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邀》黄灯这期里提到了黄灯是农村出身、留守儿童、大专毕业，在下岗潮到来之际进了国营大工厂，后来通过自学考试一路从本科读到博士。这段背景构成了《我的二本学生》的前传。她对那些留守儿童、小镇做题家、高考失败者的关注，或许正是来自切身的经历与感受。
被社会标签化的“失败”只是一个表象，二本学生的困境是精神上的，单一的评价体系很难让我们接受作为失败者的自己，黄灯最大的帮助其实是给了学生一个在精神上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接纳自己的入口——写作。
每个人的写作都是从自己开始的，关于童年、关于家庭、关于爱情、关于理想，还有关于生活的言不由衷和身不由己，写出自己的切身体会，相当于一次对自我的解刨，它无法成为问题的解决方案，但能让人意识到问题所在，唤醒一个沉睡的灵魂。
在追求目的途中，人似乎总是会困于手段之网。方法技巧和套路，无处不在，人际关系，职场关系，恋爱关系，当代人能熟练运用书本技巧进行对他人的 PUA，把生活过成了 PVP——一场不是赢就是输的战斗。
技巧和内卷是一个相伴相生的关系，技巧的传播推动着内卷的加剧。就像现在的电视剧，节奏快、反转多、甜度高，但观众的阈值也在被拔高，现在技巧已经处于被穷尽的边缘，边际效益越来越低，观众却越来越难被打动。只有真诚能打动人，但被技巧包裹的心，或许已经丧失了捕捉真诚的敏锐，与表达真诚的能力。
伍迪艾伦镜头前的 Zelig 或许也可以理解成一个穷尽了技巧也失掉了真诚的人。每当进入新的社交场合，Zelig 就象变色龙一样，从外貌到言行举止瞬间改变，他被迫获得了这样的天赋，所以他能融入任何场合，上一秒还是华尔街侃侃而谈的金融大亨，下一秒就会变成粗鲁莽撞的街头流氓。但当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只能呆呆看着窗外。他没有自我，所以他无法真诚的对待别人，也不能真诚地对待自己。
手段之网的尽头是一片虚无，但通往目的的幽深小径似乎正被虚无所掩盖。
编译自《aeon》2021 年 6 月 14 日文章「Radical acceptance」
作者Joshua Coleman是一位执业经验丰富的私家心理医生，现居于旧金山湾区。
编译 ｜ Dkphhh
坏事总会发生。你可能身患绝症、可能丧失身体机能、可能遭遇伴侣出轨。即便你足够幸运，一生风平浪静，你也会面对沮丧、伤害、羞辱，这些都能让你明白什么叫「存在就会痛苦」。
无法避免的痛苦，贯穿于我们的历史。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以及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学派、犬儒学派哲学家都思考过「痛苦」。从人类拥有信仰开始，宗教领袖们也将苦难的意义根植于信仰之中。我们对苦难的解释，决定了我们对苦难的体验，这样的思想在 7 世纪佛教徒 Dharmakīrti 和 11 世纪伊斯兰教学者海什木的著作中都有体现。在米开朗基罗未完成的雕塑《隆达尼尼圣殇》 (1552-64)和巴赫的《D 小调夏康舞曲》 (c1710s-20s),这类艺术作品中，人们也能感受到痛苦的普遍性。
尽管有先贤们的智慧，但当我面对处于痛苦中的朋友和患者时，我仍不知该说些什么。罹患卵巢癌的女人没法更换新身体，我那个因滑雪意外导致严重脊髓损伤的朋友，也得不到新脊椎。还有空巢老人的问题，也没有直接解决方案。我研究了 40 年心理学，过去 15 年一直和空巢老人打交道，他们时常会问：「孩子和孙子都不来看我，我会一个人死在病床上吗？谁会为我下葬？我走后，孩子们会想我吗？」
没有人教过我该如何回答这些问题。我出版了关于「空巢」的第一本书《When Parents Hurt》(2007)后，前来咨询的患者数量激增，但最初的那几年，我给出的建议肯定既笨拙又无效。后来，我和这些空巢老人打了 15 年交道，又在威斯康星大学调查中心做了大量研究，成果汇总于新书《Rules of Estrangement 》（2021），我发现了一件重要的事：越逃避越痛苦。
