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有文章批判过抖音，说抖音的「沉浸式」体验就是为了让人上瘾。关于数码成瘾的话题也时不时有人讨论。智能手机会让人上瘾吗？或是某个 app 会让人上瘾吗？上瘾应该怎么界定？智能手机上瘾会不会和游戏成瘾一样是伪命题？

其实所有关于上瘾的讨论，背后的核心都在于你是否过度使用，或者是否使用时间过长。但是，我们正处在一个被科技深度介入的时代，我们对科技高度依赖，所以过度的这个「度」，我们无法量化，也没有谁能真正脱离智能手机生活。

上瘾的讨论，出发点是人。那么作为致瘾物的 app 和各种服务呢？他们的设计是否需要遵循某种设计伦理？这就是下面这篇译文要讨论的问题。

七年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 Mark Zuckerberg 在 Facebook 一年一度的开发者大会上宣布了 Facebook 的一项重要改变。

在此之前，和 Facebook 关联的 app 会时不时询问用户，是否要将自己在这个 app 的活动同步到 Facebook 上。这些在 Spotify、Netflix 和 Washington Post 上的弹出信息令人生厌，Zuckerberg 先生说道，所以这家公司设了一个新类别，这一类 app 可以直接在 Facebook 上更新用户活动，无需频繁询问。

「从现在开始，我们将拥有流畅易用的体验，」Zuckerberg 先生说。

在科技界，还没有哪个词能和「流畅易用」一样，可以同众多哲学概念摆在一起。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去掉「阻碍」——那些让产品难用或费时的特性通常都会被冠以这个名称——成为科技产业的努力方向，被世界许多大公司奉为启示福音。

Airbnb、Uber 等数以百计的创业公司通过缩短用户租房、叫车或完成其他任务的时间挣得了数十亿美金。如果一个公司失败了，那么产品难用肯定会被归结为原因。

「如果你让用户花了很多精力，不管你在哪个行业，你迟早会失败。」云存储公司 Box 的首席执行官 Aaron Levie 在一篇 2012 年出版的文章中写道。

把产品做得简单点在大部分情况下没什么不好。在科技史上，处处可见化繁为简带来巨大进步的例子。我猜，即便是最顽固的卢德分子（Luddite 工业革命时期反对自动纺织技术的人，后泛指反对科技进步的人），也不想回到马车和手摇收音机的时代。

但有个问题值得一问：我们现在最大的几个技术难题，能不能通过让事情变得稍微不那么简单来解决？

毕竟，简洁易用的社交媒体，例如 Facebook 和 Twitter，让传播信息变得极其容易，但也使其成为了无数问题的根源，例如境外敌对势力、例如假新闻和种族暴力。YouTube 的设计——你看完一个视频后它会自动播放下一个——会产生一种「兔子洞效应」，使得观众一步一步走向极端内容。

许多信息安全事故，例如最近曝出的万豪酒店顾客信息泄露事件，如果他们的系统更加独立并少做一点「无缝体验」的设计，可能就避免了。

「互联网因便利而伟大，但我们现在为流畅的体验所作的努力可能让互联网的安全更加脆弱。」Alphabet 旗下公司 Jigsaw 的产品经理 Justin Kosslyn 上月为科技媒体 Motherboard 撰写的文章上写道。

在过去几周，我和十多个设计师、产品经理、技术主管讨论了「流畅易用」这一设计原则。许多人都说，尽管让产品更易用通常是好的，但有时候「阻碍」恰好能避免伤害并引导用户更健康地使用。

前 Facebook 设计师、现天使投资人 Bobby Goodlatte 对我说，科技产业的优化文化（culture of optimization），「认定流畅即美德」。

他说，「这使得我们只会问『能不能？』而非『该不该？』。」

有些人会赞美前 Google 设计伦理学家 Tristan Harris 领导的「美好时光」（Time Well Spent）运动，他现在是人道科技中心的联合创始人，这个组织是科技圈里的支持「阻碍」派。除此以外，他们还成功推动 Facebook 和 Apple 增加措施限制屏幕时间的功能来防止科技成瘾。

