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 2019-nCoV 疫情深入，不少国内的互联网公司宣布延长假期或是安排员工远程办公。

大部分人应该都有过短期远程办公的经验，例如在度假时回个邮件，或是节假日临时写个方案。

这些经验不会让人愉悦，但也说明：大部分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其实只需要一台电脑一部手机就能开工。

程序员是这样，我所从事的媒体行业是这样，我的律师朋友除了盖章必须去律所以外，大部分时间实际上也不需要呆在写字楼。

我们好像没有必要每天去公司，但制度又硬性规定必须去。于是，有很多生活两点一线的人其实对于长期性的远程工作抱有幻想。

如果能远程工作，我们似乎不仅能把原本的通勤时间省下来，还能打破时间限制，更自由地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想象那般美好。iOS 开发者 Anupam Chugh 在他 Medium 文章《远程办公的残酷真相》中分享了他眼中，远程工作的弊端，以下为节选编译。

无法平衡工作与生活

和预期的恰恰相反，你真正在家工作一段时间后就会发现，你的工作和生活都会变得一团糟。因为一直呆在家里，你很容易就把工作抛到九霄云外了。你得到了自由，但也丧失了效率。很快，你就会在应该工作的时候被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吸引，例如看电视。办公室存在的意义正是在于此——让你在工作时间保持专注。

在家办公还会让你懒惰。因为你没有必要打扮自己了，穿睡衣成了生活的常态。与此同时，保持效率专注工作成了一种挑战。因为人类也遵循牛顿第一定律：一个物体如果不施加外力就不会运动。

人只要在家里就会分心，一分心就会效率低下。因此，对于远程工作者而言，最重要的是严格实践日程计划，这样才能在工作和生活中建立一个明确的界线。

孤独和沮丧时有发生

人类是社会动物，社交是保持身心健康的必需品。你一整天宅在家，离群索居，容易把人憋出毛病。即便有同事，你们聊的内容也只可能是工作，某种程度上，你依旧处于失联状态。

对于远程工作者而言，建立社交关系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这是一件有必要的事情。

沟通有助于我们分享观点、和社群保持同步。和同事在同一空间，有助于收获工作领域内的最新洞见，跟上趋势。

当你远程工作，处理负面情绪会变得尤为棘手。一个人在沮丧的时候更需要社交。如果在办公室，你可以和同事聊天解压。但远程工作的人只能一个人面对。

其实，对于远程工作的人来说，去咖啡馆，或者各种共享办公空间都有助于你维持社交关系。

总结

对于想远程工作的人，我希望你能考虑这些现实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说不定你不会遇到我遇到的问题，但你需要知道，远程工作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你会遇到许多的困难。

头图：Alexandru Acea

人类学家项飙：现代人追求即刻满足 越来越情绪化和极端化

项飙说“附近”这个概念的消失，是直接点明了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附近”这个海绵一样的缓冲层没有了，社会在结构上变成了两个极端，个体的感知力已经被透支了，只能不断追求更大的刺激。

这是一个理性和人性一起萎缩的时代。我们不再去“附近的餐馆”吃饭，而是追求更快的外卖；我们不敢和“附近的人”投入一段关系，所以追求快餐式的社交（租男友女友、约炮）；我们不想条分缕析地解决问题，就寄托于更极端的情绪爆发（田园女权、对资本家的单方面批判）。

我以前不理解有的人为什么能将工作视为生命的终极意义。看完这期节目似乎有点懂了。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这样一个高度原子化的社会里，一个人能拥有的稳定的社会关系就是由生物决定的家庭关系和由社会分工决定的职业关系。如果一个人无法在家庭关系中获得满足，原子化的社会又使得稳定的友谊难能可贵，有些人就只能寄希望于从工作中获得满足感了。

顺便，推荐项飙的一则演讲：《悬浮：流动、期望和社会成长》

茨基给大学毕业生的一次演讲

要尝试创建并善待你们的词汇，就像善待你们的银行账户那样。要时刻关注你们的词汇，并尝试增加你们的积蓄。 这样做的目的并不在于提高你们的卧室口才，或是促进你们的职业成功，虽然这两种结果也都有可能出现，也不是让你们成为交际场合的雄辩家。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你们尽可能充分、精准地表达自己，总之，其目的就是保持你们自身的平衡。 因为，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日积月累，最终会导致神经官能症。 那些无名无姓的感情、感受、思想和印象没有被表达出来，没有获得大致的满足，它们在某一个体的内部不断被压抑，最终会导致心理爆炸或心理崩溃。

伦理的追问与学理的批评――对西方电视批评理论的一种解读

电视上的家庭比真实的一般美国家庭富裕 4 倍，这就误导了许多真实的美国家庭,给他们留下一个夸大了的概念，好像一般美国家庭真有多富裕。把自己的家庭和这种虚构家庭相比，结果大家都有一种丧气的感觉

你在朋友圈/微博/知乎/豆瓣上看到的其实也一样。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負擔得起「真實」的經驗

