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无必要勿增实体」是很多人熟知的极简生活原则，但这个来自 14 世纪的原则，在当代社会确实难以实践，因为消费主义会告诉你，这个很有必要，那个也很有必要。
怎么判断一个东西是否必要呢？
今天《WIRED》的newsletter介绍了一个 20/20 原则，给出了一个清晰的标准——能在 20 分钟以内花 20 美元买到的东西，都不是必需品。
不过这个原则适用的场景不是购物，而是清理。
举个例子，疫情期间大家都囤了很多方便食品，现在放开了一时半会也不会吃，那么这些东西就应该被处理掉。因为你肯定能在 20 分钟以内花 20 美元买到一堆方便食品。
怎么处理？《WIRED》的这篇文章介绍了很多处理方法。
那么购物呢？
我个人有一个听说来的原则——少买点，买好点，用久点。上述原则适用手机、衣服等日常耐用品。
不过这个原则其实暗藏了一个消费主义陷阱——买好点。买好点很容易实践，但是要做到少买点和用久点，就需要一点点毅力了。
2022 年 10 月 4 日 23:53
为什么我们不爱买游戏？
steam 上独立工作室出品的游戏大多售价 100 以内，3A 大作大多售价也在 300 以内。
严格意义上讲，这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消费。
撇开硬件门槛比较高的 3a 大作。3 顿午餐钱就能买一个品质不错的游戏，如果运气好的话，能打发 100 个小时左右的无聊时间。
再拿文娱消费对比。现在流行的密室逃脱和剧本杀，人均价格都在 100 到 300 之间，和一款游戏价格接近，但这个价格的游戏，可体验时长基本都能达到 50 小时以上，远高于密室逃脱。
所以，为什么大家不爱买游戏呢？
我能想到的原因只有消费场景和需求差异。线下娱乐多数是社交驱动。
从这个角度看，现代社会简直是给社恐做了专门优化。只要你放弃社交，不光生活成本直线下降，娱乐成本也能打折。
吐槽一下 macOS 的菜单栏。
菜单栏（Apple menu）一直是 macOS 的标志，地位和 Windows 的开始菜单（Start menu）相当。 在诞生时（指 20 世纪末），菜单栏十分受欢迎，因为过去的电脑显示空间比较小，把一个软件的所有功能罗列到顶部，通过垂直的下拉列表选择，是一个提高空间利用率的方法。
但今时不同往日了。现在已经有足够多的屏幕空间让开发者在 App 的 UI 界面上摆放图标，有足够多的交互方式让开发者为用户提供便利。所以，现在大部分第三方 App 菜单栏选项都少得可怜，功能指令也和界面上提供的各种按钮高度重合，十分鸡肋。这就导致，现在很多 Mac 用户没有使用菜单栏的习惯。
但菜单栏毕竟是 macOS 的传承，现在苹果官方出品的软件设计规范中，「The menu bar」还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值得被长篇大论。
苹果自然也会遵循这个设计规范，macOS 的第一方软件菜单栏选项都多到可怕，如果一个一个点，能发现很多匪夷所思的功能。
例如，系统偏好设置里的所有选项都能按照拼音顺序排列（如果是英文系统就是按首字母排列）。这个功能藏得也不深，在系统偏好设置下，点击显示 → 按字母顺序显示即可。
话说回来，这个功能有什么用呢？好像没有什么用。
想到了一个新词：赛博苦行僧
泛指因信仰某种赛博宗教，而强行改造自己的工作流、生活方式的人。
例如：
狂热苹果教徒，只用苹果第一方软件，即便苹果软件有一些先天不足，也要通过各种工具（苹果第一方软件优先），改造工作流，让自己适应苹果。
纯文本教徒，只用纯文本（辅以标记语言）的方式记录，他们坚信存在一个软件服务商倒闭的末日，为了保证自己的赛博资产不丢失，必须用适应性最强的保存形式——所有软件都支持纯文本导入，纯文本就是他们永不沉没的赛博方舟。例如：[[2024-08-07_00-08-00]]
选择是当代生活最大的骗局。
农民工进城，可以选工地、外卖员、网约车司机，或是支起一个街边小摊位；大学生就业，可以选 A 公司、B 公司、C 公司。
选择有限，而且都差不多。
