络

人类学家项飙：现代人追求即刻满足 越来越情绪化和极端化

项飙说“附近”这个概念的消失，是直接点明了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附近”这个海绵一样的缓冲层没有了，社会在结构上变成了两个极端，个体的感知力已经被透支了，只能不断追求更大的刺激。

这是一个理性和人性一起萎缩的时代。我们不再去“附近的餐馆”吃饭，而是追求更快的外卖；我们不敢和“附近的人”投入一段关系，所以追求快餐式的社交（租男友女友、约炮）；我们不想条分缕析地解决问题，就寄托于更极端的情绪爆发（田园女权、对资本家的单方面批判）。

我以前不理解有的人为什么能将工作视为生命的终极意义。看完这期节目似乎有点懂了。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这样一个高度原子化的社会里，一个人能拥有的稳定的社会关系就是由生物决定的家庭关系和由社会分工决定的职业关系。如果一个人无法在家庭关系中获得满足，原子化的社会又使得稳定的友谊难能可贵，有些人就只能寄希望于从工作中获得满足感了。

顺便，推荐项飙的一则演讲：《悬浮：流动、期望和社会成长》

茨基给大学毕业生的一次演讲

要尝试创建并善待你们的词汇，就像善待你们的银行账户那样。要时刻关注你们的词汇，并尝试增加你们的积蓄。 这样做的目的并不在于提高你们的卧室口才，或是促进你们的职业成功，虽然这两种结果也都有可能出现，也不是让你们成为交际场合的雄辩家。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你们尽可能充分、精准地表达自己，总之，其目的就是保持你们自身的平衡。 因为，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日积月累，最终会导致神经官能症。 那些无名无姓的感情、感受、思想和印象没有被表达出来，没有获得大致的满足，它们在某一个体的内部不断被压抑，最终会导致心理爆炸或心理崩溃。

伦理的追问与学理的批评――对西方电视批评理论的一种解读

电视上的家庭比真实的一般美国家庭富裕 4 倍，这就误导了许多真实的美国家庭,给他们留下一个夸大了的概念，好像一般美国家庭真有多富裕。把自己的家庭和这种虚构家庭相比，结果大家都有一种丧气的感觉

你在朋友圈/微博/知乎/豆瓣上看到的其实也一样。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負擔得起「真實」的經驗

古往今來，人類的慾望只是圍繞着兩件事：「食」與「色」。工業革命後，資本家以高效率的生產方式，以人類的慾望刺激他們消費。但是在後工業化年代，資訊科技發達，人類的「食慾」和「性慾」都可以在某程度上透過虛擬的方式滿足，又或者這樣說，在發達社會的經濟環境下，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負擔得起「真實」的經驗，取而代之的就是以虛擬的方式去滿足人類最古老的慾望。

现实生活不是没选择，你为什么喜欢在综艺里看别人谈恋爱？

这样的真人秀，提供的是某种理想化的“现实”，就像《我爱偷窥》一书中，一个知名节目制作人谈到的，“节目追求的并不是绝对的真实，而是‘一些人在压力下才会表现出来的慷慨与勇气的美丽。’”

……

学者郑向荣在《互动的“镜像”》中提出，观察式真人秀节目的这种“观察”，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精神分析学的“镜像理论”。在拉康的分析里，最初的经历里，人类从(镜像)中获得最初的经验，他看到自己，他反映自己，把自己当成他人。而在观察式真人秀里，第一现场的屏幕世界成为我们观照世界的“镜子”，在“自我”、“他人”的综合作用下，我们得以反观自身。

……

在镜头前，人的可能性被缩短了。男女双方皆为彼此塑造了一个“最完美”的自己。这样的“完美”维持了节目的可看性，却再一次让人对爱情的实质产生了疑问。而所有的男性，则每日维持着整洁，并以严格的绅士准则要求自己，哪怕是实际生活中最懒惰的人，也对女嘉宾鞍前马后。在这种无所不在的注视里，男女之间拉近关系的精神交流，几乎是不可能的。在镜头前，人的可能性被缩短了。

男女双方皆为彼此塑造了一个“最完美”的自己。这样的“完美”维持了节目的可看性，却再一次让人对爱情的实质产生了疑问。

于是，我们看到的嘉宾们，即使双方经历了整整一个月的甜蜜相处并成功牵手，但他们的内心也许对彼此依然是一无所知的。

李佳琦的直播间：“买它！” 背后的性别秘密

当一个女性热爱美妆，你可以说这是她的爱好；但当整个社会里的女性作为一个集体，无论年龄、职业、家庭条件 —— 就像涌进李佳琦直播间的女人们，都一致地在意外表，它便成了一个社会现象。“化不化妆” 与 “结婚生子” 同样成为社会期待而非个体选择。

“你看，连西方人都说咱们东方更好”

……的确，为了在科学认识的巨大压力下挽救道德和艺术，人们有时急不择路。人们引用测不准原理来弥合主客观两分，引用量子力学所依赖的波函数表达来反对牛顿—拉普拉斯的决定论，捍卫自由意志。他们一面反对科学主义，一面眼睁睁企盼科学为他们提供最终解决方案。这让人想起有些反对西方霸权的论者，动辄引用西方权威，“你看，连西方人都说咱们东方更好”。

“ 只有闻过猪屎，才知道火腿好吃 ”