我在辩证行为疗法创立者 Marsha Linehan 的研究中找到了依据。「地狱的出口是苦难」，Linehan 写道，「拒绝接受苦难，就会重回地狱。」这话什么意思？意思是你要「从根本上接受」你当前的处境。
「从根本上接受」，意思是你不要对抗你的感受。觉得难过？那就难过吧。不要批判它，不要推开它，不要削弱它，也不要控制它。直面感受，而不是逃离感受。
这一课，我学得也十分艰难。我对研究「空巢」的兴趣始于我的女儿，她刚过 20 就和我断了联系。我和她妈离婚后又再婚了，然后又生了几个孩子，这件事让她觉得自己被 取代了，而在她成年前，我一直无法完全理解这种感受。在那段困难期，我发现我每天都在重复我曾经犯下的错误。原本的美好回忆充斥着怀疑和自责。当我意识到我和一个好父亲相去甚远时，我就陷入了一个痛苦的循环，满脑子都是「如果没说那些话、做那些事、写那些东西就好了。」有时候，我又会进入另一种思考，「你女儿再也不会和你说话了。永远。你上次见到她了？那可能是你最后一次见她。你得接受。」这绝非刺耳的批评，而是来自理性自我的明智建议。接受惨淡的现实看起来怪异、矛盾，但也令人欣慰，我得以和无法改变的现实握手言和，得以直面我犯下的过错，最终促成了我和女儿的和解。
「从根本上接受」重点在于直面当下处境，接受一切后果。像「这不公平」、「我不接受」、「这不应该」等表述，可能在事实上正确，但它只会加重我们的痛苦。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你堵车了，你没法掌控这事，但大家很容易责怪自己为什么不早点出门，或者责怪造成堵车的那个人为什么不在离家前检查一下汽油表。此情此景，我们可以陷入一种对不公的狂躁，但也能选择深呼吸，接受这一切，接受我们无法掌控的情况。
是的，痛苦不仅来自生活中的伤害。有时，我们企图用美好的记忆逃避当下的苦难，也会造成痛苦。心理学家 Matthew Killingsworth 和 Daniel Gilbert 的论文《A Wandering Mind Is an Unhappy Mind》（2010）总结了这一事实。他们发现，当人们通过回忆过去和幻想未来逃避现实时，他们会更不快乐。换句话说，即使用快乐来对抗痛苦，都没接受痛苦有用。还有一句类似的名言，可能来自老子，是「活在过去的人沮丧，活在未来的人焦虑，活在当下的人才能快乐。」
（老子引言的原文是：Depression is living in the past, anxiety is living in the future, and joy is found living in the presen。经过网上查证，在《道德经》里找不到直接对应的原文。最接近此句的老子原句为「生于自然，死于自然，任其自然，则本性不乱。」本句应是后人化用老子思想，不是中国老子原话。参考:《西方心理学遇见阴阳老子五行》）
当然，活在当下不一定真的快乐，甚至会让你更难受。但是，通过直面当下的处境，我们能逐渐获得掌控和意识到，我们经历痛苦的长度和程度。我们可以重新解释苦难的意义，用行动减轻痛苦，降低它对生活的影响。直面我们的感受，能让我们自由地欣赏生活中的积极面——那些我们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这一切与你的焦虑无关。
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 Lisa Feldman Barrett 的工作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直面痛苦的案例，她建议人们深入到情绪的「颗粒」之中。如果你感到悲伤，试着深入探索和描述。问问你自己，你的悲伤仅仅是悲伤吗？还是绝望？悲痛？不幸？苦恼？又或是遭受嫌弃？陷入不安？遇到挫折？你的愤怒仅仅是愤怒吗？还是怨恨？冲动？不快？嫉妒？又或是长期积累的不满？
为什么要这么具体？曾写过《How Emotions Are Made 》（2017）的 Barrett 发现，越精准的情绪定义，和更少的药物需求、更短的住院时间、更灵活的情绪管理有相关性。Barrett 并非让我们沉浸在情绪之中，而是建议我们去探索情绪的形状和边界，充实情绪的定义。