当然也有一些向下兼容的选项，比如躺平。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向下兼容伴随着经济风险。
本质上，我们没有选择，只有取舍，而这些微妙的取舍，决定了我们会成为谁。
其实在 30 年前，「成为谁」还是一个不需要思考的问题。中国有国营工厂，日本有终身雇佣制，欧美虽然没有制度性保障，但足够大的就业缺口依然可以保证大部分人有一份稳定的长期工作。
但在当代社会，作为身份构建根基的职业出现了松动。因为没有能让人从事一辈子的岗位了。公司的劳动合同只有 3、5 年的时限，大部分人在合同没有到期的时候就已经离职或者被裁员了。瞬息万变的商业环境让公司的平均存活时间只有不到 10 年，「择一事，终一生」成了当代人的奢望，「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消费适时出现，成为了个人寻找社会定位的指南针。
不仅仅是狭义的「you are what you buy」，在豆瓣上，定义身份的途径是「you are what you read」，在减肥人群中，是「you are what you eat」，在小红书，是「you are what you wear」。衣食住行、兴趣爱好都能被消费化。
毫无疑问，互联网加速了消费主义下沉的进程，也扩大了消费的定义范围，自我定义也变得更加颗粒化了，充斥在社交软件上的「斜杠青年」便是例证。
甚至工作本身也受到了美学的审视。好工作不光要高收入，还要带来特别的体验，它要令人骄傲、值得自豪，或者要看起来有趣。这里面包含了一种价值取向——没有使命感的工作不值得做。但大部分人的工作都是琐碎且毫无使命感的，在消费主义的宗教光环下，无聊是原罪的原罪，从事无聊的工作，就是悲剧。
通过一个稳定的职业身份实现人生价值，现在成了少数人的特权。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生活方式成为了构建自我身份与实践自我价值的唯一途径。
在消费主义的教条中，有意义的生活意味着不断探索新体验——新产品、新环境、新文化、新思想，体验的东西越多，这辈子就越值。
我曾经问过很多人，如果有朝一日，不再有经济上的压力，他们会去做什么。大部分人的答案都是环游世界，或者多读几个学位，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有人正是这么做的，我也是从她那里得知，原来环游世界的成本并没有那么高，只要你愿意住在别人家。
人从出生第一天起就在消费。消费没有错，但消费是个一次性的过程，在你拥有新玩具的那一刹那，它的吸引力就开始打折，直到最后消失殆尽，被遗忘、被丢弃。消费只能成为手段，无法成为目的。
「寻找目的」是每个当代人的宿命。
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思想战胜了宗教，挣脱枷锁的人类得到了自由。但自由是有代价的。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高强度工作后的空虚感，那种突然停下来以后的无所适从和迷茫，这便是自由的代价。
「寻找目的 」过程就像为我们自己建立一个新宗教，每个人要为自己定义美丑善恶、是非曲直，然后慢慢接近它。
最近在看《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本文算是一个概括加读后感。其实，在看这类书的时候总是会不由地想到自己的处境，越想越远，就想到了关于自我的终极问题，虽然一直没有得到答案，但每想一次，似乎离答案又能更近一点。
今天看到了一篇来自《The Atlantic》的文章「The Secret to Happiness at Work」
作者Arthur C. Brooks是一位研究管理和领导力的学者，目前在肯尼迪政府学院和哈佛商学院执教，也是一位精通人性的男讲师在《大西洋》的专栏里，他写了很多关于「快乐」的文章。
他认为工作的快乐不在于金钱，它只有短期影响，也不在于它能不能彰显你的学历和能力，而在你能不能从中获得的内在满足。
