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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是个体面公司，两周前，我充了 15 元/月的 onedrive 100G 基础版，一天后我发现自己用不上，就取消订阅。本来都没想把 15 元要回来，结果取消以后微软自己问我是否需要现在停用 onedrive 基础版并将订阅费用全额退回。我当时十分震惊，因为已经扣除的订阅费用不会再退，是业内潜规则。

今天看到了一篇来自《The Atlantic》的文章「The Secret to Happiness at Work」

作者Arthur C. Brooks是一位研究管理和领导力的学者，目前在肯尼迪政府学院和哈佛商学院执教，也是一位精通人性的男讲师在《大西洋》的专栏里，他写了很多关于「快乐」的文章。

他认为工作的快乐不在于金钱，它只有短期影响，也不在于它能不能彰显你的学历和能力，而在你能不能从中获得的内在满足。

影响这种内在满足的因素有很多。

首先是不可控的基因。《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上有个研究，关于一对分居两地长大的同卵双胞胎。这项研究发现，人对工作的满意度约 30%由基因决定。

其次是价值观和文化。很多研究都表明，和雇主在价值观上深度契合的人，工作起来最开心，尤其当这些价值观具有道德、哲学或精神意义时。2012 年一项对伊朗护士的研究发现，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是「一份神圣事业，能获得精神满足感」。许多学者在教育事业中找到了同样的使命感，正如已故哲学家 Michael Novak 所言，这样的使命感在商业活动中也能找到。

价值观和文化因环境、时代而变，但有两样东西几乎存在于所有的工作中。也就是服务他人带来的意义感和在工作中取得进步的成就感。

服务他人的意思不是去当志愿者或者为非赢利机构工作，在 Arthur C. Brooks 自己的研究中，为非营利机构工作带来的内在满足感，并没有比为公司或政府工作多多少。

和那些不可控或者很难控的影响因素相比，在工作中寻找成就感的主动权，大部分在我们手上。成就感的来源，就你能胜任这份工作，甚至能在工作中取得一个又一个成功，心理学家 Martin Seligman 发现，成就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工作中的辛福感。一个能够给予清晰指导和反馈、奖励优秀员工，鼓励员工发展新技能的老板，最有可能带来幸福感。想要每天快乐上班，要么找一个这样的老板，要么成为这样的老板。

与成就感相对，Martin Seligman 也找到了人类不开心的原因。他是「习得性无助」一词的发明者，人类如果一直经历无法掌控的失败，就会陷入这种状态。当代中国青年的集体性不开心其实也可以理解成一种习得性无助——我们似乎面对着一道隐形的壁垒，随着时间流逝，我们穿过这道壁垒的信心越来越小了。

另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结论是：失业会让人更不开心。他在 General Social Survey 的调查数据中发现，有可能失业的人「不太开心」的几率，是不可能失业的人的三倍。在 2014 年，经济学家还发现，失业率每上升 1%，对国民幸福造成的负面影响是通胀率上升 1%的 5 倍多。

这也说明完全「躺平」并不能带来幸福。哪怕是作为代表人物的「躺平学大师」，每天也不是完全躺平，他每天会“读哲学、看新闻、锻炼身体”，偶尔还会去横店上班——当群演。

个体的远程办公是一个关于生活方式的选择题，但如果将远程办公放入更广的维度，它其实涉及到公司治理、经济趋势，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业形态。参与方也不仅仅只有员工和公司，地方政府也有自己的小算盘。

因为疫情原因，我和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一样，被迫远程办公了半年。现在疫情趋缓，有不少朋友已经回到了办公室。

在这场“被迫”发生的远程办公运动中，硅谷的不少大公司选择将远程办公常态化。Facebook 的 CEO 扎克伯格说计划 10 年内将半数员工转为远程办公，Twitter 的 CEO 杰克·多西也说，“如果员工不想回办公室，一直远程办公也没关系。”

美国一直有许多初创公司小团队倡导远程办公，其远程办公人口在2018 年达到了 25%。在这次疫情推动下，已经有更多公司加入这场运动，主动选择将远程办公常态化，或是让将更多岗位转为“可远程”。

不过，公司在考虑远程办公时，可不仅仅是将其作为对员工的福利，实际上他们有更多更现实的利益考量。

作为个体，我们在讨论远程办公的时候更喜欢将其定义成一种生活方式，赋予它各种各样美好的想象，关于想象有多不靠谱，我已经在之前的一篇译文[2020-1-31-24|远程办公的残酷真相|文摘#24中讲]过了。在这里，我想说的是，“远程办公”这个偏正短语和“自由职业”一样，落脚点“办公”和“职业”，至于他如何被修饰，其实并不重要。

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其实居家办公时，我确实容易分心，工作时间会拉长一点。但总体而言，居家办公和我在办公室的效率差不多（我在办公室也喜欢摸鱼）。空余出来的通勤时间我用在了减肥（这半年胖了 10 斤……）和自己做饭上。因为不用搭车、点外卖，我每个月确实能省下来一笔开支，同时我的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改善。

至于时间更自由，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能“自己支配工作时间”。简单来讲，你能选择在周一到周四熬更深的夜，加更晚的班，在保证完成 KPI 的情况下，让周五也变成休息日。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客户和老板能不临时安排工作。

所以，从 Work-Life-Balance 的角度上讲，有一些工作其实并不适合远程工作，例如动画师、特效师、视频后期剪辑。这类职业需要一台高配置的工作站才能展开工作，所以下班回家以后可以以“家里的电脑性能较低”为由拒绝加班。如果他们选择远程办公，这类理由将瞬间丧失合理性。

其实远程办公最大的弊端在于个人的职业发展和未来晋升。张三在家办公每天勤勤恳恳，李四在办公室每天也很努力，同等条件下李四的晋升概率比张三高，因为李四是在老板眼皮底下加班。

这一点对于大公司员工而言尤甚，因为大公司的体系更大更复杂，基层员工的努力更难被高层发现。

对于公司来说，远程办公带来的利益不仅仅是能够节省租金，缩减食堂、零食、健身房这样的实体福利。

扎克伯格在 The Verge 的这篇采访里还提到了，他们实行远程办公的一大原因在于他们目前正在开发远程办公工具，他们需要先内部实验；另一个原因是可以更广泛地吸纳异地人才。

在理想的情况下，如果远程办公能在绝大多数企业中实行，所在地将不会成为我们求职的障碍，一个住在小县城的人也能为上海的跨国公司工作。

拿着一线城市的工资，享受小县城的消费，看起来确实美得很。但扎克伯格没有在采访里谈到的是，他们会根据员工所在地调整工资。换句话来讲，就是你选了远程办公就得降薪。

如果降薪也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在普遍远程办公的情况下，员工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将是更加激烈的求职竞争。本来，所在地还是一个隐形的筛选条件，现在这个条件没有了，求职市场的供给量相当于变大了，县城小王在面试一个职位时，要同时面对省会小李、村镇小刘，甚至是印度人、俄罗斯人的竞争。

