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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今天我 23 岁了，我感觉我被锤了。

我并非对生活毫无热情，好吧，这股热情确实没有以往那么强烈了。工作挤占了我的大部分时间，我试图提升我的效率，或许是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吧，好像速度快了产出的质量就没有那么高了。这是一件非常让人头疼的事情。

我试图在工作之外寻找乐趣，我看书、读报、听音乐、看电视剧、学习英语、锻炼身体、也在这里发表一些不痛不痒的看法，但是我感觉不对，there is something wrong。

生活确实没有以前那么快乐了，我时常感到寂寞。或许是因为天气转冷，日照时间不足引起的间歇性抑郁？我不知道。

中午刚刚看完《去他妈的世界》第二季。大家都说第二季没有了第一季的那种叛逆的冲劲，我倒觉得在人物性格变化上第二季处理地不错，成长不就是一个在迷惘中与世界和解的过程吗？单纯的叛逆没有意义，要看他是为什么叛逆。

第二季的槽点其实是在关于 Alyssa 的梦魇，这个杀人的梦魇在第一季中完全没有展开，但在第二季却成了故事的驱动力，这个漏洞让我觉得是 Netflix 想强行出第二季圈钱。

看这部剧的时候我喜欢把自己代入进去，因为我也想漫无目的地流浪，想打破生活的条条框框。

但是我没有承担后果的底气。我害怕做出错误的决定。我一直是个墨守成规的人，放在人堆里就会消失不见的那种。但是我知道我不想这样，至少现在不想。我害怕的是我会习惯。就像《鼠疫》里的城市居民那样，从反抗政府的封锁到习惯被困在城里的日子。

我的生活里没有躲在角落的摄像机，就算有，它也不会给我套上美美的滤镜。

如果真的有个摄像机在 7×24 地记录我的生活，想必也不会有观众会喜欢看一个人每天两点一线的生活。

好消息是我才 23 岁，我还有时间。

另一个好消息是我一条买了好久不能穿的裤子昨天试了一下能穿进去了。

几天前，好奇心日报的读书栏目发了一篇书摘《什么思想成为推动政治行动的力量，形塑今日世界？》：

「后此，所以因」是反动者所尊奉的信仰。他的故事始于一座幸福安稳的国度，在那里，各得其所的人们和谐相处，臣服于传统和神灵。随后，外来入侵的思想在作家、记者与教授等知识分子的宣扬下对这种和谐形成了挑战，于是维护秩序的意志从顶端开始削弱。（精英的叛变始终是所有反动故事的关键。）很快，错误的观念就降临整个社会，使它心甘情愿甚至无不欢喜地趋向毁灭。

——马克·里拉《搁浅的心灵》

最近在看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看到这篇讲「反动」思想源流的书（前言）后，我发觉卢梭的观点在精神内核上就是「反动」的。

因为国内的政治语境很特别，中国人看「反动」这个词时总是带着有色眼镜，所以需要解释一下，其实马克·里拉书里的「反动」一词毫无政治意味：

「反动」一词有一段有趣的历史。它在 18 世纪第一次进入欧洲政治思想的词汇表，当时由孟德斯鸠从艾萨克·牛顿的科学论著中借鉴而来。孟德斯鸠在他极具影响力的作品《论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aws）中用力学的词汇把政治生活描绘为一系列永无休止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马克·里拉将「反动」，或者说「反作用力」这一概念带到了历史学。它的意思是「逆历史潮流」、或者通俗一点讲就是「开历史的倒车」。

历史上最典型的「反动」案例，莫过于发生在 19 世纪的卢德运动，卢德派工人因为织布机抢了自己的工作（对，19 世纪的产业工人就意识到了机械自动化对自己的威胁），发动起了一次打砸织布机的社会运动。按照我们习惯唯物史观，这种破坏先进生产力的行为就是「反动」的。

再举个抽象点的例子，一个民主国家的总统突然要修改宪法，将总统任期的限制取消。在知识分子们看来，这种似乎想回到专制制度的做法也是「反动」的。

如果以「逆历史潮流」为标准判断，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里传达的思想毫无疑问是「反动」的。在他看来，人类文明自诞生的那一刻就将人类送上了不归路——文明的诞生即不平等的诞生即人类痛苦的诞生。

一些人闲散过度，另一些人劳作过度；食欲和感官欲望容易被激发，也容易得到满足；富人的饮食太过讲究，精致的食物让他们得便秘，深受消化不良之苦；穷人食用低劣的食物，甚至于经常连这样的食物都吃不上，食物的匮乏令他们一有机会就贪食；彻夜不眠，事事放纵，各种情绪的极度激动；疲惫不堪，殚精竭虑，忧心忡忡；在各种情况下承受的无数痛苦永久地折磨着人类。这些令人沮丧的证据表明，我们大多数的不幸都是自己的杰作**，只要保持自然为我们制定的简朴、单一、独居的生活方式，它们就几乎可以全部避免**。如果自然注定人类的健康，那么我几乎敢于肯定，沉思的状态是一种反自然的状态，沉思的人类是一种堕落的动物。

卢梭所谓「简朴、单一、独居的生活方式」，就是他笔下描绘的原始人的生活。在他看来，原始人的生活简单且美好。他不仅批判了现代性，还批判了人类文明本身。

或许是因为社会急遽变迁，让许多年轻人在原子化的大都市中感到孤独脆弱，我们这一代人也开始了对现代性的反思。我们开始意识到原来所谓「进步」并不完全是好的，有得必有失。

从原始人变成文明人，我们得到了所谓的「艺术」、「文化」，但是也失去了最单纯自然的生存状态。从前现代到现代，我们收获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但它也打破了过去宗教式的或宗法气息浓郁的精神生活。