影响这种内在满足的因素有很多。
首先是不可控的基因。《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上有个研究，关于一对分居两地长大的同卵双胞胎。这项研究发现，人对工作的满意度约 30%由基因决定。
其次是价值观和文化。很多研究都表明，和雇主在价值观上深度契合的人，工作起来最开心，尤其当这些价值观具有道德、哲学或精神意义时。2012 年一项对伊朗护士的研究发现，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是「一份神圣事业，能获得精神满足感」。许多学者在教育事业中找到了同样的使命感，正如已故哲学家 Michael Novak 所言，这样的使命感在商业活动中也能找到。
价值观和文化因环境、时代而变，但有两样东西几乎存在于所有的工作中。也就是服务他人带来的意义感和在工作中取得进步的成就感。
服务他人的意思不是去当志愿者或者为非赢利机构工作，在 Arthur C. Brooks 自己的研究中，为非营利机构工作带来的内在满足感，并没有比为公司或政府工作多多少。
和那些不可控或者很难控的影响因素相比，在工作中寻找成就感的主动权，大部分在我们手上。成就感的来源，就你能胜任这份工作，甚至能在工作中取得一个又一个成功，心理学家 Martin Seligman 发现，成就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工作中的辛福感。一个能够给予清晰指导和反馈、奖励优秀员工，鼓励员工发展新技能的老板，最有可能带来幸福感。想要每天快乐上班，要么找一个这样的老板，要么成为这样的老板。
与成就感相对，Martin Seligman 也找到了人类不开心的原因。他是「习得性无助」一词的发明者，人类如果一直经历无法掌控的失败，就会陷入这种状态。当代中国青年的集体性不开心其实也可以理解成一种习得性无助——我们似乎面对着一道隐形的壁垒，随着时间流逝，我们穿过这道壁垒的信心越来越小了。
另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结论是：失业会让人更不开心。他在 General Social Survey 的调查数据中发现，有可能失业的人「不太开心」的几率，是不可能失业的人的三倍。在 2014 年，经济学家还发现，失业率每上升 1%，对国民幸福造成的负面影响是通胀率上升 1%的 5 倍多。
这也说明完全「躺平」并不能带来幸福。哪怕是作为代表人物的「躺平学大师」，每天也不是完全躺平，他每天会“读哲学、看新闻、锻炼身体”，偶尔还会去横店上班——当群演。
赋闲在家写了两首喊麦词，娱乐一下。
你在大厂上班
工作就是搬砖
月薪八千三
房租就占了一半
长夜漫漫
就想四处看看
tinder 陌陌探探
we have much time to spend
划着 划着 你试图划到世界尽头
like like 你不想机会悄悄溜走
hello hello，开启了每一次的邂逅
fine fine，好像一点问题都没有
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划来划去
为了什么？要找什么？
你不知道，也不愿思考
No doubt
你的脑袋里 就只有打炮
你想要Match 一个漂亮baby
but there is always nobody
漂亮的女孩，似乎永远轮不到你
猎物在眼里
被别人吃下去，你只能干着急
OK
她们是猎物，那你是什么生物？
肉食动物？狮子老虎？
还是会飞的，吸血蝙蝠？
不， 你是社畜！
随时会被人解雇
猎物和社畜都不会被在乎
毕竟你们都不是人，而是物
如同这个世界，已是灵魂的坟墓
all right
既然现实里一事无成，那就在赛博世界重生
现在
你毕业于海外名校克莱登
就职于大厂中层
爸爸是律师，妈妈是医生
家里大概几套房，遍布北上广深
业余还组了个乐队，名叫告五条人
再用个明星的头像，假装自己是松本润
OK
你match到了一个妹，名叫Julia
她有长长的头发、身材火辣辣
dress so extra，just like Rihanna