Barrett 指出，文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关注什么以及我们的情绪如何产生。她不同意心理学家 Paul Ekman 等人的观点，即每种情绪都有自己的神经特征，能够跨文化识别。相反，Barrett 观察到，西方人定义为「情绪」的体验，在某些文化中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她列举了密克罗尼西亚的 Ifaluk 人、巴厘岛人、西非的富拉尼人、菲律宾的 Ilongot 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 Kaluli 人、印度尼西亚的 Minangkabau 人、西澳大利亚的 Pintupi 人和萨摩亚人的例子，这些文化将情绪描述为牵涉多人的人际事件而不是发生在个人内部的体验。
在暴露疗法中，我们也能窥见「从根本上接受」的力量。暴露疗法是一种认知行为治疗（CBT）在暴露疗法中，患者面对的压力会逐渐增加，直到被暴露在他们最害怕、最恐惧的东西面前。暴露疗法可以通过想象进行，例如一个患有创伤后压力综合征（PTSD）的士兵，会被引导回忆战争中的痛苦经历。或者要求一个害怕公开演讲的人加入演讲会，直到最后站在舞台上对着观众演讲。
暴露疗法和「从根本上接受」一样，作用的前提是「生于黑暗的东西，要继续长于黑暗」，直视我们恐惧的东西，比向另一个方向走，更能实现内心的宁静。例如，你第一次看恐怖片，你会被吓到。但当你看第五遍，你还会被吓到吗？第 10 遍呢？总有一次，你会意识到，已经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你应该去看看邮箱或者吃东西。同样的，我们越将自己暴露给（或者从根本上接受）我们害怕的东西，我们越能摆脱它的束缚。
直面死亡能让我们更加感激活着
暴露疗法还有另一种方法叫「泛滥」，它不仅要将你暴露在害怕的东西面前，还要持续加大程度，一直加，一直加，到你能想象的最坏情况为止。举个例子，Jennifer 察觉丈夫出轨了。当她挑明的时候，丈夫承认了，说他确实爱上了另一个女人，还想马上离婚。Jennifer 理所应当地深受打击，陷入巨大痛苦之中。她觉得这是自己的错·，并再也不会被爱了。最重要的是，她无法忍受这种痛苦。用我之前说的「恐怖电影疗法」，我让 Jennifer 写了一段关于未来最糟糕情况的预期，里面要有自己「没有价值」的各种细节。我要求她每天写，每天读，读 5 到 15 分钟，直到她觉得焦虑、情绪开始压垮她。我还要求她不准分心，因为她只有全神贯注地面对这些痛苦，她的大脑才会产生倦怠。随着时间推移，她的焦虑开始缓解，她的意识开始挑战这些病态的想法。和大多数心理干预一样，这需要每天训练持续不懈；但在时间和努力的帮助下，她的焦虑程度变低，持续的时间也缩短了。
「泛滥」和「暴露」听起来和你早就在做的事情一样——不断地重复失败，没有任何正面结果。不过，这些方法的目的不是每天缠着你的焦虑不放，而是在专业咨询师的指导下，有意识地，每天专门留一点时间，帮助你提高对焦虑的耐受力，直到焦虑不再焦虑。
正念冥想是练习「从根本上接受」的常见方法，因为它的目的是观察出现的任何想法或感觉，然后回到呼吸、念白等让练习者固定在当下的东西。冥想和暴露疗法的区别在于，后者鼓励人们去想象最糟糕的情况，而冥想只是指导人们去观察和接受出现的任何情况——无论积极消极——然后看着它消失。
是的，两者的区别可能很小。有一种冥想叫 maranasati（感知死亡），要求练习者思考自己的死亡。正如释迦摩尼所说，「在所有冥想中，关于死亡的冥想至高无上。」直面死亡，能让我们更感激活着。它会提醒我们，尽管生命中有曲折与痛苦，但总比死了好。
迷幻药也能提供「从根本上接受」的机会。虽然这类药物已被证明有利于治疗如抑郁症、焦虑症、PTSD 等心理疾病，但它的作用机制尚未完全明确。我认为，其效用的一部分成因在于，它让我们失去了控制大脑信息进出的能力。大家使用迷幻药经常会有「重生」的体验，部分原因在于，必须要面对和接受你的恐惧。你会看到可怕或美丽的真相，但你并没有被摧毁。如同汹涌海面上的小船，虽然来回颠簸，但船依旧完好。
