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升级到 macOS 13 以后，电脑一天能卡死三四次。经Apple 支持社区里其他用户的解答，可能是 macOS 自带的中文输入法无响应导致的卡死。
在 bug 没有修复前，我们简中用户想正常使用，只能使用第三方输入法了。
Mac 上能选的第三方输入法不多，我在 Mac 上尝试了一下此前一直想试试的Rime输入法。我很早就听说过这款主打完全本地化，完全自定义的输入法。
但是因为没有配置图形界面，完全依赖 YAML 格式的配置文件完成程序的配置，这款输入法对非技术人员并不友好。如果不进行自定义配置，Rime 自带的朙月拼音输入效率非常低。
不过，现在 Rime 的用户群数量也有不少，有现成的配置方案供新手使用。所以，我就在 GitHub 上找了一个接近 Apple 原生输入法的配置文件，下载安装，对着教程简单的自定义了一下，目前使用了一天，感觉还不错（甚至比原生更好 😈）。
想到了一个新词：赛博苦行僧
泛指因信仰某种赛博宗教，而强行改造自己的工作流、生活方式的人。
例如：
狂热苹果教徒，只用苹果第一方软件，即便苹果软件有一些先天不足，也要通过各种工具（苹果第一方软件优先），改造工作流，让自己适应苹果。
纯文本教徒，只用纯文本（辅以标记语言）的方式记录，他们坚信存在一个软件服务商倒闭的末日，为了保证自己的赛博资产不丢失，必须用适应性最强的保存形式——所有软件都支持纯文本导入，纯文本就是他们永不沉没的赛博方舟。例如：[[2024-08-07_00-08-00]]
编译自《连线》文化版文章，原文标题“Behind the Scenes at Rotten Tomatoes”
翻译：Dkphhh
“由人类，而非算法，为每一部电影打分”
Tim Ryan 是一位电影发烧友，42 岁，顶着一头杂乱的红发。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在罗德岛当记者，没事做的时候就看经典老片，“什么戈达尔啊，还有俄罗斯的红色电影，”他说。后来他搬到了湾区，当时羽翼未丰的烂番茄就在那里。为了看电影，Ryan 成天泡在烂番茄上。2004 年，烂番茄公开招聘，这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Ryan 抓住了。现在 Ryan 把自己比作电影《摇滚巨星》里的 Mark Wahlberg 饰演的角色——“从头号粉丝变成了主唱”。
Ryan 是这家影评网站任职时间最长的员工，最近他投身到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新项目里。当我 10 月份造访烂番茄的新办公室——现在位于比佛利山——他这么解释这个新项目：“如果烂番茄一直存在会怎样？”
Ryan 想给从古至今所有的电影都打个分，或者更准确一点，把从古至今每一部电影的每一篇影评都搬上到烂番茄上。
世界上的第一部剧情长片（feature film）是《凯利帮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Kelly Gang），这部电影改编自一群澳大利亚亡命之徒的真实故事，于 1906 年 12 月 26 日在墨尔本的 Athenaeum Hall 上映，一度引发骚乱。一天后，世界上第一篇影评诞生。Ryan 找到了墨尔本报纸《The Age》的数字存档，原文如下：
看得出来，剧组花了许多精力，非常认真地还原了惨剧发生的经过，就算有什么瑕疵，影厅里的观众也没有那么好的记性能记住。
这部电影在 Athenaeum 上映五周，场场爆满，随后又在悉尼上映。所以，Ryan 又查了悉尼的《Daily Telegraph》，找到了第二篇影评：
这部电影清晰明了，作为一部丛林片，主角的表现也相当突出。电影的拍摄地在“Kelly Country”，当然，拍摄获得了充分许可。这种影像加文字的记录毫不逊色于今天的现场拍摄。
这两篇文章在刊登 112 年后，被上传到了烂番茄。Ryan 将第一篇判定为“新鲜”，第二篇则是“烂”。在进一步发掘史料之前，甚至直到世界毁灭，互联网上关于《凯利帮的故事》的权威影评可能就只有这一个红番茄和一个被砸烂的绿番茄。
就是这么奇怪，在我们这个割裂的后把关人时代的文化中，最接近鉴赏权威的，居然是一个用卡通番茄评价电影的网站。由早期员工设计的烂番茄新鲜度，现在已经成为了影视领域的“好管家”认证。红就是好，绿就是坏。
新鲜度由一群专门的编辑管理，他们会阅读大量认证影评人的文章，判断哪一个是好评，哪一个是差评。当然，一部电影至少要五篇影评才能给分。
每一部电影的新鲜度等同于它的好评率。举个例子，John Travolta 2018 年的电影《高蒂传》新鲜度 0 分，就是说 55 位影评人的影评中没有一个被判定为好评。59 分以下是烂（绿番茄），60 分及以上是新鲜（红番茄）。
烂番茄的创始人说烂番茄这个名字来源于电影《里欧洛》，片中的小男孩觉得自己的父亲是一只浸染了某个西西里男人精液的番茄。不过这个名字更容易让人联想起古代人看到一出烂戏就往舞台扔水果的实践。基于这样的精神，烂番茄也提供了爆米花图标的观众评分，由观众给电影打分。
成立于 1998 年的烂番茄最初只是几个伯克利研究生给成龙电影打分的地方。但“给电影打分”这件事自带的商业价值促使烂番茄成为了一家有分量的公司。乔布斯在开发布会的时候指名道姓地提过烂番茄。从梅丽尔·斯特里普到马丁·斯科塞斯，这些好莱坞的精英们也会时不时提起烂番茄。对于那些想让你掏钱的电影公司而言，烂番茄是不可忽视的地方。