我们生活在媒介高度发达、消费主义机器以前所未有的效率、随时随地把各种猪屎推到人们眼前的世界。我们不必再担心子女们接触不到猪屎。相反，如果不进行干预，她们就接触不到拉丁文、能剧、以及一九七零年代的 funk 音乐。只有吃过金华火腿，才知道猪屎的味道；只有闻过猪屎，才知道火腿好吃。

为什么亿万富翁还要继续工作？

攀比、焦虑、填不满的欲望、还有存在主义危机，让一个人拼命工作赚钱的理由太多了。

纽约时报这篇专栏让我想起了之前 BuzzFeed News 的那篇《过劳一代》。两者之间唯一的区别是视角不同，前者关注的是富人，后者关注的是普通人。但他们反思的其实是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现代性的弊端。

什么是现代性的弊端？可以参考知乎上的这个回答。

两百年前工业革命的时候就有人在反思现代性，但是最近这几年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开始变多了。这个事情和经济周期有关，经济发展好的时候，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大家巴不得被资本异化。但现在经济进入了衰退期，机会在变少，市场就像冬眠了一样，死气沉沉，导致没有钱的人不愿奋斗（奋斗没用了），有钱的人开始焦虑。

在几年前，社交媒体上关于工作的讨论都是“努力抓住阶级跃升的窗口期”。我记得我大学时，媒体们讲的都是创业公司的造富神话，喊的口号是“Work hard，play hard”。我们惊叹于一个一个独角兽拔地而起，在创业公司里没有见过“凌晨 4 点的北京”是可耻的。那时候每个人都怀抱着重崇高的理想和远景，不是“改变世界”，就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看起来十分真诚，一点都不像装的。

甚至直到半年前，Wework 的创始人被赶出公司之前，纽约时报还发了一篇评论《年轻人，你们为何假装热爱工作？》，看起来中关村的创业文化已经输出到了大洋彼岸的旧金山。只不过这时风向已经变了，纽约时报在写这篇文章时不像中国媒体，习惯性的歌颂企业家的奋斗和伟大，而是直接把矛头指向了问题的核心：

许多公司仍然以冠冕堂皇之辞为工作贴金

可不是嘛，“改变世界”这话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是真诚的，到了现在这个时间点，除了给自己贴金，还有什么价值？这篇文章刊载时 WeWork 估值是 400 亿美金，现在 WeWork 上市失败,估值缩水只剩两成。愿景和鸡汤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总是不堪一击。

其实，现在大部分人不是不想工作，只是不想活的这么累。我相信大部分普通人是有一个退休计划的，类似于“攒够多少钱”、“工作到多少岁”就退休这种。

正是基于此，纽约时报的作者就提出了开头的那个问题。

可是为什么他们停不下来？这不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规律。

现在的社会就像一个上足了发条的机器一样，一旦开动，除非机器抛锚，否则不会停止。我们就是机器里的一颗颗齿轮，机器不停我们也停不下来。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文明社会确实就像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说的那样，是一场开弓没有回头箭的“骗局”。

回到实际中来，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如果 CEO 们不好好工作，如果公司垮了，他们可对不起董事会给他们开的高工资。

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个体都能在这个环境下找到出路。战胜周期的最好方法是保持乐观。

多巴胺斋戒（Dopamine fasting）：张一鸣的延时满足理论现在有了硅谷信徒

硅谷的有钱人不仅热爱工作，还喜欢限制自己的快感，活脱脱像一个机器人。

Vox 最近的一篇报道解开了硅谷“多巴胺斋戒”的神秘面纱。所谓“多巴胺斋戒”，字面意思是限制多巴胺——那个能让你感到快乐的神经物质——分泌。操作方法有很多，例如少玩手机多工作，少吃零食多运动。

提出这项号召的加州大学的神经学教授 Cameron Sepah 说，如果不对多巴胺分泌加以限制，我们就会习惯高水平的多巴胺，然后去追求更大的刺激。

这套理论和张一鸣的延时满足异曲同工，都把满足感视为大敌。

按 Sepah 的说法，他提出这项倡议是希望大家能夺回生活的掌控，例如让自己不会在手机铃声响起时第一时间去看手机。

不过也有些科学家表达了不同观点，例如 Vox 采访的神经学家 Judson Brewer 就说，“长期来看，强迫自己的做法不会有效果……只会让你丧失自己所爱的东西。但因为你仍然喜欢它，所以你最终会回到原点。”

这几年硅谷不仅是科技神话和财富神话的诞生地，也催生出不少颇有影响力的生活方式。例如Soylent 这类的代餐、 旧石器时代饮食 等等。

这些东西的支持者都宣称有科学依据，也收获了一大票科技公司高管的支持。但在外人看来，这种诡异的生活方式周围总是环绕着宗教般的神秘色彩。

或许，科技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宗教。

微软在日本实验一周 4 日工作制，结果如何？

结果如下：

• 公司人均营收（当月营收/公司人数）同比提高了 40%
• 电力消耗下降了 23%
• 打印纸张消耗下降了 60%

因为结果看起来不错，微软今年冬天还要继续实验。

新西兰也尝试过类似的减少工作日的实验，生产效率提高了 20%。

不过，也有部分微软日本分公司的经理表示不理解，有些雇员表达了缩短工时会招致经理不满。

我还没有找到这个实验的具体操作方法，所以不清楚到底是如何实施的。因为有的工作并非坐班制，例如销售，晚上陪客户吃饭到底算上班还是下班呢？再例如程序员/设计师，有电脑的地方就能工作。关注这些人如何实践一周 4 日工作制更有意义，因为他们才是深受加班摧残的群体。