就像马克·里拉在《搁浅的心灵》前言里说的：

反动者特殊的怀旧情结也足以解释反动精神为何经久不衰，即使是在缺乏具有革命性的政治规划的情况下。当今世界发生着不间断的社会性与技术性变革，无论在哪里享受现代生活，从心理上讲都像是在经历一场没完没了的革命。

最后说点题外话，《搁浅的心灵》英文原标题叫 The Shipwrecked Mind，寓意是将国家或者文明比作一艘船，船在历史之河的推力下不断向前，无法调头。想让这条船不再向前，唯一的办法就是搁浅（Shipwrecked）。

这是一个富有神话寓言色彩的隐喻。《圣经》里的诺亚方舟是船，希腊神话里带着英雄寻找金羊毛的阿尔戈号也是船，「诸神的黄昏」（北欧神话）里载着众神与怪物对决的斯基德普拉特尼也是船。中国神话中关于海洋的故事少之又少，但我们也熟练掌握这一隐喻的精髓，所以来了一曲《大海航行靠舵手》。

在海洋文明的神话里，船是帮助他们在这个世界里生存下去的工具。但海的四面都是海，它是多向度的。而我们借以隐喻历史的河流却从来都是单向度的——过去和未来这两点定义了历史这条直线。这种二元维度的框架很容易让人陷入一个误区：凡是未来的都是「进步」的，凡是「进步」的都是有利的——事实并非总是如此。

题图：Bruce Warrington

有时候看这文摘里摘录的文字，再看看自己写的东西，我总会觉得惭愧，确实比不上人家。最近好东西看太多了，对比更加明显，这种感觉也愈发强烈。

我过去总喜欢研究一些形而上的东西，希望从纯粹的理论中寻求关于世界的答案。但后来我发现，思维的边界其实是语言的边界，而我的语言其实十分匮乏。在我的工作和业余的写作中，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 这些文章值得一读

这让我想起一位同事的经验。她刚做完一个跟名校毕业生相关的选题，发现在采访对象的履历中，烘焙是 2018 年最热门的爱好，而当这股浪潮过去后，流行起去尼泊尔玩滑翔伞或在澳洲潜水。“大家在变得越来越相似，像在进行着自身条件的竞赛。”她说。

我们如何摧毁了孩子们的童年

养育孩子的工作曾经被认为是符合公共利益的社会必要劳动，但如今除了那些最富裕的父母之外，这项工作对所有人来说都成了孤军奋战的努力。子女的幸福完全要依靠父母。许多家庭为了孩子的人身安全和成人监督，不得不忽略他们的情感健康和社会发展。

由于不能再依靠公共设施来照顾孩子，也不能再让孩子独处，需要工作的父母被迫把孩子长时间关起来。孩子在学校的时间更长，管理也更严格。幼儿园过去以玩耍为主，现在成了一年级的学业培训场所。尽管许多研究发现家庭作业对孩子是有害的，但学校还是给他们布置家庭作业。STEM、标准化考试和防枪手袭击演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课间休息、悠闲的午餐、艺术和音乐。

关于儿童自杀时间的数据支持了学校压力在精神压力中的作用。“学校开学期间的儿童自杀率是放假期间自杀率的两倍，”格雷说。“自杀未遂、有自杀企图和自杀意念方面的数据也是如此，而成年人在夏季自杀率更高。”但孩子们的心理和情感健康问题不仅仅是由课堂上发生的事情造成的。它们也反映了我们社区正在发生的事情。包括但不限于精神卫生服务、医疗保健、经济适用房和高等教育等各种资源的匮乏，意味着许多父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长时间、更努力地工作。与此同时，对父母的要求越来越高，童年的自由时间和自主活动已经成为禁忌。

想当第一名的第二名不是好的第二名

押井守写：“那些在公司里孜孜矻矻工作的人，抱着胜利归来的心态回顾家庭，经常出现老婆不搭理自己，和邻居也无话可说的情况。在卸下上班族的身份之后，自己就变得不再拥有与社会的连接点了，退休让他们非归属于家庭，也不归属于社会，技能方面全数归零。”

原理大概类似上大学之后，“考名校”这个他人赋予的天经地义的目标忽然消失了，而自己也尚未习得建立人生目标的技能，忽然一大把时间、一大把人生握在自己手里，迷茫得一塌糊涂

押井守认为不要为领导卖命，因为“一生追随老板的步伐就是迈向用过被丢弃的第一步”。

关于「中国女性什么时候才会有穿衣自由」

关于穿衣，除了一些宗教和保守群体以外，其他时候，女性的穿着规训，并不是以强制的规则出现的。的确，在一个世俗社会，不会有人强迫你套上黑头纱，也不必上衣过臀，露手臂露大腿更是没有问题。 然而，「作为一个女性不能这样那样」的规训，是内化的。它更多的时候不是来自哪个权威的直接教导，而是一个女性，对着镜子告诫自己，我「不能穿超短裙」「不能露胸」，免得被人说下流。

甚至说，这种身体的规训，并不仅仅局限于道德，还有类似于「我太胖了不能穿紧身的东西」「我不能穿显黑的颜色」。我还记得一个刚来美国的朋友对我说，「你看那些女孩大腿这么粗居然敢穿短裤？」一个有名的时尚品牌总监说，在中国，女性热衷于购买把手臂遮起来的衣服，吊带衫从来都不好卖。她们有「自由」，但她们处于审美和规训的枷锁中。

这种「不敢」的问题，是来自社会的规训，被自己在潜移默化中消化吸收了，又在一次次的与别人的交往、大众媒体的曝光乃至社交网络的点赞中，被强化成为一套内在而顽固的价值。

《乌托邦年代》 P197

乌托邦带着一种存在的渴望。它不停地在我们耳边低语，说自己是有可能的，说自己不只是在重温古老黄金时代的梦想，说我们真的能够改变，尽管从古至今的一切证据都指向相反的方向。我们在各个年代的无数幅画里看到过辽阔丰美的草原、清澈的泉水、安详的动物，还有面带微笑且举止谦和的人类，在这些媚俗的画作中，一切仿佛都摆脱了暴力。我们明白这是反复出现的诱饵，然而这支小调依然在耳边响起。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选择不结婚？

