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无必要勿增实体」是很多人熟知的极简生活原则，但这个来自 14 世纪的原则，在当代社会确实难以实践，因为消费主义会告诉你，这个很有必要，那个也很有必要。
怎么判断一个东西是否必要呢？
今天《WIRED》的newsletter介绍了一个 20/20 原则，给出了一个清晰的标准——能在 20 分钟以内花 20 美元买到的东西，都不是必需品。
不过这个原则适用的场景不是购物，而是清理。
举个例子，疫情期间大家都囤了很多方便食品，现在放开了一时半会也不会吃，那么这些东西就应该被处理掉。因为你肯定能在 20 分钟以内花 20 美元买到一堆方便食品。
怎么处理？《WIRED》的这篇文章介绍了很多处理方法。
那么购物呢？
我个人有一个听说来的原则——少买点，买好点，用久点。上述原则适用手机、衣服等日常耐用品。
不过这个原则其实暗藏了一个消费主义陷阱——买好点。买好点很容易实践，但是要做到少买点和用久点，就需要一点点毅力了。
2022 年 10 月 4 日 23:53
为什么我们不爱买游戏？
steam 上独立工作室出品的游戏大多售价 100 以内，3A 大作大多售价也在 300 以内。
严格意义上讲，这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消费。
撇开硬件门槛比较高的 3a 大作。3 顿午餐钱就能买一个品质不错的游戏，如果运气好的话，能打发 100 个小时左右的无聊时间。
再拿文娱消费对比。现在流行的密室逃脱和剧本杀，人均价格都在 100 到 300 之间，和一款游戏价格接近，但这个价格的游戏，可体验时长基本都能达到 50 小时以上，远高于密室逃脱。
所以，为什么大家不爱买游戏呢？
我能想到的原因只有消费场景和需求差异。线下娱乐多数是社交驱动。
从这个角度看，现代社会简直是给社恐做了专门优化。只要你放弃社交，不光生活成本直线下降，娱乐成本也能打折。
个体的远程办公是一个关于生活方式的选择题，但如果将远程办公放入更广的维度，它其实涉及到公司治理、经济趋势，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业形态。参与方也不仅仅只有员工和公司，地方政府也有自己的小算盘。
因为疫情原因，我和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一样，被迫远程办公了半年。现在疫情趋缓，有不少朋友已经回到了办公室。
在这场“被迫”发生的远程办公运动中，硅谷的不少大公司选择将远程办公常态化。Facebook 的 CEO 扎克伯格说计划 10 年内将半数员工转为远程办公，Twitter 的 CEO 杰克·多西也说，“如果员工不想回办公室，一直远程办公也没关系。”
美国一直有许多初创公司小团队倡导远程办公，其远程办公人口在2018 年达到了 25%。在这次疫情推动下，已经有更多公司加入这场运动，主动选择将远程办公常态化，或是让将更多岗位转为“可远程”。
不过，公司在考虑远程办公时，可不仅仅是将其作为对员工的福利，实际上他们有更多更现实的利益考量。
作为个体，我们在讨论远程办公的时候更喜欢将其定义成一种生活方式，赋予它各种各样美好的想象，关于想象有多不靠谱，我已经在之前的一篇译文[2020-1-31-24|远程办公的残酷真相|文摘#24中讲]过了。在这里，我想说的是，“远程办公”这个偏正短语和“自由职业”一样，落脚点“办公”和“职业”，至于他如何被修饰，其实并不重要。
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其实居家办公时，我确实容易分心，工作时间会拉长一点。但总体而言，居家办公和我在办公室的效率差不多（我在办公室也喜欢摸鱼）。空余出来的通勤时间我用在了减肥（这半年胖了 10 斤……）和自己做饭上。因为不用搭车、点外卖，我每个月确实能省下来一笔开支，同时我的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改善。
至于时间更自由，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能“自己支配工作时间”。简单来讲，你能选择在周一到周四熬更深的夜，加更晚的班，在保证完成 KPI 的情况下，让周五也变成休息日。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客户和老板能不临时安排工作。
所以，从 Work-Life-Balance 的角度上讲，有一些工作其实并不适合远程工作，例如动画师、特效师、视频后期剪辑。这类职业需要一台高配置的工作站才能展开工作，所以下班回家以后可以以“家里的电脑性能较低”为由拒绝加班。如果他们选择远程办公，这类理由将瞬间丧失合理性。
其实远程办公最大的弊端在于个人的职业发展和未来晋升。张三在家办公每天勤勤恳恳，李四在办公室每天也很努力，同等条件下李四的晋升概率比张三高，因为李四是在老板眼皮底下加班。
这一点对于大公司员工而言尤甚，因为大公司的体系更大更复杂，基层员工的努力更难被高层发现。
对于公司来说，远程办公带来的利益不仅仅是能够节省租金，缩减食堂、零食、健身房这样的实体福利。
