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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工作的秘密|文摘#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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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到了一篇来自《The Atlantic》的文章「The Secret to Happiness at Work

作者Arthur C. Brooks是一位研究管理和领导力的学者,目前在肯尼迪政府学院和哈佛商学院执教,也是一位精通人性的男讲师在《大西洋》的专栏里,他写了很多关于「快乐」的文章。

他认为工作的快乐不在于金钱,它只有短期影响,也不在于它能不能彰显你的学历和能力,而在你能不能从中获得的内在满足。

影响这种内在满足的因素有很多。

首先是不可控的基因。《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上有个研究,关于一对分居两地长大的同卵双胞胎。这项研究发现,人对工作的满意度约 30% 由基因决定。

其次是价值观和文化。很多研究都表明,和雇主在价值观上深度契合的人,工作起来最开心,尤其当这些价值观具有道德、哲学或精神意义时。2012 年一项对伊朗护士的研究发现,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是「一份神圣事业,能获得精神满足感」。许多学者在教育事业中找到了同样的使命感,正如已故哲学家 Michael Novak 所言,这样的使命感在商业活动中也能找到。

价值观和文化因环境、时代而变,但有两样东西几乎存在于所有的工作中。也就是服务他人带来的意义感和在工作中取得进步的成就感。

服务他人的意思不是去当志愿者或者为非赢利机构工作,在 Arthur C. Brooks 自己的研究中,为非营利机构工作带来的内在满足感,并没有比为公司或政府工作多多少。

和那些不可控或者很难控的影响因素相比,在工作中寻找成就感的主动权,大部分在我们手上。成就感的来源,就你能胜任这份工作,甚至能在工作中取得一个又一个成功,心理学家 Martin Seligman 发现,成就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工作中的辛福感。一个能够给予清晰指导和反馈、奖励优秀员工,鼓励员工发展新技能的老板,最有可能带来幸福感。想要每天快乐上班,要么找一个这样的老板,要么成为这样的老板。

与成就感相对,Martin Seligman 也找到了人类不开心的原因。他是「习得性无助」一词的发明者,人类如果一直经历无法掌控的失败,就会陷入这种状态。当代中国青年的集体性不开心其实也可以理解成一种习得性无助——我们似乎面对着一道隐形的壁垒,随着时间流逝,我们穿过这道壁垒的信心越来越小了。

另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结论是:失业会让人更不开心。他在 General Social Survey 的调查数据中发现,有可能失业的人「不太开心」的几率,是不可能失业的人的三倍。在 2014 年,经济学家还发现,失业率每上升 1%,对国民幸福造成的负面影响是通胀率上升 1% 的 5 倍多。

这也说明完全「躺平」并不能带来幸福。哪怕是作为代表人物的「躺平学大师」,每天也不是完全躺平,他每天会“读哲学、看新闻、锻炼身体”,偶尔还会去横店上班——当群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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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于手段之网

在追求目的途中,人似乎总是会困于手段之网。方法技巧和套路,无处不在,人际关系,职场关系,恋爱关系,当代人能熟练运用书本技巧进行对他人的 PUA,把生活过成了 PVP——一场不是赢就是输的战斗。

技巧和内卷是一个相伴相生的关系,技巧的传播推动着内卷的加剧。就像现在的电视剧,节奏快、反转多、甜度高,但观众的阈值也在被拔高,现在技巧已经处于被穷尽的边缘,边际效益越来越低,观众却越来越难被打动。只有真诚能打动人,但被技巧包裹的心,或许已经丧失了捕捉真诚的敏锐,与表达真诚的能力。

伍迪艾伦镜头前的 Zelig 或许也可以理解成一个穷尽了技巧也失掉了真诚的人。每当进入新的社交场合,Zelig 就象变色龙一样,从外貌到言行举止瞬间改变,他被迫获得了这样的天赋,所以他能融入任何场合,上一秒还是华尔街侃侃而谈的金融大亨,下一秒就会变成粗鲁莽撞的街头流氓。但当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只能呆呆看着窗外。他没有自我,所以他无法真诚的对待别人,也不能真诚地对待自己。

手段之网的尽头是一片虚无,但通往目的的幽深小径似乎正被虚无所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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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情绪困境 | 文摘#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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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自《aeon》2021 年 6 月 14 日文章「Radical acceptance

作者Joshua Coleman是一位执业经验丰富的私家心理医生,现居于旧金山湾区。

编译 | Dkph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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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事总会发生。你可能身患绝症、可能丧失身体机能、可能遭遇伴侣出轨。即便你足够幸运,一生风平浪静,你也会面对沮丧、伤害、羞辱,这些都能让你明白什么叫「存在就会痛苦」。

无法避免的痛苦,贯穿于我们的历史。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以及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学派、犬儒学派哲学家都思考过「痛苦」。从人类拥有信仰开始,宗教领袖们也将苦难的意义根植于信仰之中。我们对苦难的解释,决定了我们对苦难的体验,这样的思想在 7 世纪佛教徒 Dharmakīrti 和 11 世纪伊斯兰教学者海什木的著作中都有体现。在米开朗基罗未完成的雕塑《隆达尼尼圣殇》 (1552-64) 和巴赫的《D 小调夏康舞曲》 (c1710s-20s),这类艺术作品中,人们也能感受到痛苦的普遍性。

尽管有先贤们的智慧,但当我面对处于痛苦中的朋友和患者时,我仍不知该说些什么。罹患卵巢癌的女人没法更换新身体,我那个因滑雪意外导致严重脊髓损伤的朋友,也得不到新脊椎。还有空巢老人的问题,也没有直接解决方案。我研究了 40 年心理学,过去 15 年一直和空巢老人打交道,他们时常会问:「孩子和孙子都不来看我,我会一个人死在病床上吗?谁会为我下葬?我走后,孩子们会想我吗?」

没有人教过我该如何回答这些问题。我出版了关于「空巢」的第一本书《When Parents Hurt》(2007) 后,前来咨询的患者数量激增,但最初的那几年,我给出的建议肯定既笨拙又无效。后来,我和这些空巢老人打了 15 年交道,又在威斯康星大学调查中心做了大量研究,成果汇总于新书《Rules of Estrangement 》(2021),我发现了一件重要的事:越逃避越痛苦。

