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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了一个新词：赛博苦行僧

泛指因信仰某种赛博宗教，而强行改造自己的工作流、生活方式的人。

例如：

1. 狂热苹果教徒，只用苹果第一方软件，即便苹果软件有一些先天不足，也要通过各种工具（苹果第一方软件优先），改造工作流，让自己适应苹果。

2. 纯文本教徒，只用纯文本（辅以标记语言）的方式记录，他们坚信存在一个软件服务商倒闭的末日，为了保证自己的赛博资产不丢失，必须用适应性最强的保存形式——所有软件都支持纯文本导入，纯文本就是他们永不沉没的赛博方舟。例如：[My One Big Text File]

选择是当代生活最大的骗局。

农民工进城，可以选工地、外卖员、网约车司机，或是支起一个街边小摊位；大学生就业，可以选 A 公司、B 公司、C 公司。

选择有限，而且都差不多。

当然也有一些向下兼容的选项，比如躺平。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向下兼容伴随着经济风险。

本质上，我们没有选择，只有取舍，而这些微妙的取舍，决定了我们会成为谁。

其实在 30 年前，「成为谁」还是一个不需要思考的问题。中国有国营工厂，日本有终身雇佣制，欧美虽然没有制度性保障，但足够大的就业缺口依然可以保证大部分人有一份稳定的长期工作。

但在当代社会，作为身份构建根基的职业出现了松动。因为没有能让人从事一辈子的岗位了。公司的劳动合同只有 3、5 年的时限，大部分人在合同没有到期的时候就已经离职或者被裁员了。瞬息万变的商业环境让公司的平均存活时间只有不到 10 年，「择一事，终一生」成了当代人的奢望，「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消费适时出现，成为了个人寻找社会定位的指南针。

不仅仅是狭义的「you are what you buy」，在豆瓣上，定义身份的途径是「you are what you read」，在减肥人群中，是「you are what you eat」，在小红书，是「you are what you wear」。衣食住行、兴趣爱好都能被消费化。

毫无疑问，互联网加速了消费主义下沉的进程，也扩大了消费的定义范围，自我定义也变得更加颗粒化了，充斥在社交软件上的「斜杠青年」便是例证。

甚至工作本身也受到了美学的审视。好工作不光要高收入，还要带来特别的体验，它要令人骄傲、值得自豪，或者要看起来有趣。这里面包含了一种价值取向——没有使命感的工作不值得做。但大部分人的工作都是琐碎且毫无使命感的，在消费主义的宗教光环下，无聊是原罪的原罪，从事无聊的工作，就是悲剧。

通过一个稳定的职业身份实现人生价值，现在成了少数人的特权。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生活方式成为了构建自我身份与实践自我价值的唯一途径。

在消费主义的教条中，有意义的生活意味着不断探索新体验——新产品、新环境、新文化、新思想，体验的东西越多，这辈子就越值。

我曾经问过很多人，如果有朝一日，不再有经济上的压力，他们会去做什么。大部分人的答案都是环游世界，或者多读几个学位，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有人正是这么做的，我也是从她那里得知，原来环游世界的成本并没有那么高，只要你愿意住在别人家。

人从出生第一天起就在消费。消费没有错，但消费是个一次性的过程，在你拥有新玩具的那一刹那，它的吸引力就开始打折，直到最后消失殆尽，被遗忘、被丢弃。消费只能成为手段，无法成为目的。

「寻找目的」是每个当代人的宿命。

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思想战胜了宗教，挣脱枷锁的人类得到了自由。但自由是有代价的。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高强度工作后的空虚感，那种突然停下来以后的无所适从和迷茫，这便是自由的代价。

「寻找目的 」过程就像为我们自己建立一个新宗教，每个人要为自己定义美丑善恶、是非曲直，然后慢慢接近它。

最近在看《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本文算是一个概括加读后感。其实，在看这类书的时候总是会不由地想到自己的处境，越想越远，就想到了关于自我的终极问题，虽然一直没有得到答案，但每想一次，似乎离答案又能更近一点。

今天看到了一篇来自《The Atlantic》的文章「The Secret to Happiness at Work」

作者Arthur C. Brooks是一位研究管理和领导力的学者，目前在肯尼迪政府学院和哈佛商学院执教，也是一位精通人性的男讲师在《大西洋》的专栏里，他写了很多关于「快乐」的文章。

他认为工作的快乐不在于金钱，它只有短期影响，也不在于它能不能彰显你的学历和能力，而在你能不能从中获得的内在满足。

影响这种内在满足的因素有很多。

首先是不可控的基因。《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上有个研究，关于一对分居两地长大的同卵双胞胎。这项研究发现，人对工作的满意度约 30%由基因决定。

其次是价值观和文化。很多研究都表明，和雇主在价值观上深度契合的人，工作起来最开心，尤其当这些价值观具有道德、哲学或精神意义时。2012 年一项对伊朗护士的研究发现，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是「一份神圣事业，能获得精神满足感」。许多学者在教育事业中找到了同样的使命感，正如已故哲学家 Michael Novak 所言，这样的使命感在商业活动中也能找到。

价值观和文化因环境、时代而变，但有两样东西几乎存在于所有的工作中。也就是服务他人带来的意义感和在工作中取得进步的成就感。

服务他人的意思不是去当志愿者或者为非赢利机构工作，在 Arthur C. Brooks 自己的研究中，为非营利机构工作带来的内在满足感，并没有比为公司或政府工作多多少。

和那些不可控或者很难控的影响因素相比，在工作中寻找成就感的主动权，大部分在我们手上。成就感的来源，就你能胜任这份工作，甚至能在工作中取得一个又一个成功，心理学家 Martin Seligman 发现，成就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工作中的辛福感。一个能够给予清晰指导和反馈、奖励优秀员工，鼓励员工发展新技能的老板，最有可能带来幸福感。想要每天快乐上班，要么找一个这样的老板，要么成为这样的老板。

与成就感相对，Martin Seligman 也找到了人类不开心的原因。他是「习得性无助」一词的发明者，人类如果一直经历无法掌控的失败，就会陷入这种状态。当代中国青年的集体性不开心其实也可以理解成一种习得性无助——我们似乎面对着一道隐形的壁垒，随着时间流逝，我们穿过这道壁垒的信心越来越小了。

另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结论是：失业会让人更不开心。他在 General Social Survey 的调查数据中发现，有可能失业的人「不太开心」的几率，是不可能失业的人的三倍。在 2014 年，经济学家还发现，失业率每上升 1%，对国民幸福造成的负面影响是通胀率上升 1%的 5 倍多。