2010 年，烂番茄被 Flixster 收购，一年后 Flixster 又被华纳兄弟收购，2016 年 Flixster 的大部分股份又被华纳卖给了票务公司 Fandango。所以你能在 Fandango 的电影售票网站上看到每部电影的烂番茄新鲜度。在 Google Play、DirecTV 或者 iTunes 这些烂番茄的合作伙伴上，也能看见评分。对于影视公司来说，烂番茄则是一个宣发工具，对电影评分的报道也成了常规新闻类别。
随着影响力渐长，烂番茄也遇到了许多非议。到了 2017 年，像《加勒比海盗》、《海滩游侠》这样的大片的制片人开始因为影片表现不佳而指责烂番茄故意给他们打低分。还有一些阴谋论认为，烂番茄和制片厂有交易。尽管现在还没有证据表明烂番茄的编辑会被收买，但烂番茄的观众评分确实已经被玩坏了。在《黑豹》和《惊奇队长》上映时，一些男性漫画粉丝涌入烂番茄给这些电影刷低分，只是因为他们讨厌黑人和女性。
尽管如此，烂番茄的分数依旧有一种权威的诱惑力。作为一个用户，我条件反射般地相信，60 分的电影就是比 59 分的电影好。尽管这些分数几乎没有什么意义。在选择无穷无尽的世界里，在逐渐被算法推荐接管的互联网上，烂番茄代表着某种更加古老的东西。同时，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最好的选择方式是什么？或者更直接一点，你该相信谁？
“这篇算不算影评？”，这个问题烂番茄的编辑部每两周都要讨论一遍。这天我也在场，会议由在烂番茄任职 27 年的 Haña Lucero-Colin 主持。烂番茄和 Fandango 共用办公空间，内部挺有硅谷范儿的，你可以在墙上写东西，也能把墙拆了。隔间、卡座、角落，橙色的 Fandango 图标随处可见。不过开他们会的状态不太像创业公司，更像新闻学院的研讨会。
他们的讨论会一般这样进行：编辑拿出一篇文章，所有人判断它到底算不算影评。就这么简单。烂番茄不会考虑专题报道、推特的推文和影片概述。这次讨论会包括一篇《卫报》关于《 30 Rock》过于依赖明星客串的文章，一段关于文化类播客的讨论，以及一篇刊登于《Entertainment Weekly》关于晨间真人秀节目《The Bonnie Hunt Show》的文章。这些推进得都非常迅速，全都不算影评。
那天最难的一个问题是电视编辑 Robert Fowler 提出的，《纽约》杂志网站 Vulture 上刊载的一篇关于《Nancy Drew》的文章，作者是 Matt Zoller Seitz 。在 Fowler 看来，Matt Zoller 写这篇文章“只是想借这部电视剧谈谈电视的本质，这是他的习惯。在这种情况下，影评只是这位电视评论家的副产品。” Lucero-Colin 同意这一观点。那么这篇文章到底算不算影评呢？没人能下结论。最后:Lucero-Colin 给 Zoller Seitz 发了一封邮件。后者回复：“好评。”
像这样的讨论会对保持新鲜度的公正性至关重要。对此没有人比 Jeff Giles 理解得更深刻。作为一名远程工作的新罕布尔州居民，Giles 从 2005 年开始为烂番茄做编辑，自那时起，他也自己做了一个流行文化网站，并为肥皂剧写了一本 381 页的口述史《One Life to Live》。
Giles 也会不定期到佛利山办公，来到这里后他很快就进入了工作状态。每一位编辑都要追踪几本出版物。Giles 作为管理者，主要负责《纽约客》、《纽约时报》这类 A 级刊物的评论家。工作内容就是评判一篇影评是好评还是差评，然后摘录一段合适的文字放在网站上。今天的第一篇文章是《Hollywood Reporter》关于《The Wayfarers》的影评，写得弯弯绕绕，难以判断。好在文章开头有个摘要帮 Giles 做了判断“缓慢的开头变成了深深的感动”——是好评。随后，我们又仔细阅读了清晰明了的《Springtime for Nazis: How the Satire of 〈Jojo Rabbit〉Backfires》，原载于纽约时报，作者 Richard Brody。
我觉得不过瘾，于是 Giles 给我发了一篇充满优越感但又轻松幽默的《唐顿庄园》电影版影评。这篇他已经看过，作者是《纽约客》的 Anthony Lane“作者似乎觉得这部电影不应该存在”，他评价说，“但观看这部电影的过程并不痛苦，你知道吗？”记住：烂番茄没有明确的好坏标准，也没有必须完成多少篇好/差评的指标，只有编辑的判断。这篇影评比较矛盾，但我倾向于好评。Giles 表示赞同：“我们把这种叫‘绅士的好评’。”但他似乎忘记了他对这篇影评的判断：差评。我问了一下 Giles 最喜欢什么样的影评人，“观点清晰明了的”，他说。对于那些喜欢用字母打分的媒体影评，Giles 给出好评的标准是 B-及以上。
干这行速度也很重要。刚刚在烂番茄工作一年的 Kristin Livingstone 说，编辑们会把观点暧昧的文章扔进工作群，“有些编辑会很快回复是好评还是差评，”她说。
编辑们一天要判至少 50 篇影评，这个节奏容不下多少揣摩时间，尤其是现在烂番茄还引入了 YouTube 和播客影评。每周的影评完成数量都集中在一个共享的表格里，“就像比赛积分榜一样。”每周的达标额度是 200 篇，不过没有完成也不会有惩罚。