我在辩证行为疗法创立者 Marsha Linehan 的研究中找到了依据。「地狱的出口是苦难」,Linehan 写道,「拒绝接受苦难,就会重回地狱。」这话什么意思?意思是你要「从根本上接受」你当前的处境。

「从根本上接受」,意思是你不要对抗你的感受。觉得难过?那就难过吧。不要批判它,不要推开它,不要削弱它,也不要控制它。直面感受,而不是逃离感受。

这一课,我学得也十分艰难。我对研究「空巢」的兴趣始于我的女儿,她刚过 20 就和我断了联系。我和她妈离婚后又再婚了,然后又生了几个孩子,这件事让她觉得自己被 取代了,而在她成年前,我一直无法完全理解这种感受。在那段困难期,我发现我每天都在重复我曾经犯下的错误。原本的美好回忆充斥着怀疑和自责。当我意识到我和一个好父亲相去甚远时,我就陷入了一个痛苦的循环,满脑子都是「如果没说那些话、做那些事、写那些东西就好了。」有时候,我又会进入另一种思考,「你女儿再也不会和你说话了。永远。你上次见到她了?那可能是你最后一次见她。你得接受。」这绝非刺耳的批评,而是来自理性自我的明智建议。接受惨淡的现实看起来怪异、矛盾,但也令人欣慰,我得以和无法改变的现实握手言和,得以直面我犯下的过错,最终促成了我和女儿的和解。

「从根本上接受」重点在于直面当下处境,接受一切后果。像「这不公平」、「我不接受」、「这不应该」等表述,可能在事实上正确,但它只会加重我们的痛苦。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你堵车了,你没法掌控这事,但大家很容易责怪自己为什么不早点出门,或者责怪造成堵车的那个人为什么不在离家前检查一下汽油表。此情此景,我们可以陷入一种对不公的狂躁,但也能选择深呼吸,接受这一切,接受我们无法掌控的情况。

是的,痛苦不仅来自生活中的伤害。有时,我们企图用美好的记忆逃避当下的苦难,也会造成痛苦。心理学家 Matthew Killingsworth 和 Daniel Gilbert 的论文《A Wandering Mind Is an Unhappy Mind》(2010)总结了这一事实。他们发现,当人们通过回忆过去和幻想未来逃避现实时,他们会更不快乐。换句话说,即使用快乐来对抗痛苦,都没接受痛苦有用。还有一句类似的名言,可能来自老子,是「活在过去的人沮丧,活在未来的人焦虑,活在当下的人才能快乐。」

(老子引言的原文是:Depression is living in the past, anxiety is living in the future, and joy is found living in the presen。经过网上查证,在《道德经》里找不到直接对应的原文。最接近此句的老子原句为「生于自然,死于自然,任其自然,则本性不乱。」本句应是后人化用老子思想,不是中国老子原话。参考:《西方心理学遇见阴阳老子五行》

当然,活在当下不一定真的快乐,甚至会让你更难受。但是,通过直面当下的处境,我们能逐渐获得掌控和意识到,我们经历痛苦的长度和程度。我们可以重新解释苦难的意义,用行动减轻痛苦,降低它对生活的影响。直面我们的感受,能让我们自由地欣赏生活中的积极面——那些我们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这一切与你的焦虑无关。

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 Lisa Feldman Barrett 的工作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直面痛苦的案例,她建议人们深入到情绪的「颗粒」之中。如果你感到悲伤,试着深入探索和描述。问问你自己,你的悲伤仅仅是悲伤吗?还是绝望?悲痛?不幸?苦恼?又或是遭受嫌弃?陷入不安?遇到挫折?你的愤怒仅仅是愤怒吗?还是怨恨?冲动?不快?嫉妒?又或是长期积累的不满?

为什么要这么具体?曾写过《How Emotions Are Made 》(2017)的 Barrett 发现,越精准的情绪定义,和更少的药物需求、更短的住院时间、更灵活的情绪管理有相关性。Barrett 并非让我们沉浸在情绪之中,而是建议我们去探索情绪的形状和边界,充实情绪的定义。

Barrett 指出,文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关注什么以及我们的情绪如何产生。她不同意心理学家 Paul Ekman 等人的观点,即每种情绪都有自己的神经特征,能够跨文化识别。相反,Barrett 观察到,西方人定义为「情绪」的体验,在某些文化中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她列举了密克罗尼西亚的 Ifaluk 人、巴厘岛人、西非的富拉尼人、菲律宾的 Ilongot 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 Kaluli 人、印度尼西亚的 Minangkabau 人、西澳大利亚的 Pintupi 人和萨摩亚人的例子,这些文化将情绪描述为牵涉多人的人际事件而不是发生在个人内部的体验。

暴露疗法中,我们也能窥见「从根本上接受」的力量。暴露疗法是一种认知行为治疗(CBT)在暴露疗法中,患者面对的压力会逐渐增加,直到被暴露在他们最害怕、最恐惧的东西面前。暴露疗法可以通过想象进行,例如一个患有创伤后压力综合征(PTSD)的士兵,会被引导回忆战争中的痛苦经历。或者要求一个害怕公开演讲的人加入演讲会,直到最后站在舞台上对着观众演讲。

暴露疗法和「从根本上接受」一样,作用的前提是「生于黑暗的东西,要继续长于黑暗」,直视我们恐惧的东西,比向另一个方向走,更能实现内心的宁静。例如,你第一次看恐怖片,你会被吓到。但当你看第五遍,你还会被吓到吗?第 10 遍呢?总有一次,你会意识到,已经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你应该去看看邮箱或者吃东西。同样的,我们越将自己暴露给(或者从根本上接受)我们害怕的东西,我们越能摆脱它的束缚。