还有一些人哀叹，在科技界的「方便竞赛」中，某些重要的东西已经被丢掉了。

「我们想做到极致，所以我们尽可能把产品做到体验流畅，」 Google 的设计经理 Jenna Bilotta 说，「我们塑造的这个世界里。充满了『拒绝用户动脑筋』的 app，但这也在摧毁我们的精神健康。」

通常，在用户体验这个名义之下，往往掩藏着不那么正当的目的。拿 Facebook 来说，「无缝的分享体验」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借口，它真正的目的是想让用户更加频繁地发布动态，以增加数据让广告投放更精准。YouTube 自动播放下一个视频只是为了增加用户使用时间，从而提高平台的盈利能力。Amazon 的一键下单则创造出了一台惊人的商业消费机器。

「我们现在对技术的使用主要是化繁为简，」奥巴马 2012 年选举团队的工程师兼技术负责人 Harper Reed 说。

通常，科技公司在制造体验上的阻碍时，都是为了让用户免受黑客、垃圾邮件和其他恶意攻击的危害。（想一想让用户算数学题的验证码，或者 YouTube 上传 15 分钟以上视频时需要确认新用户手机号码的要求。）

也有一些迹象表明科技公司开始意识到阻碍带来好处。WhatsApp 今年在印度对转发功能做了限制，此前有报道称不实消息传播扩散导致了多次骚乱。YouTube 也收紧了对频道盈利方面的规定，防止垃圾信息制造者和极端主义者滥用平台。

大部分这种变化都得到了支持，即便有些会带来短期的不便。而且这里面还有很多可能性。

如果 Facebook 能加入一条类似「减速带」的算法让假新闻在真相被确认之前传播得慢一点会怎样？

或者，如果 YouTube 在视频播放结束以后给用户提供两条视频做选择，而非自动播放下一条相关推荐的视频会怎样？

或者，如果 Twitter 给那些注册几天内都是 0 关注的账号设置一些评论别人推文的门槛，是不是能够减少一些语言暴力？

这些建议可能看起来过于理想。但，我们面对的这些产品——这些生来就帮用户做决定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是很可怕的。毕竟，有「阻碍」就意味着要「努力」，是「努力」让我们拥有批判新思维和反思的能力。如果我们没有（反思能力和批判新思维），我们将会变成电影《Wall-E》里，在自动驾驶靠椅上一边吸 Soylent 一边看 Netflix 的死肥宅。

「想象一下，如果你在运营一个社交媒体，你要根据用户的点击量来聚合热门推文，」美好时光创始人 Harris 先生对我说，「你是想把线插在用户的爬虫脑上让他点点点，还是愿意把线插在他们的新皮层，让他们冷静思考？」

还有一个更加复杂的案例。

猜猜 Tulerie 发生了什么？这是一家纽约做共享设计师款服饰的创业公司。

Tulerie 的联合创始人 Merri Smith 给我讲了一个发生在创业初期的有趣故事。一开始，Smith 女士说，他们公司最初想通过一份简短的 Google 调查问卷来邀请初始用户，这份问卷通过邮件送给了几百名潜在顾客。

「我们想尽可能做到顾客体验流畅，尽管我们还是要仔细筛查顾客。」她说。

但只有一个人把问卷填完了。所以，Smith 女士和她的联合创始人觉得还不如做复杂一点。任何想加入进来的顾客都需要和公司员工进行一次视频电话面试。

按理讲，新的策略不可能成功，但结果却出乎所料。潜在顾客蜂拥而至，把面试时间表挤得满满当当。注册流程变复杂反倒让 Tulerie 体现出了自己服务的独特性，哪怕付出一点努力也是值得的。

「复杂的注册流程可以体现出价值，」Smith 女士说，「大家透过复杂的流程感知到了价值，所以他们想成为其中一份子。」

我不是要把「慢」给浪漫化。复杂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科技产业依旧可以通过化繁为简做很多有价值的事情，例如医疗、教育和财政服务。

但是，对于特定的技术，我们依然有哲学和实践上的理由让他少一点便利。我们不会信任一个将速度凌驾于安全之上的医生。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信任一个这么做的 app？