读过《规训与惩罚》，听过“直到大厦崩塌”
是个生活方式博主，喜欢给照片配些听不懂的话
你打算和她聊聊萨特、加缪、波伏娃
最好能从手机聊到影院再一起回家
然而美梦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
话还没说满三句她就不回复
”我觉得你这样的女生很cool“
”可我觉得你很dry也很木“
”你喜欢福柯，是不是也爱SM？“
”不爱，你对我判断有误“
”我是M，我需要你在床上的凌辱“
”那我命令你，立刻离开我的屏幕“
You have nothing left but 失败
但为了心中最后的pride，
你还是要说出最后的表白：
“头像是我，不满意？”
她也表达了最高的respect：
”滚“
没见过 money，没体验过 free
单一的评价体系，所有人都爬一架梯
优秀得一样，美丽得一样
像流水线里的产品，全都一样
单一的评价体系，所有人都爬一架梯
能赢的人站在塔顶，下面都是殉葬品
我们困在系统里，哪里有红利？
为什么你这么努力，还是不能赢？
因为生活无关输赢，只需要enjoy
"I saw the best minds of my generation destroyed by madness，starving hysterical naked"
上周末看完了《隐秘的角落》，因为之前网上盛传原著《坏小孩》的作者紫金陈对女性角色有偏见，所以特别关注了片中的几个女性角色。虽然整部戏都围着男人转，女性角色普遍沦为工具人，但（前六集的）周春红还是给了我非常强烈的刺激，让我想起了《万箭穿心》里的李宝莉。
周春红和李宝莉的“人设”基本一致——中年、离异、单亲母亲、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庭的命运、同时还有极强的控制欲。完全符合我们对“中年离异母亲”这个形象的全部想象。在拥有顽强斗争精神的同时，这两人都有着悲剧性的命运，而且他们的悲剧都和男人有关。
李宝莉和丈夫马学武一刚一柔个性不合，马学武外遇被李宝莉捉奸在床，导致本来能留在国企的马学武进了下岗名单，懦弱的马学武绝望之下决定以自杀反击，让李宝莉一个人撑起了老人和小孩的重担。结果，儿子长大以后得知是母亲间接导致父亲自杀，也因此记恨李宝莉，要断绝母子关系。
周春红这个角色基本沿袭了这套范式，只不过因为周春红是配角，所以关于她和丈夫离婚的原因并没有细说，这段婚姻本身也是作为功能性的背景存在，并不重要。在《隐秘的角落》里周春红经历了和李宝莉一样的“双重打击”，而且是在一集（第六集）之内，整个情感变化服务于剧情的转折，矛盾冲突饱满富有张力，所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重打击来自自己的儿子朱朝阳。两个人喝牛奶的这场戏氛围压抑得令人窒息。儿子想等会喝，周春红要求立即喝。这场戏展现的是周春红对儿子的控制欲。
和自己相依为命的多年的儿子和爸爸越走越近——这是大背景。当天白天，周春红和上级马主任的感情又以一种非常不体面的方式公之于众，自己儿子也在场——这是两个人要通过喝牛奶展开一段沟通的直接原因。周春红嫉妒前夫，害怕失去儿子。但她和儿子的沟通失败了，一句“大人的事你懂什么”是她在整部戏中感情爆发的最高潮。
紧接着，第二重打击来自她的恋人马主任。马主任本来想和周春红正大光明地在一起，但周春红以不想打扰儿子生活为由拒绝。看得出来，在周春红的心里，儿子才是她“最重要的男人”。但在儿子“失去控制”以后，她又主动去找“备胎”马主任，结果得知马主任老家给他安排了一个对象，更年轻又没带孩子。
这场戏其实对剧情而言可有可无，但在精神上“杀死”了周春红这个角色。这场戏以后，周春红完全变成了一个背景板。
我的上一代人，和李宝莉周春红一样。我有两个姑姑都是这样的离异中年女强人，经历过下岗、婚姻不幸，夫妻之间无法真正达成理解、后来离婚，做着最底层的工作把孩子抚养长大。
我奶奶也算这种类型的人。我奶奶原本是宜昌地主家的女儿，小时候还在私塾学过写字，打仗的时候几个兄弟全死了，49 年以后来武汉，给人当过保姆，后来在国有工厂干到退休，我奶奶性格也非常刚烈，有时候也有大家长一般令人窒息的控制欲。