这也说明完全「躺平」并不能带来幸福。哪怕是作为代表人物的「躺平学大师」，每天也不是完全躺平，他每天会“读哲学、看新闻、锻炼身体”，偶尔还会去横店上班——当群演。

赋闲在家写了两首喊麦词，娱乐一下。

重生之我是高富帅

你在大厂上班
工作就是搬砖
月薪八千三
房租就占了一半
长夜漫漫
就想四处看看
tinder 陌陌探探
we have much time to spend

划着 划着 你试图划到世界尽头
like like 你不想机会悄悄溜走
hello hello，开启了每一次的邂逅
fine fine，好像一点问题都没有

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划来划去
为了什么？要找什么？
你不知道，也不愿思考
No doubt
你的脑袋里 就只有打炮

你想要Match 一个漂亮baby
but there is always nobody
漂亮的女孩，似乎永远轮不到你
猎物在眼里
被别人吃下去，你只能干着急

OK
她们是猎物，那你是什么生物？
肉食动物？狮子老虎？
还是会飞的，吸血蝙蝠？
不， 你是社畜！
随时会被人解雇
猎物和社畜都不会被在乎
毕竟你们都不是人，而是物
如同这个世界，已是灵魂的坟墓

all right
既然现实里一事无成，那就在赛博世界重生
现在
你毕业于海外名校克莱登
就职于大厂中层
爸爸是律师，妈妈是医生
家里大概几套房，遍布北上广深
业余还组了个乐队，名叫告五条人
再用个明星的头像，假装自己是松本润

OK
你match到了一个妹，名叫Julia
她有长长的头发、身材火辣辣
dress so extra，just like Rihanna
读过《规训与惩罚》，听过“直到大厦崩塌”
是个生活方式博主，喜欢给照片配些听不懂的话
你打算和她聊聊萨特、加缪、波伏娃
最好能从手机聊到影院再一起回家

然而美梦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
话还没说满三句她就不回复
”我觉得你这样的女生很cool“
”可我觉得你很dry也很木“
”你喜欢福柯，是不是也爱SM？“
”不爱，你对我判断有误“
”我是M，我需要你在床上的凌辱“
”那我命令你，立刻离开我的屏幕“

You have nothing left but 失败
但为了心中最后的pride，
你还是要说出最后的表白：
“头像是我，不满意？”
她也表达了最高的respect：
”滚“

千篇一律的年轻人

没见过 money，没体验过 free
单一的评价体系，所有人都爬一架梯

优秀得一样，美丽得一样
像流水线里的产品，全都一样

单一的评价体系，所有人都爬一架梯
能赢的人站在塔顶，下面都是殉葬品

我们困在系统里，哪里有红利？

为什么你这么努力，还是不能赢？
因为生活无关输赢，只需要enjoy

"I saw the best minds of my generation destroyed by madness，starving hysterical naked"

上周末看完了《隐秘的角落》，因为之前网上盛传原著《坏小孩》的作者紫金陈对女性角色有偏见，所以特别关注了片中的几个女性角色。虽然整部戏都围着男人转，女性角色普遍沦为工具人，但（前六集的）周春红还是给了我非常强烈的刺激，让我想起了《万箭穿心》里的李宝莉。

周春红和李宝莉的“人设”基本一致——中年、离异、单亲母亲、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庭的命运、同时还有极强的控制欲。完全符合我们对“中年离异母亲”这个形象的全部想象。在拥有顽强斗争精神的同时，这两人都有着悲剧性的命运，而且他们的悲剧都和男人有关。

李宝莉和丈夫马学武一刚一柔个性不合，马学武外遇被李宝莉捉奸在床，导致本来能留在国企的马学武进了下岗名单，懦弱的马学武绝望之下决定以自杀反击，让李宝莉一个人撑起了老人和小孩的重担。结果，儿子长大以后得知是母亲间接导致父亲自杀，也因此记恨李宝莉，要断绝母子关系。

周春红这个角色基本沿袭了这套范式，只不过因为周春红是配角，所以关于她和丈夫离婚的原因并没有细说，这段婚姻本身也是作为功能性的背景存在，并不重要。在《隐秘的角落》里周春红经历了和李宝莉一样的“双重打击”，而且是在一集（第六集）之内，整个情感变化服务于剧情的转折，矛盾冲突饱满富有张力，所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重打击来自自己的儿子朱朝阳。两个人喝牛奶的这场戏氛围压抑得令人窒息。儿子想等会喝，周春红要求立即喝。这场戏展现的是周春红对儿子的控制欲。

和自己相依为命的多年的儿子和爸爸越走越近——这是大背景。当天白天，周春红和上级马主任的感情又以一种非常不体面的方式公之于众，自己儿子也在场——这是两个人要通过喝牛奶展开一段沟通的直接原因。周春红嫉妒前夫，害怕失去儿子。但她和儿子的沟通失败了，一句“大人的事你懂什么”是她在整部戏中感情爆发的最高潮。

紧接着，第二重打击来自她的恋人马主任。马主任本来想和周春红正大光明地在一起，但周春红以不想打扰儿子生活为由拒绝。看得出来，在周春红的心里，儿子才是她“最重要的男人”。但在儿子“失去控制”以后，她又主动去找“备胎”马主任，结果得知马主任老家给他安排了一个对象，更年轻又没带孩子。

这场戏其实对剧情而言可有可无，但在精神上“杀死”了周春红这个角色。这场戏以后，周春红完全变成了一个背景板。

我的上一代人，和李宝莉周春红一样。我有两个姑姑都是这样的离异中年女强人，经历过下岗、婚姻不幸，夫妻之间无法真正达成理解、后来离婚，做着最底层的工作把孩子抚养长大。

我奶奶也算这种类型的人。我奶奶原本是宜昌地主家的女儿，小时候还在私塾学过写字，打仗的时候几个兄弟全死了，49 年以后来武汉，给人当过保姆，后来在国有工厂干到退休，我奶奶性格也非常刚烈，有时候也有大家长一般令人窒息的控制欲。

周春红毕竟是个配角，没有李宝莉人设丰富。在马学武死之前，她不是单亲母亲，而是一个“城里人”，长得漂亮，年轻时有很多追求者。马学武则是一个通过读书得到城市户口和国企工作机会的凤凰男。