花冈还记得，小时候母亲常常看上去闷闷不乐。后来大学毕业后在幼儿园教书期间，她亲身目睹了有多少母亲似乎“太过努力要照顾自己孩子，却没有照顾好她们自己。”“如果我当了母亲，”花冈说，“我担心我会被期望按照母亲的角色行事，而不是做我自己。”

技术上的跃进与意识形态的保守互为映照

在某个讳莫如深的日子过去两天之后，5G 商用牌照正式发放，在贸易战与技术争端的背景下，展现出一种复杂的结构化症状。技术上的跃进与意识形态的保守互为映照，仿佛通往地狱的幽冥之路上明暗的交错。老子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而网中人不知，犹自结网。

《人类群星闪耀时》P1

一个真正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在这种关键的时刻，那些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这一时刻对世世代代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

在命运降临的伟大瞬间，市民的一切美德——小心顺从、勤勉、谨慎，都无济于事，它始终只要求天才人物，并且将他造就成不朽的形象。命运鄙视地把畏首畏尾的人拒之门外。命运——这世上的另一位神，只愿意用热烈的双臂把勇敢者高高举起，送上英雄们的天堂。

🐟 鲜生辞典

「鲜生辞典」是嘀咕文摘的子栏目，偶尔更新。专门收录那些新鲜又生猛，没准儿能戳到你心坎儿里的词汇。收录范围包括既定词汇的新诠释，也有当代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

富贵让我们相遇：视频网站会员在观看会员独家视频时必须要发的弹幕，不发视频播放不了。（大误）

社会学洛阳铲：活跃于二十一世纪早期的短视频 App 快手。因这个时代的快手聚集了许多质朴的原生态用户，他们用镜头记录下了不加修饰的生活。对于生活在五环内的人群而言，快手用户的真实生活简直是生活奇观。但对于社会学者而言，这毫无疑问是天然的研究材料库，只要点开快手，被无数傲慢与偏见埋藏起来的真实风貌便会破土而出——是为社会学洛阳铲。词出社会学博士研究生王景瑞。

追热点：“吃屎要吃热乎的”的委婉用法。

后真相：所谓“后真相”，就是真相和逻辑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被忽视，而情感煽动主导舆论的情形。从投票选举到众筹诈骗，再到病毒营销，无论是在政治、传媒，还是商业领域，后真相的案例俯拾即是。

题图:The Creative Exchange

《自私的基因》我断断续续看了好长时间，大概有两三个月吧。因为有很多概念我都不懂，所以看得慢。

这本书有两个观点，我觉得让人豁然开朗。一个是关于基因的定义，一个是进化上的稳定策略（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也就是 ESS）。

在这本书中，道金斯并没有把「基因」限定于生物意义上的基因，虽然他也把生物意义上的基因讲的很清楚了。但在举例论证观点的时候，他将「基因」描述成所有可以复制（传播）的东西——遗传特征、人的行为模式、善恶观念，乃至宗教。

关于文化「基因」，也就是meme的部分，是 30 周年纪念版中，道金斯新加入的，要购买此书的朋友需注意这一点。不过，在经历过《人类简史》的「洗脑」后，这样的观点好像不再新颖。

这本书里着重讲的「基因」，其实是一种动物的行为模式，例如雄性通过决斗获得配偶，又或者布谷鸟将自己的蛋放进别人的巢，让其他鸟帮自己抚养小孩这种行为。这种行为模式在群体之中扩散开来，会形成一种稳定的行为策略，最终成为这个族群的通行做法。

我认为这个 ESS 有点像现在我们流行讨论的「算法」，因为这种行为模式其实是一种很机械的，处理问题的方法。简单讲，就是一个动物在某个情境中，一定会做出某种选择，这是它的「基因」决定的。

虽然在书中道金斯是刻意将这种稳定策略的行为模式简化了，但我认为，只要能形成一种既定的模式，它的随机性会大大降低。例如软弱的人碰到劫匪会逃跑，这件事情发生的可能性肯定不是 100%，但可能性一定大于 50%，否则他就不是「软弱的人」了。

道金斯在引入 ESS 时，讲了一个鸽子和老鹰的例子。

假设一个群体里有鸽子和鹰两个物种（也可以说这是两种生存策略）。鸽子与人为善，鹰勇猛好斗。鸽子碰到鹰会主动认输，双方都不会受伤。鹰碰到鹰会决斗直到一方获胜，一方受伤为止。鸽子碰到鸽子双方会拖延时间，直到有人认输，但都不会受伤。

那么这个群体里谁会获胜呢？如果都是鸽子，没有人受伤，大家互有胜负，相安无事。如果突然出现了一只鹰，说有鸽子都不是它的对手，它的基因会马上扩散。扩散的结果是会出现越来越越多的鹰。

如果最后这个群体里只有鹰，那么所有的战斗都将是以死相搏。但如果又突然出现了一只鸽子，它不会受伤，所以它的基因又得以散播出去。

在这个例子的最后，道金斯通过数学方法计算出了这个群体里鹰和鸽子的比例会在 7:5 左右波动。这就是进化上的稳定策略，按照这个观点，一个集体里所有行为上对立的个体的比例其实都会在一个稳定的区间浮动。你也可以把这里的鸽子和鹰换成人类社会里的「好人」和「坏人」，或者「996」时代里的「混子」和「工贼」，虽然这种做法有过分简化的嫌疑，但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一些问题。

这部书也对动物间的两性关系和繁殖交配做了许多探讨，我摘抄了几段。我不建议大家把这些例子对号入座，但我认为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一些问题。括号中是段落对应的页码。