扎克伯格在 The Verge 的这篇采访里还提到了，他们实行远程办公的一大原因在于他们目前正在开发远程办公工具，他们需要先内部实验；另一个原因是可以更广泛地吸纳异地人才。
在理想的情况下，如果远程办公能在绝大多数企业中实行，所在地将不会成为我们求职的障碍，一个住在小县城的人也能为上海的跨国公司工作。
拿着一线城市的工资，享受小县城的消费，看起来确实美得很。但扎克伯格没有在采访里谈到的是，他们会根据员工所在地调整工资。换句话来讲，就是你选了远程办公就得降薪。
如果降薪也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在普遍远程办公的情况下，员工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将是更加激烈的求职竞争。本来，所在地还是一个隐形的筛选条件，现在这个条件没有了，求职市场的供给量相当于变大了，县城小王在面试一个职位时，要同时面对省会小李、村镇小刘，甚至是印度人、俄罗斯人的竞争。
高新产业带来的人口集中几乎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中国的北上广深杭、美国的加州、纽约、波士顿，这些城市每年都要吸走一大部分大学毕业生，小城市的人口流失问题已经严重到了需要政府干预的程度。
中国的解决方案是降低落户门槛，给高学历人群安家费。美国的解决方案就是由地方政府推动远程办公。
2018 年，美国的佛蒙特州签署了一项吸引远程办公者安家的法案，给每一位搬到佛蒙特州的远程办公者 10000 美元安家费、再送一套办公设备，以及当地共享办公空间的会员身份。俄克拉荷马城也出台了类似的政策。
如果这些大公司继续推进远程办公，这些小城市的政府会继续加大力度吸引年轻人落户。不过，加州政府是否会对地方的抢人政策坐视不管就不得而知了。
题图：自己拍的
今天看到《连线》的一篇专栏文章，标题叫《Productivity Is Not Working》（努力没用了），作者是专栏作家Laurie Penny。发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那时候应该是美国新冠疫情最严重的阶段，所有人都被迫在家办公。
这篇文章从在家办公说起，但落脚点回到了她们（也可以说我们）千禧一代（她生于 1986 年）面临的一个共同困境：努力工作已经没办法改善生活了。她从个体经验出发，讲了自己因为疫情丢掉了三份工作中的一份，讲他十分担心自己的母亲，在大哭了一场后，她收拾心情，给自己的编辑打了个电话，问自己手上工作的 deadline 是什么时候——在接连遭受打击之后，他选择用工作麻痹自己。
她给自己列了满满当当的时间安排表：早上健身、晚上写作、理清楚自己的财务状况。她用便签纸铺了一墙的 To-do list，她觉得只要自己够忙够努力，恐惧就不会追上自己。
当然，后来她发觉用工作麻痹自己基本上是自欺欺人——为什么仅靠自己努力工作就可以对抗一场波及全人类的天灾？
文章里有几句话写得很精彩：
努力工作/提升自己，是 21 世纪的美国人，尤其是千禧一代，从美国梦中醒来，面对一打打账单时的恐惧反应。
无论我参与过多少场游行，我心里总有一种信念，只要我努力、我进步，这个世界就会自己变好，我爱的人不会受伤，死亡会自然远离。
于是，她开始反思我们这一代人为什么信仰努力工作，Laurie Penny 认为这是一种社会规训，这部分编译如下：
这种“努力工作能使你免于灾难”的想法已经成了一种信仰，但它并非事实——新冠疫情行已经开始动摇这种想法。“工作主义”的教条将全球性的灾难归咎于个人：如果你失业了，那是因为你不够努力。这是年轻一代的人们反复告诫自己的观点。尽管我们是在用自己短暂、破碎的职业生涯弥补那些当权者的过错。我们将统治阶层的错误当成了自己的错误，以为靠自己的努力就能改变这一切。
但“努力工作教”无法解决这场灾难，自我提升也无法拯救我们，因为这场灾难的起因不是你不够努力。疫情过后，经济衰退就会来临。对于千禧一代而言，这是我们短短的职业生涯中的第二次经济危机，与此同时，我们仍然背负着第一次危机的重担。
14 世纪的黑死病杀死了一半的欧洲人，活下来的另一半因此得到了获得了更高的收入，因此欧洲的封建制度得以瓦解。不仅如此，黑死病还削弱了宗教的力量。当支离破碎的社区开始清点死亡人员，他们想知道他们究竟犯下了什么罪过，能让他们遭此大难。于是他们对上帝的信仰动摇了，教廷作为管理人们日常生活的组织力量开始松动。我们的现代资本主义和 14 世纪的宗教如出一辙——定义人的价值，决定我们的地位——我们现在也在逐渐对它失去信心。
如果病态地努力工作是一种对恐惧的反应，那么它的对立面——甩手不干——看起来就是一种对上帝的亵渎。在现代经济制度的道德标准下，七宗罪里只有懒惰（这里更准确的翻译可能是“心累”）是真正的罪过。但除了懒惰（心累），还有什么词能描述你此时想注销邮箱、吃喝玩乐、缓解心理创伤的冲动？
“我们对工作之外的生活缺乏记忆和想象力，”Kathi Weeks 说，“我们没有反思我们为何会像这样工作，也不知道我们除了工作还能干什么。”实际上，因为居家隔离，我们反倒比平时工作得更努力了。照顾孩子是工作，做饭、打扫、情绪管理也是工作。因为居家隔离，这些事情变得更加繁琐。但这些工作无法获得经济收益，因为这个经济体系拒绝赋予这些工作以价值，因为这些事情都是私人的，大部分由女性免费承担。这些工作非常重要，甚至因为疫情变得更加重要，在疫情过后的经济危机里，这些工作依然重要。