古往今來，人類的慾望只是圍繞着兩件事：「食」與「色」。工業革命後，資本家以高效率的生產方式，以人類的慾望刺激他們消費。但是在後工業化年代，資訊科技發達，人類的「食慾」和「性慾」都可以在某程度上透過虛擬的方式滿足，又或者這樣說，在發達社會的經濟環境下，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負擔得起「真實」的經驗，取而代之的就是以虛擬的方式去滿足人類最古老的慾望。

现实生活不是没选择，你为什么喜欢在综艺里看别人谈恋爱？

这样的真人秀，提供的是某种理想化的“现实”，就像《我爱偷窥》一书中，一个知名节目制作人谈到的，“节目追求的并不是绝对的真实，而是‘一些人在压力下才会表现出来的慷慨与勇气的美丽。’”

……

学者郑向荣在《互动的“镜像”》中提出，观察式真人秀节目的这种“观察”，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精神分析学的“镜像理论”。在拉康的分析里，最初的经历里，人类从(镜像)中获得最初的经验，他看到自己，他反映自己，把自己当成他人。而在观察式真人秀里，第一现场的屏幕世界成为我们观照世界的“镜子”，在“自我”、“他人”的综合作用下，我们得以反观自身。

……

在镜头前，人的可能性被缩短了。男女双方皆为彼此塑造了一个“最完美”的自己。这样的“完美”维持了节目的可看性，却再一次让人对爱情的实质产生了疑问。而所有的男性，则每日维持着整洁，并以严格的绅士准则要求自己，哪怕是实际生活中最懒惰的人，也对女嘉宾鞍前马后。在这种无所不在的注视里，男女之间拉近关系的精神交流，几乎是不可能的。在镜头前，人的可能性被缩短了。

男女双方皆为彼此塑造了一个“最完美”的自己。这样的“完美”维持了节目的可看性，却再一次让人对爱情的实质产生了疑问。

于是，我们看到的嘉宾们，即使双方经历了整整一个月的甜蜜相处并成功牵手，但他们的内心也许对彼此依然是一无所知的。

李佳琦的直播间：“买它！” 背后的性别秘密

当一个女性热爱美妆，你可以说这是她的爱好；但当整个社会里的女性作为一个集体，无论年龄、职业、家庭条件 —— 就像涌进李佳琦直播间的女人们，都一致地在意外表，它便成了一个社会现象。“化不化妆” 与 “结婚生子” 同样成为社会期待而非个体选择。

“你看，连西方人都说咱们东方更好”

……的确，为了在科学认识的巨大压力下挽救道德和艺术，人们有时急不择路。人们引用测不准原理来弥合主客观两分，引用量子力学所依赖的波函数表达来反对牛顿—拉普拉斯的决定论，捍卫自由意志。他们一面反对科学主义，一面眼睁睁企盼科学为他们提供最终解决方案。这让人想起有些反对西方霸权的论者，动辄引用西方权威，“你看，连西方人都说咱们东方更好”。

“ 只有闻过猪屎，才知道火腿好吃 ”

我们生活在媒介高度发达、消费主义机器以前所未有的效率、随时随地把各种猪屎推到人们眼前的世界。我们不必再担心子女们接触不到猪屎。相反，如果不进行干预，她们就接触不到拉丁文、能剧、以及一九七零年代的 funk 音乐。只有吃过金华火腿，才知道猪屎的味道；只有闻过猪屎，才知道火腿好吃。

为什么亿万富翁还要继续工作？

攀比、焦虑、填不满的欲望、还有存在主义危机，让一个人拼命工作赚钱的理由太多了。

纽约时报这篇专栏让我想起了之前 BuzzFeed News 的那篇《过劳一代》。两者之间唯一的区别是视角不同，前者关注的是富人，后者关注的是普通人。但他们反思的其实是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现代性的弊端。

什么是现代性的弊端？可以参考知乎上的这个回答。

两百年前工业革命的时候就有人在反思现代性，但是最近这几年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开始变多了。这个事情和经济周期有关，经济发展好的时候，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大家巴不得被资本异化。但现在经济进入了衰退期，机会在变少，市场就像冬眠了一样，死气沉沉，导致没有钱的人不愿奋斗（奋斗没用了），有钱的人开始焦虑。

在几年前，社交媒体上关于工作的讨论都是“努力抓住阶级跃升的窗口期”。我记得我大学时，媒体们讲的都是创业公司的造富神话，喊的口号是“Work hard，play hard”。我们惊叹于一个一个独角兽拔地而起，在创业公司里没有见过“凌晨 4 点的北京”是可耻的。那时候每个人都怀抱着重崇高的理想和远景，不是“改变世界”，就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看起来十分真诚，一点都不像装的。

甚至直到半年前，Wework 的创始人被赶出公司之前，纽约时报还发了一篇评论《年轻人，你们为何假装热爱工作？》，看起来中关村的创业文化已经输出到了大洋彼岸的旧金山。只不过这时风向已经变了，纽约时报在写这篇文章时不像中国媒体，习惯性的歌颂企业家的奋斗和伟大，而是直接把矛头指向了问题的核心：