烂番茄也在尝试解决工作量的问题，影评人现在可以自己上传并判定影评。现在，这类影评大约占 30%，不过我能感觉到很多影评人希望烂番茄新鲜度不存在。《时代》影评人 Stephanie Zacharek 就抱怨过这种非好即坏的判定方法无法处理“一部好看的烂片”这种情况。现在大部分的影评人都不会在写影评的时候都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烂番茄新鲜度现在被“流行主义”（认为商业文化产品也值得被严肃批评）扭曲了。“90 年代的电视评论都是相当刻薄的”Lucero-Colin 说，“每一篇影评看起来都像‘这节目就是屎，我们不会再看第二遍了。’现在的电视评论说教意味很浓，就像‘嗯，他们干得不错，但不够好，不过我还是挺喜欢这个明星的。’”
此外，由于新鲜度这个评价没有区分完全好评和“绅士的好评”，所以爆米花电影和严肃经典的分数往往差不多。例如《蜘蛛侠：平行宇宙》新鲜度 97%，希区柯克的《迷魂记》新鲜度 95%。据分析，每年烂番茄新鲜度的平均分都在变高。
“因为所有东西都被抽象成了好或者坏。”前烂番茄编辑 Matt Atchity 说。“正是这种极端的数字让烂番茄一直流行，一直出现在新闻报道里。”
回到《凯利帮的故事》。这部电影的第一篇影评是好评，确实没有说这部电影的什么缺点，但“花了很多力气”和“认真”也算不上什么溢美之词。第二篇影评开篇就说，这部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犯罪电影算不上对澳大利亚价值观的大肆宣扬。虽然是差评，但影评人并未批评电影本身，相反，字里行间还有一种这电影拍得还行的意思。问题不是 Ryan 错判了影评，换我也会做出同样的判断。问题是烂番茄的世界里只有“新鲜番茄”和“烂番茄”，没有“生番茄”和“熟番茄”。
Giles 最近收到了一个来自影评人的投诉，她反对烂番茄将她的影评算作好评。“她说，‘我真的不喜欢那部电影。能换成差评吗？’我说，‘当然可以，但我想问问，为什么你要给 B-？’她的回答很简单，‘我讨厌打分，就随便给了一个。’”Giles 后来又补充说，“我完全同意她的观点。”
在采访的第二天，我和烂番茄的一线采编人员吃午餐，他们和影评编辑不一样，主要采访电影明星、参加电影节。我问他们，作为烂番茄的一份子，他们是否认为外界真正了解烂番茄。答案是否定的。编辑 Jacqueline Coley 说，她从来不告诉 Uber 司机自己真实的工作，这样对方就不会问及她无法控制的电影分数。她也听有些人抱怨评分算法，但 Coley 说，“我们根本没有什么算法。”
确实没有，否则刷分这种事就不会伤及烂番茄了。两年前《星战：最后的绝地武士》上映时，观众评分跌倒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程度（现在是观众评分 43，烂番茄新鲜度 91），导致用户怀疑烂番茄新鲜度是不是被收买了，还是又发生了一出恶意刷低分闹剧。
失去了评分公正的信誉，烂番茄什么都不是。为了建立信心，烂番茄解决了这个问题：影片上映前不允许用户打分，同时要求打分用户验证电影票。
观众评分规则变动的同时，新鲜度的规则也迎来了大改。在 2018 年 8 月之前，只有几家出版机构的影评人才能入选烂番茄新鲜度评分，这些人大部分是白人、男人、老人。现在，有 600 名新影评人入选，其中大部分是自由影评人，且多为女性。不过当影评人队伍扩大到了 4500 人这个规模，就难免会出混进一些滥竽充数的人。几年前，一个叫 Cole Smithey 的影评人就为了破坏《伯德小姐》的 100%好评给了一个差评。
我们很难弄清楚烂番茄的评分对电影票房有什么影响。在 2018 年末，Morning Consult 举行了一次全民调查，发现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会在看电影前查一下烂番茄，有 63%的人会因差评选择放弃观看。但不管有没有影响，对于好莱坞来说都要争取。所以制片厂会在临近上映时才给影评人举行放映会，遇到差评，会向 Giles 这样的编辑表示抗议。
“我也注意到了‘新鲜’对于制片厂和制片人而言非常重要，”他说。如果一部电影新鲜度在 75%以上，并且参考影评超过 40 篇，就会有一个“烂番茄认证”的小标签。“他们知道这个东西在宣发中的价值。”美国最大的连锁影院 AMC 会在官网上显示电影的烂番茄新鲜度，但只显示有“烂番茄认证”的。
卖电影票的 Fandango 买下烂番茄也不是为了让观众少看烂片。为了完全掌控烂番茄，烂番茄没有负责人，由 Fandango 的总经理 Paul Yanover 直接管理。不显年龄的长相和程序员背景让他看起来不像个精明的商人，但他的思路非常清晰。“我们实际上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很有用的宣发平台。”他对我说。
Fandango 的盈利方式有几种。一种是观众通过他们的平台买票，能收一笔“过路费”。另一个是向内容供应商（前面提到的 iTunes、Google Play 等）授权，允许他们使用烂番茄评分。
“显然，烂番茄有极高的自主性，”Yanover 说，“不过 Fandango 作为一个售票平台，也一样。”在他看来，烂番茄和 Fandango 的使命是一样的：把你会喜欢的内容送到你面前。
Netflix 的算法也起到同样的作用。唯一的区别是，Netflix 比影评人更了解你的喜好，甚至比你自己更懂你。但 Netflix 不会显示烂番茄新鲜度，实际上 Netflix 上什么评分都没有。相反，他们是根据你过往的观看历史向你推荐电影。Spotify 的歌单，Facebook 的信息流也是同样的原理。在我们这个数字时代，我们周围充斥着被算法推荐的内容。