直面死亡能让我们更加感激活着

暴露疗法还有另一种方法叫「泛滥」,它不仅要将你暴露在害怕的东西面前,还要持续加大程度,一直加,一直加,到你能想象的最坏情况为止。举个例子,Jennifer 察觉丈夫出轨了。当她挑明的时候,丈夫承认了,说他确实爱上了另一个女人,还想马上离婚。Jennifer 理所应当地深受打击,陷入巨大痛苦之中。她觉得这是自己的错·,并再也不会被爱了。最重要的是,她无法忍受这种痛苦。用我之前说的「恐怖电影疗法」,我让 Jennifer 写了一段关于未来最糟糕情况的预期,里面要有自己「没有价值」的各种细节。我要求她每天写,每天读,读 5 到 15 分钟,直到她觉得焦虑、情绪开始压垮她。我还要求她不准分心,因为她只有全神贯注地面对这些痛苦,她的大脑才会产生倦怠。随着时间推移,她的焦虑开始缓解,她的意识开始挑战这些病态的想法。和大多数心理干预一样,这需要每天训练持续不懈;但在时间和努力的帮助下,她的焦虑程度变低,持续的时间也缩短了。

「泛滥」和「暴露」听起来和你早就在做的事情一样——不断地重复失败,没有任何正面结果。不过,这些方法的目的不是每天缠着你的焦虑不放,而是在专业咨询师的指导下,有意识地,每天专门留一点时间,帮助你提高对焦虑的耐受力,直到焦虑不再焦虑。

正念冥想是练习「从根本上接受」的常见方法,因为它的目的是观察出现的任何想法或感觉,然后回到呼吸、念白等让练习者固定在当下的东西。冥想和暴露疗法的区别在于,后者鼓励人们去想象最糟糕的情况,而冥想只是指导人们去观察和接受出现的任何情况——无论积极消极——然后看着它消失。

是的,两者的区别可能很小。有一种冥想叫 maranasati(感知死亡),要求练习者思考自己的死亡。正如释迦摩尼所说,「在所有冥想中,关于死亡的冥想至高无上。」直面死亡,能让我们更感激活着。它会提醒我们,尽管生命中有曲折与痛苦,但总比死了好。

迷幻药也能提供「从根本上接受」的机会。虽然这类药物已被证明有利于治疗如抑郁症、焦虑症、PTSD 等心理疾病,但它的作用机制尚未完全明确。我认为,其效用的一部分成因在于,它让我们失去了控制大脑信息进出的能力。大家使用迷幻药经常会有「重生」的体验,部分原因在于,必须要面对和接受你的恐惧。你会看到可怕或美丽的真相,但你并没有被摧毁。如同汹涌海面上的小船,虽然来回颠簸,但船依旧完好。

儿科医生和精神分析学家 Donald Winnicott 认为,婴幼儿通过在母亲面前独立玩耍来内化父母的态度(几乎所有的心理学研究都是关于母亲的,直到大约 20 年前,我们才发现父亲)。在游戏场景中,父母的关注和支持为婴儿提供了一个「安全环境」,让婴儿能以更自信,更有安全感的状态探索周围的环境。后来的依恋理论家,如 Mary Ainsworth,发现有安全依恋感的婴儿,在探索活动中,比没有安全依恋感的婴儿,更富有冒险精神。

Winnicott 将治疗描述为一种游戏,患者要在咨询师的支持下探索自己的思绪和感受。例如,我自己在大部分时候都只做一件事,就是倾听。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建议,我做的也不仅仅是倾听,还有不打断、不干涉、不要求他们想好的方面。与其安慰他们事情没那么糟糕,我更倾向于接受理解他们的痛苦,承认情况不会好转,现在的痛苦会成为生活的新常态。我花了很多年才明白,心理咨询的价值就在于安静倾听。在倾听和关怀的过程中,我也「从根本上接受」了他们的处境。

当然,大部分人都希望从咨询师那里获得建议和指导,我也乐于遵命。但首先,他们必须知道,我愿意倾听他们有多痛苦、多不幸,多自责。当他们都说出来了,我也能更好地帮助他们走向自我关怀,尤其是当他们被不断的自我批评包围时。「从根本上接受」我们的缺陷——接受我们的行为伤害了我们所爱的人、接受我们无法成为理想化的自己——不仅仅是我们在所伤之人眼前获得救赎机会,也是我们改变与愧疚、悲痛、懊悔的关系的机会。

相比威胁你健康的「尖锐声音」,「从根本上接受」可能还是太无力了

但,为什么焦虑如此普遍?因为大脑的进化不是为了让你保持快乐,而是让你活下去。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大脑里总是装满了潜在的危险,因为那些没能成功应对危险的人,还没把基因传给下一代就死了。举个例子,如果我的犹太祖先在二战前夕说:「你想得太多了」,然后继续留在东欧,他们可活不到把基因传给我的时候。换句话说,烦人的、抽象的、带有自我批评性质的情绪是有适应价值的,只不过他们不应该站在舞台中央。「从根本上接受」相当于对着你的大脑说:「我注意到了。谢谢你的担忧,事情确实如你所描述的那样糟糕,并可能一直糟糕下去。我会严肃对待你的顾虑,但现在我要去看看意识里浮现的其他东西了。」虽然许多痛苦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也会消散,但那些最尖锐的痛苦需要我们付出更多。如果我们对这些负面情绪无动于衷,我们的大脑可能会认为我们正处在危险中,并且会加大释放负面情绪的力度。

另一方面,我作为一个心理医生也学到了,对一个人有用的方法,不一定对另一个人有用。实践「从根本上接受」,或者我提及的其他方法,可能还是无法撼动威胁你健康的「尖锐声音」。如果是这样,那么那些让你远离自责和懊悔的东西会更有用,譬如激烈的运动、嘈杂的音乐、朋友的陪伴,或是亲近自然、帮助别人以及培养自我关怀的能力。

社会文化也是影响我们走出情绪困境的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美国、中国、印度这类阶级分化严重的社会中,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患病率更高。Iris Mauss 及其同事的最新研究发现,我们越主动追求快乐,就越容易不快乐,而这类享乐主义文化,在美国尤为常见。相反,在那些将幸福定义为社会参与而不是个人追求的国家,人们更幸福。