高新产业带来的人口集中几乎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中国的北上广深杭、美国的加州、纽约、波士顿，这些城市每年都要吸走一大部分大学毕业生，小城市的人口流失问题已经严重到了需要政府干预的程度。

中国的解决方案是降低落户门槛，给高学历人群安家费。美国的解决方案就是由地方政府推动远程办公。

2018 年，美国的佛蒙特州签署了一项吸引远程办公者安家的法案，给每一位搬到佛蒙特州的远程办公者 10000 美元安家费、再送一套办公设备，以及当地共享办公空间的会员身份。俄克拉荷马城也出台了类似的政策。

如果这些大公司继续推进远程办公，这些小城市的政府会继续加大力度吸引年轻人落户。不过，加州政府是否会对地方的抢人政策坐视不管就不得而知了。

题图：自己拍的

为什么亿万富翁还要继续工作？

攀比、焦虑、填不满的欲望、还有存在主义危机，让一个人拼命工作赚钱的理由太多了。

纽约时报这篇专栏让我想起了之前 BuzzFeed News 的那篇《过劳一代》。两者之间唯一的区别是视角不同，前者关注的是富人，后者关注的是普通人。但他们反思的其实是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现代性的弊端。

什么是现代性的弊端？可以参考知乎上的这个回答。

两百年前工业革命的时候就有人在反思现代性，但是最近这几年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开始变多了。这个事情和经济周期有关，经济发展好的时候，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大家巴不得被资本异化。但现在经济进入了衰退期，机会在变少，市场就像冬眠了一样，死气沉沉，导致没有钱的人不愿奋斗（奋斗没用了），有钱的人开始焦虑。

在几年前，社交媒体上关于工作的讨论都是“努力抓住阶级跃升的窗口期”。我记得我大学时，媒体们讲的都是创业公司的造富神话，喊的口号是“Work hard，play hard”。我们惊叹于一个一个独角兽拔地而起，在创业公司里没有见过“凌晨 4 点的北京”是可耻的。那时候每个人都怀抱着重崇高的理想和远景，不是“改变世界”，就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看起来十分真诚，一点都不像装的。

甚至直到半年前，Wework 的创始人被赶出公司之前，纽约时报还发了一篇评论《年轻人，你们为何假装热爱工作？》，看起来中关村的创业文化已经输出到了大洋彼岸的旧金山。只不过这时风向已经变了，纽约时报在写这篇文章时不像中国媒体，习惯性的歌颂企业家的奋斗和伟大，而是直接把矛头指向了问题的核心：

许多公司仍然以冠冕堂皇之辞为工作贴金

可不是嘛，“改变世界”这话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是真诚的，到了现在这个时间点，除了给自己贴金，还有什么价值？这篇文章刊载时 WeWork 估值是 400 亿美金，现在 WeWork 上市失败,估值缩水只剩两成。愿景和鸡汤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总是不堪一击。

其实，现在大部分人不是不想工作，只是不想活的这么累。我相信大部分普通人是有一个退休计划的，类似于“攒够多少钱”、“工作到多少岁”就退休这种。

正是基于此，纽约时报的作者就提出了开头的那个问题。

可是为什么他们停不下来？这不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规律。

现在的社会就像一个上足了发条的机器一样，一旦开动，除非机器抛锚，否则不会停止。我们就是机器里的一颗颗齿轮，机器不停我们也停不下来。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文明社会确实就像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说的那样，是一场开弓没有回头箭的“骗局”。

回到实际中来，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如果 CEO 们不好好工作，如果公司垮了，他们可对不起董事会给他们开的高工资。

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个体都能在这个环境下找到出路。战胜周期的最好方法是保持乐观。

多巴胺斋戒（Dopamine fasting）：张一鸣的延时满足理论现在有了硅谷信徒

硅谷的有钱人不仅热爱工作，还喜欢限制自己的快感，活脱脱像一个机器人。

Vox 最近的一篇报道解开了硅谷“多巴胺斋戒”的神秘面纱。所谓“多巴胺斋戒”，字面意思是限制多巴胺——那个能让你感到快乐的神经物质——分泌。操作方法有很多，例如少玩手机多工作，少吃零食多运动。

提出这项号召的加州大学的神经学教授 Cameron Sepah 说，如果不对多巴胺分泌加以限制，我们就会习惯高水平的多巴胺，然后去追求更大的刺激。

这套理论和张一鸣的延时满足异曲同工，都把满足感视为大敌。

按 Sepah 的说法，他提出这项倡议是希望大家能夺回生活的掌控，例如让自己不会在手机铃声响起时第一时间去看手机。

不过也有些科学家表达了不同观点，例如 Vox 采访的神经学家 Judson Brewer 就说，“长期来看，强迫自己的做法不会有效果……只会让你丧失自己所爱的东西。但因为你仍然喜欢它，所以你最终会回到原点。”

这几年硅谷不仅是科技神话和财富神话的诞生地，也催生出不少颇有影响力的生活方式。例如Soylent 这类的代餐、 旧石器时代饮食 等等。

这些东西的支持者都宣称有科学依据，也收获了一大票科技公司高管的支持。但在外人看来，这种诡异的生活方式周围总是环绕着宗教般的神秘色彩。

或许，科技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宗教。

微软在日本实验一周 4 日工作制，结果如何？

结果如下：

• 公司人均营收（当月营收/公司人数）同比提高了 40%
• 电力消耗下降了 23%
• 打印纸张消耗下降了 60%

因为结果看起来不错，微软今年冬天还要继续实验。

新西兰也尝试过类似的减少工作日的实验，生产效率提高了 20%。

不过，也有部分微软日本分公司的经理表示不理解，有些雇员表达了缩短工时会招致经理不满。

我还没有找到这个实验的具体操作方法，所以不清楚到底是如何实施的。因为有的工作并非坐班制，例如销售，晚上陪客户吃饭到底算上班还是下班呢？再例如程序员/设计师，有电脑的地方就能工作。关注这些人如何实践一周 4 日工作制更有意义，因为他们才是深受加班摧残的群体。

让丧家之犬再跑一会儿

想起在发布活动公告的时候，有位读者在我的文章下面留言：“为什么探讨垃圾问题时，嘉宾席没有这一知识领域的专家呢？”

我回复 ta：“因为公民不需要成为专家也能够为社会事务和环境问题负起责任。拍出《垃圾围城》、《塑料王国》的纪录片导演王久良不是垃圾处理领域的专家，调查雾霾问题的柴静不是环保领域的专家。有好奇心和研究、学习的方法论，人人都能够去推动公共议题。赋权普通人正是应对垃圾问题的关键，我们只不过在身体力行这一点。”

直到现在，我仍然相信公民教育公民，而不是权威教育公民。因为关键不在于谁更有资格处理公共事务，而在于在很多社会议题上，普通人有着和既得利益者不一样的 stake，所以前者不能将自己的权益完全让渡给后者去决定。