烂番茄新鲜度有这么多缺陷，为什么我们还要用他？**因为当 Netflix 想用算法把你永远留下时，烂番茄存在的最终目的是让你离开它。**你会经他的推荐去看一部电影，或是拒绝一部烂片，但这一切行为都源于你的自由意志。
“在烂番茄，有一些用户有自己喜欢并信任的影评人，”《时代》影评人 Zacharek 说，“他们会点开链接看影评。”如果使用得当，烂番茄其实是一种无尽的资源，就像互联网最开始时那样。
现在，Tim Ryan 的电影档案计划已经为 210 部老电影创建了页面，收集了 5500 篇影评，没有烂番茄，这些影评和写它的人大部分会被埋没在历史资料里。
题图来自《连线》原文
有一种说法是人会经历两次死亡，一次是生理上的死亡，另一次是被人遗忘。
从这个角度看有些人实际上获得了永生。例如孔子、孟子，又例如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这些人虽然死了，但他们的思想和经历被永久地记录了下来，被一代一代的人学习，虽然我们无法和他们面对面地交流，但透过各种媒介，我们都能感受到他的存在。
我一直觉得《论语》是部伟大的作品，它的伟大不仅在于思想性，而是透过一个个短小精悍的故事把孔子的人格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里面有他的喜怒哀乐，还有他为什么喜怒哀乐。
所以，我把在虚拟世界里获得永生当作自己的理想。人会遗忘，但互联网不会，只要互联网里还有我的记录，只要这些记录还能被访问，我就算活着，就能遇到下一个点开这篇文章的人。
这不是自恋（在我看来不是），我只是想证明自己曾经鲜活地存在过。我和所有人一样有我的喜怒哀乐，不是人口统计表上的一个数字。
我们纪念李文亮不是因为他有多伟大，而是因为他是我们的代表。他代表着一个普通人在这场灾难中的境遇。因为这样的命运随时可能降临到我们头上，只不过李文亮比较倒霉罢了。
他在微信群提醒同事注意安全只是举手之劳，所有人都会这样做。只不过这条微信消息后来传开了，大家开始关注武汉发生了不明传染病。
于是，他的举手之劳被定义为“造谣”，他被警察训诫。又因为疫情扩大，所谓的“造谣”竟然是真相，于是他成为了吹哨人，成了“打脸”体制的英雄，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但他自始至终都不想成为英雄。他只是做了所有人都会做的事情，包括在训诫书上写“能”、“明白”。
如果不是因为随手转发，李文亮作为医生身处物资匮乏保障不力的一线，可能还是会被感染，可能还是会因医治无效去世，但大家不会记得他。他会成为实时更新的去世数字中的一个，不那么起眼，或许在媒体记录抗疫牺牲医生时会为他留下几句话，但不会有人在意。
徐海燕是一名深潜爱好者，2017 年 9 月 6 日和同伴孙昊在潘家口水库进行，因不明原因溺亡。
这不是一个公共事件，但在当时也获得了一些关注。因为新闻标题里强调了徐海燕是北大学霸。这是一种新闻操作技巧。游泳溺死不是新闻，每年能有几百个，但北大学霸溺水就是新闻了，几年都遇不到一个。
后来这件事逐渐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也是因为徐海燕的身份。她不仅是北大学霸，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毕业归国后从事科研工作。她喜欢科幻小说，《神经漫游者》就是她翻译的，用的笔名 Denovo。深潜是她的爱好，她在潜水论坛 FunDiving 里写过不少经验分享。
于是这条新闻经过潜水圈、科研圈、科幻圈的传播，被进一步放大了。大家开始自发悼念。
徐海燕是我印象里第一个被民众自发悼念的普通人，她不是取得了什么成就的英雄，也不是明星，只是一个普通人。我们怀念她也不是因为她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贡献，而是因为每一个活过的人都有被记住的理由。
说不定你也曾读过她翻译的《神经漫游者》，说不定你的毕业论文里引用过她的专著，说不定在学习潜水时，看过她的经验分享贴。
人和人的联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每一个故去的人都可能和你有关。
他/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做过什么？和你有什么关系？这些都是一个人存在于世界上的根本性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我们的社会就是由这样一个个个体构成的。但过去没有一个公共事件让大家认识到这一点。
上一次有这样的公共事件还是 2008 年的汶川地震，但那个时候我们只有主流媒体的宏大叙事，作为个体的故事，无论是在手机上打下“妈妈爱你”的母亲，还是那个要喝可乐的孩子，都只是为了配合宏大叙事的催泪弹。
但像豆腐渣学校这样真正的问题却从来都是视而不见。由于媒体被禁声，那些因豆腐渣工程死去的学生在新闻中消失了。为了服从宏大叙事的需要，生命被分成了两种，一种可以被报道，另一种不能。
长久以来，这片土地上的我们一直缺失作为个体的尊严，但李文亮的出现让大家意识到了人不只是官方统计口径里的一个数字，这是这场灾难里我们最大的收获。
我希望我们能记得久一点，在这场疫情过去后，还能有人记得他，在这场疫情过去 10 年后，还有人记得他。他是警钟，警醒生活在这这片土地上的我们，宏大叙事之下是鲜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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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网络