（128）

雌性动物因雄性动物不拥有一块领地而拒绝同其交配。有时，雌性动物由于其配偶被击败，领地被占领，而很快就委身于胜利者，这些情况的确时常会发生。甚至在明显是忠诚的单配留物种中，雌性动物许配的可能是雄性动物的领地，而不是雄性动物本身。

如果种群的成员过多，有些个体得不到领地，它们就不能进行繁殖。因此，按照瓦恩-爱德华兹的观点，赢得一块领地就像是赢得了一张繁殖的证书或许可证。

（166~167）

由于她（女性）一开始就以其大而营养丰富的卵子付出了比雄性多的投资额，因此做母亲的从怀孕的时刻起，就对每个幼儿承担了比做父亲的更大的“义务”。如果幼儿一旦死亡，她比做父亲的要蒙受更大的损失。更确切地讲，为了把另一个新的幼儿抚养到同死去的幼儿同样大小，她今后必须比做父亲的进行更多的投资。

如果她耍花招，让做父亲的照料幼儿，自己却同另一个雄性个体私奔，父亲也可以将抛弃幼儿作为报复手段，而其所蒙受的损失，相对来说要小。因此，至少在幼儿发育的早期，如果有这种抛弃行为发生的话，一般是父亲抛弃母亲和孩子，而不是相反。

同样，我们可以推断出雌性个体对子女的投资多于雄性个体，这不仅在一开始，而且在子女整个发育期间都是如此。所以，例如在哺乳类动物中，在自己体内孕育胎儿的是雌性个体，幼儿降生之后，制造乳汁喂养幼儿的是雌性个体，抚养并保护幼儿的主要责任也落在雌性个体肩上。雌性个体受剥削，而这种剥削行为在进化上的主要基础是，卵子比精子大。

（170）

在雄性个体的种群中，成为忠诚的丈夫的倾向必然存在程度上的差异。雌性个体如能预先辨别这种特征，她们可以选择具有这种品质的雄性个体，从而使自己受益。雌性个体要做到这点，方式之一是，长时间地搭架子，忸怩作态。凡是没有耐心，等不及雌性个体最终答应与之交配的雄性个体大概不能成为忠诚的丈夫。**雌性个体以坚持订婚期要长的方式，剔除了不诚心的求婚者，最后只同预先证明具有忠诚和持久的品质的雄性个体交配。**雌性忸怩作态是动物中一种常见的现象，求爱或订婚时间拉得长也很普遍。

延伸阅读：《自私的基因》与博弈论 / 关于生命意义的酒后鼓噪

题图：《寄生虫》剧照

本期文摘来自 5~7 月份本人的所见所读。最近挺忙~~（懒）~~的，这一期在我的 OneNote 里攒了好久。未来工作稳定以后或许能保持两周一更的速度。

我时常觉得，对于很多以为认得我就有了“Gay 蜜” 的姑娘来讲，我和一支从香港代购回来的口红一样，都只是实用的、成本不高的“当代生活符号”。所以，她们对待这个关系的方式有时会令我感到尴尬和不安全。究其原因，是她们对 “Gay 蜜”有太多被流行文化塑造起来的期待，所以过于看重我是个 Gay 这件事而忽略了我的其他身份，有时候也不太顾及我的感受。

本文是 Fast Company 对艾伦·凯（Alan Kay）的采访。艾伦·凯讲了很多东西，但大体上依然没有脱离马歇尔·麦克卢汉和尼尔·波兹曼的媒介生态学理论。

媒介生态学理论认为媒介传播了什么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媒介是如何传播的，也就是媒介的运作机制和原理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文中，艾伦·凯举了一个例子，说电话的发明让人类回到了口头社会，口语变得比书面语更重要了。因为，在电话发明之前，人类使用的通讯工具——信件和电报——都依靠书面语，这就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有很多场合需要写作。

本文亦有中文版，由知乎用户ConanXin翻译：移动计算之父（艾伦·凯）没有被打动

我不是太愿意看到这样的景象，这些关于性别政治、身份政治、肤色政治的浪潮，已经阻碍了美国电影工作者的正常创作过程。显而易见，不是所有人都受其影响，但从年初到现在，我们几乎在任何一部好莱坞 A 级制作中都看到了指向性极强，又与作品文本极其突兀的段落。

每个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害怕，担忧未来。但这届学生太不同了。我那一届文理科学生毕业后都散落在各地的各种临时工作中：我在一个骑马农场；一个朋友做暑期保姆；另一个去了新西兰农场；还有一些成了漂流向导，然后转行为滑雪教练。我们并不认为第一份工作很重要，而是觉得这仅仅是一份过渡性工作，我们最终总会找到一份一辈子的职业，虽然路程也许蜿蜒曲折。

但是现在的学生坚信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不仅会决定他们的职业轨迹，还会决定他们余生的内在价值。我有一个学生申请了几十份实习工作和研究金项目都没成功，我对她说，她应该搬到一个有趣的地方，找到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弄清楚自己对什么感兴趣，对什么不喜欢。她听到这话后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我这可怎么跟父母交代呢？我得找一份我自己有激情又很酷的工作啊。”

她对工作的期望概括了千禧一代所受到的的培养，即把找到一份既让父母满意（稳定，薪酬好，体面），也能受到同辈们羡慕（“酷”的公司）的工作内化为一种需求，并且还得实现他们所有童年优化教育指向的终极目标：做一份你自己有激情的工作。至于那份工作是职业体育运动员，Patagonia（户外服装品牌）社交媒体经理，创业公司的程序员，还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都不如给上述所有选项打勾重要。

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当千禧一代真的开始寻找那份梦想职业，并开始“活‘成人’样”，却感觉事与愿违时，又会怎样呢？

这是一篇好奇心日报在 2017 年刊登的书摘,书是《我的爱情生活》,荒木阳子的回忆录。荒木经惟名气大也活得久，所以人们总是会习惯性地透过荒木经惟的镜头看阳子，而没有真正直视过她。这本回忆录把故事中阳子的人格「补完」了，也让他们的传奇爱情有了真实感。