这是因为,我们的命运和他人息息相关。美国人尽管有惊人的财富,但在人际关系上却十分贫穷。我们越来越离群索居、越来越原子化、越来越孤单。虽然「从根本上接受」是直面困难的重要方式,但朋友和家人,能让「接受痛苦」少一点恐惧、少一点孤单、以及,少一点痛苦。「即使只活一天,」Virginia Woolf 在《达洛卫夫人》(1925)中写道,「也是极其极其危险的。」

但一个人上路,是件更危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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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秘的角落》里的中年离异单身母亲和凤凰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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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看完了《隐秘的角落》,因为之前网上盛传原著《坏小孩》的作者紫金陈对女性角色有偏见,所以特别关注了片中的几个女性角色。虽然整部戏都围着男人转,女性角色普遍沦为工具人,但(前六集的)周春红还是给了我非常强烈的刺激,让我想起了《万箭穿心》里的李宝莉。

周春红和李宝莉的“人设”基本一致——中年、离异、单亲母亲、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庭的命运、同时还有极强的控制欲。完全符合我们对“中年离异母亲”这个形象的全部想象。在拥有顽强斗争精神的同时,这两人都有着悲剧性的命运,而且他们的悲剧都和男人有关。

李宝莉和丈夫马学武一刚一柔个性不合,马学武外遇被李宝莉捉奸在床,导致本来能留在国企的马学武进了下岗名单,懦弱的马学武绝望之下决定以自杀反击,让李宝莉一个人撑起了老人和小孩的重担。结果,儿子长大以后得知是母亲间接导致父亲自杀,也因此记恨李宝莉,要断绝母子关系。

周春红这个角色基本沿袭了这套范式,只不过因为周春红是配角,所以关于她和丈夫离婚的原因并没有细说,这段婚姻本身也是作为功能性的背景存在,并不重要。在《隐秘的角落》里周春红经历了和李宝莉一样的“双重打击”,而且是在一集(第六集)之内,整个情感变化服务于剧情的转折,矛盾冲突饱满富有张力,所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重打击来自自己的儿子朱朝阳。两个人喝牛奶的这场戏氛围压抑得令人窒息。儿子想等会喝,周春红要求立即喝。这场戏展现的是周春红对儿子的控制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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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还在这里用第一人称视角强化这种窒息感

和自己相依为命的多年的儿子和爸爸越走越近——这是大背景。当天白天,周春红和上级马主任的感情又以一种非常不体面的方式公之于众,自己儿子也在场——这是两个人要通过喝牛奶展开一段沟通的直接原因。周春红嫉妒前夫,害怕失去儿子。但她和儿子的沟通失败了,一句“大人的事你懂什么”是她在整部戏中感情爆发的最高潮。

紧接着,第二重打击来自她的恋人马主任。马主任本来想和周春红正大光明地在一起,但周春红以不想打扰儿子生活为由拒绝。看得出来,在周春红的心里,儿子才是她“最重要的男人”。但在儿子“失去控制”以后,她又主动去找“备胎”马主任,结果得知马主任老家给他安排了一个对象,更年轻又没带孩子。

这场戏其实对剧情而言可有可无,但在精神上“杀死”了周春红这个角色。这场戏以后,周春红完全变成了一个背景板。

我的上一代人,和李宝莉周春红一样。我有两个姑姑都是这样的离异中年女强人,经历过下岗、婚姻不幸,夫妻之间无法真正达成理解、后来离婚,做着最底层的工作把孩子抚养长大。

我奶奶也算这种类型的人。我奶奶原本是宜昌地主家的女儿,小时候还在私塾学过写字,打仗的时候几个兄弟全死了,49 年以后来武汉,给人当过保姆,后来在国有工厂干到退休,我奶奶性格也非常刚烈,有时候也有大家长一般令人窒息的控制欲。

周春红毕竟是个配角,没有李宝莉人设丰富。在马学武死之前,她不是单亲母亲,而是一个“城里人”,长得漂亮,年轻时有很多追求者。马学武则是一个通过读书得到城市户口和国企工作机会的凤凰男。

《隐秘的角落》里也有一个凤凰男,就是主角张东升。剧里没有交代张东升的背景,只说是他不是本地人,入赘到了老婆家,在少年宫有一份教职,收入没有在医院工作的老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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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里,张东升是农村出身,考上了浙大,本来能在数学系直博,但想早点工作赚钱,就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入赘到条件更好的徐静家,还签了婚前协议,离婚就是净身出户——这一点能说明为什么张东升宁愿杀了岳父岳母、知道老婆出轨都不愿意离婚。

张东升和马学武一样隐忍、只不过一个选择在沉默中爆发,另一个选择在沉默中灭亡。

不管是张东升还是周春红,他们的悲剧都是来自家庭的悲剧。作家@荞麦 chen在微博上说《隐秘的角落》是一部套着悬疑剧外衣的家庭伦理剧。因为中国观众最能感同身受的就是家庭。我也认同这样的评价。

因为,对于现在大部分出身中下层的中国青年,家庭前史一直是我们精神世界的隐痛。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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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办公的残酷真相 | 文摘#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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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2019-nCoV 疫情深入,不少国内的互联网公司宣布延长假期或是安排员工远程办公。

大部分人应该都有过短期远程办公的经验,例如在度假时回个邮件,或是节假日临时写个方案。

这些经验不会让人愉悦,但也说明:大部分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其实只需要一台电脑一部手机就能开工。

程序员是这样,我所从事的媒体行业是这样,我的律师朋友除了盖章必须去律所以外,大部分时间实际上也不需要呆在写字楼。

我们好像没有必要每天去公司,但制度又硬性规定必须去。于是,有很多生活两点一线的人其实对于长期性的远程工作抱有幻想。

如果能远程工作,我们似乎不仅能把原本的通勤时间省下来,还能打破时间限制,更自由地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想象那般美好。iOS 开发者 Anupam Chugh 在他 Medium 文章《远程办公的残酷真相》中分享了他眼中,远程工作的弊端,以下为节选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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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平衡工作与生活