题图：《摩登时代》

机器没有取代人工作，但它让人的工作更辛苦了

亚马逊让美国的电商越来越发达，美国的仓库物流工人也随之变多，现在这个数字超过了 100 万。

伊利诺伊大学最近发了一篇关于仓库物流工人的研究报告。的研究发现，科技和自动化确实能够帮助工人减少“力气活”，但是，对工人的健康，工作满意度和精神也产生了负面影响。

因为在这个极度追求效率的行业，机器轻易地实现了对人的“暴政”。

首先，机器在帮工人节省了体力提高了效率，但管理层也相应加大了工作量。工人之间的正常交流也会被限制，甚至无法互相帮助。

其次，机器在辅助人的同时也在将人“机器化”。

报告指出，物流仓库里的工人会被装上各种传感器，这些传感器能够算出工人完成每一个标准步骤所需要的时间，然后通过后台的管理系统“追踪、分析、并实时告知工人自己的表现如何”。

工人之间会形成竞争，系统也会给他们设置“激进”的任务目标。

这种竞争关系贯穿了对工人管理的方方面面。据报道，亚马逊为捡货工人设计了一个叫做MissonRacer的游戏。在游戏中，工人之间互相竞争以更快的完成顾客订单。

研究者还提到，一种比较理想化的情况是，机器能完全取代人的工作，同时也能会工人创造新工作，例如管理这些机器人，但实际情况是这些新的工作机会很少，无法满足所有工人。

过去我们担心的是机器和自动化会取代人的工作，但现在看来机器并没有取代人，也没有让人的工作更轻松，而是在“奴役”人。

关于“效率至上”的迷思，我曾经在[2018-12-13-3-6|效率的逻辑讨论]过。虽然在那篇博文里我讨论的是媒介技术和信息流，但这两件事背后的逻辑其实是一样的——他们试图通过简化/标准化的方法实现产品供应的规模化。

只不过今日头条提供的是内容产品，亚马逊提供的是劳动力，或者说亚马逊在试图将人“标准化”，变成一个追求效率的机器。

关于这件事，我的观点从来没有变过：

这种唯结果论的思维方式会把我们引入歧途，丢掉生活的意义。就像吃饭不光是为了填饱肚子一样，我们买书有时候也不是为了「干巴巴」的干货。康德说「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那么效率应该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楚门世界”无处不在，我们可能被异化的 24 个证据

年轻人工作是为了未来可以不工作，不工作的周末和假期也仅仅作为进入下一周工作的充电阶段，人在工作中成为耗材。就像马尔库塞讲的：“人们并不是在过自己的生活，而是在履行某种事先确认的功能…占据极大部分个体生活时间的劳动时间是痛苦的时间，因为异化劳动毫无满足感，是对快乐原则的否定…个体绝大部分时间从事着同自己的机能和需要根本不协调的活动。”

如何正确地做自我介绍， 6 个模板供你参考

因此当我们绞尽脑汁想摆脱他人和社会对自己的束缚，找到所谓的“你自己”时，总会失败。即便在私底下写日记，也必然会有一个预设读者。用语言来描述“真正的自己”行不通的原因，也是因为语言本身就是公共性的道具，用语言来描述自己的时候，必然会改变部分自己，让自己服从于语言的规则。

中秋节，我到三和去问大神们的开心事

终于不再选择“受那个累”而来到三和开始“挨日子”的，不止老韩。三和的许多“老实人”曾经都是兢兢业业的正式普工，飞快的产品从流水线上流过，一套工程师设计过的动作一遍又一遍，压力在积累而存款却不在。他们最终放弃追逐“努力就能成功”的新自由主义肥皂泡，进入“活得过今天就不想明天”的消极抵抗状态。

在承担责任的那一刻，你就没有年轻的资格了

人在年轻的时候吧，你会觉得你可以跳进很多东西。你可以跳进叛逆；你可以跳进审美；跳进游戏；跳进虚无；但是，在承担责任的那一刻，你发现现实当中，不仅自己很无力，还有比你更无力的人，需要依赖你。在那一刻，你就没有年轻的资格了，你必须变老。我觉得这是一代人的精神写照。

管清友：2019 下半年，中国经济的 5 个重大变化

就像查理·芒格所说，宏观是我们必须要接受的，而微观才是我们能有所作为的。在宏观周期的力量面前，每个人都很渺小，只能被动接受。如果对周期缺乏清醒的认识，微观上再怎么努力也很容易变成徒劳。

题图： Raoul Croes

小米的原罪大概和如今隐隐感到天花板存在的大多数人一样，是穷。

从企业经营的角度讲，小米面对的危机从来没有消退过。从 2011 年诞生时的出货困难，被媒体戏称「耍猴」，到 2015 年情况稍稍好转后被高通的 810 坑，再到华为崛起，自己的互联网主场被华为侵蚀，而线下 OPPO、Vivo 强邻环伺，自己囿于利润不高也拿不出钱补贴线下经销商，想要维持现有市场就只能继续贯彻「性价比」，然后继续不赚钱，继续穷。

因为穷，没有钱研发自己专属的硬技术。当年「我心澎湃」的澎湃芯片只出了一代就没了下文。众所周知，研发芯片是需要巨量投入的，而且对一款手机而言，芯片是最影响体验的部分，但当年搭载澎湃 S1 的小米 5C 体验却并不出众。华为也是从 2013 年的麒麟 K3V2 开始，在连续推出几代性能不足，饱受诟病的麒麟芯片后，在 2015 年的麒麟 950 上，才打了一场翻身仗。卖手机的华为终端背靠华为集团这颗大树，即便手机性能不行，搭载麒麟芯片的 Mate 和 P 系列销量不大，也有足够多的钱，能憋两年继续投资研发。以手机为主营业务的小米，如果手机销量不好，在竞争剧烈的国内市场，可能都没有办法撑过一年，反倒还会连累其他业务。

在某种程度上讲，华为终端就像一个争气的富二代，天塌下来有爹撑着，他不需要想着赚钱，他只要好好学习，总有一天能能挣大钱。小米手机就像千千万万普通家庭出身的人，找了一份收入不错但很辛苦的工作，他也志向远大，也想好好沉淀一下自己，然后跳出这个环境更上一层楼，但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他不能任性，家里还有弟弟妹妹要靠他的工资继续读书呢。

中国的智能手机市场非常残酷，这里的消费者无比理智，他们清楚地知道什么产品是好产品，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拿钱投票。所以面对这个环境，小米 9 选择继续保持「性价比」按兵不动，避开华为和 OV 的价格区间是最好的选择，小米 9 选择的市场还是那些在意「性价比」的米粉，顺便笼络一下王源的粉丝，这群人不是要去见大客户的企业中层，也不是党政机关的干部。小米的手机业务现阶段不赚钱是肯定的，但只要能把他的「弟弟妹妹」们培养起来，小米集团这个「大家庭」，就有「阶级跃升」的希望。