许多公司仍然以冠冕堂皇之辞为工作贴金

可不是嘛，“改变世界”这话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是真诚的，到了现在这个时间点，除了给自己贴金，还有什么价值？这篇文章刊载时 WeWork 估值是 400 亿美金，现在 WeWork 上市失败,估值缩水只剩两成。愿景和鸡汤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总是不堪一击。

其实，现在大部分人不是不想工作，只是不想活的这么累。我相信大部分普通人是有一个退休计划的，类似于“攒够多少钱”、“工作到多少岁”就退休这种。

正是基于此，纽约时报的作者就提出了开头的那个问题。

可是为什么他们停不下来？这不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规律。

现在的社会就像一个上足了发条的机器一样，一旦开动，除非机器抛锚，否则不会停止。我们就是机器里的一颗颗齿轮，机器不停我们也停不下来。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文明社会确实就像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说的那样，是一场开弓没有回头箭的“骗局”。

回到实际中来，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如果 CEO 们不好好工作，如果公司垮了，他们可对不起董事会给他们开的高工资。

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个体都能在这个环境下找到出路。战胜周期的最好方法是保持乐观。

多巴胺斋戒（Dopamine fasting）：张一鸣的延时满足理论现在有了硅谷信徒

硅谷的有钱人不仅热爱工作，还喜欢限制自己的快感，活脱脱像一个机器人。

Vox 最近的一篇报道解开了硅谷“多巴胺斋戒”的神秘面纱。所谓“多巴胺斋戒”，字面意思是限制多巴胺——那个能让你感到快乐的神经物质——分泌。操作方法有很多，例如少玩手机多工作，少吃零食多运动。

提出这项号召的加州大学的神经学教授 Cameron Sepah 说，如果不对多巴胺分泌加以限制，我们就会习惯高水平的多巴胺，然后去追求更大的刺激。

这套理论和张一鸣的延时满足异曲同工，都把满足感视为大敌。

按 Sepah 的说法，他提出这项倡议是希望大家能夺回生活的掌控，例如让自己不会在手机铃声响起时第一时间去看手机。

不过也有些科学家表达了不同观点，例如 Vox 采访的神经学家 Judson Brewer 就说，“长期来看，强迫自己的做法不会有效果……只会让你丧失自己所爱的东西。但因为你仍然喜欢它，所以你最终会回到原点。”

这几年硅谷不仅是科技神话和财富神话的诞生地，也催生出不少颇有影响力的生活方式。例如Soylent 这类的代餐、 旧石器时代饮食 等等。

这些东西的支持者都宣称有科学依据，也收获了一大票科技公司高管的支持。但在外人看来，这种诡异的生活方式周围总是环绕着宗教般的神秘色彩。

或许，科技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宗教。

微软在日本实验一周 4 日工作制，结果如何？

结果如下：

• 公司人均营收（当月营收/公司人数）同比提高了 40%
• 电力消耗下降了 23%
• 打印纸张消耗下降了 60%

因为结果看起来不错，微软今年冬天还要继续实验。

新西兰也尝试过类似的减少工作日的实验，生产效率提高了 20%。

不过，也有部分微软日本分公司的经理表示不理解，有些雇员表达了缩短工时会招致经理不满。

我还没有找到这个实验的具体操作方法，所以不清楚到底是如何实施的。因为有的工作并非坐班制，例如销售，晚上陪客户吃饭到底算上班还是下班呢？再例如程序员/设计师，有电脑的地方就能工作。关注这些人如何实践一周 4 日工作制更有意义，因为他们才是深受加班摧残的群体。

让丧家之犬再跑一会儿

想起在发布活动公告的时候，有位读者在我的文章下面留言：“为什么探讨垃圾问题时，嘉宾席没有这一知识领域的专家呢？”

我回复 ta：“因为公民不需要成为专家也能够为社会事务和环境问题负起责任。拍出《垃圾围城》、《塑料王国》的纪录片导演王久良不是垃圾处理领域的专家，调查雾霾问题的柴静不是环保领域的专家。有好奇心和研究、学习的方法论，人人都能够去推动公共议题。赋权普通人正是应对垃圾问题的关键，我们只不过在身体力行这一点。”

直到现在，我仍然相信公民教育公民，而不是权威教育公民。因为关键不在于谁更有资格处理公共事务，而在于在很多社会议题上，普通人有着和既得利益者不一样的 stake，所以前者不能将自己的权益完全让渡给后者去决定。

题图：《摩登时代》

爱情到底是什么呀？

在没有体验过之前，我朴素的爱情观是“我对你好，你对我好”。在体验过以后，我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它夹杂了青春期的幻想、荷尔蒙的冲动、躁动的欲望和不安的心脏。有的时候还会涉及到两个人的“勾心斗角”。人类所有好的、不好的特质都会被爱情放大。