努力工作当然没有错。但此时此刻，是我们反思自身价值、检视价值评价体系的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点。
相关阅读：《年轻人，你们为何假装热爱工作？》 / 《过劳一代》
题图：来自《过劳一代》
今天是 2019 年最后一个周末，在忙碌了一个月以后，我终于有时间来回顾这充满变故的一年了。
变化，是这一年的主题。无论是我个人的生活，还是周遭的大环境，都在变。
这一年我失业了、分手了、毕业了、工作了、爷爷去世了。
这一年贸易战反复拉锯；一家手机公司——华为——成了国际时政新闻的主角；香港爆发最大规模游行；宏观经济继续在悬崖边上跳舞。唯一没变的是所有人对大环境的判断——越来越糟。
去年这个时候，我在年终总结中写“我们不应该憧憬一个美好的互联网，应该憧憬一个美好的现实世界，有干净的水和空气，有健全的制度和教育。([2018-12-29-2-7|回到现实世界])”
今年这句话依旧是我的愿望。在未来 10 年，这句话恐怕都会是我的愿望。
在正式步入职场的第一年，我的工作并不顺利。由于缺乏经验，我的工作展开效率并不高。也没有一个人能带领我，大部分时候我只能独立工作。所以我的生活基本被工作占满了，这是我唯一不满的地方，所以我今年更新 blog 的速度慢了许多，书也看得少了。英文周末累到只想不动脑的休息，反倒看了许多电影。
但这已经是我能找到的最适合我的工作了，老板对我挺好的，虽然公司小福利比较差，但胜在自由，没有职场老油条，和繁琐的规章制度，有失有得。
今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是我不再对未来感到焦虑了。我并没有一夜暴富，只是因为我想通了一件事情。如果我不结婚、不生孩子，以我挣钱的能力，未来养活我自己和我父母没有什么问题。
不生孩子是我一直以来的想法，从来没有变过。不结婚算是我对现实的妥协，你也可以理解成现实对我进行了精神阉割。
结婚在中国有太多的经济和社会因素。虽然现代中国女性的独立意识越来越强，但男女性还没有平等到女性不需要通过结婚实现阶级跃升的地步。就算女性不把经济考虑放在第一位，她们的父母也不会同意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穷小子。 就在上周，我姑姑还向我打听，公司有没有适龄男性高管能介绍给我姐姐认识。
所以，我举双手支持女性平权运动，男性和女性都应该有自己的事业，女性的经济地位上去了，观念转变，就不需要男人为她买房买车买包包了。平权平的不仅仅是女权，对男性也是一种解放。但显然这件事任重道远，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享受到平权带来的美好吧。
当然，我不会放弃对爱情的追求，我还年轻，我还能心无旁骛地去爱一个人，去享受这段关系，如果能结婚就更好了，希望我被打脸。
除了宏观经济的预测以外，冈德拉克还提到了美国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和千禧一代之间的世代矛盾。
美国婴儿潮一代基本是千禧一代的父母辈，前者指 1946 年至 1964 年之间出生的人，后者基本可以按照 80 后理解。
在中国，世代之争更多地以观念上的代沟呈现：人生观、价值观、婚姻观、兴趣爱好，是中国两代人之间争议的焦点。美国的新一代也会用“ok boomer”嘲笑 baby boomer 的思想陈旧。
但所谓的观念之争都是表象。GQ 这篇报道里讲到了事情的根源——两代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虽然明面上年轻人的收入数字更大，但考虑到通货膨胀，千禧一代实际上的收入比他们父母年轻时少了 20%。
困扰美国青年的另一个问题是助学贷款。冈德拉克在采访里提到了，二战后，美国政府开始大学扩招，考虑到普通家庭负担不起高额的学费，政府推出助学贷款，但高额的助学贷款成了学生的噩梦。
我们创造出政府担保的助学贷款，好让人们上大学，钱确实到了学生手上，而接下来随着大学成本的爆炸性增长，学费大幅飙升。而这种每个人都能上大学的观念，又让大学文凭一文不值。
在千禧一代面临高额贷款的时候，他们的父母正在享受罗斯福政府留下的养老金。当年罗斯福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把养老金申领年龄设置在了 65 岁——比当时美国的平均预期寿命要高。也就是说当初的政策制定者并不希望大家真的来领养老金，他们只是需要一个理由将资金收集起来搞再分配。
二战以后，医疗卫生条件进步，美国人均寿命越来越高。能领到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但当时美国经济迎来了黄金时代，尚余裕的养老金储备让美国政府很乐观，所以他们一直没有修改政策。直到现在，“人老了就能领养老金安享晚年”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生活常识。