公园相亲角是一个神奇的存在。在那里，处于适婚年龄的年轻人被简化成数字，年龄、身高、体重、房子、车子、收入，等等，由父母来进行数字和人的匹配，足可媲美当今的 AI 人工智能、大数据。但这种匹配方式，效率似乎很值得怀疑。

把公众的注意力潜移默化地从停滞的经济与长期不满情绪转移开来，在这方面新贵族们扮演了有用的角色。但他们的出现提醒人们看到几十年来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不公正的机会分配与报酬制度，乃至被侵蚀的公共机构。我们已经回到盖茨比的时代，或者比那个时代更堕落。我们时代的名人纪念碑变得如此巨大，令普通人的抱负相形见绌；普通人被告知他们只能让「神」来实现他们的梦想——在演唱会上挥舞他们心爱歌手的 logo、把他们的生活（以及数据资料）在 Facebook 上和盘托出；把苹果产品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来接受。我们知道，明星们并不希望我们觉得自己可以和他们一样。因为他们的成功就是建立在把其他人抛在身后的基础之上。

题图：煜翔 肖

本周（2019/3/10~2019/3/17）Dkphhh 又看了什么值得推荐的书/文章/电影？

这一周我依然关心钱和「怎么赚钱」的问题，最初想拟的题目是「一颗韭菜的自我修养」，借了李笑来的新书名字，不过周五看了一部很值得推荐的电影《过春天》，就想着怎么把春天加入标题，于是就有了新标题。

钱从来不应该成为我们生活中关心的重点，希望你我有朝一日都能过上不需要关心钱的生活。

书

《穷爸爸和富爸爸》

这本书早有耳闻，不过好书不怕晚嘛，现在读比以后读好。如果《小狗钱钱》([2019-3-7-what-dkphhh-read-recently|Dkphhh 最近在看什么？|文摘#10])是告诉大家应该怎么用钱，这本书则是在此基础上理清了钱和人的关系，用一个「老鼠赛跑」的简单比喻讲清楚了为什么普通人无法完成资本积累。钱不可怕，没钱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永远陷入对钱的追逐和对贫穷的恐惧。在挣钱以前，应该想清楚挣钱是为了什么。

文章

《国王们的晚宴》

大数据让政治宣传更有针对性了。

在谈到大数据的时候我们通常只会想到广告和内容的精准投放，但大众传播这项工具最早其实是政治工具，第一步研究传播的著作是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研究的正是如何通过大众传播手段让保持民众对战争的积极态度。现在谈到社交媒体和大数据，大家的着眼点往往在于其商业价值，对政治和对社会的影响被大家忽略了，但后两者对于社会的影响其实更大。

《黑客揭露中国大陆社交媒体信息被全面监控，自由聊天为何怎么难？》

twitter 上的荷兰黑客曝光了中国大陆六款社交媒体将聊天数据输送至公安局的数据库。其实这个事情大家早就能料到，真正让人惊讶的其实是公安局的数据库这么容易泄露。

《「黑手变头家」：创业神话背后的劳工压榨》

所谓黑手指代的是劳工，头家指的是老板。「黑手变头家」，是一句台湾的民谚，意思是劳工先在老板这儿学技术、学会以后就能自己创业做老板——这是台湾经济腾飞时期大众内心的一种信念，这个信念在郭台铭那一代人而言是可以实现的，但现在却成了一种。但随着技术壁垒越来越高、市场越来越饱和，普普通通的劳工自主创业成功率愈来愈低，「黑手变头家」逐渐从一代人的「神话」变成了老板剥削工人的新方法。

电影

《过春天》

这是一个关于成长与寻找身份认同的故事，以前没有大陆青春片探讨这个问题，好在现在有了。导演把舞台放在了充斥着欲望与绝望的深港之间，舞台中央上演则是一个青春期单亲女孩的犯罪物语，这些元素就是一捆一捆的火药，让每一个平静的镜头都藏着擦枪走火的可能，让观众随时提心吊胆。

这部电影里，鲨鱼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意像。开头的鲨鱼被关在鱼缸里，四处游动又四处碰壁，已经预示了女孩佩佩的处境：和本来要好的闺蜜反目，被以为能接纳自己的花姐利用，伤害了维护自己的阿豪，也无法理解自己的妈妈。结尾处，佩佩将鲨鱼送回大海，也说明自己已经挣脱这些束缚，成长了，走向了更大的世界。

题图：Alexandru Zdrobău

很久没有更新文摘这个栏目了，今天出来诈尸一下。

书

《小狗钱钱》

最近想研究一下理财，作为培养金钱观念的入门书，《小狗钱钱》带来的体验的是超预期的。虽然本身是一本给小孩子看的财富启蒙读物，但 23 岁的我看完依旧觉得受益匪浅。

书里对金钱观的总结都挺有道理，但我觉得这三条比其他几条更有道理，尤其是最后一条最有道理：

你最好想清楚，你喜欢做什么，然后再考虑你怎么用它来挣钱。

欠债的人应当毁掉所有的信用卡；应当尽可能少的偿还贷款；应当将不用于生活的那部分中的一半存起来，另一半用于还债。最好不要申请消费贷款；每次借债前问自己：“这真的有必要吗？”

每当冬天过后，春天就会来临。跟大自然的变化一样，交易所里也总有四季更替。

《发条橙》

这书我买了好久了，最近失业了才有时间看。讲的内容挺有年代感的，主题是对于集权的恐惧和人性的湮灭，这是上个世纪冷战背景下西方世界的常见忧虑，没什么好说的。

不过，这本书其实按照图书分类来说并不算一般的文学作品，而是一部科幻作品，这本书出版于 20 世纪 60 年代，写得则是 70 年代的事情，对于作者而言，这算是一部近未来科幻作品。有着冷战时期特色的科幻质感和赛博美学——阴冷黑暗的街道、赤裸暴力的涂鸦、横行霸道的警察、腐败的政府、人体改造技术、还有内心的不安全感。