它太复杂了。

这还只是我所体验过、校园里的纯粹的恋爱关系，我不敢想象，它在承载金钱和社会的压力之后，会被扭曲成什么样子。

我相信现在大部分人都抱有和我一样的想法，所有他们企图在电视剧里享受“甜甜的恋爱”，等着屏幕里的人给自己“发糖”。这就和“云吸猫”一样，不用付出就能得到廉价的情感慰藉，堪称“精神毒品”。

真正的爱情究竟是怎么样的？

国庆节的时候，我断断续续把“爱在三部曲”看完了。

《爱在黎明破晓前 》

《爱在日落黄昏时》

《爱在午夜降临前》

很多人都把这三部电影当作“爱情圣经”。

三部电影，每一部的时间间隔在戏里戏外都是九年。

第一部男女主角在火车艳遇，经历了一个难忘的夜晚然后不得不分离。

第二部，九年后，男女主角都有了新的另一半，再次相逢发现自己还是忘不了对方。

第三部，又过了九年，两个人终于在一起了，但是拖家带口的生活让他们迎来了中年危机，但最后两人依旧重燃火花。

电影很浪漫，有一见钟情的设定，每一部的背景城市都是欧洲的文化古都，第一部是维也纳、第二部是巴黎、第三部是希腊。两个人互动的细节也很“甜”。

这部电影还原了很多人对于爱情的想象，有冲动，有浪漫，也有柴米油盐 和无可奈何。台词里偶尔闪现出的“哲学金句”也能戳进人的心窝子。

但是这部电影打动人的地方，还是在于它最原始的设定，或者说创意的出发点——时间。

每一部隔九年这个设定，把人这一生最重要的三个阶段浓缩到了三部电影里。年轻时的冲动，成长后的妥协，人到中年的生活抉择和压力，都展现在了镜头前。

爱在三部曲”的导演理查德·林克莱特是一个善于用电影捕捉时间的创作者，他的另一部作品《少年时代》也用了长达 12 年的时间，去记录一个少年的成长。

不过“爱在三部曲”难以称得上真实，它所展示的最多只是“浪漫化的真实”，一见钟情，然后相守一生这种事情只可能存在于电影和别人的故事里。

我倒不是说这部电影不好，这恰恰是电影的高明之处。把真实“浪漫化”，就是爱情的功能。很多人对爱情的想象就是有一个“灵魂伴侣”，能懂自己的想法，能够给平淡的生活制造惊喜和快乐。他们需要一个给他们制造浪漫的人。

可惜，实际情况是，很少有人能够永远顺着自己的心意，大部分人也难以理解另一个人，最懂自己的永远是自己。

或许，得不到的才是真正的爱情？

1989 年上映的《When Harry Met Sally…》可能是女性第一次公开讨论「假高潮」。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 Richard Cohen 和《When Harry Met Sally…》的编剧 Nora Ephron 是好友。Ephron 去世后， Cohen 为她写了一本书，She Made Me Laugh: My Friend Nora Ephron。

在书里，Cohen 说，《When Harry Met Sally…》让女性第一次意识到，其实所有女人都会「假装高潮」。当然，这也是男人们第一次知道原来还有这回事。

在拉斯维加斯的电影发行商大会上，电影放映到这一幕时，在座的男性没有任何反映，他们不懂。但女人们懂了，她们笑了，一个接一个，直到男人们也加入到她们的行列。

Ephron 一直是一位关注两性关系的编剧，所以许多人都以为这一幕是她安排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导演 Robert Reiner 最初是想在这一幕揭示出某个男性对女性的误解，这个时候 Dani Minnick（本片制片人女朋友的姐妹）建议 Reiner 讨论一下女性「假高潮」的现象。Reiner 和 Ephron 都觉得这主意不错，就安排了一场 Sally 在餐厅里假装高潮的戏。

开头视频的结尾处，老太太的台词「I’ll have what she’s having」是 Billy Crystal （Harry 扮演者）的神来之笔。这句话后来入选了美国电影学会的经典百句台词，说出这句台词的老太太是导演 Reiner 的妈妈。

现在有许多年轻人，女孩男孩都有，会去当年电影取景的餐厅，位于曼哈顿下东区的 Katz’s Delicatessen，坐在同一个座位上，「复刻」这一影史名场面。

只不过，作为一部爱情喜剧，电影本身没有进一步讨论「假高潮」背后的问题。

参考：‘I’ll have what she’s having’: How that scene from ‘When Harry Met Sally…’ changed the way we talk about sex

题图：《When Harry Met Sally… 》

《自私的基因》我断断续续看了好长时间，大概有两三个月吧。因为有很多概念我都不懂，所以看得慢。

这本书有两个观点，我觉得让人豁然开朗。一个是关于基因的定义，一个是进化上的稳定策略（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也就是 ESS）。

在这本书中，道金斯并没有把「基因」限定于生物意义上的基因，虽然他也把生物意义上的基因讲的很清楚了。但在举例论证观点的时候，他将「基因」描述成所有可以复制（传播）的东西——遗传特征、人的行为模式、善恶观念，乃至宗教。