但随着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整个养老金体系需要支出的金额已经成了天文数字，这个常识现在不得不被打破。但享受到政策利好的是老人，为改革忍受阵痛的现在的年轻人。
这种晚期资本主义的问题也存在于我们的邻国日本。现在日本的老人在泡沫经济时完成了资本积累，退休以后手握巨额资产。但年轻人则承担泡沫破裂后的高失业率和畸形的房价。
当我们在讨论美国和日本的时候，似乎每一个问题都能在中国找到一一对应的存在。马克吐温说历史从不重复只是押韵。步入现代，不同国家的历史不仅押韵，还能同步。
问题的普遍性说明我们现在遭遇的是必然发生的结构性矛盾。站在历史转折点上，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
必须接受这样的命运确实让人难过，但是每一轮周期的谷底之后都是一个漫长的上升期，危机也是转机，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挺过危机把握好时代赋予的机会。
例如家里的第一根网线。我第一次上网大概 2006 年左右，当时算是蹭了我姐姐的福利。
因为比同龄人更早上网，所以我见证了中文互联网黄金时代的余晖。天涯、猫扑、李毅吧、WoW 吧、校内、人人、饭否、屌丝、贾君鹏还有“春哥”，这些移动互联网之前的词汇已经可以纳入互联网遗迹的范畴了。
毫不夸张地讲，在我懵懂无知的时候，是互联网给我带来了大量的知识，塑造了我的三观。
我算是知乎的早期用户，在 2013 年刚刚知乎开放注册时就注册了，应该是第一百多万名注册用户。早期的知乎没有故事会、都是干货，那时候我每次看知乎都有一种想拿起笔做笔记的冲动。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仿佛第一次学会了用脑袋思考，而不是死记硬背课本里的东西。我开始关注“站在科技和人文的十字路口”这类大问题，我开始真正关心我周遭的一切和我生活的这个世界。
后来我因为一份网络上的兼职开始学习英文，我的阅读面也随之变得更加开阔，开始理解为什么大家都说“人类文明的精华都是用英文书写的”。我现在的英语水平其实没有特别好，但至少开了一个头。我觉得英语值得长期学习，保持习惯。
按照国际惯例，最后应该给自己的 2020 定几个目标，但是我不想定一个非常具体的目标，因为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人生最大的魅力在于“你永远也不知道下一颗巧克力是什么”。我们能做的只有控制好方向，不要让命运奔向悬崖。
今年的愿望除了一个“美好的现实世界”，还希望能遇到爱情，我觉得让另一个人感到幸福和快乐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诸位明年见。
攀比、焦虑、填不满的欲望、还有存在主义危机，让一个人拼命工作赚钱的理由太多了。
纽约时报这篇专栏让我想起了之前 BuzzFeed News 的那篇《过劳一代》。两者之间唯一的区别是视角不同，前者关注的是富人，后者关注的是普通人。但他们反思的其实是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现代性的弊端。
什么是现代性的弊端？可以参考知乎上的这个回答。
两百年前工业革命的时候就有人在反思现代性，但是最近这几年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开始变多了。这个事情和经济周期有关，经济发展好的时候，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大家巴不得被资本异化。但现在经济进入了衰退期，机会在变少，市场就像冬眠了一样，死气沉沉，导致没有钱的人不愿奋斗（奋斗没用了），有钱的人开始焦虑。
在几年前，社交媒体上关于工作的讨论都是“努力抓住阶级跃升的窗口期”。我记得我大学时，媒体们讲的都是创业公司的造富神话，喊的口号是“Work hard，play hard”。我们惊叹于一个一个独角兽拔地而起，在创业公司里没有见过“凌晨 4 点的北京”是可耻的。那时候每个人都怀抱着重崇高的理想和远景，不是“改变世界”，就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看起来十分真诚，一点都不像装的。
甚至直到半年前，Wework 的创始人被赶出公司之前，纽约时报还发了一篇评论《年轻人，你们为何假装热爱工作？》，看起来中关村的创业文化已经输出到了大洋彼岸的旧金山。只不过这时风向已经变了，纽约时报在写这篇文章时不像中国媒体，习惯性的歌颂企业家的奋斗和伟大，而是直接把矛头指向了问题的核心：
许多公司仍然以冠冕堂皇之辞为工作贴金
可不是嘛，“改变世界”这话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是真诚的，到了现在这个时间点，除了给自己贴金，还有什么价值？这篇文章刊载时 WeWork 估值是 400 亿美金，现在 WeWork 上市失败,估值缩水只剩两成。愿景和鸡汤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总是不堪一击。