周春红毕竟是个配角，没有李宝莉人设丰富。在马学武死之前，她不是单亲母亲，而是一个“城里人”，长得漂亮，年轻时有很多追求者。马学武则是一个通过读书得到城市户口和国企工作机会的凤凰男。
《隐秘的角落》里也有一个凤凰男，就是主角张东升。剧里没有交代张东升的背景，只说是他不是本地人，入赘到了老婆家，在少年宫有一份教职，收入没有在医院工作的老婆高。
在小说里，张东升是农村出身，考上了浙大，本来能在数学系直博，但想早点工作赚钱，就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入赘到条件更好的徐静家，还签了婚前协议，离婚就是净身出户——这一点能说明为什么张东升宁愿杀了岳父岳母、知道老婆出轨都不愿意离婚。
张东升和马学武一样隐忍、只不过一个选择在沉默中爆发，另一个选择在沉默中灭亡。
不管是张东升还是周春红，他们的悲剧都是来自家庭的悲剧。作家@荞麦 chen在微博上说《隐秘的角落》是一部套着悬疑剧外衣的家庭伦理剧。因为中国观众最能感同身受的就是家庭。我也认同这样的评价。
因为，对于现在大部分出身中下层的中国青年，家庭前史一直是我们精神世界的隐痛。
图片来自网络
今天看到《连线》的一篇专栏文章，标题叫《Productivity Is Not Working》（努力没用了），作者是专栏作家Laurie Penny。发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那时候应该是美国新冠疫情最严重的阶段，所有人都被迫在家办公。
这篇文章从在家办公说起，但落脚点回到了她们（也可以说我们）千禧一代（她生于 1986 年）面临的一个共同困境：努力工作已经没办法改善生活了。她从个体经验出发，讲了自己因为疫情丢掉了三份工作中的一份，讲他十分担心自己的母亲，在大哭了一场后，她收拾心情，给自己的编辑打了个电话，问自己手上工作的 deadline 是什么时候——在接连遭受打击之后，他选择用工作麻痹自己。
她给自己列了满满当当的时间安排表：早上健身、晚上写作、理清楚自己的财务状况。她用便签纸铺了一墙的 To-do list，她觉得只要自己够忙够努力，恐惧就不会追上自己。
当然，后来她发觉用工作麻痹自己基本上是自欺欺人——为什么仅靠自己努力工作就可以对抗一场波及全人类的天灾？
文章里有几句话写得很精彩：
努力工作/提升自己，是 21 世纪的美国人，尤其是千禧一代，从美国梦中醒来，面对一打打账单时的恐惧反应。
无论我参与过多少场游行，我心里总有一种信念，只要我努力、我进步，这个世界就会自己变好，我爱的人不会受伤，死亡会自然远离。
于是，她开始反思我们这一代人为什么信仰努力工作，Laurie Penny 认为这是一种社会规训，这部分编译如下：
这种“努力工作能使你免于灾难”的想法已经成了一种信仰，但它并非事实——新冠疫情行已经开始动摇这种想法。“工作主义”的教条将全球性的灾难归咎于个人：如果你失业了，那是因为你不够努力。这是年轻一代的人们反复告诫自己的观点。尽管我们是在用自己短暂、破碎的职业生涯弥补那些当权者的过错。我们将统治阶层的错误当成了自己的错误，以为靠自己的努力就能改变这一切。
但“努力工作教”无法解决这场灾难，自我提升也无法拯救我们，因为这场灾难的起因不是你不够努力。疫情过后，经济衰退就会来临。对于千禧一代而言，这是我们短短的职业生涯中的第二次经济危机，与此同时，我们仍然背负着第一次危机的重担。
14 世纪的黑死病杀死了一半的欧洲人，活下来的另一半因此得到了获得了更高的收入，因此欧洲的封建制度得以瓦解。不仅如此，黑死病还削弱了宗教的力量。当支离破碎的社区开始清点死亡人员，他们想知道他们究竟犯下了什么罪过，能让他们遭此大难。于是他们对上帝的信仰动摇了，教廷作为管理人们日常生活的组织力量开始松动。我们的现代资本主义和 14 世纪的宗教如出一辙——定义人的价值，决定我们的地位——我们现在也在逐渐对它失去信心。
如果病态地努力工作是一种对恐惧的反应，那么它的对立面——甩手不干——看起来就是一种对上帝的亵渎。在现代经济制度的道德标准下，七宗罪里只有懒惰（这里更准确的翻译可能是“心累”）是真正的罪过。但除了懒惰（心累），还有什么词能描述你此时想注销邮箱、吃喝玩乐、缓解心理创伤的冲动？