原文链接

由 lubi 代发于煎蛋

1968 年 12 月 9 日，交互设计先驱Doug Engelbart 在旧金山的秋季计算机大会上向人们展示了五十年后的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鼠标，窗口，超链接，视频会议，还有所见即所得的编辑流程。在当年的观众看来，他这一系列操作足够「令人窒息」。而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所做的演示并不是在演示场地的工作站上完成，而是通过线路，将操作信号传输到 30 英里外的斯坦福大学，由那里的一台计算机实现，再将那台计算机的屏幕输出到大会现场。1994 年，记者 Steven Levy 给这场演讲取名为「演示之母」（The Mother of All Demos）。

关于他的事迹，大家可以阅读这篇文章：《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早在个人电脑出现之前，他就发明了鼠标 》

本文由作者 Bret Victor 写于 2013 年 7 月 3 日，即 Doug Engelbart 去世第二天。Bret Victor 也是一名颇具先锋气质的交互设计师，参与了初代 iPhone 的设计。

以下是原文的译文：

Doug Engelbart 今天死了。对于记者而言，他的成就很难用文字解释出来。

尤其是科技记者，他们可悲地忽视了重点，因为他们总把这些问题视作技术的问题。而 Engelbart 终其一生想解决的其实是人的问题，技术只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当我读到这些人对 Engelbart 的采访时，我仿佛看见他们在采访 George Orwell，但却一直讨论他的那台打字机。

尤其是下面这条来自纽约时报的标题，轻率地对 Engelbart 下了定论：

《鼠标的发明者 Douglas C. Engelbart 去世，享年 88 岁》

这就像你指着一个发明了写作的人说，他发明了铅笔。

随后这篇报导开始了列清单式的解释：

他创造的 NLS 系统，向我们展现了超文本、同屏协作，多窗口、视频电话会议以及作为输入设备的鼠标的原型。

这些陈述并不准确。

Engelbart 有他的决心、目标和使命。他曾简洁但深刻地陈述过。他要增强人类的智力（augment human intellect）。他想提升集体智慧并让知识工作者通过强大的新型方式协同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

说 Engelbart 「发明了超文本」或「发明了视频电话会议」的问题在于，你试图通过现在去理解过去。「超文本」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已经有了特定含义。当你说 Engelbart 发明了超文本，你就把这个含义当作 Engelbart 的成果。

只要你把过去解释为「略微粗糙的现在」，你就搞错了重点。但在 Engelbar 身上，你错得简直离谱。

我们的超文本和 Engelbart 的超文本不一样，因为它们服务的目的不同。我们的视频会议和 Engelbart 的视频会议不一样，因为它们服务的目的也不相同。它们表面看起来一样，但是有不同的含义。它们只是同音词。

下面举个例子：

假设你穿越到 1968 年的演示现场。远程协作者 Bill Paxton 的脸出现在了大屏幕上，Engelbart 和 Paxton 开始交谈起来。

「啊！」你说，「这有点像 Skype！」

然后，Engelbart 和 Paxton 开始同时在一个屏幕上写文档。

「啊！」你说，「这有点像屏幕共享！」

不，这一点也不像屏幕共享。

如果你仔细看，你会发现屏幕上有两个光标，Engelbart 和 Paxton 各自控制一个。

「好吧，」你说，「他们有两个独立的光标，我们现在共享屏幕得俩人抢一个，但这是个不重要的细节，大体上还是一样的。」

不，并不是一个东西。完全不是。它（现在的共享屏幕）忽略了设计的初衷，对于一个研究系统而言，这个出发点是最重要的。

Engelbart 的愿景，从一开始就是协作。他的愿景是人们在一个共享的智慧空间里协作。他的所有设计都以此为出发点。

从这个角度看， 独立的光标不是特性而是一个表象。这是唯一合理的设计。协作者必须在屏幕上指示信息，就像他们在黑板上那样指。所以显而易见，他们需要一个自己的光标。

Engelbart 系统的每一个地方都是如此。整个系统的设计都有一个清晰的出发点。

另一方面，我们的共享屏幕，就像一次黑客攻击，并没有改变电脑单用户的设计。我们的计算机从头到尾都基于单用户使用的假设，仅仅只是远程镜像屏幕并没有将其变成适合协作的环境。

如果你想通过我们现在的操作系统来理解当年 Engelbart 的设计，你就错了，因为我们现在的系统并没有体现 Engelbart 的理念。Engelbart 讨厌我们现在的系统。