其实，现在大部分人不是不想工作，只是不想活的这么累。我相信大部分普通人是有一个退休计划的，类似于“攒够多少钱”、“工作到多少岁”就退休这种。
正是基于此，纽约时报的作者就提出了开头的那个问题。
可是为什么他们停不下来？这不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规律。
现在的社会就像一个上足了发条的机器一样，一旦开动，除非机器抛锚，否则不会停止。我们就是机器里的一颗颗齿轮，机器不停我们也停不下来。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文明社会确实就像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说的那样，是一场开弓没有回头箭的“骗局”。
回到实际中来，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如果 CEO 们不好好工作，如果公司垮了，他们可对不起董事会给他们开的高工资。
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个体都能在这个环境下找到出路。战胜周期的最好方法是保持乐观。
多巴胺斋戒（Dopamine fasting）：张一鸣的延时满足理论现在有了硅谷信徒
硅谷的有钱人不仅热爱工作，还喜欢限制自己的快感，活脱脱像一个机器人。
Vox 最近的一篇报道解开了硅谷“多巴胺斋戒”的神秘面纱。所谓“多巴胺斋戒”，字面意思是限制多巴胺——那个能让你感到快乐的神经物质——分泌。操作方法有很多，例如少玩手机多工作，少吃零食多运动。
提出这项号召的加州大学的神经学教授 Cameron Sepah 说，如果不对多巴胺分泌加以限制，我们就会习惯高水平的多巴胺，然后去追求更大的刺激。
这套理论和张一鸣的延时满足异曲同工，都把满足感视为大敌。
按 Sepah 的说法，他提出这项倡议是希望大家能夺回生活的掌控，例如让自己不会在手机铃声响起时第一时间去看手机。
不过也有些科学家表达了不同观点，例如 Vox 采访的神经学家 Judson Brewer 就说，“长期来看，强迫自己的做法不会有效果……只会让你丧失自己所爱的东西。但因为你仍然喜欢它，所以你最终会回到原点。”
这几年硅谷不仅是科技神话和财富神话的诞生地，也催生出不少颇有影响力的生活方式。例如Soylent 这类的代餐、 旧石器时代饮食 等等。
这些东西的支持者都宣称有科学依据，也收获了一大票科技公司高管的支持。但在外人看来，这种诡异的生活方式周围总是环绕着宗教般的神秘色彩。
或许，科技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宗教。
结果如下：
因为结果看起来不错，微软今年冬天还要继续实验。
新西兰也尝试过类似的减少工作日的实验，生产效率提高了 20%。
不过，也有部分微软日本分公司的经理表示不理解，有些雇员表达了缩短工时会招致经理不满。
我还没有找到这个实验的具体操作方法，所以不清楚到底是如何实施的。因为有的工作并非坐班制，例如销售，晚上陪客户吃饭到底算上班还是下班呢？再例如程序员/设计师，有电脑的地方就能工作。关注这些人如何实践一周 4 日工作制更有意义，因为他们才是深受加班摧残的群体。
想起在发布活动公告的时候，有位读者在我的文章下面留言：“为什么探讨垃圾问题时，嘉宾席没有这一知识领域的专家呢？”
我回复 ta：“因为公民不需要成为专家也能够为社会事务和环境问题负起责任。拍出《垃圾围城》、《塑料王国》的纪录片导演王久良不是垃圾处理领域的专家，调查雾霾问题的柴静不是环保领域的专家。有好奇心和研究、学习的方法论，人人都能够去推动公共议题。赋权普通人正是应对垃圾问题的关键，我们只不过在身体力行这一点。”
直到现在，我仍然相信公民教育公民，而不是权威教育公民。因为关键不在于谁更有资格处理公共事务，而在于在很多社会议题上，普通人有着和既得利益者不一样的 stake，所以前者不能将自己的权益完全让渡给后者去决定。
题图：《摩登时代》
亚马逊让美国的电商越来越发达，美国的仓库物流工人也随之变多，现在这个数字超过了 100 万。
伊利诺伊大学最近发了一篇关于仓库物流工人的研究报告。的研究发现，科技和自动化确实能够帮助工人减少“力气活”，但是，对工人的健康，工作满意度和精神也产生了负面影响。
因为在这个极度追求效率的行业，机器轻易地实现了对人的“暴政”。
首先，机器在帮工人节省了体力提高了效率，但管理层也相应加大了工作量。工人之间的正常交流也会被限制，甚至无法互相帮助。
其次，机器在辅助人的同时也在将人“机器化”。
报告指出，物流仓库里的工人会被装上各种传感器，这些传感器能够算出工人完成每一个标准步骤所需要的时间，然后通过后台的管理系统“追踪、分析、并实时告知工人自己的表现如何”。
工人之间会形成竞争，系统也会给他们设置“激进”的任务目标。
这种竞争关系贯穿了对工人管理的方方面面。据报道，亚马逊为捡货工人设计了一个叫做MissonRacer的游戏。在游戏中，工人之间互相竞争以更快的完成顾客订单。
研究者还提到，一种比较理想化的情况是，机器能完全取代人的工作，同时也能会工人创造新工作，例如管理这些机器人，但实际情况是这些新的工作机会很少，无法满足所有工人。
过去我们担心的是机器和自动化会取代人的工作，但现在看来机器并没有取代人，也没有让人的工作更轻松，而是在“奴役”人。