和预期的恰恰相反,你真正在家工作一段时间后就会发现,你的工作和生活都会变得一团糟。因为一直呆在家里,你很容易就把工作抛到九霄云外了。你得到了自由,但也丧失了效率。很快,你就会在应该工作的时候被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吸引,例如看电视。办公室存在的意义正是在于此——让你在工作时间保持专注。

在家办公还会让你懒惰。因为你没有必要打扮自己了,穿睡衣成了生活的常态。与此同时,保持效率专注工作成了一种挑战。因为人类也遵循牛顿第一定律:一个物体如果不施加外力就不会运动。

人只要在家里就会分心,一分心就会效率低下。因此,对于远程工作者而言,最重要的是严格实践日程计划,这样才能在工作和生活中建立一个明确的界线。

孤独和沮丧时有发生

人类是社会动物,社交是保持身心健康的必需品。你一整天宅在家,离群索居,容易把人憋出毛病。即便有同事,你们聊的内容也只可能是工作,某种程度上,你依旧处于失联状态。

对于远程工作者而言,建立社交关系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这是一件有必要的事情。

沟通有助于我们分享观点、和社群保持同步。和同事在同一空间,有助于收获工作领域内的最新洞见,跟上趋势。

当你远程工作,处理负面情绪会变得尤为棘手。一个人在沮丧的时候更需要社交。如果在办公室,你可以和同事聊天解压。但远程工作的人只能一个人面对。

其实,对于远程工作的人来说,去咖啡馆,或者各种共享办公空间都有助于你维持社交关系。

总结

对于想远程工作的人,我希望你能考虑这些现实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说不定你不会遇到我遇到的问题,但你需要知道,远程工作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你会遇到许多的困难。


头图:Alexandru Ac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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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简化、走向极端与情绪的我们 | 文摘#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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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项飙:现代人追求即刻满足 越来越情绪化和极端化

项飙说“附近”这个概念的消失,是直接点明了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附近”这个海绵一样的缓冲层没有了,社会在结构上变成了两个极端,个体的感知力已经被透支了,只能不断追求更大的刺激。

这是一个理性和人性一起萎缩的时代。我们不再去“附近的餐馆”吃饭,而是追求更快的外卖;我们不敢和“附近的人”投入一段关系,所以追求快餐式的社交(租男友女友、约炮);我们不想条分缕析地解决问题,就寄托于更极端的情绪爆发(田园女权、对资本家的单方面批判)。

我以前不理解有的人为什么能将工作视为生命的终极意义。看完这期节目似乎有点懂了。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这样一个高度原子化的社会里,一个人能拥有的稳定的社会关系就是由生物决定的家庭关系和由社会分工决定的职业关系。如果一个人无法在家庭关系中获得满足,原子化的社会又使得稳定的友谊难能可贵,有些人就只能寄希望于从工作中获得满足感了。

顺便,推荐项飙的一则演讲:《悬浮:流动、期望和社会成长》

茨基给大学毕业生的一次演讲

要尝试创建并善待你们的词汇,就像善待你们的银行账户那样。要时刻关注你们的词汇,并尝试增加你们的积蓄。 这样做的目的并不在于提高你们的卧室口才,或是促进你们的职业成功,虽然这两种结果也都有可能出现,也不是让你们成为交际场合的雄辩家。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你们尽可能充分、精准地表达自己,总之,其目的就是保持你们自身的平衡。 因为,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日积月累,最终会导致神经官能症。 那些无名无姓的感情、感受、思想和印象没有被表达出来,没有获得大致的满足,它们在某一个体的内部不断被压抑,最终会导致心理爆炸或心理崩溃。

伦理的追问与学理的批评――对西方电视批评理论的一种解读

电视上的家庭比真实的一般美国家庭富裕 4 倍,这就误导了许多真实的美国家庭,给他们留下一个夸大了的概念,好像一般美国家庭真有多富裕。把自己的家庭和这种虚构家庭相比,结果大家都有一种丧气的感觉

你在朋友圈/微博/知乎/豆瓣上看到的其实也一样。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負擔得起「真實」的經驗

古往今來,人類的慾望只是圍繞着兩件事:「食」與「色」。工業革命後,資本家以高效率的生產方式,以人類的慾望刺激他們消費。但是在後工業化年代,資訊科技發達,人類的「食慾」和「性慾」都可以在某程度上透過虛擬的方式滿足,又或者這樣說,在發達社會的經濟環境下,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負擔得起「真實」的經驗,取而代之的就是以虛擬的方式去滿足人類最古老的慾望。

现实生活不是没选择,你为什么喜欢在综艺里看别人谈恋爱?

这样的真人秀,提供的是某种理想化的“现实”,就像《我爱偷窥》一书中,一个知名节目制作人谈到的,“节目追求的并不是绝对的真实,而是‘一些人在压力下才会表现出来的慷慨与勇气的美丽。’”

……

学者郑向荣在《互动的“镜像”》中提出,观察式真人秀节目的这种“观察”,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精神分析学的“镜像理论”。在拉康的分析里,最初的经历里,人类从 (镜像) 中获得最初的经验,他看到自己,他反映自己,把自己当成他人。而在观察式真人秀里,第一现场的屏幕世界成为我们观照世界的“镜子”,在“自我”、“他人”的综合作用下,我们得以反观自身。

……

在镜头前,人的可能性被缩短了。男女双方皆为彼此塑造了一个“最完美”的自己。这样的“完美”维持了节目的可看性,却再一次让人对爱情的实质产生了疑问。而所有的男性,则每日维持着整洁,并以严格的绅士准则要求自己,哪怕是实际生活中最懒惰的人,也对女嘉宾鞍前马后。在这种无所不在的注视里,男女之间拉近关系的精神交流,几乎是不可能的。在镜头前,人的可能性被缩短了。

男女双方皆为彼此塑造了一个“最完美”的自己。这样的“完美”维持了节目的可看性,却再一次让人对爱情的实质产生了疑问。

于是,我们看到的嘉宾们,即使双方经历了整整一个月的甜蜜相处并成功牵手,但他们的内心也许对彼此依然是一无所知的。

李佳琦的直播间:“买它!”背后的性别秘密

当一个女性热爱美妆,你可以说这是她的爱好;但当整个社会里的女性作为一个集体,无论年龄、职业、家庭条件 —— 就像涌进李佳琦直播间的女人们,都一致地在意外表,它便成了一个社会现象。“化不化妆”与“结婚生子”同样成为社会期待而非个体选择。