关于文化「基因」，也就是meme的部分，是 30 周年纪念版中，道金斯新加入的，要购买此书的朋友需注意这一点。不过，在经历过《人类简史》的「洗脑」后，这样的观点好像不再新颖。

这本书里着重讲的「基因」，其实是一种动物的行为模式，例如雄性通过决斗获得配偶，又或者布谷鸟将自己的蛋放进别人的巢，让其他鸟帮自己抚养小孩这种行为。这种行为模式在群体之中扩散开来，会形成一种稳定的行为策略，最终成为这个族群的通行做法。

我认为这个 ESS 有点像现在我们流行讨论的「算法」，因为这种行为模式其实是一种很机械的，处理问题的方法。简单讲，就是一个动物在某个情境中，一定会做出某种选择，这是它的「基因」决定的。

虽然在书中道金斯是刻意将这种稳定策略的行为模式简化了，但我认为，只要能形成一种既定的模式，它的随机性会大大降低。例如软弱的人碰到劫匪会逃跑，这件事情发生的可能性肯定不是 100%，但可能性一定大于 50%，否则他就不是「软弱的人」了。

道金斯在引入 ESS 时，讲了一个鸽子和老鹰的例子。

假设一个群体里有鸽子和鹰两个物种（也可以说这是两种生存策略）。鸽子与人为善，鹰勇猛好斗。鸽子碰到鹰会主动认输，双方都不会受伤。鹰碰到鹰会决斗直到一方获胜，一方受伤为止。鸽子碰到鸽子双方会拖延时间，直到有人认输，但都不会受伤。

那么这个群体里谁会获胜呢？如果都是鸽子，没有人受伤，大家互有胜负，相安无事。如果突然出现了一只鹰，说有鸽子都不是它的对手，它的基因会马上扩散。扩散的结果是会出现越来越越多的鹰。

如果最后这个群体里只有鹰，那么所有的战斗都将是以死相搏。但如果又突然出现了一只鸽子，它不会受伤，所以它的基因又得以散播出去。

在这个例子的最后，道金斯通过数学方法计算出了这个群体里鹰和鸽子的比例会在 7:5 左右波动。这就是进化上的稳定策略，按照这个观点，一个集体里所有行为上对立的个体的比例其实都会在一个稳定的区间浮动。你也可以把这里的鸽子和鹰换成人类社会里的「好人」和「坏人」，或者「996」时代里的「混子」和「工贼」，虽然这种做法有过分简化的嫌疑，但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一些问题。

这部书也对动物间的两性关系和繁殖交配做了许多探讨，我摘抄了几段。我不建议大家把这些例子对号入座，但我认为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一些问题。括号中是段落对应的页码。

（128）

雌性动物因雄性动物不拥有一块领地而拒绝同其交配。有时，雌性动物由于其配偶被击败，领地被占领，而很快就委身于胜利者，这些情况的确时常会发生。甚至在明显是忠诚的单配留物种中，雌性动物许配的可能是雄性动物的领地，而不是雄性动物本身。

如果种群的成员过多，有些个体得不到领地，它们就不能进行繁殖。因此，按照瓦恩-爱德华兹的观点，赢得一块领地就像是赢得了一张繁殖的证书或许可证。

（166~167）

由于她（女性）一开始就以其大而营养丰富的卵子付出了比雄性多的投资额，因此做母亲的从怀孕的时刻起，就对每个幼儿承担了比做父亲的更大的“义务”。如果幼儿一旦死亡，她比做父亲的要蒙受更大的损失。更确切地讲，为了把另一个新的幼儿抚养到同死去的幼儿同样大小，她今后必须比做父亲的进行更多的投资。

如果她耍花招，让做父亲的照料幼儿，自己却同另一个雄性个体私奔，父亲也可以将抛弃幼儿作为报复手段，而其所蒙受的损失，相对来说要小。因此，至少在幼儿发育的早期，如果有这种抛弃行为发生的话，一般是父亲抛弃母亲和孩子，而不是相反。

同样，我们可以推断出雌性个体对子女的投资多于雄性个体，这不仅在一开始，而且在子女整个发育期间都是如此。所以，例如在哺乳类动物中，在自己体内孕育胎儿的是雌性个体，幼儿降生之后，制造乳汁喂养幼儿的是雌性个体，抚养并保护幼儿的主要责任也落在雌性个体肩上。雌性个体受剥削，而这种剥削行为在进化上的主要基础是，卵子比精子大。

（170）

在雄性个体的种群中，成为忠诚的丈夫的倾向必然存在程度上的差异。雌性个体如能预先辨别这种特征，她们可以选择具有这种品质的雄性个体，从而使自己受益。雌性个体要做到这点，方式之一是，长时间地搭架子，忸怩作态。凡是没有耐心，等不及雌性个体最终答应与之交配的雄性个体大概不能成为忠诚的丈夫。**雌性个体以坚持订婚期要长的方式，剔除了不诚心的求婚者，最后只同预先证明具有忠诚和持久的品质的雄性个体交配。**雌性忸怩作态是动物中一种常见的现象，求爱或订婚时间拉得长也很普遍。