让丧家之犬再跑一会儿

想起在发布活动公告的时候，有位读者在我的文章下面留言：“为什么探讨垃圾问题时，嘉宾席没有这一知识领域的专家呢？”

我回复 ta：“因为公民不需要成为专家也能够为社会事务和环境问题负起责任。拍出《垃圾围城》、《塑料王国》的纪录片导演王久良不是垃圾处理领域的专家，调查雾霾问题的柴静不是环保领域的专家。有好奇心和研究、学习的方法论，人人都能够去推动公共议题。赋权普通人正是应对垃圾问题的关键，我们只不过在身体力行这一点。”

直到现在，我仍然相信公民教育公民，而不是权威教育公民。因为关键不在于谁更有资格处理公共事务，而在于在很多社会议题上，普通人有着和既得利益者不一样的 stake，所以前者不能将自己的权益完全让渡给后者去决定。

题图：《摩登时代》

几天前，好奇心日报的读书栏目发了一篇书摘《什么思想成为推动政治行动的力量，形塑今日世界？》：

「后此，所以因」是反动者所尊奉的信仰。他的故事始于一座幸福安稳的国度，在那里，各得其所的人们和谐相处，臣服于传统和神灵。随后，外来入侵的思想在作家、记者与教授等知识分子的宣扬下对这种和谐形成了挑战，于是维护秩序的意志从顶端开始削弱。（精英的叛变始终是所有反动故事的关键。）很快，错误的观念就降临整个社会，使它心甘情愿甚至无不欢喜地趋向毁灭。

——马克·里拉《搁浅的心灵》

最近在看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看到这篇讲「反动」思想源流的书（前言）后，我发觉卢梭的观点在精神内核上就是「反动」的。

因为国内的政治语境很特别，中国人看「反动」这个词时总是带着有色眼镜，所以需要解释一下，其实马克·里拉书里的「反动」一词毫无政治意味：

「反动」一词有一段有趣的历史。它在 18 世纪第一次进入欧洲政治思想的词汇表，当时由孟德斯鸠从艾萨克·牛顿的科学论著中借鉴而来。孟德斯鸠在他极具影响力的作品《论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aws）中用力学的词汇把政治生活描绘为一系列永无休止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马克·里拉将「反动」，或者说「反作用力」这一概念带到了历史学。它的意思是「逆历史潮流」、或者通俗一点讲就是「开历史的倒车」。

历史上最典型的「反动」案例，莫过于发生在 19 世纪的卢德运动，卢德派工人因为织布机抢了自己的工作（对，19 世纪的产业工人就意识到了机械自动化对自己的威胁），发动起了一次打砸织布机的社会运动。按照我们习惯唯物史观，这种破坏先进生产力的行为就是「反动」的。

再举个抽象点的例子，一个民主国家的总统突然要修改宪法，将总统任期的限制取消。在知识分子们看来，这种似乎想回到专制制度的做法也是「反动」的。

如果以「逆历史潮流」为标准判断，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里传达的思想毫无疑问是「反动」的。在他看来，人类文明自诞生的那一刻就将人类送上了不归路——文明的诞生即不平等的诞生即人类痛苦的诞生。

一些人闲散过度，另一些人劳作过度；食欲和感官欲望容易被激发，也容易得到满足；富人的饮食太过讲究，精致的食物让他们得便秘，深受消化不良之苦；穷人食用低劣的食物，甚至于经常连这样的食物都吃不上，食物的匮乏令他们一有机会就贪食；彻夜不眠，事事放纵，各种情绪的极度激动；疲惫不堪，殚精竭虑，忧心忡忡；在各种情况下承受的无数痛苦永久地折磨着人类。这些令人沮丧的证据表明，我们大多数的不幸都是自己的杰作**，只要保持自然为我们制定的简朴、单一、独居的生活方式，它们就几乎可以全部避免**。如果自然注定人类的健康，那么我几乎敢于肯定，沉思的状态是一种反自然的状态，沉思的人类是一种堕落的动物。

卢梭所谓「简朴、单一、独居的生活方式」，就是他笔下描绘的原始人的生活。在他看来，原始人的生活简单且美好。他不仅批判了现代性，还批判了人类文明本身。

或许是因为社会急遽变迁，让许多年轻人在原子化的大都市中感到孤独脆弱，我们这一代人也开始了对现代性的反思。我们开始意识到原来所谓「进步」并不完全是好的，有得必有失。

从原始人变成文明人，我们得到了所谓的「艺术」、「文化」，但是也失去了最单纯自然的生存状态。从前现代到现代，我们收获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但它也打破了过去宗教式的或宗法气息浓郁的精神生活。

就像马克·里拉在《搁浅的心灵》前言里说的：

反动者特殊的怀旧情结也足以解释反动精神为何经久不衰，即使是在缺乏具有革命性的政治规划的情况下。当今世界发生着不间断的社会性与技术性变革，无论在哪里享受现代生活，从心理上讲都像是在经历一场没完没了的革命。