《隐秘的角落》里也有一个凤凰男，就是主角张东升。剧里没有交代张东升的背景，只说是他不是本地人，入赘到了老婆家，在少年宫有一份教职，收入没有在医院工作的老婆高。

在小说里，张东升是农村出身，考上了浙大，本来能在数学系直博，但想早点工作赚钱，就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入赘到条件更好的徐静家，还签了婚前协议，离婚就是净身出户——这一点能说明为什么张东升宁愿杀了岳父岳母、知道老婆出轨都不愿意离婚。

张东升和马学武一样隐忍、只不过一个选择在沉默中爆发，另一个选择在沉默中灭亡。

不管是张东升还是周春红，他们的悲剧都是来自家庭的悲剧。作家@荞麦 chen在微博上说《隐秘的角落》是一部套着悬疑剧外衣的家庭伦理剧。因为中国观众最能感同身受的就是家庭。我也认同这样的评价。

因为，对于现在大部分出身中下层的中国青年，家庭前史一直是我们精神世界的隐痛。

图片来自网络

今天看到《连线》的一篇专栏文章，标题叫《Productivity Is Not Working》（努力没用了），作者是专栏作家Laurie Penny。发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那时候应该是美国新冠疫情最严重的阶段，所有人都被迫在家办公。

这篇文章从在家办公说起，但落脚点回到了她们（也可以说我们）千禧一代（她生于 1986 年）面临的一个共同困境：努力工作已经没办法改善生活了。她从个体经验出发，讲了自己因为疫情丢掉了三份工作中的一份，讲他十分担心自己的母亲，在大哭了一场后，她收拾心情，给自己的编辑打了个电话，问自己手上工作的 deadline 是什么时候——在接连遭受打击之后，他选择用工作麻痹自己。

她给自己列了满满当当的时间安排表：早上健身、晚上写作、理清楚自己的财务状况。她用便签纸铺了一墙的 To-do list，她觉得只要自己够忙够努力，恐惧就不会追上自己。

当然，后来她发觉用工作麻痹自己基本上是自欺欺人——为什么仅靠自己努力工作就可以对抗一场波及全人类的天灾？

文章里有几句话写得很精彩：

努力工作/提升自己，是 21 世纪的美国人，尤其是千禧一代，从美国梦中醒来，面对一打打账单时的恐惧反应。

无论我参与过多少场游行，我心里总有一种信念，只要我努力、我进步，这个世界就会自己变好，我爱的人不会受伤，死亡会自然远离。

于是，她开始反思我们这一代人为什么信仰努力工作，Laurie Penny 认为这是一种社会规训，这部分编译如下：

这种“努力工作能使你免于灾难”的想法已经成了一种信仰，但它并非事实——新冠疫情行已经开始动摇这种想法。“工作主义”的教条将全球性的灾难归咎于个人：如果你失业了，那是因为你不够努力。这是年轻一代的人们反复告诫自己的观点。尽管我们是在用自己短暂、破碎的职业生涯弥补那些当权者的过错。我们将统治阶层的错误当成了自己的错误，以为靠自己的努力就能改变这一切。

但“努力工作教”无法解决这场灾难，自我提升也无法拯救我们，因为这场灾难的起因不是你不够努力。疫情过后，经济衰退就会来临。对于千禧一代而言，这是我们短短的职业生涯中的第二次经济危机，与此同时，我们仍然背负着第一次危机的重担。

14 世纪的黑死病杀死了一半的欧洲人，活下来的另一半因此得到了获得了更高的收入，因此欧洲的封建制度得以瓦解。不仅如此，黑死病还削弱了宗教的力量。当支离破碎的社区开始清点死亡人员，他们想知道他们究竟犯下了什么罪过，能让他们遭此大难。于是他们对上帝的信仰动摇了，教廷作为管理人们日常生活的组织力量开始松动。我们的现代资本主义和 14 世纪的宗教如出一辙——定义人的价值，决定我们的地位——我们现在也在逐渐对它失去信心。

如果病态地努力工作是一种对恐惧的反应，那么它的对立面——甩手不干——看起来就是一种对上帝的亵渎。在现代经济制度的道德标准下，七宗罪里只有懒惰（这里更准确的翻译可能是“心累”）是真正的罪过。但除了懒惰（心累），还有什么词能描述你此时想注销邮箱、吃喝玩乐、缓解心理创伤的冲动？

“我们对工作之外的生活缺乏记忆和想象力，”Kathi Weeks 说，“我们没有反思我们为何会像这样工作，也不知道我们除了工作还能干什么。”实际上，因为居家隔离，我们反倒比平时工作得更努力了。照顾孩子是工作，做饭、打扫、情绪管理也是工作。因为居家隔离，这些事情变得更加繁琐。但这些工作无法获得经济收益，因为这个经济体系拒绝赋予这些工作以价值，因为这些事情都是私人的，大部分由女性免费承担。这些工作非常重要，甚至因为疫情变得更加重要，在疫情过后的经济危机里，这些工作依然重要。

努力工作当然没有错。但此时此刻，是我们反思自身价值、检视价值评价体系的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点。

相关阅读：《年轻人，你们为何假装热爱工作？》 / 《过劳一代》

题图：来自《过劳一代》

编译自《大西洋》文化版文章，原文标题“Fan Fiction Was Just as Sexual in the 1700s as It Is Today”

作者：Shannon Chamberlain

编译：Dkphhh

曾几何时，在网上写同人文还是件上不了台面的事情，那些作品会被贴上诸如没有创意、色情之类的标签。

但今时不同往日了。去年，同人网站Archive of Our Own（也就是 AO3）在创办 10 周年之际获得了雨果奖，以表彰这个社区为科幻文学所作的贡献。因为，现在有不少作家的创作起点是在网上写同人文，这一点在最近出版的几本学术著作总有阐述。像《公主日记》的作者Meg Cabot和《战龙无畏》的作者Naomi Novik，都自豪地承认了自己是写同人文起家的。

现在的同人文已经不再被污名化，也有了新的发行渠道，但实际上“写同人文”这件事并非网络时代的产物。按照“因袭原作世界观和角色”这个定义，有不少文学史上的经典。都能被归入同人文的范畴。 说但丁的《神曲地狱篇》是《圣经》的同人作品可能有点夸大其词，但至少在 18 世纪的英文世界，公认的当代同人文学创作就已经开始了。只要有人写小说，就会有人拿自己喜欢的角色进行再创作，创作的人多了就会开始互相分享交流，同人文化就形成了。