延伸阅读：《自私的基因》与博弈论 / 关于生命意义的酒后鼓噪

题图：《寄生虫》剧照

我在大学时代想得最多的问题是我以后应该干嘛，以及所谓的人生理想/目标。

过去我总认为自己不一样，所以在我眼里，大部分人只是随波逐流的普通人，不够我发现他们这样过得也挺快乐的。我见过有坚定理想的人，他正在为此奋斗。我也见过行将就木的老人，他们余生的意义好像就是为子女发光发热，我也见过还没上学的小朋友，他们不会想什么严肃的问题（或许也会想吧，谁知道呢？），但每天都过得很快乐。

有时候我会自我怀疑，我为什么要想这些事情：我要的是理想吗？我只想要一份体面轻松的工做而已。但有时候我也会很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我这辈子活着到底为了什么？经过了很久的思考，我得出了一个答案，就写在博客的 About 页面里：

在虚拟世界里获得永生。我想把我的文字和图像永远的保存在这个世界，让后来人能发现我。

大概在两三年前吧，我开始规划未来：职业道路，发展路径，我甚至连怎么跳槽都想好了。

现在毕业了，我唯一预料到的一件事就是事情的发展一定会和我预料的不一样。如果我当初没有被裁员，现在生活应该会轻松一点，同事好相处，工做按部就班，工资也高一点，虽然当初刚上班的时候我还一直 diss 这份工做毫无难度狗都能做，但现在真让我做有难度的事情我还是宁愿轻松一点 🙄。

现在不到一年时间就发生了这么多事——互联网资本寒冬、裁员潮、贸易战和越来越紧张的舆论环境，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大环境对我个人的影响。是的，“你可以不关心政治，但政治一定会来关心你。”

这个世界很复杂，但是道理一直都很简单。每个人的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只不过你现在的每一个无意之中的选择，都会在未来有所回应，当你也不知道是好是坏，就像茨威格评价「断头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她那时候还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所有我们能把握的只有自己的双脚而已，走去哪里不重要，但一定得要在路上。

每到一个特别的时间节点我就会在心里默默许一个愿。去年年底的时候我许愿希望([2018-12-29-2-7|回到现实世界])世界能回到正轨，如今看来这倒车却开得越来越快。毕业的时候许一个现实一点的愿望吧：希望工做能顺利、希望年底能加薪、希望能有时间研究一点新东西，说别人没说过的话。

再许一个不切实际的愿望：希望这个社会能给小孩更好的教育、能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能给中年人多一点稳定，能给老年人多一点尊重。

✌That’s all.

🌆 题图：Baim Hanif

哦，我大学还交了个女朋友，这件事情值得单独说说，但我不想放到公开的地方讲。在这里，我只能说所谓爱情只是构建在生理之上的幻想，但一段关系所带给人的感受真的很美妙，谢谢你 ❤。

苹果这届WWDC最重磅的产品当属两个，一个是 Mac Pro，还有一个就是独立出来的「iPadOS」，关于这个独立出来的新系统究竟长什么样，你可以看 👉这篇文章。

要是 2 年前，我看到一个独立的 iPadOS 肯定能兴奋地睡不着，不过现在看到 iPadOS，我内心毫无波动甚至想笑。苹果在软件生态方面的号召力无人能出其右，结果 iPad 上能用的专业软件也就那么几个，大部分功能和 PC/Mac 上的「完整版」比还有欠缺，对「生产方式」对颠覆也仅限于极有限的几个行业。

如果你是设计师，现在支持无线连接 Mac 的它能替代数位板，独立使用时 iPad 也是一台不错的移动绘图工具。如果你和我一样是文字工作者，iPad 码字也不错，当然这是在不考虑键盘盖手感和那局促的屏幕大小的前提下。在教育领域，iPad 的表现也有目共睹。但是在工业领域、在企业办公领域，iPad 依然无法撼动 x86 的统治。

我倒不是对 iPad 失望了，只是它改造「生产方式」的速度远远没有 iPhone 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速度快，所以哪怕苹果动静再大，要具备真正的可用性和广泛的适用范围还得等好久。尤其是中国这个「先进生产方式」分配极度不均匀的国家，哪怕有更先进的工具，你给一群不会用的人他们也会觉得这玩意儿用的不顺手。

这是用户习惯的问题。那些说 iPad 效率没有 PC/Mac 效率高的人大部分都已经有五年以上 PC/Mac 使用经验，已经形成了使用习惯和一套稳定的工作流，这个时候再迁移到其他平台肯定会出现巨大的不适应。