最后说点题外话，《搁浅的心灵》英文原标题叫 The Shipwrecked Mind，寓意是将国家或者文明比作一艘船，船在历史之河的推力下不断向前，无法调头。想让这条船不再向前，唯一的办法就是搁浅（Shipwrecked）。

这是一个富有神话寓言色彩的隐喻。《圣经》里的诺亚方舟是船，希腊神话里带着英雄寻找金羊毛的阿尔戈号也是船，「诸神的黄昏」（北欧神话）里载着众神与怪物对决的斯基德普拉特尼也是船。中国神话中关于海洋的故事少之又少，但我们也熟练掌握这一隐喻的精髓，所以来了一曲《大海航行靠舵手》。

在海洋文明的神话里，船是帮助他们在这个世界里生存下去的工具。但海的四面都是海，它是多向度的。而我们借以隐喻历史的河流却从来都是单向度的——过去和未来这两点定义了历史这条直线。这种二元维度的框架很容易让人陷入一个误区：凡是未来的都是「进步」的，凡是「进步」的都是有利的——事实并非总是如此。

题图：Bruce Warrington

这两周工作都挺忙的，我每天处于 burnout 的状态，每天下午都像题图里这只猫一样，哈欠连天。因为工作很忙，所以到了周末我就开始自我放纵——熬夜、暴饮暴食、欣赏不用动脑筋的娱乐节目。

我知道我在自我毁灭，但是我也知道我必须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放松下来，不然到了下一轮工作日我会更痛苦。

最近，我在网上闲逛时看到了《好奇心日报》记者崔绮雯的博客。她在第一篇博文描述了和我一样的状态——被工作压得踹不过气来，只能通过廉价娱乐给自己「充电」。

因为工作缘故，我几乎每天都写作。只是最近，写作这种本是输出自己观点和价值观的方式却离我的心越来越远。我一方面被死线赶着跑，一方面又充满了自我毁灭的想法。我停止了健身，随意饮食，稍有空余时间就一头扎进最轻最无益的娱乐里，让自己头晕目眩无法察觉时间流逝，然后，恶性循环。

即使十一长假也没有任何改善。我像一颗将近被榨油机碾成粉末的花生，即使榨油机已经暂停，已经碎了的身体也无法恢复了。我也想不明白，为何曾热爱的工作会让我变成这样。

她 3 年前写下这篇日志时状态应该和我现在差不多，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坚持下来，重新让生活回到正轨的，因为后面的日志他都上锁了。

我不担心我会被工作击垮，但我担心我会变成一个脑子里只有工作的人，这比被工作击垮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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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大意讲得是美国中产家庭在「精英主义」（Meritocratic，即相信个人能力能创造财富和社会地位）氛围的影响下极端重视子女教育，所以这些孩子从小就接受应试教育，以考进名校为最终目标。但是竞争也在不断加剧，在过去精英大学的入学率有 30%，近几年却降到了 10%。

这就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你必须比别人更努力才有机会，但是努力到什么程度是个头呢？文中提到很多中学生为了靠好大学开始服用「聪明药」，一种兴奋性药物，可以让人复习一晚上而不感到困意。这种药的主要成分是包括利他林、莫达非尼，但这种药和毒品一样，是有依赖性和副作用的，会让人情绪狂躁不安，产生幻觉。

纽约时报援引的一份调查显示，有 54%的硅谷高中生出现中度到重度抑郁症状，有 80%以上的学生出现中度到重度焦虑症状。

这些孩子长大之面临的工作环境和以往也大不一样。文中拿律师举了一个例子，1962 年，一个律师一年的工作时间是 1300 个小时。但到了 2000 年，一家大型律所的律师一年要工作 2400 个小时。

你看这篇文这里的美国像不像中国？

代餐产品精准高效地将营养投放到人体内，以确保劳动者在更短时间内完成等量工作，这为人们日常生活带来了一些新的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劳动者们从代餐产品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中受益，获取更多的休闲时间。另一种可能是，代餐产品帮助解决了资本主义体制下劳动力再生产的难题，从而允许了一种新形式的剥削。劳动者本来需要吃饭、睡觉等必要的休息来保证身体正常运转，才能恢复劳动中消耗的体力和脑力，继续创造利润，而代餐产品有可能让吃饭这一必要环节简化，甚至省去，如此一来，这为雇主提高工作量，延长工作时间提供了有利条件。最终，原本为劳动者带来更多休闲时间的新发明，有可能又把这扇窗户关上，将劳动者带入到一个工作时间更长的境地。

借着前几年的八十年代热，任曙林拍的《八十年代中学生》成了网络上的「爆款」。哪个年代能拿摄影机的人不多，所以「干部子弟」任曙林成了当时为数不多的摄影师。单论成就，当时带着任曙林拍星星美展的池小宁成就更大，后者是《菊豆》和《秋菊打官司》的摄影师。

但任曙林为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留下了珍贵的影像回忆，而且不是「官样文章」，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从人的角度」拍照—这在当时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说起来我还买了一本《八十年代中学生》送我前女友了，不知道这本影集她是留着还是处理掉了。

Photography has therefore entered a new era where you now take a picture (if the word still has a meaning) first, and manage parameters afterwards such as focus, exposure, depth of field. As a result you do not get « one shot » but are offered an optimized computation among tons of others. In the case of « Deep Fusion », what you receive is a post-processed image that has been totally recreated from pre-processed shots, all of this according to 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taste ».