“你看,连西方人都说咱们东方更好”

……的确,为了在科学认识的巨大压力下挽救道德和艺术,人们有时急不择路。人们引用测不准原理来弥合主客观两分,引用量子力学所依赖的波函数表达来反对牛顿—拉普拉斯的决定论,捍卫自由意志。他们一面反对科学主义,一面眼睁睁企盼科学为他们提供最终解决方案。这让人想起有些反对西方霸权的论者,动辄引用西方权威,“你看,连西方人都说咱们东方更好”。

“只有闻过猪屎,才知道火腿好吃”

我们生活在媒介高度发达、消费主义机器以前所未有的效率、随时随地把各种猪屎推到人们眼前的世界。我们不必再担心子女们接触不到猪屎。相反,如果不进行干预,她们就接触不到拉丁文、能剧、以及一九七零年代的 funk 音乐。只有吃过金华火腿,才知道猪屎的味道;只有闻过猪屎,才知道火腿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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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有钱人的变态程度,我们穷人想象不出来 | 文摘#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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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亿万富翁还要继续工作?

攀比、焦虑、填不满的欲望、还有存在主义危机,让一个人拼命工作赚钱的理由太多了。

纽约时报这篇专栏让我想起了之前 BuzzFeed News 的那篇《过劳一代》。两者之间唯一的区别是视角不同,前者关注的是富人,后者关注的是普通人。但他们反思的其实是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现代性的弊端。

什么是现代性的弊端?可以参考知乎上的这个回答

两百年前工业革命的时候就有人在反思现代性,但是最近这几年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开始变多了。这个事情和经济周期有关,经济发展好的时候,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大家巴不得被资本异化。但现在经济进入了衰退期,机会在变少,市场就像冬眠了一样,死气沉沉,导致没有钱的人不愿奋斗(奋斗没用了),有钱的人开始焦虑。

在几年前,社交媒体上关于工作的讨论都是“努力抓住阶级跃升的窗口期”。我记得我大学时,媒体们讲的都是创业公司的造富神话,喊的口号是“Work hard,play hard”。我们惊叹于一个一个独角兽拔地而起,在创业公司里没有见过“凌晨 4 点的北京”是可耻的。那时候每个人都怀抱着重崇高的理想和远景,不是“改变世界”,就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看起来十分真诚,一点都不像装的。

甚至直到半年前,Wework 的创始人被赶出公司之前,纽约时报还发了一篇评论《年轻人,你们为何假装热爱工作?》,看起来中关村的创业文化已经输出到了大洋彼岸的旧金山。只不过这时风向已经变了,纽约时报在写这篇文章时不像中国媒体,习惯性的歌颂企业家的奋斗和伟大,而是直接把矛头指向了问题的核心:

许多公司仍然以冠冕堂皇之辞为工作贴金

可不是嘛,“改变世界”这话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是真诚的,到了现在这个时间点,除了给自己贴金,还有什么价值?这篇文章刊载时 WeWork 估值是 400 亿美金,现在 WeWork 上市失败,估值缩水只剩两成。愿景和鸡汤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总是不堪一击。

其实,现在大部分人不是不想工作,只是不想活的这么累。我相信大部分普通人是有一个退休计划的,类似于“攒够多少钱”、“工作到多少岁”就退休这种。

正是基于此,纽约时报的作者就提出了开头的那个问题。

可是为什么他们停不下来?这不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规律。

现在的社会就像一个上足了发条的机器一样,一旦开动,除非机器抛锚,否则不会停止。我们就是机器里的一颗颗齿轮,机器不停我们也停不下来。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文明社会确实就像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说的那样,是一场开弓没有回头箭的“骗局”。

回到实际中来,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如果 CEO 们不好好工作,如果公司垮了,他们可对不起董事会给他们开的高工资。

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个体都能在这个环境下找到出路。战胜周期的最好方法是保持乐观。

***

多巴胺斋戒(Dopamine fasting):张一鸣的延时满足理论现在有了硅谷信徒

硅谷的有钱人不仅热爱工作,还喜欢限制自己的快感,活脱脱像一个机器人。

Vox 最近的一篇报道解开了硅谷“多巴胺斋戒”的神秘面纱。所谓“多巴胺斋戒”,字面意思是限制多巴胺——那个能让你感到快乐的神经物质——分泌。操作方法有很多,例如少玩手机多工作,少吃零食多运动。

提出这项号召的加州大学的神经学教授 Cameron Sepah 说,如果不对多巴胺分泌加以限制,我们就会习惯高水平的多巴胺,然后去追求更大的刺激。

这套理论和张一鸣的延时满足异曲同工,都把满足感视为大敌。

按 Sepah 的说法,他提出这项倡议是希望大家能夺回生活的掌控,例如让自己不会在手机铃声响起时第一时间去看手机。

不过也有些科学家表达了不同观点,例如 Vox 采访的神经学家 Judson Brewer 就说,“长期来看,强迫自己的做法不会有效果……只会让你丧失自己所爱的东西。但因为你仍然喜欢它,所以你最终会回到原点。”

这几年硅谷不仅是科技神话和财富神话的诞生地,也催生出不少颇有影响力的生活方式。例如Soylent 这类的代餐旧石器时代饮食 等等。

这些东西的支持者都宣称有科学依据,也收获了一大票科技公司高管的支持。但在外人看来,这种诡异的生活方式周围总是环绕着宗教般的神秘色彩。

或许,科技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宗教。

***

微软在日本实验一周 4 日工作制,结果如何?