我们已经见过了很多同行的「黑科技」，再看靠「堆料」而成的小米 9 当然不是一个出彩的好产品。但是足够便宜，对于消费者而言，这就是吸引力。**对于小米来说，小米 9 的历史使命就是走量，在红米品牌成长起来之前，它要拉动小米手机的整体销量，保证小米在 2019 年的手机市场上不掉队，仅此而已。如果我们想看有突破的小米手机，或需要等到下半年的 Mix，或者明年的小米 10。**当然，这一切的前提都是红米能成长起来，分摊「大哥」养家糊口的压力。

私心上讲，作为消费者，我也对小米 9 不太满意，觉得它不够「性感」，没有让人「眼前一亮」，也讨厌小米一贯很「low」的营销方式。但这些在商业上是 make sense 的，毕竟，现阶段小米的任务在 H、O、V 的围追堵截下是活下去，而不是当开拓者。

原载于知乎提问「如何看待小米 9 的最终定价 2999 元起？反映了小米的什么策略？」下。

题图来源于网络。

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已经下滑了,各种统计机构的数据都在说明这个事实。2016 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总量达到 14.7 亿台，达到了历史高点，但相较于 2015 年的 14.4 亿，仅增长了 2.3%。到了2017 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共计 14.62 亿台，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下滑。

今年对于手机行业而言是更新换代的一年，全面屏、双摄、无线充电、AI，这些新技术成为了行业热词，但是消费者并不买账，IDC 年初预言 2018 年智能手机出货量会回升，但在 Q3 季度结束后却调低了预期，预计全球出货量会在 14.55 亿台左右。瓶颈是显而易见的，行业的集体创新并不能激发消费者的欲望。

为什么我们都不想换手机了？这事还得从 2011 年，智能手机的大爆发说起。

如果中国的移动互联网元年以微信诞生开始——2010 年，那么智能手机元年就应该是小米诞生的这一年——2011 年。这一年智能手机出货量开始爆发，全球出货量达到了 4.914 亿台，国内出货量达到 1.18 亿。此后的2012、13、14、15年，智能手机出货量都在成倍增长。这种爆炸式增长的动因在哪里？

首先是从功能机到智能机的换机潮，其次是对手机性能的需求。

换机潮好理解，6、7 年前全球 64 亿人口，中国 14 亿人，都还在用功能机。智能手机对功能机是降维打击，iPhone 4 和 iPhone 4S 已经很好的教育了市场，只不过当时的智能手机动辄四五千的价格遏制了民众的购买冲动。于是小米站出来了，1999 元，拉开了国产机 2000 档的豪强混战，再到 2013 年，红米开启千元机大战，智能手机的均价一路下滑。价格下滑，受惠的永远是消费者，于是这一波智能手机普及浪潮很快就席卷大江南北，从「年轻人的第一台智能手机」到「给爸妈买的第一台智能手机」都是这个时候卖出去的，到了 2018 年，下至 10 岁的小孩，上至 60 岁的中老年人，都有了一台智能机。

换机潮的意义是让没有智能机的用户有一台智能机，而手机的更新换代是为了有一台性能更好，更流畅的智能机。智能手机开始普及的 2011 年和 2012 年，手机的计算性能还相当孱弱，远远跟不上各种软件对资源的占用，可能手机淘宝或者微博一更新，你上个月刚买的新手机就无法顺畅的打开它们了。不过智能机那几年的硬件性能和它的出货量一样，每年也在成倍增长。iPhone 4s 到 iPhone 5，从 5 再到5s，几乎每一年苹果的 A 系列处理器性能都能翻番，安卓也一样，以小米为例，从米 2 到米 5，每年的新旗舰，性能也是翻倍的提升。

但最近两年旗舰机的性能提升幅度却出现了下滑。iPhone X 搭载的A11 芯片在性能测试软件 Geekbench 中得分 1 万左右，而今年搭载A12的 iPhone Xs，得分仅 1.1 万，表现低于预期。安卓阵营的旗舰芯片骁龙 845，相较前代的提升也只有 25%~30%的提升，爆炸式增长的时代过去了。

性能的提升幅度也符合用户对于手机性能增长的需求。大部分消费者日常使用频率最高的微信和支付宝并不需要多高的性能，打开速度慢一点无所谓，只要能用就行，哪怕是手游玩家，画质降一档，2015 年的手机跑跑王者荣誉依然压力不大。就像你家那台十年前的 PC 一样，现在开机一样可以用 Word 码码字，用浏览器看优酷爱奇艺也一点问题都没有，英雄联盟也能运行。其实，对于日常 80%的应用，一台三年前的手机都能完成。于是在 2018 年，这两个买手机的理由都不成立了——每个人都已经有一台智能手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手上这台手机还能「再战一年」。

而与手机出货量下滑相伴而行的，还有手机均价的抬升。1999 元过去一直是小米数字旗舰的标杆价格，但这个价格已经在 2016 年的小米 5 身上成为了过去式，虽然最低配依旧 1999 元，但在当时看来，低配版小米 5 的「阉割版」骁龙 820 处理器和 3G 运存+32G 存储组合显然不够「发烧」，更像是为了守住 1999 的价格底线而作出的举动。2017 年发布的小米 6 则彻底甩开了 1999 的桎梏，将价格抬升到了 2499，今年的小米 8 的起售价则达到了 2699。

iPhone 的价格涨幅则更加夸张。iPhone6 时代加入售价更高的 plus 款后，iPhone 的平均价格（ASP）一路攀升，到了 iPhone X，起售价达惊人的 8388 元，今年的 iPhone Xs 价格再加 300，达 8699 元，今年的 iPhone Xs Max 顶配版售价甚至达到了 12799 元。很显然，iPhone 的价格已经完全摆脱了安卓阵营的价格区间，避开了和对手的正面竞争，转而去发掘更高端的「奢侈品手机」市场了。

而大家走到这一步的原因只有一个——利润。手机厂商集体价格上涨，除了元器件的成本上升，更重要的为了在销量下滑的当下维持足自己的利润——手机行业已经走过了获取增量市场的时代，进入了争取存量市场的「下半场」。在这个资本的寒冬，没有利润就意味着没有活下去的资金，没有利润更没有投入到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中的费用。只可惜这个行业里一半以上的利润都被苹果卷走了。不过苹果也没有乱花这些钱，Siri、Touch ID、Face ID 等改变行业走向的技术突破都是拿钱砸出来的。

Update@2019/2/18：

现在回看，我的想法更加清晰了：智能手机涨价的根本原因是，现阶段，算力已经能满足消费者的基础需求，于是换机周期就会延长，在可预见的未来手机销量会停滞甚至下滑，厂商为了保证自己的利润，势必要涨价。