Philippe Dewost 这段话大意是现在手机拍得的照片并非「原本的照片」，而是按照 AI 的口味进行过「后期修图」的图片。这个观点并不新鲜，从 iPhone 加入 HDR 功能开始就有人提出过类似的看法。

有人可能会从这段话中引申出某些担忧，如「AI 在控制我们看到的东西」，但这种担心其实是杞人忧天。

当我们在讨论「原来的」和「处理过的」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之前，我们要明确一个事实，摄影术诞生至今，每一张照片，无论是实体胶片拍摄的，还是数字设备（包括数码相机和手机）拍摄的，都是经过了「处理」的。

胶片的暗房冲洗本质上和如今的图像处理算法没本质区别。胶片冲洗时，药水比例和暗房环境的差异同样会对成像造成影响。要说区别，洗胶片的是人，处理图像信息的则是机器。

算法本身没有对错，有对错的从来的都是用算法的人。我们要警惕的也不是现在的 AI，而是有人想借 AI 隔绝我们与真实的世界，例如那些默认开启「美颜」的前置相机。

The boomers get tied to the sixties because they are assumed to have created a culture of liberal permissiveness, and because they were utopians-political idealists, social activists, counterculturalists. In fact,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name a single person born after 1945 who played any kind of role in the civil-rights movement,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the New Left, the antiwar movement, or the Black Panthers during the nineteen-sixties. Those movements were all started by older, usually much older, people.

其实婴儿潮一代（在 1946 到 1964 年之间出生的人）在社会运动最高峰的 1969 年，最大也不过 25 岁，大部分人都在 20 岁以下，这样的年轻人在社会运动中只是外围参与者。

作者举例了好多反文化运动期间的社会运动家、作家和音乐家，大部分人都是 1945 年以前出生的。黑豹党领袖 Bobby Seale 生于 1936 年、作家艾伦金斯堡生于 1926 年、鲍勃迪伦生于 1941 年。

题图:Martin Krchnacek

有时候看这文摘里摘录的文字，再看看自己写的东西，我总会觉得惭愧，确实比不上人家。最近好东西看太多了，对比更加明显，这种感觉也愈发强烈。

我过去总喜欢研究一些形而上的东西，希望从纯粹的理论中寻求关于世界的答案。但后来我发现，思维的边界其实是语言的边界，而我的语言其实十分匮乏。在我的工作和业余的写作中，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 这些文章值得一读

这让我想起一位同事的经验。她刚做完一个跟名校毕业生相关的选题，发现在采访对象的履历中，烘焙是 2018 年最热门的爱好，而当这股浪潮过去后，流行起去尼泊尔玩滑翔伞或在澳洲潜水。“大家在变得越来越相似，像在进行着自身条件的竞赛。”她说。

我们如何摧毁了孩子们的童年

养育孩子的工作曾经被认为是符合公共利益的社会必要劳动，但如今除了那些最富裕的父母之外，这项工作对所有人来说都成了孤军奋战的努力。子女的幸福完全要依靠父母。许多家庭为了孩子的人身安全和成人监督，不得不忽略他们的情感健康和社会发展。

由于不能再依靠公共设施来照顾孩子，也不能再让孩子独处，需要工作的父母被迫把孩子长时间关起来。孩子在学校的时间更长，管理也更严格。幼儿园过去以玩耍为主，现在成了一年级的学业培训场所。尽管许多研究发现家庭作业对孩子是有害的，但学校还是给他们布置家庭作业。STEM、标准化考试和防枪手袭击演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课间休息、悠闲的午餐、艺术和音乐。

关于儿童自杀时间的数据支持了学校压力在精神压力中的作用。“学校开学期间的儿童自杀率是放假期间自杀率的两倍，”格雷说。“自杀未遂、有自杀企图和自杀意念方面的数据也是如此，而成年人在夏季自杀率更高。”但孩子们的心理和情感健康问题不仅仅是由课堂上发生的事情造成的。它们也反映了我们社区正在发生的事情。包括但不限于精神卫生服务、医疗保健、经济适用房和高等教育等各种资源的匮乏，意味着许多父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长时间、更努力地工作。与此同时，对父母的要求越来越高，童年的自由时间和自主活动已经成为禁忌。

想当第一名的第二名不是好的第二名

押井守写：“那些在公司里孜孜矻矻工作的人，抱着胜利归来的心态回顾家庭，经常出现老婆不搭理自己，和邻居也无话可说的情况。在卸下上班族的身份之后，自己就变得不再拥有与社会的连接点了，退休让他们非归属于家庭，也不归属于社会，技能方面全数归零。”

原理大概类似上大学之后，“考名校”这个他人赋予的天经地义的目标忽然消失了，而自己也尚未习得建立人生目标的技能，忽然一大把时间、一大把人生握在自己手里，迷茫得一塌糊涂

押井守认为不要为领导卖命，因为“一生追随老板的步伐就是迈向用过被丢弃的第一步”。

关于「中国女性什么时候才会有穿衣自由」

关于穿衣，除了一些宗教和保守群体以外，其他时候，女性的穿着规训，并不是以强制的规则出现的。的确，在一个世俗社会，不会有人强迫你套上黑头纱，也不必上衣过臀，露手臂露大腿更是没有问题。 然而，「作为一个女性不能这样那样」的规训，是内化的。它更多的时候不是来自哪个权威的直接教导，而是一个女性，对着镜子告诫自己，我「不能穿超短裙」「不能露胸」，免得被人说下流。