儿科医生和精神分析学家 Donald Winnicott 认为 ，婴幼儿通过在母亲面前独立玩耍来内化父母的态度（几乎所有的心理学研究都是关于母亲的，直到大约 20 年前，我们才发现父亲）。在游戏场景中，父母的关注和支持为婴儿提供了一个「安全环境」，让婴儿能以更自信，更有安全感的状态探索周围的环境。后来的依恋理论家，如 Mary Ainsworth，发现有安全依恋感的婴儿，在探索活动中，比没有安全依恋感的婴儿，更富有冒险精神。
Winnicott 将治疗描述为一种游戏，患者要在咨询师的支持下探索自己的思绪和感受。例如，我自己在大部分时候都只做一件事，就是倾听。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建议，我做的也不仅仅是倾听，还有不打断、不干涉、不要求他们想好的方面。与其安慰他们事情没那么糟糕，我更倾向于接受理解他们的痛苦，承认情况不会好转，现在的痛苦会成为生活的新常态。我花了很多年才明白，心理咨询的价值就在于安静倾听。在倾听和关怀的过程中，我也「从根本上接受」了他们的处境。
当然，大部分人都希望从咨询师那里获得建议和指导，我也乐于遵命。但首先，他们必须知道，我愿意倾听他们有多痛苦、多不幸，多自责。当他们都说出来了，我也能更好地帮助他们走向自我关怀，尤其是当他们被不断的自我批评包围时。「从根本上接受」我们的缺陷——接受我们的行为伤害了我们所爱的人、接受我们无法成为理想化的自己——不仅仅是我们在所伤之人眼前获得救赎机会，也是我们改变与愧疚、悲痛、懊悔的关系的机会。
相比威胁你健康的「尖锐声音」，「从根本上接受」可能还是太无力了
但，为什么焦虑如此普遍？因为大脑的进化不是为了让你保持快乐，而是让你活下去。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大脑里总是装满了潜在的危险，因为那些没能成功应对危险的人，还没把基因传给下一代就死了。举个例子，如果我的犹太祖先在二战前夕说：「你想得太多了」，然后继续留在东欧，他们可活不到把基因传给我的时候。换句话说，烦人的、抽象的、带有自我批评性质的情绪是有适应价值的，只不过他们不应该站在舞台中央。「从根本上接受」相当于对着你的大脑说：「我注意到了。谢谢你的担忧，事情确实如你所描述的那样糟糕，并可能一直糟糕下去。我会严肃对待你的顾虑，但现在我要去看看意识里浮现的其他东西了。」虽然许多痛苦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也会消散，但那些最尖锐的痛苦需要我们付出更多。如果我们对这些负面情绪无动于衷，我们的大脑可能会认为我们正处在危险中，并且会加大释放负面情绪的力度。
另一方面，我作为一个心理医生也学到了，对一个人有用的方法，不一定对另一个人有用。实践「从根本上接受」，或者我提及的其他方法，可能还是无法撼动威胁你健康的「尖锐声音」。如果是这样，那么那些让你远离自责和懊悔的东西会更有用，譬如激烈的运动、嘈杂的音乐、朋友的陪伴，或是亲近自然、帮助别人以及培养自我关怀的能力。
社会文化也是影响我们走出情绪困境的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美国、中国、印度这类阶级分化严重的社会中，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患病率更高。Iris Mauss 及其同事的最新研究发现，我们越主动追求快乐，就越容易不快乐，而这类享乐主义文化，在美国尤为常见。相反，在那些将幸福定义为社会参与而不是个人追求的国家，人们更幸福。
这是因为，我们的命运和他人息息相关。美国人尽管有惊人的财富，但在人际关系上却十分贫穷。我们越来越离群索居、越来越原子化、越来越孤单。虽然「从根本上接受」是直面困难的重要方式，但朋友和家人，能让「接受痛苦」少一点恐惧、少一点孤单、以及，少一点痛苦。「即使只活一天，」Virginia Woolf 在《达洛卫夫人》（1925）中写道，「也是极其极其危险的。」
但一个人上路，是件更危险的事。
今天看到《连线》的一篇专栏文章，标题叫《Productivity Is Not Working》（努力没用了），作者是专栏作家Laurie Penny。发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那时候应该是美国新冠疫情最严重的阶段，所有人都被迫在家办公。