（译者按：夸张点讲，中国的《金瓶梅》可以被视作是《水浒传》的同人文，高鹗续的后四十回《红楼梦》也能算同人文。）

Jonathan Swift 的《格列佛游记》可以算作是同人文化的起点。在这本书出版不久后，读者就开始拿本书的主人公 Lemuel Gulliver 进行二次创作，他们的创作要么基于原作的一些细节，要么完全源于自己的想象，越出格越受欢迎。当时的很多同人作品都是“同人图”。例如下面这张图，是 18 世纪的英国画家William Hogarth为《格列佛游记》创作的一张同人图。

这张图画的是 Gulliver 被小人国的小人灌肠，虽然描绘的场景看起来有点“污”，但也说明，从同人文化诞生起，人们就在用这种形式挑战社会的禁忌。

随后又诞生了上百个《格列佛游记》的同人作品，包括英国诗人 Alexander Pope 写的一首既动人又下流的诗。这首诗以 Gulliver 的妻子的口吻，埋怨丈夫冒险归来就在乡下隐居，不回家也不愿意和自己亲近。想来这也情有可原，因为 Gulliver 回到故土后就对人性产生了深深的失望，但妻子显然对此感到十分不悦。

18 世纪的同人作品和今天的同人作品一样，对性描写毫不避讳。

英国作家 Samuel Richardson 的小说《帕梅拉》原本讲的是一个纯爱故事：一个富二代看中了出身底层的女仆帕梅拉，各种威逼利诱想要占有她的身体。但帕梅拉不为所动，维护自己的贞操，最后两人你来我往，反复交锋，产生了真正的爱情。

但帕梅拉这样一个个性强烈的角色激发了读者的创作欲望。于是在另一位作家 Henry Fielding 创作的同人文《Shamela》里，帕梅拉成了一个“嘴上说着不要身体却很老实”的荡妇。她的所有抗争都是欲拒还迎，为的是把那个富二代骗到手，然后一跃成为贵夫人。

Samuel Richardson👈👉Henry Fielding

这还没完，Henry Fielding 又写了一部性转版的同人文《Joseph Andrews》，讲述的是富二代的姐姐看上了帕梅拉的哥哥，但是反复色诱都没能成功。

如学者 David Brewer 所指出的那样，当时的同人文化很大程度上有依赖着自发形成，组织松散但富有热情的读者社群，这些社群遍布欧洲。尽管他们当时分享和评论作品远不如现在这么方便。到了 20 世纪早期，因为工业革命让印刷品的价格下降和快递系统的发展，中间阶层的识字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因为早期的小说都是书信体，这就给了读者一种和书中角色直接沟通的感觉。一部分同人小说甚至能打破小圈子进入大众市场，像前文提到的 Fielding，就是当时的 E. L. James（《五十度灰》作者），他的成功少不了读者的支持，其中一大部分是女性——当时大部分的男人不会公开阅读一本关于女仆的书。

随着时间推移，原作者也开始进入这个圈子，挖掘自己作品的潜在商业价值。例如前文提到的 Richardson，就会和读者进行详细的书信沟通，有时甚至会把读者的评论加进书里。可以说这是一种借助群众力量的尝试。在 J. K. Rowling起诉《哈利波特》的同人作品前，就有作者利用法律途径和公开谴责的方式阻止他人利用自己的作品盈利。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安娜法令》在 1710 年就正式实施，这部法令给了作者而非出版商作品的版权，期限是 14 年。不过这部法令并没有说明世界观、角色等概念是否也享有保护。

不过，18 世纪的大部分小说作者还是愿意和同人社群和平相处的，只要同人作者不借此盈利即可。在 18 世纪后期，经济学的发展为大众提供了一个新观念：同人作品和原作不是零和游戏，而是一种自我增殖。如果没有同人，说明这本书不够火，同人作品只会增加读者对原作的兴趣。

这部 18 世纪小说（《帕梅拉》）的人物的某些方面似乎尤其能吸引读者进行在创作。直到现在，学界仍然认为这部 18 世纪小说的创新之处在于“现实主义”，即事无巨细的描写普通人的生活，而非贵族或皇室的英勇事迹。但更多的学者认为，这部英文小说真正的创新似乎更加复杂：读者知道这些角色不是真的，但看起来又可以是真的。设定的可能性让一切都变得容易起来。例如，读者最喜欢意淫的，就是哈利·波特和德拉科·马尔福是一对伴侣，这是到目前为止最火的一对 CP。

在 18 世纪，工业革命对婚姻生活的改变，让读者更加喜欢灵活又务实的角色。那时，中上阶层的婚姻大部分是为了兼并土地或扩大家族影响力，但新兴的职业和阶级上升渠道，使得婚姻变得更加自由，同时给了年轻人更多的选择空间。但自由往往也包含着风险，和渣男的不幸婚姻成了这个时期许多小说的主题，例如 Richardson 的《Clarissa》。在这本书的序言里，Richardson 表明了他的观点，即反对当时很多人信奉的“改邪归正的风流浪子是大家闺秀的最好归宿”。作者乐于描写主角的各种抉择，读者也急不可耐地想表达自己的看法。Richardson 的许多读者都写了自己眼中的理想结局。

现代同人文同样也是一种社会生活的实验。在当下，我们思考性倾向、性行为和身份认同的自由化时，同人文能够在风险更低，的虚拟世界里试验各种代价高昂的选择。种专门描写同性恋的耽美（Slash）是其中最受欢迎的一个分支。作者可以写哈利·波特和德拉科·马尔福之前的恋情，也可以写《五十度灰》里的 SM 游戏，但在遭遇反对时，只需要说“这只是一个故事”就好了。同人小说的“非严肃”特性，使得它可以深度探索人类的性与爱。同人小说最持久的一个功用，就是讨论关系的边界。

最近，有一些粉丝抱怨《星战：天行者崛起》，因为这部星战系列电影的大结局，既没有满足哪些希望 Rey 和 Kylo Ren 在一起的粉丝，也没有满足哪些看不惯两人在一起的粉丝。于是，他们就会产生重写结局的欲望。同人圈作为一个集体获得了雨果奖的认可，AO3 收获的荣誉不仅仅是这个社区的荣誉，也属于每一个曾经在网络上大胆分享自己作品的作家。

图片来自原文及网络

编译自《连线》文化版文章，原文标题“Behind the Scenes at Rotten Tomatoes”

作者：Simon Van Zuylen-Wood

翻译：Dkphhh

“由人类，而非算法，为每一部电影打分”