这几年智能手机的历史其实就像一个 PC 发展史的浓缩版。早期 PC 价格高，竞争者少，是一片「蓝海」，但戴尔打响了价格战的第一枪，迅速拉低了市场价格。早期 PC 性能孱弱，不过在摩尔定律的加持下，性能每年都能有稳步提升，但就像那句梗说的那样，「摩尔给多少性能，盖茨就用多少性能」，硬件性能和软件消耗经历了一段相互追逐的时间，这段时间里 PC 市场迅速升温，「蓝海」很快变成了「红海」。IBM 也是看准这个市场不再具有发展潜力，于是便将 PC 业务卖给了联想，从战局中抽身，这一年是 2005 年。到了 08 年左右，仅有的几个品牌就在划定的价格区间，每年依靠上游产业链提供的模具定期更新产品，PC 产业就从「红海」变成了「死海」，很难再有什么大波澜了。

一直到现在，PC 依旧是每年 9 月份更新 CPU，隔年春天更新 GPU。核心元器件全部来自上游产业链，品牌方一般把方案整合成产品再进行营销。写这一段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罗老师几个月前那一句：「我们都是方案整合商在那装什么孙子呢？」

看来手机也走到这一步了。

今年六月份，OPPO Find X，用惊艳的「自动滑盖」全面屏惊艳市场。三个月后，传言[小米 Mix3、荣耀 Magic](https://www.ithome.com/html/android/380357.htm https://www.ithome.com/0/386/200.htm)和[联想](https://www.ithome.com/0/386/200.htm)的新机都将采用类似的设计，只不过滑盖变成了成本更低更耐用的「手动档」。 这就是残酷的现实，创新的成本太高，现在的智能手机要创新，只能靠利润充裕的一线厂商和上游产业链共同打磨新方案，然后等到方案足够成熟，才会下放到二线厂商和中低端产品线上。然后就是大家熟悉的，所有手机一张脸，只有 Logo 变一变。

所以看到华为成为国内第一、全球第三时，我一点也不不惊讶，因为华为是唯一一个能覆盖上下游产业链的厂商，手里的麒麟芯片是真正的核心技术。

再看笔记本行业，从 2008 年到 2018 年，经历了窄边框的洗礼，也有了二合一的新设计，但主流产品的设计依旧和 10 年轻差别不大。2008 年的 MacBook air 重 1.36kg，今天的主流轻薄本也没比它轻多少。更可怕的是，摩尔定律失效，性能增长逐渐遇到瓶颈，英特尔的 10nm 制程工艺 CPU 再次延期，只能在 9 月份只能拿出所谓的8 代「性能增强版」CPU给笔电厂商，依旧是打磨了 4 年的 14nm 制程工艺，相较于去年的「老款 8 代」CPU，性能提升微乎其微。而笔电厂商们也只能看菜吃饭，在 AMD 芯片的技术真正追上英特尔以前，他们也没得选。

在手机产业，苹果一直是一个「异数」。因为只有他能摆脱产业链的束缚。它有独步业界的芯片设计能力，每年苹果的 A 系列芯片都是业界同行们要与之看起的标杆。它还有推动供应商技术的能力，如果供应商的技术达不到它的要求，它可以砸钱和供应商共同研发，推动上游产业链技术升级，它还可以收购技术供应商，让它只为自己服务。订单量量和市场占有率也让他有了和供应商谈条件的资本，所以它能要求索尼提供定制的感光元件，要求对手三星提供定制的 Amoled 面板。

但苹果也有不思进取的时候。iPhone6 到 iPhone8 四代手机一张脸。以前 S 代都有的创新，如 4S 的 Siri、5S 的 Touch ID、6s 的 3D touch，在今年也不见了踪影。今年升级的只有更快的处理器，更清晰的摄像头，更绚丽的屏幕和更震撼的音响——这些都是无聊的参数。当然，参数的升级也是升级，也是提升用户体验，但这些升级都没有新 iPhone 价格升级来得直观。

就像一位用户说的：「想起 08 年的诺基亚，换个壳，主频升 20mhz，加价 1000 卖，苹果如今也走到这个行业地位了。」

或许，智能手机产业也将进入笔记本产业的「死海」状态，创新依靠巨头驱动，剩下的人靠产业链苟活。但我不希望这一切成真。因为 PC 已经够无聊了，我不想刚刚有点意思的智能手机也变的和 PC 一样无聊。

自我

我是张一鸣，是 80 后的“技术宅”，在朋友、同事的眼中，我是一个不善言谈、很低调的人，好像除了写代码，没有什么兴趣爱好。我觉得说自己是“技术宅”不够准确，确切地说，我应该是一个不安分的“技术宅”，因为我不安于现状，不愿意一直做一个码农。我喜欢有挑战的事情，喜欢有难度的事情，喜欢获得更大的成就感，而不是平平庸庸、碌碌无为。 所以，我选择了创业，选择了不断地创业，因为我觉得每一次创业都能让我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那时候我也有困惑，觉得看的这些书和思考的问题都很有意思，但在生活中没什么用。直到后来我进入互联网行业并开始创业，各种各样的知识才连成线，帮我理解行业、理解管理，更快地掌握不熟悉的领域，包括如何让信息得到更有效率的组织和分发，从而改变各行各业的效率

当时张一鸣的一个同乡电脑坏了，他跑去帮她修电脑，回到宿舍时就兴奋地说，哇，她们宿舍一个女孩子不错！接着就总去修电脑，在 BBS 上聊天，经常约她出来玩，然后表白，被拒绝。“被拒后没有表现出一点气馁，”梁汝波说，“有什么呀，他说，照样约出来玩。” 有一次，梁汝波和女朋友还有张一鸣和这个女孩子一起去北戴河玩，玩到张一鸣身上只剩最后几个硬币时，他说，我们把它花光。于是张一鸣和这个女孩子就拿着这几个硬币去了一趟网吧，回来时便牵着手了。这个女孩子便是张一鸣现在的妻子。

我做事从不设边界。当时我负责技术，但遇到产品上有问题，也会积极地参与讨论、想产品的方案。很多人说这个不是我该做的事情。但我想说：你的责任心，你希望把事情做好的动力，会驱动你做更多事情，让你得到很大的锻炼。 我当时是工程师，但参与产品的经历，对我后来转型做产品有很大帮助。

我在生活中，不算特别有规律，也不算特别有纪律性，经常看手机，听音乐、看今日头条、刷抖音西瓜，跟外界传说的不大一样。有时候晚上计划做一个工作，但后来被西瓜上有意思的内容吸引了，看了很久。睡前又有点懊恼，唉，我要做的事情没有做，然后报复性地工作一会儿，但又导致晚睡（我真心觉得睡眠很重要），第二天重要会议上精神很不好。其实这个时候，你应该做的是赶紧去休息。我现在虽然还经常没计划，但是至少发现太迟了，不懊恼，马上去睡了。