这篇文章从在家办公说起，但落脚点回到了她们（也可以说我们）千禧一代（她生于 1986 年）面临的一个共同困境：努力工作已经没办法改善生活了。她从个体经验出发，讲了自己因为疫情丢掉了三份工作中的一份，讲他十分担心自己的母亲，在大哭了一场后，她收拾心情，给自己的编辑打了个电话，问自己手上工作的 deadline 是什么时候——在接连遭受打击之后，他选择用工作麻痹自己。
她给自己列了满满当当的时间安排表：早上健身、晚上写作、理清楚自己的财务状况。她用便签纸铺了一墙的 To-do list，她觉得只要自己够忙够努力，恐惧就不会追上自己。
当然，后来她发觉用工作麻痹自己基本上是自欺欺人——为什么仅靠自己努力工作就可以对抗一场波及全人类的天灾？
文章里有几句话写得很精彩：
努力工作/提升自己，是 21 世纪的美国人，尤其是千禧一代，从美国梦中醒来，面对一打打账单时的恐惧反应。
无论我参与过多少场游行，我心里总有一种信念，只要我努力、我进步，这个世界就会自己变好，我爱的人不会受伤，死亡会自然远离。
于是，她开始反思我们这一代人为什么信仰努力工作，Laurie Penny 认为这是一种社会规训，这部分编译如下：
这种“努力工作能使你免于灾难”的想法已经成了一种信仰，但它并非事实——新冠疫情行已经开始动摇这种想法。“工作主义”的教条将全球性的灾难归咎于个人：如果你失业了，那是因为你不够努力。这是年轻一代的人们反复告诫自己的观点。尽管我们是在用自己短暂、破碎的职业生涯弥补那些当权者的过错。我们将统治阶层的错误当成了自己的错误，以为靠自己的努力就能改变这一切。
但“努力工作教”无法解决这场灾难，自我提升也无法拯救我们，因为这场灾难的起因不是你不够努力。疫情过后，经济衰退就会来临。对于千禧一代而言，这是我们短短的职业生涯中的第二次经济危机，与此同时，我们仍然背负着第一次危机的重担。
14 世纪的黑死病杀死了一半的欧洲人，活下来的另一半因此得到了获得了更高的收入，因此欧洲的封建制度得以瓦解。不仅如此，黑死病还削弱了宗教的力量。当支离破碎的社区开始清点死亡人员，他们想知道他们究竟犯下了什么罪过，能让他们遭此大难。于是他们对上帝的信仰动摇了，教廷作为管理人们日常生活的组织力量开始松动。我们的现代资本主义和 14 世纪的宗教如出一辙——定义人的价值，决定我们的地位——我们现在也在逐渐对它失去信心。
如果病态地努力工作是一种对恐惧的反应，那么它的对立面——甩手不干——看起来就是一种对上帝的亵渎。在现代经济制度的道德标准下，七宗罪里只有懒惰（这里更准确的翻译可能是“心累”）是真正的罪过。但除了懒惰（心累），还有什么词能描述你此时想注销邮箱、吃喝玩乐、缓解心理创伤的冲动？
“我们对工作之外的生活缺乏记忆和想象力，”Kathi Weeks 说，“我们没有反思我们为何会像这样工作，也不知道我们除了工作还能干什么。”实际上，因为居家隔离，我们反倒比平时工作得更努力了。照顾孩子是工作，做饭、打扫、情绪管理也是工作。因为居家隔离，这些事情变得更加繁琐。但这些工作无法获得经济收益，因为这个经济体系拒绝赋予这些工作以价值，因为这些事情都是私人的，大部分由女性免费承担。这些工作非常重要，甚至因为疫情变得更加重要，在疫情过后的经济危机里，这些工作依然重要。
努力工作当然没有错。但此时此刻，是我们反思自身价值、检视价值评价体系的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点。
相关阅读：《年轻人，你们为何假装热爱工作？》 / 《过劳一代》
题图：来自《过劳一代》
今天是 2019 年最后一个周末，在忙碌了一个月以后，我终于有时间来回顾这充满变故的一年了。
变化，是这一年的主题。无论是我个人的生活，还是周遭的大环境，都在变。
这一年我失业了、分手了、毕业了、工作了、爷爷去世了。
这一年贸易战反复拉锯；一家手机公司——华为——成了国际时政新闻的主角；香港爆发最大规模游行；宏观经济继续在悬崖边上跳舞。唯一没变的是所有人对大环境的判断——越来越糟。
去年这个时候，我在年终总结中写“我们不应该憧憬一个美好的互联网，应该憧憬一个美好的现实世界，有干净的水和空气，有健全的制度和教育。([2018-12-29-2-7|回到现实世界])”
今年这句话依旧是我的愿望。在未来 10 年，这句话恐怕都会是我的愿望。