今天是 2019 年最后一个周末，在忙碌了一个月以后，我终于有时间来回顾这充满变故的一年了。
变化，是这一年的主题。无论是我个人的生活，还是周遭的大环境，都在变。
这一年我失业了、分手了、毕业了、工作了、爷爷去世了。
这一年贸易战反复拉锯；一家手机公司——华为——成了国际时政新闻的主角；香港爆发最大规模游行；宏观经济继续在悬崖边上跳舞。唯一没变的是所有人对大环境的判断——越来越糟。
去年这个时候，我在年终总结中写“我们不应该憧憬一个美好的互联网，应该憧憬一个美好的现实世界，有干净的水和空气，有健全的制度和教育。([2018-12-29-2-7|回到现实世界])”
今年这句话依旧是我的愿望。在未来 10 年，这句话恐怕都会是我的愿望。
在正式步入职场的第一年，我的工作并不顺利。由于缺乏经验，我的工作展开效率并不高。也没有一个人能带领我，大部分时候我只能独立工作。所以我的生活基本被工作占满了，这是我唯一不满的地方，所以我今年更新 blog 的速度慢了许多，书也看得少了。英文周末累到只想不动脑的休息，反倒看了许多电影。
但这已经是我能找到的最适合我的工作了，老板对我挺好的，虽然公司小福利比较差，但胜在自由，没有职场老油条，和繁琐的规章制度，有失有得。
今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是我不再对未来感到焦虑了。我并没有一夜暴富，只是因为我想通了一件事情。如果我不结婚、不生孩子，以我挣钱的能力，未来养活我自己和我父母没有什么问题。
不生孩子是我一直以来的想法，从来没有变过。不结婚算是我对现实的妥协，你也可以理解成现实对我进行了精神阉割。
结婚在中国有太多的经济和社会因素。虽然现代中国女性的独立意识越来越强，但男女性还没有平等到女性不需要通过结婚实现阶级跃升的地步。就算女性不把经济考虑放在第一位，她们的父母也不会同意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穷小子。 就在上周，我姑姑还向我打听，公司有没有适龄男性高管能介绍给我姐姐认识。
所以，我举双手支持女性平权运动，男性和女性都应该有自己的事业，女性的经济地位上去了，观念转变，就不需要男人为她买房买车买包包了。平权平的不仅仅是女权，对男性也是一种解放。但显然这件事任重道远，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享受到平权带来的美好吧。
当然，我不会放弃对爱情的追求，我还年轻，我还能心无旁骛地去爱一个人，去享受这段关系，如果能结婚就更好了，希望我被打脸。
除了宏观经济的预测以外，冈德拉克还提到了美国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和千禧一代之间的世代矛盾。
美国婴儿潮一代基本是千禧一代的父母辈，前者指 1946 年至 1964 年之间出生的人，后者基本可以按照 80 后理解。
在中国，世代之争更多地以观念上的代沟呈现：人生观、价值观、婚姻观、兴趣爱好，是中国两代人之间争议的焦点。美国的新一代也会用“ok boomer”嘲笑 baby boomer 的思想陈旧。
但所谓的观念之争都是表象。GQ 这篇报道里讲到了事情的根源——两代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虽然明面上年轻人的收入数字更大，但考虑到通货膨胀，千禧一代实际上的收入比他们父母年轻时少了 20%。
困扰美国青年的另一个问题是助学贷款。冈德拉克在采访里提到了，二战后，美国政府开始大学扩招，考虑到普通家庭负担不起高额的学费，政府推出助学贷款，但高额的助学贷款成了学生的噩梦。
我们创造出政府担保的助学贷款，好让人们上大学，钱确实到了学生手上，而接下来随着大学成本的爆炸性增长，学费大幅飙升。而这种每个人都能上大学的观念，又让大学文凭一文不值。
在千禧一代面临高额贷款的时候，他们的父母正在享受罗斯福政府留下的养老金。当年罗斯福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把养老金申领年龄设置在了 65 岁——比当时美国的平均预期寿命要高。也就是说当初的政策制定者并不希望大家真的来领养老金，他们只是需要一个理由将资金收集起来搞再分配。
二战以后，医疗卫生条件进步，美国人均寿命越来越高。能领到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但当时美国经济迎来了黄金时代，尚余裕的养老金储备让美国政府很乐观，所以他们一直没有修改政策。直到现在，“人老了就能领养老金安享晚年”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生活常识。
但随着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整个养老金体系需要支出的金额已经成了天文数字，这个常识现在不得不被打破。但享受到政策利好的是老人，为改革忍受阵痛的现在的年轻人。
这种晚期资本主义的问题也存在于我们的邻国日本。现在日本的老人在泡沫经济时完成了资本积累，退休以后手握巨额资产。但年轻人则承担泡沫破裂后的高失业率和畸形的房价。
当我们在讨论美国和日本的时候，似乎每一个问题都能在中国找到一一对应的存在。马克吐温说历史从不重复只是押韵。步入现代，不同国家的历史不仅押韵，还能同步。