甚至说，这种身体的规训，并不仅仅局限于道德，还有类似于「我太胖了不能穿紧身的东西」「我不能穿显黑的颜色」。我还记得一个刚来美国的朋友对我说，「你看那些女孩大腿这么粗居然敢穿短裤？」一个有名的时尚品牌总监说，在中国，女性热衷于购买把手臂遮起来的衣服，吊带衫从来都不好卖。她们有「自由」，但她们处于审美和规训的枷锁中。

这种「不敢」的问题，是来自社会的规训，被自己在潜移默化中消化吸收了，又在一次次的与别人的交往、大众媒体的曝光乃至社交网络的点赞中，被强化成为一套内在而顽固的价值。

《乌托邦年代》 P197

乌托邦带着一种存在的渴望。它不停地在我们耳边低语，说自己是有可能的，说自己不只是在重温古老黄金时代的梦想，说我们真的能够改变，尽管从古至今的一切证据都指向相反的方向。我们在各个年代的无数幅画里看到过辽阔丰美的草原、清澈的泉水、安详的动物，还有面带微笑且举止谦和的人类，在这些媚俗的画作中，一切仿佛都摆脱了暴力。我们明白这是反复出现的诱饵，然而这支小调依然在耳边响起。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选择不结婚？

花冈还记得，小时候母亲常常看上去闷闷不乐。后来大学毕业后在幼儿园教书期间，她亲身目睹了有多少母亲似乎“太过努力要照顾自己孩子，却没有照顾好她们自己。”“如果我当了母亲，”花冈说，“我担心我会被期望按照母亲的角色行事，而不是做我自己。”

技术上的跃进与意识形态的保守互为映照

在某个讳莫如深的日子过去两天之后，5G 商用牌照正式发放，在贸易战与技术争端的背景下，展现出一种复杂的结构化症状。技术上的跃进与意识形态的保守互为映照，仿佛通往地狱的幽冥之路上明暗的交错。老子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而网中人不知，犹自结网。

《人类群星闪耀时》P1

一个真正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在这种关键的时刻，那些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这一时刻对世世代代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

在命运降临的伟大瞬间，市民的一切美德——小心顺从、勤勉、谨慎，都无济于事，它始终只要求天才人物，并且将他造就成不朽的形象。命运鄙视地把畏首畏尾的人拒之门外。命运——这世上的另一位神，只愿意用热烈的双臂把勇敢者高高举起，送上英雄们的天堂。

🐟 鲜生辞典

「鲜生辞典」是嘀咕文摘的子栏目，偶尔更新。专门收录那些新鲜又生猛，没准儿能戳到你心坎儿里的词汇。收录范围包括既定词汇的新诠释，也有当代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

富贵让我们相遇：视频网站会员在观看会员独家视频时必须要发的弹幕，不发视频播放不了。（大误）

社会学洛阳铲：活跃于二十一世纪早期的短视频 App 快手。因这个时代的快手聚集了许多质朴的原生态用户，他们用镜头记录下了不加修饰的生活。对于生活在五环内的人群而言，快手用户的真实生活简直是生活奇观。但对于社会学者而言，这毫无疑问是天然的研究材料库，只要点开快手，被无数傲慢与偏见埋藏起来的真实风貌便会破土而出——是为社会学洛阳铲。词出社会学博士研究生王景瑞。

追热点：“吃屎要吃热乎的”的委婉用法。

后真相：所谓“后真相”，就是真相和逻辑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被忽视，而情感煽动主导舆论的情形。从投票选举到众筹诈骗，再到病毒营销，无论是在政治、传媒，还是商业领域，后真相的案例俯拾即是。

题图:The Creative Exchange

1989 年上映的《When Harry Met Sally…》可能是女性第一次公开讨论「假高潮」。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 Richard Cohen 和《When Harry Met Sally…》的编剧 Nora Ephron 是好友。Ephron 去世后， Cohen 为她写了一本书，She Made Me Laugh: My Friend Nora Ephron。

在书里，Cohen 说，《When Harry Met Sally…》让女性第一次意识到，其实所有女人都会「假装高潮」。当然，这也是男人们第一次知道原来还有这回事。

在拉斯维加斯的电影发行商大会上，电影放映到这一幕时，在座的男性没有任何反映，他们不懂。但女人们懂了，她们笑了，一个接一个，直到男人们也加入到她们的行列。

Ephron 一直是一位关注两性关系的编剧，所以许多人都以为这一幕是她安排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导演 Robert Reiner 最初是想在这一幕揭示出某个男性对女性的误解，这个时候 Dani Minnick（本片制片人女朋友的姐妹）建议 Reiner 讨论一下女性「假高潮」的现象。Reiner 和 Ephron 都觉得这主意不错，就安排了一场 Sally 在餐厅里假装高潮的戏。

开头视频的结尾处，老太太的台词「I’ll have what she’s having」是 Billy Crystal （Harry 扮演者）的神来之笔。这句话后来入选了美国电影学会的经典百句台词，说出这句台词的老太太是导演 Reiner 的妈妈。