我没有看过库布里克执导的《发条橙》电影，但是在阅读过程中，我脑袋里他构想的画面更接近雷德利·斯科特的《银翼杀手》

文章

《11 博客》

2005 年第 42 期《三联生活周刊》刊登的博客专题，讲了 11 个在当年有代表性的博客，这期《三联》所记录的博客先锋们，现在依旧有不少仍然活跃在大众的视野里：

飞猪/flypig（林嘉澍）2005 年就靠播客节目《反播》成了「网红」，现在依靠自己的产品、Vlog 和女朋友再一次成为了网红。他中间十年的经历很多人的不知道，有时间我再了写一写吧。

安替（赵静）作为老媒体人现在然活跃，不过是在墙外的世界。他的微博是隔三岔五更新一些不痛不痒的东西，如果你上推特，就会发现他是个话痨加转发狂魔——这就是一个中国时政记者的觉悟。安替接受三联采访时说的两点我觉得很受用： 第一，博客不能让草根成为经营。这里的博客可以替换成任何互联网上的工具，论坛也好、社交媒体也好，都不是让草根一战成名的工具，换句话说，能成名的都不是草根。 第二，传播力和价值无关。你在论坛骂人能成名、你写名人花边也能出名。但是这种「名」没用，有用的是「获得话语地位，拥有认同你的人，不是靠脱衣服赢来的点击率」。

思维的乐趣（方军、许知远、叶滢等）相当于《经济观察报》的「线上增刊」，诞生于《经济观察报》的编辑室，后来才慢慢扩大收编了一些外部人员，算是比较早的集体博客，这批人里头依然活跃在大众视野里的就只有「著名公知」许知远了。现在的许知远也不怎么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只在自己主持的「十三邀」里对这个世界发问。

（By the way，飞猪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经济观察报》，他嘴里的「著名老编辑」就是方军。）

维舟是个不大惹人喜欢的书评人，现在还在豆瓣上发牢骚。据说早年在上海某个 4A 公司呆过。真是难以想象，沪上的广告公司会出这么一个刻板严肃学究气浓郁的人物，不过这样正好说明了在那个广告业的黄金时代，广告公司的兼容并包。现在的维舟可能已经不上班了，不过在豆瓣上发牢骚和写公众号大概率是挣不了钱的，尤其是这么个有性格的人，现在他会干嘛呢？刚刚去豆瓣看了一下，他出版了两本书，看来是转行当作家了。

《上都（Xanadu）、网络文化及其他》

这篇文章讲了早期互联网和计算机的历史。其实从早期的历史看，创造个人计算机的那一批人对计算机的定义和如今大众对计算机的认知有很大区别。这一点我在[2019-1-21-access-to-tools|Access To Tools 的精神]里也谈到过。早期的定义是关于「增强人类智慧」（intelligence amplification），它们希望计算机能成为「人脑的自行车」，辅助我们的思考与研究。

计算先锋们对计算机的幻想不仅仅只在于「增强智慧」，它们希望借助去中心化的互联网，能完成一次个人化的革命。有了计算机和互联网，人类可以自由地在政府的控制之外，在一个「地下空间」随意地收发信息，这种对于个人的赋权充满了政治革命的色彩。

当然，今天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大众则把计算机当作一种交互式的娱乐工具——一台可以随身携带的「电视机」。信息和科技从学术领域进入商业领域，产业化后，政府的控制也不可避免地来到，如今在回忆，过往的历史只是一个「数字乌托邦」。

电影

《大佛普拉斯》

看《大佛普拉斯》的时候我不由得回忆起了另一部电影——《大象席地而坐》。这两部电影有点类似，都看着让人高兴不起来。即便大佛普拉斯里充斥着导演本人的黑色幽默，试图用这种间离的方式阻止观众移情，但我想所有观众都会觉得胸中有什么东西堵住了。

电影本身的故事非常简单，菜圃是一个家有老母的小保安，肚财是一个拾荒者，两个人底层村民关系要好，每天夜里肚财都会去菜圃的保安室，两个人一起吃宵夜，看老板的行车记录仪听老板和女人偷情的声音，结果有一天在行车记录仪里发现了老板杀了人，并且把尸体扔进了工厂正在铸造的佛像里。电影结尾的处理很有意思，在佛法大会上，信众和和尚正在念经，这佛像里却传来了咚咚咚的声音。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描写底层人民生活困苦，上层人士声色犬马的现实主义电影，在手法上还有那么一点荒诞。但导演既没有对关注民生疾苦的呼吁，也无意于描写钱权勾结的深层原因，导演只是把事实展示了出来。荒诞现实主义的作品之所以会有荒诞感，不是因为它戏剧化了真实，反而是将真实毫不加工的呈现在你面前，让你意识到现实的荒诞。我们已经习惯了自己眼中的现实世界，所以当我们透过镜头，从另一个角度窥探它时，这种错位感带来的不习惯，正是荒诞感产生的原因，尤其是当我们凝视一个另一个没有话语权的群体时。

就像史里芬镜头下的河北：财富塔、金鳖馆、福禄寿饭店和保定易县后山娘娘庙。贫瘠的经济只能孕育出扭曲的文化，当你看见这些奇形怪状的建筑和荒腔走板的宗教信仰，屏幕前的你觉得荒诞，但这却是这片土地上最隐秘的真实。你不知道它，只是因为没人在意身处其间的那些人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

电影看完难受是不符合大众娱乐的精神，但是电影和其他文艺作品一样，从来不只是娱乐的工具，它们是表达的工具。去年贾樟柯的《江湖儿女》上映时，《环球日报》的总编胡锡进也在微博上表示看完「堵得慌」，说这部电影是「负能量」。我没看过《江湖儿女》，但我对所有「堵得慌」的电影表示欢迎，人只有在不舒服的时候才会发觉一些问题。身处于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塑造自己理想世界的唯一途径。