“我们对工作之外的生活缺乏记忆和想象力，”Kathi Weeks 说，“我们没有反思我们为何会像这样工作，也不知道我们除了工作还能干什么。”实际上，因为居家隔离，我们反倒比平时工作得更努力了。照顾孩子是工作，做饭、打扫、情绪管理也是工作。因为居家隔离，这些事情变得更加繁琐。但这些工作无法获得经济收益，因为这个经济体系拒绝赋予这些工作以价值，因为这些事情都是私人的，大部分由女性免费承担。这些工作非常重要，甚至因为疫情变得更加重要，在疫情过后的经济危机里，这些工作依然重要。
努力工作当然没有错。但此时此刻，是我们反思自身价值、检视价值评价体系的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点。
相关阅读：《年轻人，你们为何假装热爱工作？》 / 《过劳一代》
题图：来自《过劳一代》
编译自《大西洋》文化版文章，原文标题“Fan Fiction Was Just as Sexual in the 1700s as It Is Today”
编译：Dkphhh
曾几何时，在网上写同人文还是件上不了台面的事情，那些作品会被贴上诸如没有创意、色情之类的标签。
但今时不同往日了。去年，同人网站Archive of Our Own（也就是 AO3）在创办 10 周年之际获得了雨果奖，以表彰这个社区为科幻文学所作的贡献。因为，现在有不少作家的创作起点是在网上写同人文，这一点在最近出版的几本学术著作总有阐述。像《公主日记》的作者Meg Cabot和《战龙无畏》的作者Naomi Novik，都自豪地承认了自己是写同人文起家的。
现在的同人文已经不再被污名化，也有了新的发行渠道，但实际上“写同人文”这件事并非网络时代的产物。按照“因袭原作世界观和角色”这个定义，有不少文学史上的经典。都能被归入同人文的范畴。 说但丁的《神曲地狱篇》是《圣经》的同人作品可能有点夸大其词，但至少在 18 世纪的英文世界，公认的当代同人文学创作就已经开始了。只要有人写小说，就会有人拿自己喜欢的角色进行再创作，创作的人多了就会开始互相分享交流，同人文化就形成了。
（译者按：夸张点讲，中国的《金瓶梅》可以被视作是《水浒传》的同人文，高鹗续的后四十回《红楼梦》也能算同人文。）
Jonathan Swift 的《格列佛游记》可以算作是同人文化的起点。在这本书出版不久后，读者就开始拿本书的主人公 Lemuel Gulliver 进行二次创作，他们的创作要么基于原作的一些细节，要么完全源于自己的想象，越出格越受欢迎。当时的很多同人作品都是“同人图”。例如下面这张图，是 18 世纪的英国画家William Hogarth为《格列佛游记》创作的一张同人图。
这张图画的是 Gulliver 被小人国的小人灌肠，虽然描绘的场景看起来有点“污”，但也说明，从同人文化诞生起，人们就在用这种形式挑战社会的禁忌。
随后又诞生了上百个《格列佛游记》的同人作品，包括英国诗人 Alexander Pope 写的一首既动人又下流的诗。这首诗以 Gulliver 的妻子的口吻，埋怨丈夫冒险归来就在乡下隐居，不回家也不愿意和自己亲近。想来这也情有可原，因为 Gulliver 回到故土后就对人性产生了深深的失望，但妻子显然对此感到十分不悦。
18 世纪的同人作品和今天的同人作品一样，对性描写毫不避讳。
英国作家 Samuel Richardson 的小说《帕梅拉》原本讲的是一个纯爱故事：一个富二代看中了出身底层的女仆帕梅拉，各种威逼利诱想要占有她的身体。但帕梅拉不为所动，维护自己的贞操，最后两人你来我往，反复交锋，产生了真正的爱情。
但帕梅拉这样一个个性强烈的角色激发了读者的创作欲望。于是在另一位作家 Henry Fielding 创作的同人文《Shamela》里，帕梅拉成了一个“嘴上说着不要身体却很老实”的荡妇。她的所有抗争都是欲拒还迎，为的是把那个富二代骗到手，然后一跃成为贵夫人。
Samuel Richardson👈👉Henry Fielding
这还没完，Henry Fielding 又写了一部性转版的同人文《Joseph Andrews》，讲述的是富二代的姐姐看上了帕梅拉的哥哥，但是反复色诱都没能成功。