现在有许多年轻人，女孩男孩都有，会去当年电影取景的餐厅，位于曼哈顿下东区的 Katz’s Delicatessen，坐在同一个座位上，「复刻」这一影史名场面。

只不过，作为一部爱情喜剧，电影本身没有进一步讨论「假高潮」背后的问题。

参考：‘I’ll have what she’s having’: How that scene from ‘When Harry Met Sally…’ changed the way we talk about sex

题图：《When Harry Met Sally… 》

《自私的基因》我断断续续看了好长时间，大概有两三个月吧。因为有很多概念我都不懂，所以看得慢。

这本书有两个观点，我觉得让人豁然开朗。一个是关于基因的定义，一个是进化上的稳定策略（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也就是 ESS）。

在这本书中，道金斯并没有把「基因」限定于生物意义上的基因，虽然他也把生物意义上的基因讲的很清楚了。但在举例论证观点的时候，他将「基因」描述成所有可以复制（传播）的东西——遗传特征、人的行为模式、善恶观念，乃至宗教。

关于文化「基因」，也就是meme的部分，是 30 周年纪念版中，道金斯新加入的，要购买此书的朋友需注意这一点。不过，在经历过《人类简史》的「洗脑」后，这样的观点好像不再新颖。

这本书里着重讲的「基因」，其实是一种动物的行为模式，例如雄性通过决斗获得配偶，又或者布谷鸟将自己的蛋放进别人的巢，让其他鸟帮自己抚养小孩这种行为。这种行为模式在群体之中扩散开来，会形成一种稳定的行为策略，最终成为这个族群的通行做法。

我认为这个 ESS 有点像现在我们流行讨论的「算法」，因为这种行为模式其实是一种很机械的，处理问题的方法。简单讲，就是一个动物在某个情境中，一定会做出某种选择，这是它的「基因」决定的。

虽然在书中道金斯是刻意将这种稳定策略的行为模式简化了，但我认为，只要能形成一种既定的模式，它的随机性会大大降低。例如软弱的人碰到劫匪会逃跑，这件事情发生的可能性肯定不是 100%，但可能性一定大于 50%，否则他就不是「软弱的人」了。

道金斯在引入 ESS 时，讲了一个鸽子和老鹰的例子。

假设一个群体里有鸽子和鹰两个物种（也可以说这是两种生存策略）。鸽子与人为善，鹰勇猛好斗。鸽子碰到鹰会主动认输，双方都不会受伤。鹰碰到鹰会决斗直到一方获胜，一方受伤为止。鸽子碰到鸽子双方会拖延时间，直到有人认输，但都不会受伤。

那么这个群体里谁会获胜呢？如果都是鸽子，没有人受伤，大家互有胜负，相安无事。如果突然出现了一只鹰，说有鸽子都不是它的对手，它的基因会马上扩散。扩散的结果是会出现越来越越多的鹰。

如果最后这个群体里只有鹰，那么所有的战斗都将是以死相搏。但如果又突然出现了一只鸽子，它不会受伤，所以它的基因又得以散播出去。

在这个例子的最后，道金斯通过数学方法计算出了这个群体里鹰和鸽子的比例会在 7:5 左右波动。这就是进化上的稳定策略，按照这个观点，一个集体里所有行为上对立的个体的比例其实都会在一个稳定的区间浮动。你也可以把这里的鸽子和鹰换成人类社会里的「好人」和「坏人」，或者「996」时代里的「混子」和「工贼」，虽然这种做法有过分简化的嫌疑，但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一些问题。

这部书也对动物间的两性关系和繁殖交配做了许多探讨，我摘抄了几段。我不建议大家把这些例子对号入座，但我认为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一些问题。括号中是段落对应的页码。

（128）

雌性动物因雄性动物不拥有一块领地而拒绝同其交配。有时，雌性动物由于其配偶被击败，领地被占领，而很快就委身于胜利者，这些情况的确时常会发生。甚至在明显是忠诚的单配留物种中，雌性动物许配的可能是雄性动物的领地，而不是雄性动物本身。

如果种群的成员过多，有些个体得不到领地，它们就不能进行繁殖。因此，按照瓦恩-爱德华兹的观点，赢得一块领地就像是赢得了一张繁殖的证书或许可证。

（166~167）

由于她（女性）一开始就以其大而营养丰富的卵子付出了比雄性多的投资额，因此做母亲的从怀孕的时刻起，就对每个幼儿承担了比做父亲的更大的“义务”。如果幼儿一旦死亡，她比做父亲的要蒙受更大的损失。更确切地讲，为了把另一个新的幼儿抚养到同死去的幼儿同样大小，她今后必须比做父亲的进行更多的投资。

如果她耍花招，让做父亲的照料幼儿，自己却同另一个雄性个体私奔，父亲也可以将抛弃幼儿作为报复手段，而其所蒙受的损失，相对来说要小。因此，至少在幼儿发育的早期，如果有这种抛弃行为发生的话，一般是父亲抛弃母亲和孩子，而不是相反。

同样，我们可以推断出雌性个体对子女的投资多于雄性个体，这不仅在一开始，而且在子女整个发育期间都是如此。所以，例如在哺乳类动物中，在自己体内孕育胎儿的是雌性个体，幼儿降生之后，制造乳汁喂养幼儿的是雌性个体，抚养并保护幼儿的主要责任也落在雌性个体肩上。雌性个体受剥削，而这种剥削行为在进化上的主要基础是，卵子比精子大。