优秀的文艺作品从来不是拿来粉饰太平的，真正的太平，不需要粉饰。

延伸阅读：《胡锡进的同流》

题图：《银翼杀手》剧照，来源于豆瓣电影。

今天是 2019 年 1 月 28 日，眼瞅着 2019 年的第一个月就这么悄无声息的过去了，又发生了很多事情：2018 年的 GDP 终于被「定」下来了；百度又又又有负面新闻了；微信的外链管制又又又升级了；以及国足比赛又输了；又有公司宣布996了（还是在年会上）。看起来世界依旧乱糟糟，还是被窝里风景独好。

2019 的第一个月，媒体们的 2018 年终总结都在写中国的经济走向，如何面对老龄化和经济下行似乎成为 2019 年中国经济的主题，但这个问题其实是历史的必然。

👉 一种观点：

由于我缺乏经济学修养，解读政府经济报告的活我干不了，但看着里面一个又一个数字和图表，我却生出了一种空洞无力感——当我们把经济指标里的数字，当作判断社会是否运转良好的标准时，构成社会的个体就被掩盖了。

如果你玩过模拟经营类的游戏（例如「文明」或者「欧陆风云」）就会有这样的经验：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数和市民满意程度通常并不是正相关。当你要大力工业化，当你面临外敌入侵需要打仗，市民满意度只是个数字底线而已，只要不突破这个底线（老百姓造反），你可以随意支配它们，它们也是你的资源。玩游戏合理利用这些「人力」资源是为了赢，在现实生活中，作为「资源」的我们被各种力量所左右为的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无法回答，但是有一点可以很清楚，当你变成一个数字出现在各种报告和材料里，成为佐证各种经济变动的证据时，决策者只会在意这个数字，而不会在意你。

所以我过去说（[2018-12-13-3-6|效率的逻辑]），我讨厌「人力资源」这个词，这是现代社会在语言上把人异化的例证。

😱 一个脑洞：

2019 年我们的新共和国就 70 岁了，作为一个国家它还很年轻，但如果有一个人 1949 年出生，今年 70 岁的他（她）已进入暮年。二战后整个世界都迎来了一波婴儿潮（baby boom），中国也不例外，这一代人就是我们常说的婴儿潮一代。随后 80 年代开始全面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让婴儿潮一代只能生一到两个孩子，这一代人我们常称之为千禧一代（或称 Y 世代）。如今千禧一代组建家庭，面临的是老去的父母，年幼的孩子和处在顶点的房价，这一代人成了发展的牺牲品。我无意批判决策者，这些问题他们肯定能想到（但肯定感受不到），这是历史进程带来的结构性矛盾，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美国和日本都发生过这这样的事情。

说到老龄化问题，我想到了此前看过一本书，叫《最好的告别》，一位美国医生写的，虽然书名很鸡汤，但讲的却是非常实在的老年人问题，不是养老，是如何让老人死的有尊严。死是一个中国人向来讳莫如深的问题，但其实谁都无法避免。你可以问你自己或父母，你是愿意活得久一点但大小便失禁丧、失行动力、饮食起居都要人照顾成为家庭负担；还是愿意少活几年，但最后的时光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活得体面有尊严。

作者阿图·葛文德（Atul Gawande）在最后几章中详细的记述了自己父亲与病魔的抗争。他和父亲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人子女，让自己的父母主动放弃治疗似乎很不道德，但毫无疑问后者是生命质量更高的选择。在本书的结尾，父亲接受了保守治疗方案，避免了「浑身插管子靠机器维持生命」的结局，在止疼药的帮助下和家人度过了最后的时光。

好了，铺垫结束，我要展开「大胆」的想象了：

鉴于中国经济下行不可逆，老龄化问题「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既然我们的决策者能做出计划生育，那么到了这一步，有没有可能执行「计划死亡」？「计划死亡」不需要像计划生育一样大张旗鼓的宣传，毕竟这事容易引发慌乱，只需要压低养老金，然后在医保里做做手脚（调整保障金额和保障范围）就能实现。在政策宣传方面，对社会灌输「生命的意义不再长短，在质量」的观念，让他们遇到绝症不要强求治疗，懂得放弃（对，和上文《最好的告别》思路是一致的）。如此一来就能加速老年人的死亡速度，快速清除老龄人口，减轻社会养老负担。从政府的角度出发，把养老的钱拿来生小孩，毫无疑问「对国家未来的发展更有利」。

（以上观点纯粹出于脑洞，如果未来不幸被本人言中，本人概不负责 🙅‍♀️）

🤔 对微信的感觉又复杂了一点：

最近喜欢在微信里搜一些关键词，看看自己感兴趣但没那么大众的东西有没有公众号涉猎，意外的发现了很多阅读量只有几十的号。这些号和所谓的自媒体还有点区别，媒体放在当下的语境里多多少少都有些「机构」的意味，但这些人的写作纯粹是基于个人的经验和直觉，没有耸人听闻的标题（部分标题里甚至充斥着主人才懂的语言），内容不追热点不踩关键词。怎么形容呢，他们写的东西更近似于日记。

(插一句，当初在微信里搜索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叫「苏黎世」的人在公众号里写了一篇十分个人化的总结，本来想给她（他？）留言鼓励一下，结果发现不能评论。🤷‍♀️)

看着这些人写的东西，我感觉像在看加长版的饭否，和饭否的短句比，有语境有逻辑，只不过在微信这个黑洞里，如果不是我主动搜索，靠微信社交关系的分发，恐怕他们很难进入我的视野。同时也毫无意外地，大部分账号都在某一时刻断更了。或许他们不想写日记了吧，大部分人在社交媒体上表达都希望能觅得知音，再不济也希望有人来回应，微信现有的机制很难让这些没背景的个体传播，除非他们写「爆款」，但写「爆款」就是做生意了，这是另一个话题。

微信是个很浪漫的产品，在这一瞬间我甚至看见了饭否的影子。但微信又很复杂，让我喜欢不起来（[2018-8-4-3-3|微信之恶]），果不其然，在我写下这段话（1 月 23 日）后，微信又开始封杀外链了。

📱2003 年的人如何看待手机：

1 月 22 日夜，我看了电影 🎥《手机》。这部电影说要看，但是很久没看。电影拍的很不错，除开把中国男人那点心思拍出来了，还探讨了媒介技术对生活的影响（在电影里的表现就是老公靠手机联系小三，老婆通过手机抓小三）。电影快结尾处费墨被妻子「捉奸」后，对好友严守一的那段独白场景让人印象深刻：

费墨感叹：还是农业社会好呀!