Tim Ryan 是一位电影发烧友，42 岁，顶着一头杂乱的红发。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在罗德岛当记者，没事做的时候就看经典老片，“什么戈达尔啊，还有俄罗斯的红色电影，”他说。后来他搬到了湾区，当时羽翼未丰的烂番茄就在那里。为了看电影，Ryan 成天泡在烂番茄上。2004 年，烂番茄公开招聘，这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Ryan 抓住了。现在 Ryan 把自己比作电影《摇滚巨星》里的 Mark Wahlberg 饰演的角色——“从头号粉丝变成了主唱”。

Ryan 是这家影评网站任职时间最长的员工，最近他投身到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新项目里。当我 10 月份造访烂番茄的新办公室——现在位于比佛利山——他这么解释这个新项目：“如果烂番茄一直存在会怎样？”

Ryan 想给从古至今所有的电影都打个分，或者更准确一点，把从古至今每一部电影的每一篇影评都搬上到烂番茄上。

世界上的第一部剧情长片（feature film）是《凯利帮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Kelly Gang），这部电影改编自一群澳大利亚亡命之徒的真实故事，于 1906 年 12 月 26 日在墨尔本的 Athenaeum Hall 上映，一度引发骚乱。一天后，世界上第一篇影评诞生。Ryan 找到了墨尔本报纸《The Age》的数字存档，原文如下：

看得出来，剧组花了许多精力，非常认真地还原了惨剧发生的经过，就算有什么瑕疵，影厅里的观众也没有那么好的记性能记住。

这部电影在 Athenaeum 上映五周，场场爆满，随后又在悉尼上映。所以，Ryan 又查了悉尼的《Daily Telegraph》，找到了第二篇影评：

这部电影清晰明了，作为一部丛林片，主角的表现也相当突出。电影的拍摄地在“Kelly Country”，当然，拍摄获得了充分许可。这种影像加文字的记录毫不逊色于今天的现场拍摄。

这两篇文章在刊登 112 年后，被上传到了烂番茄。Ryan 将第一篇判定为“新鲜”，第二篇则是“烂”。在进一步发掘史料之前，甚至直到世界毁灭，互联网上关于《凯利帮的故事》的权威影评可能就只有这一个红番茄和一个被砸烂的绿番茄。

就是这么奇怪，在我们这个割裂的后把关人时代的文化中，最接近鉴赏权威的，居然是一个用卡通番茄评价电影的网站。由早期员工设计的烂番茄新鲜度，现在已经成为了影视领域的“好管家”认证。红就是好，绿就是坏。

新鲜度由一群专门的编辑管理，他们会阅读大量认证影评人的文章，判断哪一个是好评，哪一个是差评。当然，一部电影至少要五篇影评才能给分。

每一部电影的新鲜度等同于它的好评率。举个例子，John Travolta 2018 年的电影《高蒂传》新鲜度 0 分，就是说 55 位影评人的影评中没有一个被判定为好评。59 分以下是烂（绿番茄），60 分及以上是新鲜（红番茄）。

烂番茄的创始人说烂番茄这个名字来源于电影《里欧洛》，片中的小男孩觉得自己的父亲是一只浸染了某个西西里男人精液的番茄。不过这个名字更容易让人联想起古代人看到一出烂戏就往舞台扔水果的实践。基于这样的精神，烂番茄也提供了爆米花图标的观众评分，由观众给电影打分。

成立于 1998 年的烂番茄最初只是几个伯克利研究生给成龙电影打分的地方。但“给电影打分”这件事自带的商业价值促使烂番茄成为了一家有分量的公司。乔布斯在开发布会的时候指名道姓地提过烂番茄。从梅丽尔·斯特里普到马丁·斯科塞斯，这些好莱坞的精英们也会时不时提起烂番茄。对于那些想让你掏钱的电影公司而言，烂番茄是不可忽视的地方。

2010 年，烂番茄被 Flixster 收购，一年后 Flixster 又被华纳兄弟收购，2016 年 Flixster 的大部分股份又被华纳卖给了票务公司 Fandango。所以你能在 Fandango 的电影售票网站上看到每部电影的烂番茄新鲜度。在 Google Play、DirecTV 或者 iTunes 这些烂番茄的合作伙伴上，也能看见评分。对于影视公司来说，烂番茄则是一个宣发工具，对电影评分的报道也成了常规新闻类别。

随着影响力渐长，烂番茄也遇到了许多非议。到了 2017 年，像《加勒比海盗》、《海滩游侠》这样的大片的制片人开始因为影片表现不佳而指责烂番茄故意给他们打低分。还有一些阴谋论认为，烂番茄和制片厂有交易。尽管现在还没有证据表明烂番茄的编辑会被收买，但烂番茄的观众评分确实已经被玩坏了。在《黑豹》和《惊奇队长》上映时，一些男性漫画粉丝涌入烂番茄给这些电影刷低分，只是因为他们讨厌黑人和女性。

尽管如此，烂番茄的分数依旧有一种权威的诱惑力。作为一个用户，我条件反射般地相信，60 分的电影就是比 59 分的电影好。尽管这些分数几乎没有什么意义。在选择无穷无尽的世界里，在逐渐被算法推荐接管的互联网上，烂番茄代表着某种更加古老的东西。同时，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最好的选择方式是什么？或者更直接一点，你该相信谁？

“这篇算不算影评？”，这个问题烂番茄的编辑部每两周都要讨论一遍。这天我也在场，会议由在烂番茄任职 27 年的 Haña Lucero-Colin 主持。烂番茄和 Fandango 共用办公空间，内部挺有硅谷范儿的，你可以在墙上写东西，也能把墙拆了。隔间、卡座、角落，橙色的 Fandango 图标随处可见。不过开他们会的状态不太像创业公司，更像新闻学院的研讨会。

他们的讨论会一般这样进行：编辑拿出一篇文章，所有人判断它到底算不算影评。就这么简单。烂番茄不会考虑专题报道、推特的推文和影片概述。这次讨论会包括一篇《卫报》关于《 30 Rock》过于依赖明星客串的文章，一段关于文化类播客的讨论，以及一篇刊登于《Entertainment Weekly》关于晨间真人秀节目《The Bonnie Hunt Show》的文章。这些推进得都非常迅速，全都不算影评。

那天最难的一个问题是电视编辑 Robert Fowler 提出的，《纽约》杂志网站 Vulture 上刊载的一篇关于《Nancy Drew》的文章，作者是 Matt Zoller Seitz 。在 Fowler 看来，Matt Zoller 写这篇文章“只是想借这部电视剧谈谈电视的本质，这是他的习惯。在这种情况下，影评只是这位电视评论家的副产品。” Lucero-­Colin 同意这一观点。那么这篇文章到底算不算影评呢？没人能下结论。最后:Lucero-­Colin 给 Zoller Seitz 发了一封邮件。后者回复：“好评。”