结果如下:

  • 公司人均营收(当月营收/公司人数)同比提高了 40%
  • 电力消耗下降了 23%
  • 打印纸张消耗下降了 60%

因为结果看起来不错,微软今年冬天还要继续实验。

新西兰也尝试过类似的减少工作日的实验,生产效率提高了 20%。

不过,也有部分微软日本分公司的经理表示不理解,有些雇员表达了缩短工时会招致经理不满。

我还没有找到这个实验的具体操作方法,所以不清楚到底是如何实施的。因为有的工作并非坐班制,例如销售,晚上陪客户吃饭到底算上班还是下班呢?再例如程序员/设计师,有电脑的地方就能工作。关注这些人如何实践一周 4 日工作制更有意义,因为他们才是深受加班摧残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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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丧家之犬再跑一会儿

想起在发布活动公告的时候,有位读者在我的文章下面留言:“为什么探讨垃圾问题时,嘉宾席没有这一知识领域的专家呢?”

我回复 ta:“因为公民不需要成为专家也能够为社会事务和环境问题负起责任。拍出《垃圾围城》、《塑料王国》的纪录片导演王久良不是垃圾处理领域的专家,调查雾霾问题的柴静不是环保领域的专家。有好奇心和研究、学习的方法论,人人都能够去推动公共议题。赋权普通人正是应对垃圾问题的关键,我们只不过在身体力行这一点。”

直到现在,我仍然相信公民教育公民,而不是权威教育公民。因为关键不在于谁更有资格处理公共事务,而在于在很多社会议题上,普通人有着和既得利益者不一样的 stake,所以前者不能将自己的权益完全让渡给后者去决定。


题图:《摩登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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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到的才是真正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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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到底是什么呀?

在没有体验过之前,我朴素的爱情观是“我对你好,你对我好”。在体验过以后,我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它夹杂了青春期的幻想、荷尔蒙的冲动、躁动的欲望和不安的心脏。有的时候还会涉及到两个人的“勾心斗角”。人类所有好的、不好的特质都会被爱情放大。

它太复杂了。

这还只是我所体验过、校园里的纯粹的恋爱关系,我不敢想象,它在承载金钱和社会的压力之后,会被扭曲成什么样子。

我相信现在大部分人都抱有和我一样的想法,所有他们企图在电视剧里享受“甜甜的恋爱”,等着屏幕里的人给自己“发糖”。这就和“云吸猫”一样,不用付出就能得到廉价的情感慰藉,堪称“精神毒品”。

真正的爱情究竟是怎么样的?

国庆节的时候,我断断续续把“爱在三部曲”看完了。

《爱在黎明破晓前》

《爱在日落黄昏时》

《爱在午夜降临前》

很多人都把这三部电影当作“爱情圣经”。

三部电影,每一部的时间间隔在戏里戏外都是九年。

第一部男女主角在火车艳遇,经历了一个难忘的夜晚然后不得不分离。

第二部,九年后,男女主角都有了新的另一半,再次相逢发现自己还是忘不了对方。

第三部,又过了九年,两个人终于在一起了,但是拖家带口的生活让他们迎来了中年危机,但最后两人依旧重燃火花。

电影很浪漫,有一见钟情的设定,每一部的背景城市都是欧洲的文化古都,第一部是维也纳、第二部是巴黎、第三部是希腊。两个人互动的细节也很“甜”。

这部电影还原了很多人对于爱情的想象,有冲动,有浪漫,也有柴米油盐 和无可奈何。台词里偶尔闪现出的“哲学金句”也能戳进人的心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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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部电影打动人的地方,还是在于它最原始的设定,或者说创意的出发点——时间。

每一部隔九年这个设定,把人这一生最重要的三个阶段浓缩到了三部电影里。年轻时的冲动,成长后的妥协,人到中年的生活抉择和压力,都展现在了镜头前。

爱在三部曲”的导演理查德·林克莱特是一个善于用电影捕捉时间的创作者,他的另一部作品《少年时代》也用了长达 12 年的时间,去记录一个少年的成长。

不过“爱在三部曲”难以称得上真实,它所展示的最多只是“浪漫化的真实”,一见钟情,然后相守一生这种事情只可能存在于电影和别人的故事里。

我倒不是说这部电影不好,这恰恰是电影的高明之处。把真实“浪漫化”,就是爱情的功能。很多人对爱情的想象就是有一个“灵魂伴侣”,能懂自己的想法,能够给平淡的生活制造惊喜和快乐。他们需要一个给他们制造浪漫的人。

可惜,实际情况是,很少有人能够永远顺着自己的心意,大部分人也难以理解另一个人,最懂自己的永远是自己。

或许,得不到的才是真正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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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Harry Met Sally...》里的假高潮 | 文摘#17

1989 年上映的《When Harry Met Sally…》可能是女性第一次公开讨论「假高潮」。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 Richard Cohen 和《When Harry Met Sally…》的编剧 Nora Ephron 是好友。Ephron 去世后,Cohen 为她写了一本书,She Made Me Laugh: My Friend Nora Ephron

在书里,Cohen 说,《When Harry Met Sally…》让女性第一次意识到,其实所有女人都会「假装高潮」。当然,这也是男人们第一次知道原来还有这回事。

在拉斯维加斯的电影发行商大会上,电影放映到这一幕时,在座的男性没有任何反映,他们不懂。但女人们懂了,她们笑了,一个接一个,直到男人们也加入到她们的行列。

Ephron 一直是一位关注两性关系的编剧,所以许多人都以为这一幕是她安排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导演 Robert Reiner 最初是想在这一幕揭示出某个男性对女性的误解,这个时候 Dani Minnick(本片制片人女朋友的姐妹)建议 Reiner 讨论一下女性「假高潮」的现象。Reiner 和 Ephron 都觉得这主意不错,就安排了一场 Sally 在餐厅里假装高潮的戏。

开头视频的结尾处,老太太的台词「I’ll have what she’s having」是 Billy Crystal(Harry 扮演者)的神来之笔。这句话后来入选了美国电影学会的经典百句台词,说出这句台词的老太太是导演 Reiner 的妈妈。

现在有许多年轻人,女孩男孩都有,会去当年电影取景的餐厅,位于曼哈顿下东区的 Katz’s Delicatessen,坐在同一个座位上,「复刻」这一影史名场面。

只不过,作为一部爱情喜剧,电影本身没有进一步讨论「假高潮」背后的问题。


参考:‘I’ll have what she’s having’: How that scene from ‘When Harry Met Sally…’ changed the way we talk about sex