问：别人都说你抗压能力很强，你怎么看？ 张一鸣：我表面上看起来确实很平静，内心和表面差不多，多数时间也比较平静，当然，偶尔有波澜。 问：你觉得自己有事业心吗？ 张一鸣：如果把很投入地做成一件事当作有事业心，那我还是有的。 问：平时有运动的习惯吗？ 张一鸣：以前没有，但是从今年开始我觉得有必要开始锻炼了，因为熵值在增加。 问：熵值？ 张一鸣：它表示一种无秩序的程度，对于人来说，脂肪就是混乱无序的。

延迟满足感经验：涵蓄情绪，让自己静止，不要在沟通交流的时候走动、晃动，情绪跳动，会让思维失去精确控制。 常言道：以大多数人努力程度之低根本轮不到拼天赋。我的版本：以大多数人满足感延迟程度之低根本轮不到拼天赋。什么是努力？早出晚归，常年不休的人很多，差别极大，区别好像不是努力。

今日头条

我们不是像网易那样做“有态度”的新闻客户端，而是要做“没有态度”的新闻客户端，为每个人提供自己感兴趣的新闻。我们一直在努力优化算法，当用户的兴趣发生变化时，如何能更迅速地捕捉到，并且做出回应。

我们从来没有研究过新闻客户端，所以能抛开包袱，不拘一格地来做这个产品。对于用户怎样获取信息的问题进行深入理解，而不用受困于新闻媒体自身的诸多缺陷。 我们的思路和理念与传统的新闻媒体不一样，能将搜索与推荐的技术优势最大化地嫁接在新闻客户端上，为每一个用户推荐切身相关的资讯。从更大意义上来说，它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闻客户端，而是一个连接用户到信息的入口。

比如，家庭主妇会收到家常食谱的信息，体育爱好者会看到足球比赛推送。今日头条根据用户特征、环境特征、文章特征等数据，进行组合推荐。这背后是数据挖掘、神经网络、自然语言理解、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持。

信息的流动涉及安全、效率和自由等好几个维度。政府比较关注安全；文科生比较关注自由；作为理科生，我最愿意从效率角度看问题，即让需要某个信息的人，快速得到这个信息。效率是比较好量化的。比如效率讲究的是降低信噪比，减少无用信息对你时间的占用。用技术的手段提高信息流动效率，就是降低信噪比的过程，降低信噪比的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消除有害信息，比如虚假信息，让信息有序有效流动。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一个“双向”的特征，即用户行为可以随时返回到内容发布者，并且内容发布者也有机会不经过第三方就能直接和用户发生联系。显而易见，移动互联网可以同时提供连接和信息服务。 所以，我们不仅帮助用户找到优质的内容，同时也帮优质的内容找到优秀的读者。 比如，有关科学、历史或者文化的内容，可能很难在邮局和机场这种地方发布，但有了推荐引擎以后我们就有机会推荐给用户。所以现在我们发现，在今日头条上已经产生了一些特别的信息爱好。

看似一片红海的行业，我却觉得是一片蓝海。在上线不到一年时间内，我们就有了一百多万日活用户，截至目前已累计 2.4 亿用户，每天日活用户超过两千万，每天阅读时长仅 APP 端就超过八亿分钟。 还有一个数据是社交分享量，大家在朋友圈会发现很多分享自“今日头条”的内容。据统计，“今日头条”在微博上的分享量是第一名，并且是第二名到第十名的总和，微信上亦如是，所以我们是社交网站上分享最活跃的应用

算法是一个生命体，你要调教它，驯养它。这个想法我在 2011 年的时候才开始萌发，开始只是想怎么样更好地满足用户对信息的需求，后来研究下去，用户对信息需求有越来越多的特征，比如说，不同人的信息需求不同，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对信息的需求也不同。算法对特征规律的总结与存储是要不断训练调教的，而且是因人而异的、动态的，就像一个自我演化的系统。你在看它（算法），它也在看你，它看你看得认不认真，并且不断地在做感知、存储、判断这一系列动作。算法是社会化的，观察你就能推导出他，因为你们有共享的特质。推荐系统很有意思，是活的，你做好了摆在那儿，它会越来越好。

2014 年，我们在决定做今日头条号平台的时候，进展是非常缓慢的。产品非常简陋，邀请作者非常困难。 当时今日头条号产品和运营在本职工作以外，每周都需要邀请作者入驻，在微博私信和微信公众号后台给创作者留言，从“智能推荐是什么”“今日头条是什么”开始解释，经常找几百个人才有几个愿意入驻。内部也产生很多质疑，疑问我们能不能做起来。 但我们还是觉得这对构建平台的内容生态非常重要，我印象中陈林特别坚持。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发动全体员工邀请创作者入驻，很多同事就从邀请自己身边的自媒体朋友开始，所有同事都兼任今日头条号作者的客服，答疑解惑，在内部沟通解决各类问题。 回头看，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很多方法并不好，但是很努力、很专注，大力出奇迹。

产品和技术

同理心是地基，想象力是天空，中间是逻辑和工具。AB 测试只是一个工具而已，是测不出用户需求的，同理心才是重要的基础。如果没有同理心，做出的产品肯定没有灵魂，不能满足用户需求。但是光有同理心还不够，这样只能做出有用的产品。想要做出彩的产品，想象力非常重要。 在今日头条还非常简陋、信息非常少的时候，我们就想象着今日头条的 feed 连着一根智能的天线，天线连着无边的信息海洋，每一刷，就会从海洋取回此时此刻此地你最感兴趣的信息。所以我们努力涵盖各种各样有用的信息，从新闻到图片，从三农到学术。 抖音也是如此，想象全屏的视频让手机变成一扇窗户，你透过这个窗户看到一个丰富的世界，抖音是这个五彩斑斓世界的投影，感觉非常奇妙。如果没有想象力，你可能只会做出一款对口型的热门应用或者搞笑视频软件，抖音也不可能从一款炫酷的音乐舞蹈小众软件，演化成包容美丽风光、戏曲艺术、感人故事、生活消费的大众平台。

看一个产品是不是好的产品，最重要的是看产品能否满足用户的基本需求，如果这个需求是用户的基本需求，即使你的界面、交互略有一些缺陷，只要你在满足基本需求方面做得好，用户就会频繁使用。我曾经对比过各个手机下载的 Message 应用，我发现国外有的产品做得其实挺差，但它的活跃度却非常高，因为它在单体市场里是最大的，而这又是一个非常基础的需求。所以，它的使用频率非常高，几乎都不比微信差。现在有不少产品的设计让人眼前一亮，交互也非常有特色，也很新奇，但如果它不能满足用户的一个长期基本需求，还是会很难维持下去。

Reddit，包括 HackerNews，打开都是 H5 页面，非常简单，都是一条条的信息，我觉得这个形式很好。不像很多门户网站的手机版，他们标题都是对齐的，很讲究形式，还要加频道，搞得很复杂。所以我们最早做产品的时候，我一开始就觉得什么功能都不要加，就是一个 feed，然后做到随刷随有。另外就是根据用户行为按热度排序，虽然没有完全做到个性化，但当时也是可以的。