如果你真想理解 NLS，你要忘记现在的这一切，忘记你对计算机的种种成见，忘记你所以为的计算机。回到 1962 年，然后阅读他的理念。

你最不应该问的问题就是，「他创造了什么？」如果你问这个问题，你就把你自己放到了敬仰他的地位，敬畏他的成就，把他奉为英雄。但崇拜对谁都毫无意义。对你没有，对他也没有。

你最应该问的是，「他究竟想要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当你问出这个问题，你就把自己放在了创造世界的位置上。

最后再次附上原文链接

本文由Lubi代为首发于煎蛋网

微信在整个产品的逻辑上都是反 Web 的，或者说 是反链接的，对于微信来说，Web 就是外部。 你在微信里可点击的任何外部链接都会受到微信的严格管束。微信的公众号对于外部链接更加严格，文章内甚至无法插入外部链接，你唯一的出口是底部的「阅读原文」。而这一条阅读原文的链接，也理所当然的会受到管理。

对于此，微信给出的理由是外部链接有部分是有害内容。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微信觉得自己有权力决定你能看什么，不能看什么。

那么作为内容出版工具的微信公众号呢？对于新闻行业来说，超链接给一篇新闻报道带来的是信息的「出处」。这个「出处」能帮助读者深入了解事实、辨别消息真伪、进行独立思考。而在微信里，所有的消息是没有「出处」的，换言之，它没有「语境」（context），所有的消息是孤立的碎片，读者无法深入了解、无法辨别信息真伪。可以说，公众号这个内容出版平台，根本就不适合深度智性的内容。没有来由的语言和片段不需要逻辑自洽，也不需要思考，只适合拿来宣泄情绪。

当然，公众号推文可以链接任何微信内部的文章，但是，如果我引述的内容并不在微信的生态之内，我引述的是外媒报道，我该怎么办？对，你还可以通 过认证政府或媒体类订阅号来实现。但是自媒体和互联网公司经营的媒体，如「好奇心日报」，他们没资质，怎么办？这就是一个「中国特色」的问题了。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用浏览器打开，但「多点几下」的成本，足以让「懒癌患者」说，「算了，算了，不看了。」这种设计显然是出于商业考量，但在事实上（de facto），他已经阻碍了用户顺利地获取信息。

对了，部分连接，你甚至都无法「用浏览器打开」。

微信现在不仅仅是一个商业产品，它是一个信息流通加内容出版平台，是基础设施，是社会公器，是一个拥有广大用户的「食管」，但是这个「食管」只提供肉类，不提供蔬菜，所有人都吃的很爽，但是久而久之大家都会营养不良。

当然，你也可以说，微信是一个商业服务，它不是你的，也不是社会的，它是腾讯的，它只是一个拿来挣钱的产品，你不喜欢大可以不用。

可惜在中国，我不喜欢，但我没办法不用，因为我没得选 ([2018-8-6-3-4|微信能不能再造一个互联网])。如果能选，我绝对不会选择插「食管」，我更喜欢通过自己的眼睛和双手去寻找「食物」。

微信现在的样子，俨然就是真理部支配下的电视机。

用不用微信，不是选择生活方式的问题，是生活和工作能不能顺利展开的问题（ life without WeChat can mean being hamstrung both at work and in daily life.），这是文中的一句话。我相信讨厌微信但不得不用的人应该不少，毕竟微信早就不「微」了，但大部分人真的只是想用它聊天而已。

微信本质上是一个工具，在微信诞生之前，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有选择使用哪种工具的权利。为什么在微信面前，我们没得选了呢？

「因为大家都用啊。」作为一个即时通讯应用，周围的人用什么我用什么，这是无法改变的定律。

那么，「为什么大家都用微信」成为了我们要面对的新问题。

这个问题牵涉的因素很多，简单来讲，因为它的大部分用户都只是觉得他方便而已，他们对功能臃肿、隐私问题、甚至聊天记录无法同步毫不在意，他们只是觉得用这个发短信打电话不用花钱、语音的功能也很方便。但这是他们的问题吗？不是。

觉得一个产品不好用是因为你的问题，你不是他们的目标用户，你为什么要用呢？

「因为大家啊都在用啊。」

所以微信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多数人的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