你能让国企/事业单位里 50+的叔叔阿姨对着一台平板工作吗？大部分人会觉得屏幕太小，外接屏幕他们又不知道转接头怎么插。会计会觉得在 iPad 的 Excel 里输入公式不方便，iPad 的沙盒机制对于习惯了 PC 逻辑的普通文员更是摸不着头脑，他们更习惯在桌面新建文件—编写文档—Ctrl+s 保存的工作路径——哪怕这种工作流十分反直觉。

所以「iPad 是给小孩用的」是非常准确的说法，这不是因为 iPad 没有生产力，是因为小孩对「生产力」这个概念没有偏见。

科幻作家，《银河系漫游指南》的作者 Douglas Adams 提出一个（认知层面的）科技三定律：

任何在我出生时已经有的科技都是稀松平常的世界本来秩序的一部分；

任何在我 15-35 岁之间诞生的科技都是将会改变世界的革命性产物；

任何在我 35 岁之后诞生的科技都是违反自然规律要遭天谴的。

希望 35 岁以后，已经习惯庸常生活的我们，还能够接受下一代改变「生产方式」的工具，哪怕它最初看起来像一个给孩子的玩具。

📚 延伸阅读：

iPad 生产力指南

最棒的十个 iPad 应用有哪些？

🌆 题图：

iPhoneHacks

之前有文章批判过抖音，说抖音的「沉浸式」体验就是为了让人上瘾。关于数码成瘾的话题也时不时有人讨论。智能手机会让人上瘾吗？或是某个 app 会让人上瘾吗？上瘾应该怎么界定？智能手机上瘾会不会和游戏成瘾一样是伪命题？

其实所有关于上瘾的讨论，背后的核心都在于你是否过度使用，或者是否使用时间过长。但是，我们正处在一个被科技深度介入的时代，我们对科技高度依赖，所以过度的这个「度」，我们无法量化，也没有谁能真正脱离智能手机生活。

上瘾的讨论，出发点是人。那么作为致瘾物的 app 和各种服务呢？他们的设计是否需要遵循某种设计伦理？这就是下面这篇译文要讨论的问题。

七年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 Mark Zuckerberg 在 Facebook 一年一度的开发者大会上宣布了 Facebook 的一项重要改变。

在此之前，和 Facebook 关联的 app 会时不时询问用户，是否要将自己在这个 app 的活动同步到 Facebook 上。这些在 Spotify、Netflix 和 Washington Post 上的弹出信息令人生厌，Zuckerberg 先生说道，所以这家公司设了一个新类别，这一类 app 可以直接在 Facebook 上更新用户活动，无需频繁询问。

「从现在开始，我们将拥有流畅易用的体验，」Zuckerberg 先生说。

在科技界，还没有哪个词能和「流畅易用」一样，可以同众多哲学概念摆在一起。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去掉「阻碍」——那些让产品难用或费时的特性通常都会被冠以这个名称——成为科技产业的努力方向，被世界许多大公司奉为启示福音。

Airbnb、Uber 等数以百计的创业公司通过缩短用户租房、叫车或完成其他任务的时间挣得了数十亿美金。如果一个公司失败了，那么产品难用肯定会被归结为原因。

「如果你让用户花了很多精力，不管你在哪个行业，你迟早会失败。」云存储公司 Box 的首席执行官 Aaron Levie 在一篇 2012 年出版的文章中写道。

把产品做得简单点在大部分情况下没什么不好。在科技史上，处处可见化繁为简带来巨大进步的例子。我猜，即便是最顽固的卢德分子（Luddite 工业革命时期反对自动纺织技术的人，后泛指反对科技进步的人），也不想回到马车和手摇收音机的时代。

但有个问题值得一问：我们现在最大的几个技术难题，能不能通过让事情变得稍微不那么简单来解决？

毕竟，简洁易用的社交媒体，例如 Facebook 和 Twitter，让传播信息变得极其容易，但也使其成为了无数问题的根源，例如境外敌对势力、例如假新闻和种族暴力。YouTube 的设计——你看完一个视频后它会自动播放下一个——会产生一种「兔子洞效应」，使得观众一步一步走向极端内容。

许多信息安全事故，例如最近曝出的万豪酒店顾客信息泄露事件，如果他们的系统更加独立并少做一点「无缝体验」的设计，可能就避免了。

「互联网因便利而伟大，但我们现在为流畅的体验所作的努力可能让互联网的安全更加脆弱。」Alphabet 旗下公司 Jigsaw 的产品经理 Justin Kosslyn 上月为科技媒体 Motherboard 撰写的文章上写道。

在过去几周，我和十多个设计师、产品经理、技术主管讨论了「流畅易用」这一设计原则。许多人都说，尽管让产品更易用通常是好的，但有时候「阻碍」恰好能避免伤害并引导用户更健康地使用。

前 Facebook 设计师、现天使投资人 Bobby Goodlatte 对我说，科技产业的优化文化（culture of optimization），「认定流畅即美德」。