如学者 David Brewer 所指出的那样，当时的同人文化很大程度上有依赖着自发形成，组织松散但富有热情的读者社群，这些社群遍布欧洲。尽管他们当时分享和评论作品远不如现在这么方便。到了 20 世纪早期，因为工业革命让印刷品的价格下降和快递系统的发展，中间阶层的识字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因为早期的小说都是书信体，这就给了读者一种和书中角色直接沟通的感觉。一部分同人小说甚至能打破小圈子进入大众市场，像前文提到的 Fielding，就是当时的 E. L. James（《五十度灰》作者），他的成功少不了读者的支持，其中一大部分是女性——当时大部分的男人不会公开阅读一本关于女仆的书。
随着时间推移，原作者也开始进入这个圈子，挖掘自己作品的潜在商业价值。例如前文提到的 Richardson，就会和读者进行详细的书信沟通，有时甚至会把读者的评论加进书里。可以说这是一种借助群众力量的尝试。在 J. K. Rowling起诉《哈利波特》的同人作品前，就有作者利用法律途径和公开谴责的方式阻止他人利用自己的作品盈利。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安娜法令》在 1710 年就正式实施，这部法令给了作者而非出版商作品的版权，期限是 14 年。不过这部法令并没有说明世界观、角色等概念是否也享有保护。
不过，18 世纪的大部分小说作者还是愿意和同人社群和平相处的，只要同人作者不借此盈利即可。在 18 世纪后期，经济学的发展为大众提供了一个新观念：同人作品和原作不是零和游戏，而是一种自我增殖。如果没有同人，说明这本书不够火，同人作品只会增加读者对原作的兴趣。
这部 18 世纪小说（《帕梅拉》）的人物的某些方面似乎尤其能吸引读者进行在创作。直到现在，学界仍然认为这部 18 世纪小说的创新之处在于“现实主义”，即事无巨细的描写普通人的生活，而非贵族或皇室的英勇事迹。但更多的学者认为，这部英文小说真正的创新似乎更加复杂：读者知道这些角色不是真的，但看起来又可以是真的。设定的可能性让一切都变得容易起来。例如，读者最喜欢意淫的，就是哈利·波特和德拉科·马尔福是一对伴侣，这是到目前为止最火的一对 CP。
在 18 世纪，工业革命对婚姻生活的改变，让读者更加喜欢灵活又务实的角色。那时，中上阶层的婚姻大部分是为了兼并土地或扩大家族影响力，但新兴的职业和阶级上升渠道，使得婚姻变得更加自由，同时给了年轻人更多的选择空间。但自由往往也包含着风险，和渣男的不幸婚姻成了这个时期许多小说的主题，例如 Richardson 的《Clarissa》。在这本书的序言里，Richardson 表明了他的观点，即反对当时很多人信奉的“改邪归正的风流浪子是大家闺秀的最好归宿”。作者乐于描写主角的各种抉择，读者也急不可耐地想表达自己的看法。Richardson 的许多读者都写了自己眼中的理想结局。
现代同人文同样也是一种社会生活的实验。在当下，我们思考性倾向、性行为和身份认同的自由化时，同人文能够在风险更低，的虚拟世界里试验各种代价高昂的选择。种专门描写同性恋的耽美（Slash）是其中最受欢迎的一个分支。作者可以写哈利·波特和德拉科·马尔福之前的恋情，也可以写《五十度灰》里的 SM 游戏，但在遭遇反对时，只需要说“这只是一个故事”就好了。同人小说的“非严肃”特性，使得它可以深度探索人类的性与爱。同人小说最持久的一个功用，就是讨论关系的边界。
最近，有一些粉丝抱怨《星战：天行者崛起》，因为这部星战系列电影的大结局，既没有满足哪些希望 Rey 和 Kylo Ren 在一起的粉丝，也没有满足哪些看不惯两人在一起的粉丝。于是，他们就会产生重写结局的欲望。同人圈作为一个集体获得了雨果奖的认可，AO3 收获的荣誉不仅仅是这个社区的荣誉，也属于每一个曾经在网络上大胆分享自己作品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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