关于“效率至上”的迷思，我曾经在[2018-12-13-3-6|效率的逻辑讨论]过。虽然在那篇博文里我讨论的是媒介技术和信息流，但这两件事背后的逻辑其实是一样的——他们试图通过简化/标准化的方法实现产品供应的规模化。
只不过今日头条提供的是内容产品，亚马逊提供的是劳动力，或者说亚马逊在试图将人“标准化”，变成一个追求效率的机器。
关于这件事，我的观点从来没有变过：
这种唯结果论的思维方式会把我们引入歧途，丢掉生活的意义。就像吃饭不光是为了填饱肚子一样，我们买书有时候也不是为了「干巴巴」的干货。康德说「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那么效率应该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年轻人工作是为了未来可以不工作，不工作的周末和假期也仅仅作为进入下一周工作的充电阶段，人在工作中成为耗材。就像马尔库塞讲的：“人们并不是在过自己的生活，而是在履行某种事先确认的功能…占据极大部分个体生活时间的劳动时间是痛苦的时间，因为异化劳动毫无满足感，是对快乐原则的否定…个体绝大部分时间从事着同自己的机能和需要根本不协调的活动。”
因此当我们绞尽脑汁想摆脱他人和社会对自己的束缚，找到所谓的“你自己”时，总会失败。即便在私底下写日记，也必然会有一个预设读者。用语言来描述“真正的自己”行不通的原因，也是因为语言本身就是公共性的道具，用语言来描述自己的时候，必然会改变部分自己，让自己服从于语言的规则。
终于不再选择“受那个累”而来到三和开始“挨日子”的，不止老韩。三和的许多“老实人”曾经都是兢兢业业的正式普工，飞快的产品从流水线上流过，一套工程师设计过的动作一遍又一遍，压力在积累而存款却不在。他们最终放弃追逐“努力就能成功”的新自由主义肥皂泡，进入“活得过今天就不想明天”的消极抵抗状态。
人在年轻的时候吧，你会觉得你可以跳进很多东西。你可以跳进叛逆；你可以跳进审美；跳进游戏；跳进虚无；但是，在承担责任的那一刻，你发现现实当中，不仅自己很无力，还有比你更无力的人，需要依赖你。在那一刻，你就没有年轻的资格了，你必须变老。我觉得这是一代人的精神写照。
就像查理·芒格所说，宏观是我们必须要接受的，而微观才是我们能有所作为的。在宏观周期的力量面前，每个人都很渺小，只能被动接受。如果对周期缺乏清醒的认识，微观上再怎么努力也很容易变成徒劳。
题图： Raoul Croes
本周（2019/3/10~2019/3/17）Dkphhh 又看了什么值得推荐的书/文章/电影？
这一周我依然关心钱和「怎么赚钱」的问题，最初想拟的题目是「一颗韭菜的自我修养」，借了李笑来的新书名字，不过周五看了一部很值得推荐的电影《过春天》，就想着怎么把春天加入标题，于是就有了新标题。
钱从来不应该成为我们生活中关心的重点，希望你我有朝一日都能过上不需要关心钱的生活。
这本书早有耳闻，不过好书不怕晚嘛，现在读比以后读好。如果《小狗钱钱》([2019-3-7-what-dkphhh-read-recently|Dkphhh 最近在看什么？|文摘#10])是告诉大家应该怎么用钱，这本书则是在此基础上理清了钱和人的关系，用一个「老鼠赛跑」的简单比喻讲清楚了为什么普通人无法完成资本积累。钱不可怕，没钱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永远陷入对钱的追逐和对贫穷的恐惧。在挣钱以前，应该想清楚挣钱是为了什么。
大数据让政治宣传更有针对性了。
在谈到大数据的时候我们通常只会想到广告和内容的精准投放，但大众传播这项工具最早其实是政治工具，第一步研究传播的著作是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研究的正是如何通过大众传播手段让保持民众对战争的积极态度。现在谈到社交媒体和大数据，大家的着眼点往往在于其商业价值，对政治和对社会的影响被大家忽略了，但后两者对于社会的影响其实更大。
twitter 上的荷兰黑客曝光了中国大陆六款社交媒体将聊天数据输送至公安局的数据库。其实这个事情大家早就能料到，真正让人惊讶的其实是公安局的数据库这么容易泄露。
所谓黑手指代的是劳工，头家指的是老板。「黑手变头家」，是一句台湾的民谚，意思是劳工先在老板这儿学技术、学会以后就能自己创业做老板——这是台湾经济腾飞时期大众内心的一种信念，这个信念在郭台铭那一代人而言是可以实现的，但现在却成了一种。但随着技术壁垒越来越高、市场越来越饱和，普普通通的劳工自主创业成功率愈来愈低，「黑手变头家」逐渐从一代人的「神话」变成了老板剥削工人的新方法。
这是一个关于成长与寻找身份认同的故事，以前没有大陆青春片探讨这个问题，好在现在有了。导演把舞台放在了充斥着欲望与绝望的深港之间，舞台中央上演则是一个青春期单亲女孩的犯罪物语，这些元素就是一捆一捆的火药，让每一个平静的镜头都藏着擦枪走火的可能，让观众随时提心吊胆。
这部电影里，鲨鱼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意像。开头的鲨鱼被关在鱼缸里，四处游动又四处碰壁，已经预示了女孩佩佩的处境：和本来要好的闺蜜反目，被以为能接纳自己的花姐利用，伤害了维护自己的阿豪，也无法理解自己的妈妈。结尾处，佩佩将鲨鱼送回大海，也说明自己已经挣脱这些束缚，成长了，走向了更大的世界。