像这样的讨论会对保持新鲜度的公正性至关重要。对此没有人比 Jeff Giles 理解得更深刻。作为一名远程工作的新罕布尔州居民，Giles 从 2005 年开始为烂番茄做编辑，自那时起，他也自己做了一个流行文化网站，并为肥皂剧写了一本 381 页的口述史《One Life to Live》。

Giles 也会不定期到佛利山办公，来到这里后他很快就进入了工作状态。每一位编辑都要追踪几本出版物。Giles 作为管理者，主要负责《纽约客》、《纽约时报》这类 A 级刊物的评论家。工作内容就是评判一篇影评是好评还是差评，然后摘录一段合适的文字放在网站上。今天的第一篇文章是《Hollywood Reporter》关于《The Wayfarers》的影评，写得弯弯绕绕，难以判断。好在文章开头有个摘要帮 Giles 做了判断“缓慢的开头变成了深深的感动”——是好评。随后，我们又仔细阅读了清晰明了的《Springtime for Nazis: How the Satire of 〈Jojo Rabbit〉Backfires》，原载于纽约时报，作者 Richard Brody。

我觉得不过瘾，于是 Giles 给我发了一篇充满优越感但又轻松幽默的《唐顿庄园》电影版影评。这篇他已经看过，作者是《纽约客》的 Anthony Lane“作者似乎觉得这部电影不应该存在”，他评价说，“但观看这部电影的过程并不痛苦，你知道吗？”记住：烂番茄没有明确的好坏标准，也没有必须完成多少篇好/差评的指标，只有编辑的判断。这篇影评比较矛盾，但我倾向于好评。Giles 表示赞同：“我们把这种叫‘绅士的好评’。”但他似乎忘记了他对这篇影评的判断：差评。我问了一下 Giles 最喜欢什么样的影评人，“观点清晰明了的”，他说。对于那些喜欢用字母打分的媒体影评，Giles 给出好评的标准是 B-及以上。

干这行速度也很重要。刚刚在烂番茄工作一年的 Kristin Livingstone 说，编辑们会把观点暧昧的文章扔进工作群，“有些编辑会很快回复是好评还是差评，”她说。

编辑们一天要判至少 50 篇影评，这个节奏容不下多少揣摩时间，尤其是现在烂番茄还引入了 YouTube 和播客影评。每周的影评完成数量都集中在一个共享的表格里，“就像比赛积分榜一样。”每周的达标额度是 200 篇，不过没有完成也不会有惩罚。

烂番茄也在尝试解决工作量的问题，影评人现在可以自己上传并判定影评。现在，这类影评大约占 30%，不过我能感觉到很多影评人希望烂番茄新鲜度不存在。《时代》影评人 Stephanie Zacharek 就抱怨过这种非好即坏的判定方法无法处理“一部好看的烂片”这种情况。现在大部分的影评人都不会在写影评的时候都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烂番茄新鲜度现在被“流行主义”（认为商业文化产品也值得被严肃批评）扭曲了。“90 年代的电视评论都是相当刻薄的”Lucero-Colin 说，“每一篇影评看起来都像‘这节目就是屎，我们不会再看第二遍了。’现在的电视评论说教意味很浓，就像‘嗯，他们干得不错，但不够好，不过我还是挺喜欢这个明星的。’”

此外，由于新鲜度这个评价没有区分完全好评和“绅士的好评”，所以爆米花电影和严肃经典的分数往往差不多。例如《蜘蛛侠：平行宇宙》新鲜度 97%，希区柯克的《迷魂记》新鲜度 95%。据分析，每年烂番茄新鲜度的平均分都在变高。

“因为所有东西都被抽象成了好或者坏。”前烂番茄编辑 Matt Atchity 说。“正是这种极端的数字让烂番茄一直流行，一直出现在新闻报道里。”

回到《凯利帮的故事》。这部电影的第一篇影评是好评，确实没有说这部电影的什么缺点，但“花了很多力气”和“认真”也算不上什么溢美之词。第二篇影评开篇就说，这部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犯罪电影算不上对澳大利亚价值观的大肆宣扬。虽然是差评，但影评人并未批评电影本身，相反，字里行间还有一种这电影拍得还行的意思。问题不是 Ryan 错判了影评，换我也会做出同样的判断。问题是烂番茄的世界里只有“新鲜番茄”和“烂番茄”，没有“生番茄”和“熟番茄”。

Giles 最近收到了一个来自影评人的投诉，她反对烂番茄将她的影评算作好评。“她说，‘我真的不喜欢那部电影。能换成差评吗？’我说，‘当然可以，但我想问问，为什么你要给 B-？’她的回答很简单，‘我讨厌打分，就随便给了一个。’”Giles 后来又补充说，“我完全同意她的观点。”

在采访的第二天，我和烂番茄的一线采编人员吃午餐，他们和影评编辑不一样，主要采访电影明星、参加电影节。我问他们，作为烂番茄的一份子，他们是否认为外界真正了解烂番茄。答案是否定的。编辑 Jacqueline Coley 说，她从来不告诉 Uber 司机自己真实的工作，这样对方就不会问及她无法控制的电影分数。她也听有些人抱怨评分算法，但 Coley 说，“我们根本没有什么算法。”

确实没有，否则刷分这种事就不会伤及烂番茄了。两年前《星战：最后的绝地武士》上映时，观众评分跌倒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程度（现在是观众评分 43，烂番茄新鲜度 91），导致用户怀疑烂番茄新鲜度是不是被收买了，还是又发生了一出恶意刷低分闹剧。

失去了评分公正的信誉，烂番茄什么都不是。为了建立信心，烂番茄解决了这个问题：影片上映前不允许用户打分，同时要求打分用户验证电影票。

观众评分规则变动的同时，新鲜度的规则也迎来了大改。在 2018 年 8 月之前，只有几家出版机构的影评人才能入选烂番茄新鲜度评分，这些人大部分是白人、男人、老人。现在，有 600 名新影评人入选，其中大部分是自由影评人，且多为女性。不过当影评人队伍扩大到了 4500 人这个规模，就难免会出混进一些滥竽充数的人。几年前，一个叫 Cole Smithey 的影评人就为了破坏《伯德小姐》的 100%好评给了一个差评。