他说，「这使得我们只会问『能不能？』而非『该不该？』。」

有些人会赞美前 Google 设计伦理学家 Tristan Harris 领导的「美好时光」（Time Well Spent）运动，他现在是人道科技中心的联合创始人，这个组织是科技圈里的支持「阻碍」派。除此以外，他们还成功推动 Facebook 和 Apple 增加措施限制屏幕时间的功能来防止科技成瘾。

还有一些人哀叹，在科技界的「方便竞赛」中，某些重要的东西已经被丢掉了。

「我们想做到极致，所以我们尽可能把产品做到体验流畅，」 Google 的设计经理 Jenna Bilotta 说，「我们塑造的这个世界里。充满了『拒绝用户动脑筋』的 app，但这也在摧毁我们的精神健康。」

通常，在用户体验这个名义之下，往往掩藏着不那么正当的目的。拿 Facebook 来说，「无缝的分享体验」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借口，它真正的目的是想让用户更加频繁地发布动态，以增加数据让广告投放更精准。YouTube 自动播放下一个视频只是为了增加用户使用时间，从而提高平台的盈利能力。Amazon 的一键下单则创造出了一台惊人的商业消费机器。

「我们现在对技术的使用主要是化繁为简，」奥巴马 2012 年选举团队的工程师兼技术负责人 Harper Reed 说。

通常，科技公司在制造体验上的阻碍时，都是为了让用户免受黑客、垃圾邮件和其他恶意攻击的危害。（想一想让用户算数学题的验证码，或者 YouTube 上传 15 分钟以上视频时需要确认新用户手机号码的要求。）

也有一些迹象表明科技公司开始意识到阻碍带来好处。WhatsApp 今年在印度对转发功能做了限制，此前有报道称不实消息传播扩散导致了多次骚乱。YouTube 也收紧了对频道盈利方面的规定，防止垃圾信息制造者和极端主义者滥用平台。

大部分这种变化都得到了支持，即便有些会带来短期的不便。而且这里面还有很多可能性。

如果 Facebook 能加入一条类似「减速带」的算法让假新闻在真相被确认之前传播得慢一点会怎样？

或者，如果 YouTube 在视频播放结束以后给用户提供两条视频做选择，而非自动播放下一条相关推荐的视频会怎样？

或者，如果 Twitter 给那些注册几天内都是 0 关注的账号设置一些评论别人推文的门槛，是不是能够减少一些语言暴力？

这些建议可能看起来过于理想。但，我们面对的这些产品——这些生来就帮用户做决定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是很可怕的。毕竟，有「阻碍」就意味着要「努力」，是「努力」让我们拥有批判新思维和反思的能力。如果我们没有（反思能力和批判新思维），我们将会变成电影《Wall-E》里，在自动驾驶靠椅上一边吸 Soylent 一边看 Netflix 的死肥宅。

「想象一下，如果你在运营一个社交媒体，你要根据用户的点击量来聚合热门推文，」美好时光创始人 Harris 先生对我说，「你是想把线插在用户的爬虫脑上让他点点点，还是愿意把线插在他们的新皮层，让他们冷静思考？」

还有一个更加复杂的案例。

猜猜 Tulerie 发生了什么？这是一家纽约做共享设计师款服饰的创业公司。

Tulerie 的联合创始人 Merri Smith 给我讲了一个发生在创业初期的有趣故事。一开始，Smith 女士说，他们公司最初想通过一份简短的 Google 调查问卷来邀请初始用户，这份问卷通过邮件送给了几百名潜在顾客。

「我们想尽可能做到顾客体验流畅，尽管我们还是要仔细筛查顾客。」她说。

但只有一个人把问卷填完了。所以，Smith 女士和她的联合创始人觉得还不如做复杂一点。任何想加入进来的顾客都需要和公司员工进行一次视频电话面试。

按理讲，新的策略不可能成功，但结果却出乎所料。潜在顾客蜂拥而至，把面试时间表挤得满满当当。注册流程变复杂反倒让 Tulerie 体现出了自己服务的独特性，哪怕付出一点努力也是值得的。

「复杂的注册流程可以体现出价值，」Smith 女士说，「大家透过复杂的流程感知到了价值，所以他们想成为其中一份子。」

我不是要把「慢」给浪漫化。复杂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科技产业依旧可以通过化繁为简做很多有价值的事情，例如医疗、教育和财政服务。

但是，对于特定的技术，我们依然有哲学和实践上的理由让他少一点便利。我们不会信任一个将速度凌驾于安全之上的医生。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信任一个这么做的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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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lubi 代发于煎蛋

现在常有人批判愚昧无知是世间所有不幸与罪恶的根源，我每次看到这种论断都会不自觉的揣度一翻，说这话的人要么是针对没读过书的人，要么是把枪口对准在他们眼里跟不上时代的父辈。

他们所定义的愚昧程度评判标准是对方和自己有多少观点相近，而非真实的智慧，其片面的刻板认知也丝毫不考虑对方的人生际遇与价值观念。这种行径和当年红卫兵批判知识分子没有本质差别——都是「你和我想得不一样，所以我要打倒你。」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