严守一一时没有听明白，看着费墨。

费墨：那个时候交通通讯都不发达。上京赶考，几年不回，回来的时候，你说什么都是成立的!(掏出自己的手机)现在……

严守一仍然看着费墨。

费墨：近，太近，近得人喘不过气来!

媒介技术把人的距离拉近了，但在人类已有的数千年历史里，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从未如此近过。我们该如何处理技术对我们生活的侵蚀？这里面涉及到人类的社交方式，隐私，还有潜藏在人类社交表象下的欲望，这不是技术问题，是伦理问题。我们现是被技术绑架的一代。电影结尾，严守一能坦然的把手机扔进火里，十五年后的我们能吗？

题图：Matt Popovich

图二：Yu-Heng Chiu

图三：爱范儿

图四：豆瓣

太久没更新了，最近换了一份新工作，去北京出了一次差，还要准备毕业论文，事多且杂，但是这个博客既然开了就不应该荒废掉。

这一期的嘀咕文摘我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准备的了，大概历时两个月左右吧，有一些话的语境已经被时间洗刷干净了，但它们即使剥离语境，在这个时代依旧醍醐灌顶，这也是我做文摘的初衷——搜集我们对这个的时代记录反思。

另外，今天是我生日，很快乐。

为什么很多人看到文章底部放一个公众号二维码会反感？照理说，这年头，如果一篇文章妳从头到尾看完了，应该多少是满意的（不然早关了）。那么「想看此人更多文章」顺理成章。反感是因为妳知道这文章的作者在剥削妳的弱点，而妳讨厌那个被剥削了的自己。

——李如一的 Telegram 频道 一分世界

我一直和我的朋友说，我们其实生活在朋友圈幻觉里，你在朋友圈里，你觉得你关心的东西反复在刷屏，但你一定要提醒自己，这其实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制造的幻觉，或者我们朋友给我们制造的幻觉，我们也负责给我们的朋友制造幻觉，但你真的不要以为，这个世界就关心你关心的这些东西。其实不是的。

——黄昱宁 忽左忽右#30 我们其实活在朋友圈制造的幻觉里

我们既要让政府掌握个人信息保护自己，又要避免公共权力过度扩张侵犯个人权益，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悖论”呢？

魏永征——《我国“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现状与走向》

我们无法逃避死亡这个必然终点，但我们可以选择死去的方式。

——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夫妇《individualization: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sm and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人工智能开发的「人工智能」还能不能叫「人工智能」?

——Tan

人们喜欢赞美一个老师或医生坚守岗位几十年如一日，但不会赞美一个杀猪的坚持卖猪肉几十年，虽然后者工作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前者。

—— 齐亮 《生日感言：不为变夜寻星斗》

围观要是有用，权力就不用制度的笼子关着了

——黎戈《通通晕倒在大国的怀》

豆瓣网友 29° 发布了一条学校没收学生宿舍大功率电器的广播，维舟转发道：

电器这么多，可见学校简陋的住宿条件已经无法满足现在学生的需求。但学校的反应不是去升级改造这些基础设施（这毕竟对他们来说很难），而是收缴所有可能导致短路的“隐患”。这种博弈并无悬念，但这一管理思路则可说某种隐喻：在一个不够市场化的困局里，既不知、也不必响应需求。

富人握有大量闲置房产，穷人却无家可归，为什么呢？

因为房子从住所被异化成了财产和或者说是理财工具 。

这是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Matthew Desmond 的新作——《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里指出的观一个事实。

澎湃新闻刊发了牛津大学人类学院教授项飙为本书做的导读，项教授是中国人，在关于房子与土地这样的话题身上，中国人比美国人体会的更为深刻。

以下摘抄两段导读：

为什么空出来的房子不能成为被驱逐者的家园？占有者不愿意。我 10 万买下来的房子，白给别人住，岂不是降低了房子的价值？中国二线以下城市政府办公楼前和房产开发商公司门口时不时有业主静坐，对房子降价表示抗议。不许房产降价，直接动机是保护自己投资的价值。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是不许那些比我穷的人拥有和我一样的房子。宁可让房子空着，也不能让别人便宜地住。业主当然不是坏人；然而，一旦必需品成为利润的源泉，对利润的追逐就难免沦为“要命”的肉搏。

正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公共感，我们把家绝对化成为一个私人祭坛。如果家是我们“忙完学习工作之余、在街头历劫种种之后的去处”，那么，工作越折磨、学校越有压力，街头越危险，家就越显得温馨而珍贵。也许，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循环里：为了买房安家，我们承受更多的工作折磨；工作折磨又让家居这个避风港显得愈加宝贵。于是，人之为人的基本需求（住所）成了我们全力拼搏的目标，实现人之为人的基本手段（工作、学习、在街上和人相遇交流）成了折磨和负担。

有人说中国房子能炒起来，是因为中国人重视家庭与土地，这是观念上的历史包袱。这和文章里提及的“家天堂”、“人人成为业主”的意识一样。 那么，未来的房子还会不会如此重要，就看现在这代人能不能卸下这个历史包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