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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出身优势和财产优势彻底铲除之后，当一切职业向一切人开放之后，当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爬上每一种职业的顶峰之后，广阔而舒适的前景似乎展现在胸怀大志的人面前，他情不自禁地认为，天将降大任于他。可惜，这是妄想，生活经验每时每刻在纠正这种妄想。每个公民都可以为自己设想美好的前程，这种平等使每个公民作为个人都变得很软弱。平等从各个方面限制公民的力量，同时又听任公民的欲望不断扩张。

来源：《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

这段话实际上是《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引述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

1982 年，沃尔特·J·翁观察到现代文明正进入"次生口语化"阶段，即曾经识字的社会重新回归到前文字文化的一些惯例中。由于话语一经说出便即刻消逝，口语文化重视重复以辅助记忆。口语社会中的吟游诗人运用固定短语和记忆技巧来维持思路连贯。用翁的话说，他们惯用修饰语和"对肢体暴力的狂热描述"，因为冲突比冷静的讨论更令人难忘。说话者无法像作家那样修改措辞，因此他们只能继续讲述而不承认错误。即便后来自相矛盾，他们也不指望听众记得先前的陈述。意义取决于说话者的身份，而非任何客观真理的概念。

来源：The End of Reading Is Here

这段话实际引述自沃尔特·翁 (Walter J.Ong) 的《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说来惭愧，我也看过这本书，但我从来没想到这一层。

知识生产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也是最稳定的产业，可能没有之一，从古希腊时代（东周）一直持续到现代。

在一个人人“自由和权利平等”的社会里，本不应该有攀附者，然而恰恰是只有在这个社会里，才有攀附者。实际上，攀附必须有具体平等；当人与人之间分高低贵贱时，会有奴性和暴政，谄媚和骄横，但是绝不会有准确意义上的攀附。

来源：《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

同样的道理，在奴隶制社会当奴隶是天经地义，无可辩驳的。在一个号称人人平等的社会里成为事实上的奴隶，才会有屈辱，奴役别人才会有快感。

看完了《浪漫的谎言和小说的真实》的第一章，写一篇简单的读书笔记：

这本书探讨的是欲望，第一章算是一个导论，把「欲望的三角关系」这一核心观点从文学作品中发掘了出来。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到司汤达、普鲁斯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最后回到《堂吉诃德》中穿插的一个小故事。

简单来说，欲望不是凭空产生的，它需要一个介体作为激发。这样，欲望的主体、介体和客体就形成了一个三角关系。欲望的主体就是我们人类，客体是想要的东西，衣服、鞋子、电子产品、Labubu……，介体就是激发欲望的东西。介体可以是抽象的概念，也可以是具体的人。在这本书引述的文学作品里，介体大多数时候是具体的人，这也是文学故事的张力来源。

譬如陀氏的《永恒的丈夫》：

一个丈夫的妻子出轨了丈夫的朋友，妻子去世后，丈夫找到了这位朋友兼情敌，表面叙旧，实则暗中试探。后来丈夫准备续弦，让这位朋友兼情敌替自己把关，结果新来的未婚妻喜欢上了朋友兼情敌，自己又把绿帽戴上了。

为什么这个丈夫主动会让情敌替自己把关继室？《浪漫的谎言和小说的真实》是这么说的：

他的行为，我们觉得古怪，但是却完全符合三角欲望的逻辑。他只能通过维尔恰尼诺夫（朋友兼情敌）来欲求，用神秘主义的话说，叫作附在维尔恰尼诺夫身上来欲求。他拖住维尔恰尼诺夫到他选中的女人家，是要叫维尔恰尼诺夫追求那个女人，以担保他爱情的价值。

简单来讲，是介体的出现让主体确信这个客体值得被追求。

这个故事还有一个更加现代的版本——北野武在自己的随笔集《北野武的小酒馆》里说了自己买保时捷的趣事：

我一直渴望拥有一辆保时捷，所以一有钱就去买下了。

……

坐上保时捷后，我立刻有了一个惊奇的发现：我看不见保时捷了。

……

于是，我叫来了一个兄弟。我把保时捷的钥匙交给他，要他“把车开上首都高速兜一圈”。我自己则坐在出租车里跟在他后面，只为了看看我的这辆保时捷跑起来有多威风。

我坐在出租车的副驾驶座上，对司机说：“那辆保时捷漂亮吧，是我的车子啊。”司机感到莫名地问道：“是你的车子，那你自己干吗不开呢？”

我是这么回答他的：“你傻呀，我自己开保时捷，不就看不见保时捷了吗？”

情色产业里大行其道的 NTR 叙事模板，也是基于同样的逻辑。

这套理论业已在消费主义中被实践了无数次。带货的明星、广告片里迷人梦幻的生活方式、都在充当激起消费者欲望的介体。

突然很想吃锅贴包子，配豆瓣酱的那种。

这也是小时候暑假的滋味。因为上学的时候，早上没有时间吃这种需要等待的食物。

信息流通太快的副作用之一就是没有原创的思想了，牙慧遍地，拿来就用。

如果 Ai 带来的革命是对新教伦理的否定，是对人之所以为人的再定义，那么替代新教伦理的新意识形态会是什么呢？

如果生产力真的极大丰盛，经济会不会彻底脱实向虚？传统的物质资本（工具属性占主导的产业）会不会被出清？新的经济共识会是什么？会是比特币吗？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会烟消云散……吗？

究竟还有什么东西是「坚固」的？

「蒙」的本义是遮盖。因为挡住了看不清，所以延伸出了「矇昧」的意思。把教育小孩叫「开蒙」，蕴含的意味是引导小孩认识世界，把阻碍 TA 认识世界，理解世界的遮蔽之物拿开。

创伤话语在当代自由派文化中被过度使用。她认为，过去几十年里，尤其是 1980 年代之后，“创伤”这个词在美国主流媒体中的出现频率迅速上升。到 2000 年以后，它几乎呈指数级增长。痛苦当然真实存在，但当所有苦难都被翻译成创伤，社会就会逐渐失去另一套语言：贫穷、工资、阶级、剥削、劳动尊严、教育不平等。这些词过于直白、不够柔软，也不够适合社交媒体传播，却更接近许多人日常生活的底部。

刘提醒我们，“meritocracy”这个词最早带有讽刺意味。迈克尔·杨创造这个词时，想警告一种新型统治阶层的诞生：他们通过考试、学历和证书上位，于是比旧贵族更相信自己配得上一切。旧贵族有时还知道自己的特权来得荒唐，优绩主义精英却觉得自己的成功完全正当。正因如此，他们更难理解失败者的处境。

“创伤文化”如何成为精英阶级的操控工具？社会如何失去谈论贫穷、工资、阶级、剥削、劳动尊严、教育不平等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