我们很难弄清楚烂番茄的评分对电影票房有什么影响。在 2018 年末，Morning Consult 举行了一次全民调查，发现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会在看电影前查一下烂番茄，有 63%的人会因差评选择放弃观看。但不管有没有影响，对于好莱坞来说都要争取。所以制片厂会在临近上映时才给影评人举行放映会，遇到差评，会向 Giles 这样的编辑表示抗议。

“我也注意到了‘新鲜’对于制片厂和制片人而言非常重要，”他说。如果一部电影新鲜度在 75%以上，并且参考影评超过 40 篇，就会有一个“烂番茄认证”的小标签。“他们知道这个东西在宣发中的价值。”美国最大的连锁影院 AMC 会在官网上显示电影的烂番茄新鲜度，但只显示有“烂番茄认证”的。

卖电影票的 Fandango 买下烂番茄也不是为了让观众少看烂片。为了完全掌控烂番茄，烂番茄没有负责人，由 Fandango 的总经理 Paul Yanover 直接管理。不显年龄的长相和程序员背景让他看起来不像个精明的商人，但他的思路非常清晰。“我们实际上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很有用的宣发平台。”他对我说。

Fandango 的盈利方式有几种。一种是观众通过他们的平台买票，能收一笔“过路费”。另一个是向内容供应商（前面提到的 iTunes、Google Play 等）授权，允许他们使用烂番茄评分。

“显然，烂番茄有极高的自主性，”Yanover 说，“不过 Fandango 作为一个售票平台，也一样。”在他看来，烂番茄和 Fandango 的使命是一样的：把你会喜欢的内容送到你面前。

Netflix 的算法也起到同样的作用。唯一的区别是，Netflix 比影评人更了解你的喜好，甚至比你自己更懂你。但 Netflix 不会显示烂番茄新鲜度，实际上 Netflix 上什么评分都没有。相反，他们是根据你过往的观看历史向你推荐电影。Spotify 的歌单，Facebook 的信息流也是同样的原理。在我们这个数字时代，我们周围充斥着被算法推荐的内容。

烂番茄新鲜度有这么多缺陷，为什么我们还要用他？**因为当 Netflix 想用算法把你永远留下时，烂番茄存在的最终目的是让你离开它。**你会经他的推荐去看一部电影，或是拒绝一部烂片，但这一切行为都源于你的自由意志。

“在烂番茄，有一些用户有自己喜欢并信任的影评人，”《时代》影评人 Zacharek 说，“他们会点开链接看影评。”如果使用得当，烂番茄其实是一种无尽的资源，就像互联网最开始时那样。

现在，Tim Ryan 的电影档案计划已经为 210 部老电影创建了页面，收集了 5500 篇影评，没有烂番茄，这些影评和写它的人大部分会被埋没在历史资料里。

题图来自《连线》原文

有一种说法是人会经历两次死亡，一次是生理上的死亡，另一次是被人遗忘。

从这个角度看有些人实际上获得了永生。例如孔子、孟子，又例如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这些人虽然死了，但他们的思想和经历被永久地记录了下来，被一代一代的人学习，虽然我们无法和他们面对面地交流，但透过各种媒介，我们都能感受到他的存在。

我一直觉得《论语》是部伟大的作品，它的伟大不仅在于思想性，而是透过一个个短小精悍的故事把孔子的人格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里面有他的喜怒哀乐，还有他为什么喜怒哀乐。

所以，我把在虚拟世界里获得永生当作自己的理想。人会遗忘，但互联网不会，只要互联网里还有我的记录，只要这些记录还能被访问，我就算活着，就能遇到下一个点开这篇文章的人。

这不是自恋（在我看来不是），我只是想证明自己曾经鲜活地存在过。我和所有人一样有我的喜怒哀乐，不是人口统计表上的一个数字。

我们纪念李文亮不是因为他有多伟大，而是因为他是我们的代表。他代表着一个普通人在这场灾难中的境遇。因为这样的命运随时可能降临到我们头上，只不过李文亮比较倒霉罢了。

他在微信群提醒同事注意安全只是举手之劳，所有人都会这样做。只不过这条微信消息后来传开了，大家开始关注武汉发生了不明传染病。

于是，他的举手之劳被定义为“造谣”，他被警察训诫。又因为疫情扩大，所谓的“造谣”竟然是真相，于是他成为了吹哨人，成了“打脸”体制的英雄，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但他自始至终都不想成为英雄。他只是做了所有人都会做的事情，包括在训诫书上写“能”、“明白”。

如果不是因为随手转发，李文亮作为医生身处物资匮乏保障不力的一线，可能还是会被感染，可能还是会因医治无效去世，但大家不会记得他。他会成为实时更新的去世数字中的一个，不那么起眼，或许在媒体记录抗疫牺牲医生时会为他留下几句话，但不会有人在意。

徐海燕是一名深潜爱好者，2017 年 9 月 6 日和同伴孙昊在潘家口水库进行，因不明原因溺亡。

这不是一个公共事件，但在当时也获得了一些关注。因为新闻标题里强调了徐海燕是北大学霸。这是一种新闻操作技巧。游泳溺死不是新闻，每年能有几百个，但北大学霸溺水就是新闻了，几年都遇不到一个。

后来这件事逐渐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也是因为徐海燕的身份。她不仅是北大学霸，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毕业归国后从事科研工作。她喜欢科幻小说，《神经漫游者》就是她翻译的，用的笔名 Denovo。深潜是她的爱好，她在潜水论坛 FunDiving 里写过不少经验分享。

于是这条新闻经过潜水圈、科研圈、科幻圈的传播，被进一步放大了。大家开始自发悼念。

徐海燕是我印象里第一个被民众自发悼念的普通人，她不是取得了什么成就的英雄，也不是明星，只是一个普通人。我们怀念她也不是因为她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贡献，而是因为每一个活过的人都有被记住的理由。

说不定你也曾读过她翻译的《神经漫游者》，说不定你的毕业论文里引用过她的专著，说不定在学习潜水时，看过她的经验分享贴。

人和人的联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每一个故去的人都可能和你有关。

他/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做过什么？和你有什么关系？这些都是一个人存在于世界上的根本性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我们的社会就是由这样一个个个体构成的。但过去没有一个公共事件让大家认识到这一点。

上一次有这样的公共事件还是 2008 年的汶川地震，但那个时候我们只有主流媒体的宏大叙事，作为个体的故事，无论是在手机上打下“妈妈爱你”的母亲，还是那个要喝可乐的孩子，都只是为了配合宏大叙事的催泪弹。