从历史的角度看，所谓的生产力发展，就是一个人类逐渐退出生产环节的过程。
人类的交通工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最早的交通工具就是人的两条腿；然后是马车，但马需要人类驯养；然后是自行车和汽车；发展到现在，人类已经发明出了自动驾驶的电动车。交通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逐渐减少劳动，逐渐依赖机器自动的过程。
农业也一样。最早的农业，种地需要人刀耕火种，从刨土到播种到收获再到最后的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人的参与，犁地机的到来解放了刨土环节的人，播种机取代了播种环节的人，收割机取代了收获环节的人，脱粒机取代了加工环节的人。发展到现在，依靠各种传感器实时监控农业大棚内的环境数据，自动排水、加湿、施肥，农业自动化的水平离无人化可能只有一步之遥。
从前我们讲自动化，可能最早映入脑海的是工厂里整齐划一的机械臂，他们最符合我们关于自动的定义，但从计算机诞生的那一刻，自动化的时代就已经来了，计算机最早实现的是信息自动化。一台联网的计算机本质上就是一个信息处理工具——它能生产、发布、检索任何信息，就像乔布斯在 1980 年代接受采访时所言：计算机是「人脑的自行车」。
计算机带来的信息自动化发生在方方面面。过去人类要在一本书里找到某个词，只能把这本书从头到尾都看一遍，但在计算机里，要在一份文档里找到某个词，你只需要用鼠标点「查找/替换」这个按钮。
但计算机带来的自动化远远不止这么简单。如今的计算机已经从「自行车」发展到了「汽车」，或许在不远的将来，它也能「自动驾驶」电动车。
其实人工智能就是自动化。现在的互联网和技术圈子里，讨论计算机的自动化时，他们不太愿意用简单的「自动化」来概括这项技术，他们更喜欢「AI」或者「人工智能」这样更具有未来感的词汇。但其实，我们现阶段的人工智能技术真的只是信息处理的自动化而以。至于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用「人工智能」来包装，可能他们只是出于营销和融资的考虑。
为什么人工智能是新的自动化？我们回来看看前面举的两个例子——交通工具和农机具，技术的发展让类逐渐退出了生产环节。而人工智能，本质上是在信息处理这个生产部门，取代人类的位置。
如今的人工智能技术，通俗来讲，就是通过大量的数据训练习得某项能力，然后在需要这个能力的生产环节里做到取代人类，这就是所谓的机器学习。举个例子，目前医生诊断肺癌时需要借助 X 光片。我们可以也可以根据肺癌患者的 X 光片影像特征设计出一种算法，来识别 X 光片，并判断患者是否患有肺癌，但这个算法需要不断修正，以提高准确性，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大数据（医院里大量肺癌患者的 X 光片），对算法进行训练，但这个识别算法的准确率达到一定水平以后，AI 就可以上岗了。目前，上海已有医院引入 AI 辅助筛查工具进行肺癌的诊断。
图像识别就是一种信息处理。人类医生在岗位上的大量诊断经验其实是人类版的「机器学习」（或者说「机器学习」实际上是让机器模仿人类的学习过程），只不过一个医学生需要长达数十年的临床训练才能成为一个经验丰富，看一眼 X 关片就能下诊断的医生，而专用的算法可能只需要两个月，毕竟机器不需要休息，只要不停电，它可以一直学习数据库里的资料。而且，AI 相较人，还有稳定性更强的优势，AI 不会因为身体或精神等原因判断力下降。
现在的 AI 不仅能做简单的判断，还能根据同类样本的特征进行生成。
在色情网站上流传的 deepfake 「换脸」AI 其实也只是根据人脸的肌肉运动特征，将一个人的脸「移植」给视频里的另一个人。如果让人类通过后期处理的方式将一个人的脸「移植」给视频中的另一个人，并且保证在脸部表情运动中不漏馅儿，是很难的，而且工程量极其浩大，但依靠专用的算法就省时省力。
this waifu doesnot exist 是一个生产动漫女性人物头像的 AI，它也是通过机器学习的方式，输入大量的女性动漫人物头像，学习动漫人物的图像特征，然后输出随机生产的人物头像。这个 AI 相较于上面说的诊断肺癌 AI，实际价值不大。但这只是一个开端，既然 AI 能够生成头像，有朝一日他也能生成完整的人物插画，甚至更进一步，生成有剧情的漫画。毕竟，AI 的学习都是基于特征，漫画的剧情其实也有一定的套路和特征，只要同类样本够多，AI 没有理由学不会。
当然，这就牵扯到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如果 AI 能够画漫画、写小说、甚至于写诗、那么 AI 到底有创作能力吗？
当然没有，从现在的机器学习原理看，AI 并不是正在的「创作」，而是根据特征模仿，即便是写作，也是根据它习得的「套路」写，有点类似于学生在写作文时「套模板」。