题图:《When Harry Met Sal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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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生物学理论解释「工人阶级的叛徒」?|文摘#16

《自私的基因》我断断续续看了好长时间,大概有两三个月吧。因为有很多概念我都不懂,所以看得慢。

这本书有两个观点,我觉得让人豁然开朗。一个是关于基因的定义,一个是进化上的稳定策略(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也就是 ESS)。

在这本书中,道金斯并没有把「基因」限定于生物意义上的基因,虽然他也把生物意义上的基因讲的很清楚了。但在举例论证观点的时候,他将「基因」描述成所有可以复制(传播)的东西——遗传特征、人的行为模式、善恶观念,乃至宗教。

关于文化「基因」,也就是meme的部分,是 30 周年纪念版中,道金斯新加入的,要购买此书的朋友需注意这一点。不过,在经历过《人类简史》的「洗脑」后,这样的观点好像不再新颖。

这本书里着重讲的「基因」,其实是一种动物的行为模式,例如雄性通过决斗获得配偶,又或者布谷鸟将自己的蛋放进别人的巢,让其他鸟帮自己抚养小孩这种行为。这种行为模式在群体之中扩散开来,会形成一种稳定的行为策略,最终成为这个族群的通行做法。

我认为这个 ESS 有点像现在我们流行讨论的「算法」,因为这种行为模式其实是一种很机械的,处理问题的方法。简单讲,就是一个动物在某个情境中,一定会做出某种选择,这是它的「基因」决定的。

虽然在书中道金斯是刻意将这种稳定策略的行为模式简化了,但我认为,只要能形成一种既定的模式,它的随机性会大大降低。例如软弱的人碰到劫匪会逃跑,这件事情发生的可能性肯定不是 100%,但可能性一定大于 50%,否则他就不是「软弱的人」了。

道金斯在引入 ESS 时,讲了一个鸽子和老鹰的例子。

假设一个群体里有鸽子和鹰两个物种(也可以说这是两种生存策略)。鸽子与人为善,鹰勇猛好斗。鸽子碰到鹰会主动认输,双方都不会受伤。鹰碰到鹰会决斗直到一方获胜,一方受伤为止。鸽子碰到鸽子双方会拖延时间,直到有人认输,但都不会受伤。

那么这个群体里谁会获胜呢?如果都是鸽子,没有人受伤,大家互有胜负,相安无事。如果突然出现了一只鹰,说有鸽子都不是它的对手,它的基因会马上扩散。扩散的结果是会出现越来越越多的鹰。

如果最后这个群体里只有鹰,那么所有的战斗都将是以死相搏。但如果又突然出现了一只鸽子,它不会受伤,所以它的基因又得以散播出去。

在这个例子的最后,道金斯通过数学方法计算出了这个群体里鹰和鸽子的比例会在 7:5 左右波动。这就是进化上的稳定策略,按照这个观点,一个集体里所有行为上对立的个体的比例其实都会在一个稳定的区间浮动。你也可以把这里的鸽子和鹰换成人类社会里的「好人」和「坏人」,或者「996」时代里的「混子」和「工贼」,虽然这种做法有过分简化的嫌疑,但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一些问题。

这部书也对动物间的两性关系和繁殖交配做了许多探讨,我摘抄了几段。我不建议大家把这些例子对号入座,但我认为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一些问题。括号中是段落对应的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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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雌性动物因雄性动物不拥有一块领地而拒绝同其交配。有时,雌性动物由于其配偶被击败,领地被占领,而很快就委身于胜利者,这些情况的确时常会发生。甚至在明显是忠诚的单配留物种中,雌性动物许配的可能是雄性动物的领地,而不是雄性动物本身。

如果种群的成员过多,有些个体得不到领地,它们就不能进行繁殖。因此,按照瓦恩 - 爱德华兹的观点,赢得一块领地就像是赢得了一张繁殖的证书或许可证。

***

(166~167)

由于她(女性)一开始就以其大而营养丰富的卵子付出了比雄性多的投资额,因此做母亲的从怀孕的时刻起,就对每个幼儿承担了比做父亲的更大的“义务”。如果幼儿一旦死亡,她比做父亲的要蒙受更大的损失。更确切地讲,为了把另一个新的幼儿抚养到同死去的幼儿同样大小,她今后必须比做父亲的进行更多的投资。

如果她耍花招,让做父亲的照料幼儿,自己却同另一个雄性个体私奔,父亲也可以将抛弃幼儿作为报复手段,而其所蒙受的损失,相对来说要小。因此,至少在幼儿发育的早期,如果有这种抛弃行为发生的话,一般是父亲抛弃母亲和孩子,而不是相反。

同样,我们可以推断出雌性个体对子女的投资多于雄性个体,这不仅在一开始,而且在子女整个发育期间都是如此。所以,例如在哺乳类动物中,在自己体内孕育胎儿的是雌性个体,幼儿降生之后,制造乳汁喂养幼儿的是雌性个体,抚养并保护幼儿的主要责任也落在雌性个体肩上。雌性个体受剥削,而这种剥削行为在进化上的主要基础是,卵子比精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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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在雄性个体的种群中,成为忠诚的丈夫的倾向必然存在程度上的差异。雌性个体如能预先辨别这种特征,她们可以选择具有这种品质的雄性个体,从而使自己受益。雌性个体要做到这点,方式之一是,长时间地搭架子,忸怩作态。凡是没有耐心,等不及雌性个体最终答应与之交配的雄性个体大概不能成为忠诚的丈夫。**雌性个体以坚持订婚期要长的方式,剔除了不诚心的求婚者,最后只同预先证明具有忠诚和持久的品质的雄性个体交配。**雌性忸怩作态是动物中一种常见的现象,求爱或订婚时间拉得长也很普遍。


延伸阅读:《自私的基因》与博弈论 / 关于生命意义的酒后鼓噪

题图:《寄生虫》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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