（170）

在雄性个体的种群中，成为忠诚的丈夫的倾向必然存在程度上的差异。雌性个体如能预先辨别这种特征，她们可以选择具有这种品质的雄性个体，从而使自己受益。雌性个体要做到这点，方式之一是，长时间地搭架子，忸怩作态。凡是没有耐心，等不及雌性个体最终答应与之交配的雄性个体大概不能成为忠诚的丈夫。**雌性个体以坚持订婚期要长的方式，剔除了不诚心的求婚者，最后只同预先证明具有忠诚和持久的品质的雄性个体交配。**雌性忸怩作态是动物中一种常见的现象，求爱或订婚时间拉得长也很普遍。

延伸阅读：《自私的基因》与博弈论 / 关于生命意义的酒后鼓噪

题图：《寄生虫》剧照

本期文摘来自 5~7 月份本人的所见所读。最近挺忙~~（懒）~~的，这一期在我的 OneNote 里攒了好久。未来工作稳定以后或许能保持两周一更的速度。

我时常觉得，对于很多以为认得我就有了“Gay 蜜” 的姑娘来讲，我和一支从香港代购回来的口红一样，都只是实用的、成本不高的“当代生活符号”。所以，她们对待这个关系的方式有时会令我感到尴尬和不安全。究其原因，是她们对 “Gay 蜜”有太多被流行文化塑造起来的期待，所以过于看重我是个 Gay 这件事而忽略了我的其他身份，有时候也不太顾及我的感受。

本文是 Fast Company 对艾伦·凯（Alan Kay）的采访。艾伦·凯讲了很多东西，但大体上依然没有脱离马歇尔·麦克卢汉和尼尔·波兹曼的媒介生态学理论。

媒介生态学理论认为媒介传播了什么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媒介是如何传播的，也就是媒介的运作机制和原理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文中，艾伦·凯举了一个例子，说电话的发明让人类回到了口头社会，口语变得比书面语更重要了。因为，在电话发明之前，人类使用的通讯工具——信件和电报——都依靠书面语，这就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有很多场合需要写作。

本文亦有中文版，由知乎用户ConanXin翻译：移动计算之父（艾伦·凯）没有被打动

我不是太愿意看到这样的景象，这些关于性别政治、身份政治、肤色政治的浪潮，已经阻碍了美国电影工作者的正常创作过程。显而易见，不是所有人都受其影响，但从年初到现在，我们几乎在任何一部好莱坞 A 级制作中都看到了指向性极强，又与作品文本极其突兀的段落。

每个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害怕，担忧未来。但这届学生太不同了。我那一届文理科学生毕业后都散落在各地的各种临时工作中：我在一个骑马农场；一个朋友做暑期保姆；另一个去了新西兰农场；还有一些成了漂流向导，然后转行为滑雪教练。我们并不认为第一份工作很重要，而是觉得这仅仅是一份过渡性工作，我们最终总会找到一份一辈子的职业，虽然路程也许蜿蜒曲折。

但是现在的学生坚信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不仅会决定他们的职业轨迹，还会决定他们余生的内在价值。我有一个学生申请了几十份实习工作和研究金项目都没成功，我对她说，她应该搬到一个有趣的地方，找到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弄清楚自己对什么感兴趣，对什么不喜欢。她听到这话后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我这可怎么跟父母交代呢？我得找一份我自己有激情又很酷的工作啊。”

她对工作的期望概括了千禧一代所受到的的培养，即把找到一份既让父母满意（稳定，薪酬好，体面），也能受到同辈们羡慕（“酷”的公司）的工作内化为一种需求，并且还得实现他们所有童年优化教育指向的终极目标：做一份你自己有激情的工作。至于那份工作是职业体育运动员，Patagonia（户外服装品牌）社交媒体经理，创业公司的程序员，还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都不如给上述所有选项打勾重要。

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当千禧一代真的开始寻找那份梦想职业，并开始“活‘成人’样”，却感觉事与愿违时，又会怎样呢？

这是一篇好奇心日报在 2017 年刊登的书摘,书是《我的爱情生活》,荒木阳子的回忆录。荒木经惟名气大也活得久，所以人们总是会习惯性地透过荒木经惟的镜头看阳子，而没有真正直视过她。这本回忆录把故事中阳子的人格「补完」了，也让他们的传奇爱情有了真实感。

公园相亲角是一个神奇的存在。在那里，处于适婚年龄的年轻人被简化成数字，年龄、身高、体重、房子、车子、收入，等等，由父母来进行数字和人的匹配，足可媲美当今的 AI 人工智能、大数据。但这种匹配方式，效率似乎很值得怀疑。

把公众的注意力潜移默化地从停滞的经济与长期不满情绪转移开来，在这方面新贵族们扮演了有用的角色。但他们的出现提醒人们看到几十年来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不公正的机会分配与报酬制度，乃至被侵蚀的公共机构。我们已经回到盖茨比的时代，或者比那个时代更堕落。我们时代的名人纪念碑变得如此巨大，令普通人的抱负相形见绌；普通人被告知他们只能让「神」来实现他们的梦想——在演唱会上挥舞他们心爱歌手的 logo、把他们的生活（以及数据资料）在 Facebook 上和盘托出；把苹果产品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来接受。我们知道，明星们并不希望我们觉得自己可以和他们一样。因为他们的成功就是建立在把其他人抛在身后的基础之上。

题图：煜翔 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