但像豆腐渣学校这样真正的问题却从来都是视而不见。由于媒体被禁声，那些因豆腐渣工程死去的学生在新闻中消失了。为了服从宏大叙事的需要，生命被分成了两种，一种可以被报道，另一种不能。

长久以来，这片土地上的我们一直缺失作为个体的尊严，但李文亮的出现让大家意识到了人不只是官方统计口径里的一个数字，这是这场灾难里我们最大的收获。

我希望我们能记得久一点，在这场疫情过去后，还能有人记得他，在这场疫情过去 10 年后，还有人记得他。他是警钟，警醒生活在这这片土地上的我们，宏大叙事之下是鲜活的生命。

相关阅读：[2019-1-28-2-9|2019 伊始：聊聊经济下行，老龄化，微信和电影]

题图：网络

人类学家项飙：现代人追求即刻满足 越来越情绪化和极端化

项飙说“附近”这个概念的消失，是直接点明了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附近”这个海绵一样的缓冲层没有了，社会在结构上变成了两个极端，个体的感知力已经被透支了，只能不断追求更大的刺激。

这是一个理性和人性一起萎缩的时代。我们不再去“附近的餐馆”吃饭，而是追求更快的外卖；我们不敢和“附近的人”投入一段关系，所以追求快餐式的社交（租男友女友、约炮）；我们不想条分缕析地解决问题，就寄托于更极端的情绪爆发（田园女权、对资本家的单方面批判）。

我以前不理解有的人为什么能将工作视为生命的终极意义。看完这期节目似乎有点懂了。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这样一个高度原子化的社会里，一个人能拥有的稳定的社会关系就是由生物决定的家庭关系和由社会分工决定的职业关系。如果一个人无法在家庭关系中获得满足，原子化的社会又使得稳定的友谊难能可贵，有些人就只能寄希望于从工作中获得满足感了。

顺便，推荐项飙的一则演讲：《悬浮：流动、期望和社会成长》

茨基给大学毕业生的一次演讲

要尝试创建并善待你们的词汇，就像善待你们的银行账户那样。要时刻关注你们的词汇，并尝试增加你们的积蓄。 这样做的目的并不在于提高你们的卧室口才，或是促进你们的职业成功，虽然这两种结果也都有可能出现，也不是让你们成为交际场合的雄辩家。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你们尽可能充分、精准地表达自己，总之，其目的就是保持你们自身的平衡。 因为，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日积月累，最终会导致神经官能症。 那些无名无姓的感情、感受、思想和印象没有被表达出来，没有获得大致的满足，它们在某一个体的内部不断被压抑，最终会导致心理爆炸或心理崩溃。

伦理的追问与学理的批评――对西方电视批评理论的一种解读

电视上的家庭比真实的一般美国家庭富裕 4 倍，这就误导了许多真实的美国家庭,给他们留下一个夸大了的概念，好像一般美国家庭真有多富裕。把自己的家庭和这种虚构家庭相比，结果大家都有一种丧气的感觉

你在朋友圈/微博/知乎/豆瓣上看到的其实也一样。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負擔得起「真實」的經驗

古往今來，人類的慾望只是圍繞着兩件事：「食」與「色」。工業革命後，資本家以高效率的生產方式，以人類的慾望刺激他們消費。但是在後工業化年代，資訊科技發達，人類的「食慾」和「性慾」都可以在某程度上透過虛擬的方式滿足，又或者這樣說，在發達社會的經濟環境下，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負擔得起「真實」的經驗，取而代之的就是以虛擬的方式去滿足人類最古老的慾望。

现实生活不是没选择，你为什么喜欢在综艺里看别人谈恋爱？

这样的真人秀，提供的是某种理想化的“现实”，就像《我爱偷窥》一书中，一个知名节目制作人谈到的，“节目追求的并不是绝对的真实，而是‘一些人在压力下才会表现出来的慷慨与勇气的美丽。’”

……

学者郑向荣在《互动的“镜像”》中提出，观察式真人秀节目的这种“观察”，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精神分析学的“镜像理论”。在拉康的分析里，最初的经历里，人类从(镜像)中获得最初的经验，他看到自己，他反映自己，把自己当成他人。而在观察式真人秀里，第一现场的屏幕世界成为我们观照世界的“镜子”，在“自我”、“他人”的综合作用下，我们得以反观自身。

……

在镜头前，人的可能性被缩短了。男女双方皆为彼此塑造了一个“最完美”的自己。这样的“完美”维持了节目的可看性，却再一次让人对爱情的实质产生了疑问。而所有的男性，则每日维持着整洁，并以严格的绅士准则要求自己，哪怕是实际生活中最懒惰的人，也对女嘉宾鞍前马后。在这种无所不在的注视里，男女之间拉近关系的精神交流，几乎是不可能的。在镜头前，人的可能性被缩短了。

男女双方皆为彼此塑造了一个“最完美”的自己。这样的“完美”维持了节目的可看性，却再一次让人对爱情的实质产生了疑问。

于是，我们看到的嘉宾们，即使双方经历了整整一个月的甜蜜相处并成功牵手，但他们的内心也许对彼此依然是一无所知的。

李佳琦的直播间：“买它！” 背后的性别秘密

当一个女性热爱美妆，你可以说这是她的爱好；但当整个社会里的女性作为一个集体，无论年龄、职业、家庭条件 —— 就像涌进李佳琦直播间的女人们，都一致地在意外表，它便成了一个社会现象。“化不化妆” 与 “结婚生子” 同样成为社会期待而非个体选择。

“你看，连西方人都说咱们东方更好”

……的确，为了在科学认识的巨大压力下挽救道德和艺术，人们有时急不择路。人们引用测不准原理来弥合主客观两分，引用量子力学所依赖的波函数表达来反对牛顿—拉普拉斯的决定论，捍卫自由意志。他们一面反对科学主义，一面眼睁睁企盼科学为他们提供最终解决方案。这让人想起有些反对西方霸权的论者，动辄引用西方权威，“你看，连西方人都说咱们东方更好”。

“ 只有闻过猪屎，才知道火腿好吃 ”

我们生活在媒介高度发达、消费主义机器以前所未有的效率、随时随地把各种猪屎推到人们眼前的世界。我们不必再担心子女们接触不到猪屎。相反，如果不进行干预，她们就接触不到拉丁文、能剧、以及一九七零年代的 funk 音乐。只有吃过金华火腿，才知道猪屎的味道；只有闻过猪屎，才知道火腿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