问题的普遍性说明我们现在遭遇的是必然发生的结构性矛盾。站在历史转折点上，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
必须接受这样的命运确实让人难过，但是每一轮周期的谷底之后都是一个漫长的上升期，危机也是转机，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挺过危机把握好时代赋予的机会。
例如家里的第一根网线。我第一次上网大概 2006 年左右，当时算是蹭了我姐姐的福利。
因为比同龄人更早上网，所以我见证了中文互联网黄金时代的余晖。天涯、猫扑、李毅吧、WoW 吧、校内、人人、饭否、屌丝、贾君鹏还有“春哥”，这些移动互联网之前的词汇已经可以纳入互联网遗迹的范畴了。
毫不夸张地讲，在我懵懂无知的时候，是互联网给我带来了大量的知识，塑造了我的三观。
我算是知乎的早期用户，在 2013 年刚刚知乎开放注册时就注册了，应该是第一百多万名注册用户。早期的知乎没有故事会、都是干货，那时候我每次看知乎都有一种想拿起笔做笔记的冲动。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仿佛第一次学会了用脑袋思考，而不是死记硬背课本里的东西。我开始关注“站在科技和人文的十字路口”这类大问题，我开始真正关心我周遭的一切和我生活的这个世界。
后来我因为一份网络上的兼职开始学习英文，我的阅读面也随之变得更加开阔，开始理解为什么大家都说“人类文明的精华都是用英文书写的”。我现在的英语水平其实没有特别好，但至少开了一个头。我觉得英语值得长期学习，保持习惯。
按照国际惯例，最后应该给自己的 2020 定几个目标，但是我不想定一个非常具体的目标，因为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人生最大的魅力在于“你永远也不知道下一颗巧克力是什么”。我们能做的只有控制好方向，不要让命运奔向悬崖。
今年的愿望除了一个“美好的现实世界”，还希望能遇到爱情，我觉得让另一个人感到幸福和快乐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诸位明年见。
项飙说“附近”这个概念的消失，是直接点明了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附近”这个海绵一样的缓冲层没有了，社会在结构上变成了两个极端，个体的感知力已经被透支了，只能不断追求更大的刺激。
这是一个理性和人性一起萎缩的时代。我们不再去“附近的餐馆”吃饭，而是追求更快的外卖；我们不敢和“附近的人”投入一段关系，所以追求快餐式的社交（租男友女友、约炮）；我们不想条分缕析地解决问题，就寄托于更极端的情绪爆发（田园女权、对资本家的单方面批判）。
我以前不理解有的人为什么能将工作视为生命的终极意义。看完这期节目似乎有点懂了。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这样一个高度原子化的社会里，一个人能拥有的稳定的社会关系就是由生物决定的家庭关系和由社会分工决定的职业关系。如果一个人无法在家庭关系中获得满足，原子化的社会又使得稳定的友谊难能可贵，有些人就只能寄希望于从工作中获得满足感了。
顺便，推荐项飙的一则演讲：《悬浮：流动、期望和社会成长》
要尝试创建并善待你们的词汇，就像善待你们的银行账户那样。要时刻关注你们的词汇，并尝试增加你们的积蓄。 这样做的目的并不在于提高你们的卧室口才，或是促进你们的职业成功，虽然这两种结果也都有可能出现，也不是让你们成为交际场合的雄辩家。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你们尽可能充分、精准地表达自己，总之，其目的就是保持你们自身的平衡。 因为，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日积月累，最终会导致神经官能症。 那些无名无姓的感情、感受、思想和印象没有被表达出来，没有获得大致的满足，它们在某一个体的内部不断被压抑，最终会导致心理爆炸或心理崩溃。
电视上的家庭比真实的一般美国家庭富裕 4 倍，这就误导了许多真实的美国家庭,给他们留下一个夸大了的概念，好像一般美国家庭真有多富裕。把自己的家庭和这种虚构家庭相比，结果大家都有一种丧气的感觉
你在朋友圈/微博/知乎/豆瓣上看到的其实也一样。
古往今來，人類的慾望只是圍繞着兩件事：「食」與「色」。工業革命後，資本家以高效率的生產方式，以人類的慾望刺激他們消費。但是在後工業化年代，資訊科技發達，人類的「食慾」和「性慾」都可以在某程度上透過虛擬的方式滿足，又或者這樣說，在發達社會的經濟環境下，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負擔得起「真實」的經驗，取而代之的就是以虛擬的方式去滿足人類最古老的慾望。
这样的真人秀，提供的是某种理想化的“现实”，就像《我爱偷窥》一书中，一个知名节目制作人谈到的，“节目追求的并不是绝对的真实，而是‘一些人在压力下才会表现出来的慷慨与勇气的美丽。’”
……
学者郑向荣在《互动的“镜像”》中提出，观察式真人秀节目的这种“观察”，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精神分析学的“镜像理论”。在拉康的分析里，最初的经历里，人类从(镜像)中获得最初的经验，他看到自己，他反映自己，把自己当成他人。而在观察式真人秀里，第一现场的屏幕世界成为我们观照世界的“镜子”，在“自我”、“他人”的综合作用下，我们得以反观自身。