新浪微博告诉我们，只要抓住主要需求，产品再糙也能取得一定的成功。

今晚见了一个国内少有的技术团队，在一个技术领域耐心做了三年。不过，我自己持保留态度，还是在用户驱动或客户驱动的过程中同步完善和积累技术比较好。

可能很多今日头条的用户不知道，今年奥运会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新闻，或许是一个名叫 Xiaomingbot 的 AI 机器人来完成的。 在整个奥运会期间，Xiaomingbot 写了四百多篇新闻稿，一条稿件的写作时间平均下来大概不到两秒钟。最后 AI 写的稿子大概有一百多万的阅读，有的阅读量甚至略高于记者的稿件。 有媒体对比了今日头条和华盛顿邮报的写稿机器人，发现头条的机器人不但信息量更丰富，能写配图长文，而且文字也更生动有趣。 这个 AI 机器人是我们今日头条实验室和北大计算机所合作完成的项目，也是国内第一个综合运用了自然语言处理、视觉图形处理和机器学习技术的写稿机器人。此前国外开发的写稿机器人，基本都是写一些简单的资讯，做一个模板，填上数据结果；Xiaomingbot 则可以通过获取网上对相关赛事的文字和讨论，总结归纳生成一篇较长的赛事资讯，并且还能自己选图。 其实今日头条一直在尝试类似写稿机器人这样的项目，我们希望用人工智能来帮助创作者创作更优质的内容。比如，今日头条号作者写文章的时候，选择一个合适的封面图常常是个难题，我们今日头条实验室现在做的工作之一就是用人工智能的算法去帮助今日头条号作者选出更好的图，或者取一个合适的标题。

从广告的生产方面来说，现在需要像做内容一样去做广告。 在智能分发时代，广告信息化是我认为的一个趋势。因为个性化推荐，推荐的是信息。而广告也是信息的一部分，它是有商业价值的信息。现在，强行插入的干扰阅读的广告不再是好的模式。当年门户网站的广告就是挂两边，甚至在网页旁边飘，挡住用户的视线，非常影响阅读体验。 而我们商业化的目标是让广告成为一条有用的资讯。广告必须具备可读性，之后它就能直接产生价值了。比如一个新品上市信息，或一个试驾活动，这种既具备商业价值，同时又具有可读性和可服务性的广告，我们就把它当做正常的内容推荐给用户。 2012 年初的时候，我去见投资人，他们当时还跟我说，移动屏幕这么小，你们广告肯定很不赚钱，因为屏幕小，广告的展示位也少。但是我们推出了信息流广告，生产出来的广告可以像信息一样分发，信息流广告可以不断刷新，没有展示位数量的限制，更不会像以前那种打扰用户体验。可以说，它就是一种信息。

做很多事情，初始都是很困难的，要调动资源全力以赴尝试很多次，才可能取得进展。现在，我们也有一些产品还不够好，我们欢迎积极吐槽提建议，但不要那么容易放弃希望。我觉得动不动就说“凉凉”是很势利的。什么是势利？势利就是只对表面现状的附和，不能超越现在，去想象还未发生的事情。

人才招聘

大家应该了解，我一直很重视人才招聘，对个人的潜力充满期待。我认同德鲁克的说法，对于公司内部来说，公司存在的意义，是通过公司这个方式实现人们的创造力。我会再加上另外一句——让每个人有更丰富、更有意义的经历和体验。对的，和我们用户产品的使命一样：InspireCreativity,EnrichLife（激发创造力，丰富生活）

张一鸣说：“现在部分年轻人流行把三四十岁退休作为理想，我不认同，我觉得理想是一直有机会创造、实现想法，有机会修炼、创造到老。为什么会想退休？想退休说明你认为现在是在‘忍’。我还有很多很多想法想做，希望三四十岁更有条件去实现想法。” 黄河就回他：“所以有人的选择让他取得了更大的成就。但是我也相信，有人的选择可以让他更快乐。” 张一鸣又回：“我们最后想要的，很多时候是更大的快乐啊，未必只是成就。” 黄河则说：“提高生产率不是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健身、娱乐、思考都必不可少。” 张一鸣则转评：“延迟工作时间，增加 50%已是理论极限，想要更好的结果要靠方法、状态、配合。”

2014 年初，快手把这个行业的估值抬起来了。美拍这个公司快不行了，快手估值涨起来。我不知道具体多少钱，所以我当时一直在关注这个。 在版权风波之前，我们一直在考虑，到底是收购快手，还是把张楠团队收了。我觉得快手很好，我比较推荐快手。陈林觉得快手太贵了，因为快手已经接受 1000 多万美元的投资了，收购的话，可能要几千万美元。 最后，我们从张楠公司回来的路上说，我们决定将这个团队收进来，尝试一下短视频这个方向。我们就不收快手了，而是收购了张楠。

有一天我看到咱们 HR（HumanResource，人力资源）写的招聘 PM（ProjectManager，项目主管）的 JD（JobDescription，工作说明），特别生气。有一条写着：有五年以上互联网产品经验，具有日活千万量级以上的产品规划和产品迭代实施经验。我跟这个 HR 说，按照这个要求，陈林、张楠、我们公司一大批 PM，一个都进不来，连我自己都进不来。别说千万 DAU 产品了，他们加入前，连百万，甚至十万 DAU 的产品也没做过。 很多同事加入我们公司的时候并没有光鲜的背景或者很好的履历，公司的产品经理，有设计背景的、运营背景的，还有代码写不好的工程师转岗的。也许有人倾向于招背景光鲜的男神女神，但咱们更爱朴素的“小鲜肉”。我们招人一直秉承的观念，是找到最合适的人，特质是不是真正契合，关注人的基本面。学校、相关经历、title（头衔）都没那么重要。写这样的 JD 很容易，本质上是偷懒，要发现人的特质才是困难的。

人才培养

我们是要保持学习的组织，因为我们做的是创新的事情，很多事情大家都没有做过。 移动互联网怎么推广呢？这个问题才诞生三年，不可能有专家，很多公司招聘是这么描述的：“大学毕业五年，三年以上经验，20 万代码要求……”在我们公司，要是 HR 写出这样的招聘启事是会被批评的。 为什么呢？比如说大规模机器学习只有两三年的应用场景，如果你要求一个很有经验的人，这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这个技术本来就在日新月异地变化。 所以，我们在招聘过程中，一般对人最常见的要求是要有好奇心、爱学习、爱折腾、爱动手，我们希望构建一个学习型的组织。

很多人毕业后，目标设定就不高了。我回顾了一下，发现有同事加入银行 IT 部门，有的是毕业后就加入，有的是工作一段时间后加入。为什么我把这个跟“不甘于平庸”挂在一起呢？因为他们很多人加入银行，是为了快点解决北京户口，或者当时有些机构有分房补助，可以购买经济适用房。 后来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如果自己不甘于平庸，希望做得非常好的话，其实不会为这些东西担心：是否有北京户口？是否能买上一套经济适用房？ 如果一个人一毕业，就把目标定在这儿——在北京市五环内买一个小两居、小三居——把精力都花在这上面，那么工作就会受到很大影响。他的行为会发生变化，不愿意冒风险。如果不甘于平庸，希望自己做得非常好的话，其实不会为这些东西担心，这一点很重要。 我说不平庸，并不是专指薪酬很高或者技术很好，而是你对自己的标准一定要高。也许你前两年变化得慢，但十年后再看，肯定会非常不一样。