AI 带来的自动化，可以将人类从信息处理方面的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例如你是一个设计师，每到双十一，618 这样的电商狂欢日，上司就要你设计一堆商品宣传页，沾满商城的 banner 位和轮播图。设计师接到这种「毫无技术含量」的工作以后基本上都会上各种「X 图网」下载一堆模板，然后把产品图和价格改一改就交了。如果有一个「促销图生成 AI」，已经学习了百万种模板，设计师只需要把产品图和文案输入进去，AI 就能自动生成宣传图。这就是 AI 带来的生产力解放。
那么人类的工作会被 AI 取代吗？从前面对 AI 这种自动化的定义来看，他只能适应模式化的工作。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工作是大量的重复劳动，或是有规律可循的工作。我们很难确定那种具体的岗位会被取代，但是如果你的工作内容创造性不强，是很有可能被取代的。
其实我更愿意已一个乐观的态度看到 AI。作为工具的 AI 不可能取代人的地位，只会占领把人当工具用的岗位，例如翻译。对于社会而言，这种技术的普及会让生产力呈指数级上升。对于人来说，他们也能脱离原来枯燥乏味的工作，去更有创造性的岗位。
但是，每一次技术革命带来的生产力进步似乎都会带来动荡。
工业革命带来了机器生产，也带来了卢德运动。机器带来的生产力提高让工人阶级成为牺牲品，失业工人发起了捣毁机器的卢德运动。这场 19 世纪初爆发于英国的运动就像是随后席卷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预演。
200 年前的这场共产主义革命没有带来真正的共产主义，如果 200 年后再爆发一次革命，结果就犹未可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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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的原罪大概和如今隐隐感到天花板存在的大多数人一样，是穷。
从企业经营的角度讲，小米面对的危机从来没有消退过。从 2011 年诞生时的出货困难，被媒体戏称「耍猴」，到 2015 年情况稍稍好转后被高通的 810 坑，再到华为崛起，自己的互联网主场被华为侵蚀，而线下 OPPO、Vivo 强邻环伺，自己囿于利润不高也拿不出钱补贴线下经销商，想要维持现有市场就只能继续贯彻「性价比」，然后继续不赚钱，继续穷。
因为穷，没有钱研发自己专属的硬技术。当年「我心澎湃」的澎湃芯片只出了一代就没了下文。众所周知，研发芯片是需要巨量投入的，而且对一款手机而言，芯片是最影响体验的部分，但当年搭载澎湃 S1 的小米 5C 体验却并不出众。华为也是从 2013 年的麒麟 K3V2 开始，在连续推出几代性能不足，饱受诟病的麒麟芯片后，在 2015 年的麒麟 950 上，才打了一场翻身仗。卖手机的华为终端背靠华为集团这颗大树，即便手机性能不行，搭载麒麟芯片的 Mate 和 P 系列销量不大，也有足够多的钱，能憋两年继续投资研发。以手机为主营业务的小米，如果手机销量不好，在竞争剧烈的国内市场，可能都没有办法撑过一年，反倒还会连累其他业务。
在某种程度上讲，华为终端就像一个争气的富二代，天塌下来有爹撑着，他不需要想着赚钱，他只要好好学习，总有一天能能挣大钱。小米手机就像千千万万普通家庭出身的人，找了一份收入不错但很辛苦的工作，他也志向远大，也想好好沉淀一下自己，然后跳出这个环境更上一层楼，但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他不能任性，家里还有弟弟妹妹要靠他的工资继续读书呢。
中国的智能手机市场非常残酷，这里的消费者无比理智，他们清楚地知道什么产品是好产品，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拿钱投票。所以面对这个环境，小米 9 选择继续保持「性价比」按兵不动，避开华为和 OV 的价格区间是最好的选择，小米 9 选择的市场还是那些在意「性价比」的米粉，顺便笼络一下王源的粉丝，这群人不是要去见大客户的企业中层，也不是党政机关的干部。小米的手机业务现阶段不赚钱是肯定的，但只要能把他的「弟弟妹妹」们培养起来，小米集团这个「大家庭」，就有「阶级跃升」的希望。
我们已经见过了很多同行的「黑科技」，再看靠「堆料」而成的小米 9 当然不是一个出彩的好产品。但是足够便宜，对于消费者而言，这就是吸引力。**对于小米来说，小米 9 的历史使命就是走量，在红米品牌成长起来之前，它要拉动小米手机的整体销量，保证小米在 2019 年的手机市场上不掉队，仅此而已。如果我们想看有突破的小米手机，或需要等到下半年的 Mix，或者明年的小米 10。**当然，这一切的前提都是红米能成长起来，分摊「大哥」养家糊口的压力。
私心上讲，作为消费者，我也对小米 9 不太满意，觉得它不够「性感」，没有让人「眼前一亮」，也讨厌小米一贯很「low」的营销方式。但这些在商业上是 make sense 的，毕竟，现阶段小米的任务在 H、O、V 的围追堵截下是活下去，而不是当开拓者。
原载于知乎提问「如何看待小米 9 的最终定价 2999 元起？反映了小米的什么策略？」下。
题图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