……
在镜头前，人的可能性被缩短了。男女双方皆为彼此塑造了一个“最完美”的自己。这样的“完美”维持了节目的可看性，却再一次让人对爱情的实质产生了疑问。而所有的男性，则每日维持着整洁，并以严格的绅士准则要求自己，哪怕是实际生活中最懒惰的人，也对女嘉宾鞍前马后。在这种无所不在的注视里，男女之间拉近关系的精神交流，几乎是不可能的。在镜头前，人的可能性被缩短了。
男女双方皆为彼此塑造了一个“最完美”的自己。这样的“完美”维持了节目的可看性，却再一次让人对爱情的实质产生了疑问。
于是，我们看到的嘉宾们，即使双方经历了整整一个月的甜蜜相处并成功牵手，但他们的内心也许对彼此依然是一无所知的。
当一个女性热爱美妆，你可以说这是她的爱好；但当整个社会里的女性作为一个集体，无论年龄、职业、家庭条件 —— 就像涌进李佳琦直播间的女人们，都一致地在意外表，它便成了一个社会现象。“化不化妆” 与 “结婚生子” 同样成为社会期待而非个体选择。
……的确，为了在科学认识的巨大压力下挽救道德和艺术，人们有时急不择路。人们引用测不准原理来弥合主客观两分，引用量子力学所依赖的波函数表达来反对牛顿—拉普拉斯的决定论，捍卫自由意志。他们一面反对科学主义，一面眼睁睁企盼科学为他们提供最终解决方案。这让人想起有些反对西方霸权的论者，动辄引用西方权威，“你看，连西方人都说咱们东方更好”。
我们生活在媒介高度发达、消费主义机器以前所未有的效率、随时随地把各种猪屎推到人们眼前的世界。我们不必再担心子女们接触不到猪屎。相反，如果不进行干预，她们就接触不到拉丁文、能剧、以及一九七零年代的 funk 音乐。只有吃过金华火腿，才知道猪屎的味道；只有闻过猪屎，才知道火腿好吃。
本文是一个Windows软件推荐清单。鉴于 Windows 庞大的用户基数——尤其是小白用户的数量，我想将我目前在使用的、好用的工具推荐给更多人。
我一贯的观点是：
Windows 不缺软件，是缺好软件。Windows 缺好软件，但不代表它没有好软件。下面就是我自用的几款优秀的 Windows 软件，这些软件足以证明，使用 Windows 绝非”不幸”。
PS:下面提到的这些软件不一定是我在用的,但肯定都是我用过并认为好用的,如果我找到了更好的替代品,我会用删除线划掉。
关于我目前使用的 💻 硬件，可以查看这篇文章 👉[2019-6-29-2-16|用了两个月，来说说我的 LG gram 体验如何]
＃更新于 2020.11.30
刘敏，aka 熊阿姨/auntbear，是我比较喜欢的特稿记者之一。如果记者分三六九等的话，能写特稿的记者大概属于金字塔尖的那一拨人。在不准有深度时政报道的中国，写民生故事的特稿记者是最接近「新闻理想」的那一拨人了。
如今，在引领时代的科技业界，有两种思潮。一种是大部分科技公司，如头条、Facebook，相信数据、相信算法，在产品设计或内容上不知道如何取舍，就干脆交给用户取舍，做一个 A/B test——A 版投放给一部分用户，B 版本投放给另一部分用户，然后比对数据，那个好就采取那个方案，逻辑非常合理。这种逻辑背后的预设是「人民群众喜欢，你不喜欢，你算老几？」。另一部分，算了，不是一部分，只有苹果，敢做出「强奸」用户的设计。
我不评价这两种谁更好，但我希望苹果的队友更多一点。因为，作为一个消费者，我知道垄断和独裁是同义词，有选择权才有真正的自由。而且，这种自由不仅仅是我可以选择不同的消费品，还意味着我可以用我手上的钱为我认同的价值观投票。
📱知道你离不开手机，所以我们来聊聊这种现代病和治疗方案-声东击西
这一期声东击西的播客又讲到了极简数字主义。这个话题被西方媒体讨论过很多次，可能到人类整体对数字技术有一个全面认识之前，这个话题都要再被翻来覆去讨论很多次。我们现在处在的阶段是我们知道生活不应该被手机（或者说互联网技术）完全掌控，但是我们又无法抛弃技术给我们生活提供的便利——互联网技术已经成为了当代生活的「水电煤」。
这个话题背后可以牵扯出深层次的哲学讨论，例如技术的伦理，也就是技术对生活介入的底线。三位主播讨论的主要是「自己似乎过于依赖手机了」，在这里我想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角度——媒介技术对人的影响。
最近华为 AI 拍月亮引起的争议——被算法处理过的月亮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月亮——就是值得人思考的案例。人类的经验和认识能力是有边界的，当我们使用的媒介工具开始具备一定的「判断力」和「创造力」，并向我们呈现出一个被它「处理过」的世界时，这个世界是真实的吗？这是另一种缸中之恼的情景。
如果华为的案例还可以用「手机摄影就是图个方便」这种话来消解问题的严肃性，那么面对 Facebook 干扰美国总统大选这一事呢？当算法成为把关人将信息呈现在你面前，左右你对总统候选人的看法时，算法就已经开始改造你对世界的认知了。
技术当然无罪，但是当一个技术能够影响上亿人时，作为被影响对象的我们是不是应该站出来做点什么？当你选择方便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的代价是什么。
题图：李志 2018-2019 跨年演出截图
《爱，死亡，机器人》的背后，是这样一本杂志和几部电影，赋予了它精神与骨血