我一直认为年轻人工作生活应该在城市中心，哪怕房子小一点（应该多出去活动啊），在市区有更多的活动和交流，下班之后也不需要浪费大好时光和宝贵精力挤地铁。年纪轻轻不要着急在郊区，尤其房山、沙河、天通苑之类的远郊定居，买了房我其实也建议搬到市区来。最后，我们的就近居住补贴（北京）已经涨到了 1500 元/月啦（和加不加班没关系，节省的时间用于健身、读书、看电影也很好），建议大家多多考虑住在附近。

我们不用敬语，我不知道在公司各位是怎么称呼上级的，有叫老板的吧，或者叫某某总，或者叫老大，或者叫某某哥某某姐，这在我们公司是不允许的，不允许使用敬语。 大家说我们在面临一个巨变时代，外部是不断变化的环境，公司及时对外部环境做出响应，平等的畅所欲言的氛围非常重要。敬语是形式化的东西，它会有心理暗示。我是不是不能批评他。比如大家都叫他张哥，所以我不好意思批评他。所以我们需要消除形式化的心理障碍，我们不提倡使用敬语，我们也不使用“您”，都称呼“你”，当然这也是简单，淡化复杂性。

“不装”也是我们的文化，我们觉得是保持简单和灵活性的文化。我们要求所有的 HR 的邮件，所有的同事沟通中要去官腔、去形式化，尽量不要做形式化的东西，表面上搞得很隆重，但其实没有实际的效果。

既然你已经考虑进入互联网公司，那就该选择快速成长的科技型公司，如果你是技术出身更应如此。但并非所有互联网企业都称得上科技型公司。前段时间流行很多互联网+传统行业的创新——互联网营销手段改造卖衣服、卖烧饼、养猪等，尽管我并不反对这类组合，也很认同其进步价值，他们通过互联网进行营销，使用已有的互联网工具抓住了商业机会。但在我看来，这更是像是生意人，而不是科技人应该做的事。科技人才应该选择创新、创造，让技术产生根本性进步或者解决之前不能解决的问题。 联系一直以来流行的“降级论”（大意是，干吗要做这么酷的事情，要学会用技术做一些风险低、竞争小的事，死在沙滩上的精英好傻），我不反对不同的人和不同阶段的人选择做降级的事情，但是我认为，应该有一些人、有一些公司可以有更高的目标，一流的技术人才应该加入顶尖的科技公司，顶尖的科技公司应该敢为天下先。 那么，什么是顶尖的科技公司，或者怎么考量一个互联网公司的科技创造力？我觉得，最该看重的是技术投入，以及技术因素对业务的贡献，公司为用户创造的价值里，有多大比例是通过技术投入而不是“地推”烧钱完成的。技术投入包括技术员工的占比、服务器的多少、算法构架上的投入等。从这个角度，我个人是很欣赏 ElonMusk（埃隆·马斯克）的，从 PayPal、SpaceX、Tesla 到 SolarCity，他是真正在做有科技含量，且能让未来提前到来的事情。当然过去的苹果、微软、谷歌也是如此。

作为一个企业雇主，我们更喜欢能够学习多种知识能力的人。 比方说我们公司的产品经理很多都是工程师转型的，还有一部分是设计师转型的；人力资源负责人是学电子转型的；行政的负责人是学计算机转型的。纯专业对口并不是这么关键，更需要的是能够学习多种知识，保持学习能力比知识的积累可能更重要。现在的互联网可以随时获取知识，你自己组织知识结构、更新知识结构的能力，我觉得可能更重要。

我们每两个月有一个全员会，有一个员工提问：公司如何变得很成熟？我的想法相反，我们恰恰要保持年轻，不要对新事物随便持否定批判的态度。新事物出现一定有它的原因，一定要去体验，去尝试，去观察它的发展。我们对团队有很多要求，很早的时候，我发现管理团队不用抖音，很着急。我要求他们每个月拍两条视频，要获得多少个点赞，用强制手段让大家保持年轻。我们公司企业文化是始终创业，类似亚马逊的 AlwaysDay1，永远像公司创业第一天那样思考，永远思考用户在想什么。

其他

一个身价两百多亿的老板不作秀、不爬山、不吹牛、不打口水仗、不接受采访、不上电视杂志，以身作则像一个基层员工一样每天脚踏实地测试产品，无止境地改进产品的体验。这才是腾讯成功的最大原因。而被腾讯打败的失败者们始终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要么骂他靠抄袭，要么说他靠 QQ 才能成功。

我其实不止一次听到团队说，哎呀，这个竞争怎么没完没了，到底什么时候才结束。 我觉得要以平常心对待竞争对手，要把竞争当作常态。不要想逃脱竞争，竞争也是好事。我甚至觉得，不应该通过并购来结束竞争。我们看到很多通过并购消灭对手的公司，越来越自我感觉良好，最后都懈怠了。 竞争对手是很好的蓝军。竞争对手可能有产品创新、市场策略等好的方面值得你学习。哪怕是竞争对手推动的批评文章，我们也认真看，而不是愤怒。也许文章里 80%都有问题，但 20%是对我们有启发的，那我们应该吸收那 20%。除了竞争对手，没有人会那么认真挑你问题。

我们重视技术，而重视的体现之一是工资。我一直认为，公司竞争的核心是 ROI（投入产出比）水平而不是成本水平。几乎没有行业领头的公司是控制人力成本来实现领先的，公司应该有好的 ROI，而这个好的 ROI 需要通过让员工收获好的 ROI 来实现。

还有一种走捷径的方式是：对事物的过度抽象，对方法论的过度追求。我自己的感受是，方法论其实没有那么有用，大部分情况下甚至可能是没什么用的。因为你对一个事情抽象，相当于思维上加杠杆。一旦这个杠杆加错，通常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其实这种现象有一个对应的说法，叫作“理性的自负”，这也是人的 ego（自我）。因为知识有限性是非常明显的，很多是非结构化的知识，过度地使用概念其实是无助于理解的，避免过度抽象使用方法，也是一种平常心。

平常心对待成功和失败，也包括不要错误归因，把外因当作内因，不要把运气当作能力，要找出成功或者失败的真实原因。我们最早做短视频，城市用户的留存不太好。讨论时，一个同事觉得肯定是因为城市白领做脑力劳动多，更倾向于图文表达。总结的逻辑乍一听很有道理，现在我们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 我不是说所有的结论都不对。只是要承认有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人很不喜欢不确定性，所以对成功和失败都希望找到符合自我叙事的归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