《爱，死亡，机器人》的美学体系延续了上个世纪的科幻传统，只不过这种视觉语言在 2000 年以后逐渐消失了，直到最近今年雷德利斯科特又开始拍科幻片（《银翼杀手 2049》和几部《异型》前传》，它才又回到了大众的视野里，不过《爱，死亡，机器人》才算是真正的回潮。毕竟，斯科特已经是 80 岁的老导演了，对于他来说，赛博美学是重复自己的过去，对于《爱，死亡，机器人》背后的年轻主创团队，这是承前启后的延续。
The Verge 之前写关于 Facebook 审核团队的文章时言辞是十分尖锐的，重点在于挖掘审核工作对人身心健康的摧残，顺便再把 Facebook 批判一番。毕竟，在美国骂 Facebook 就跟在中国骂今日头条一样，没什么门槛，在中美知识分子眼里，这两样东西纯粹是帮 loser 消磨时间的工具，没有对社会产生什么价值，骂一骂天经地义。
记者站这篇《济南，新的互联网审核之都》态度就温和许多。把审核产业对城市、对企业的经济效益都说得很透彻：对城市能拉动就业，对企业能降低成本，确实是大好事。至于山东「主动」引入审核产业这个做法，我只能说他们又给中国的地域黑事业添砖加瓦了，还是说他们真觉得自己根正苗红适合干这个？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科技公司，一种是苹果，一种是其他。苹果的产品从来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激发创造力。换言之他们在意的从来不是更快的处理器，更好的摄像头，当然，为了发挥大家的创造力，他们一定不会在硬件方面吝啬。
By the way，我乐见苹果成为这个世界的新宗教，为什么？因为「Apple has always tried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世界在下沉，但我们不应该再狂欢了。
经济周期波动加刷新纪录的毕业生人数。这届年轻人不好找工作的问题恐怕只有灭霸的响指能解决了。
Inmates in Finland are training AI as part of prison labor（芬兰公司雇佣监狱犯人做数据标注）
Ai 是高端技术产业，训练 Ai 是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这些人通常被叫做 Ai 民工。和码农这种自嘲称呼不同，他们的工作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就是民工。 去年，国内就有媒体注意到活跃在国内乡镇县的数据标注产业，让无数农闲时节的小镇青年和妇女找到了一份工作，虽然他们并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干什么，但好歹是份对着电脑的工作，高科技，有面子。这些媒体用一种猎奇的视角记录着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将他们的愚昧无知挑选出来供读者消费。
The verge 这篇写雇佣监狱犯人左脚 Ai 的文章倒是之列指出了这一点，This type of job tends to be “rote, menial, and repetitive（这是一种 重复性的 低端劳动）。
我们总是习惯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俯视低端劳动者，殊不知这个世界的历史从来都是他们创造的。**工业革命不是瓦特创造的，是蒸汽机厂的工人创造的。**百年之后，当我们的后代在家里享用各种智能设备时，这些设备里还会有 Ai 民工们训练出的代码。可悲的是，没人会记得他们。更可悲的是，他们还要被打上低端人口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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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富人家长把子女“买”进名校，只是为了自己 纽约时报把一个大家心知肚明的谎言拆穿了，仅此而已。这件事情引起的反响，并没有超出这个事件本身。大学会因为这件事情加强招生审查，但是这个问题的症结其实在于教育资源的分配，这是一个无法短期解决的问题。
Watch this mesmerizing animation that shows how quickly couples move through relationship stages（从初见到结婚：我们结婚的速度相比 1970 年代有什么变化？）
一副斯坦福大学做的恋爱关系进程表。总的来说现代人对结婚这件事情更谨慎了。从图表中看，以前的人很少会经过同居这个阶段，似乎就是在荷尔蒙的作用下一下子就把终身大事给定了。但现在人趋于理性（或许是看见了太多失败的婚姻？），对婚前同居生活越来越重视。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遍认知是：爱情是一时冲动，婚姻是细水长流。但更加审慎的婚姻观似乎让人类越来越不浪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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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自己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