在正式步入职场的第一年，我的工作并不顺利。由于缺乏经验，我的工作展开效率并不高。也没有一个人能带领我，大部分时候我只能独立工作。所以我的生活基本被工作占满了，这是我唯一不满的地方，所以我今年更新 blog 的速度慢了许多，书也看得少了。英文周末累到只想不动脑的休息，反倒看了许多电影。
但这已经是我能找到的最适合我的工作了，老板对我挺好的，虽然公司小福利比较差，但胜在自由，没有职场老油条，和繁琐的规章制度，有失有得。
今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是我不再对未来感到焦虑了。我并没有一夜暴富，只是因为我想通了一件事情。如果我不结婚、不生孩子，以我挣钱的能力，未来养活我自己和我父母没有什么问题。
不生孩子是我一直以来的想法，从来没有变过。不结婚算是我对现实的妥协，你也可以理解成现实对我进行了精神阉割。
结婚在中国有太多的经济和社会因素。虽然现代中国女性的独立意识越来越强，但男女性还没有平等到女性不需要通过结婚实现阶级跃升的地步。就算女性不把经济考虑放在第一位，她们的父母也不会同意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穷小子。 就在上周，我姑姑还向我打听，公司有没有适龄男性高管能介绍给我姐姐认识。
所以，我举双手支持女性平权运动，男性和女性都应该有自己的事业，女性的经济地位上去了，观念转变，就不需要男人为她买房买车买包包了。平权平的不仅仅是女权，对男性也是一种解放。但显然这件事任重道远，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享受到平权带来的美好吧。
当然，我不会放弃对爱情的追求，我还年轻，我还能心无旁骛地去爱一个人，去享受这段关系，如果能结婚就更好了，希望我被打脸。
除了宏观经济的预测以外，冈德拉克还提到了美国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和千禧一代之间的世代矛盾。
美国婴儿潮一代基本是千禧一代的父母辈，前者指 1946 年至 1964 年之间出生的人，后者基本可以按照 80 后理解。
在中国，世代之争更多地以观念上的代沟呈现：人生观、价值观、婚姻观、兴趣爱好，是中国两代人之间争议的焦点。美国的新一代也会用“ok boomer”嘲笑 baby boomer 的思想陈旧。
但所谓的观念之争都是表象。GQ 这篇报道里讲到了事情的根源——两代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虽然明面上年轻人的收入数字更大，但考虑到通货膨胀，千禧一代实际上的收入比他们父母年轻时少了 20%。
困扰美国青年的另一个问题是助学贷款。冈德拉克在采访里提到了，二战后，美国政府开始大学扩招，考虑到普通家庭负担不起高额的学费，政府推出助学贷款，但高额的助学贷款成了学生的噩梦。
我们创造出政府担保的助学贷款，好让人们上大学，钱确实到了学生手上，而接下来随着大学成本的爆炸性增长，学费大幅飙升。而这种每个人都能上大学的观念，又让大学文凭一文不值。
在千禧一代面临高额贷款的时候，他们的父母正在享受罗斯福政府留下的养老金。当年罗斯福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把养老金申领年龄设置在了 65 岁——比当时美国的平均预期寿命要高。也就是说当初的政策制定者并不希望大家真的来领养老金，他们只是需要一个理由将资金收集起来搞再分配。
二战以后，医疗卫生条件进步，美国人均寿命越来越高。能领到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但当时美国经济迎来了黄金时代，尚余裕的养老金储备让美国政府很乐观，所以他们一直没有修改政策。直到现在，“人老了就能领养老金安享晚年”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生活常识。
但随着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整个养老金体系需要支出的金额已经成了天文数字，这个常识现在不得不被打破。但享受到政策利好的是老人，为改革忍受阵痛的现在的年轻人。
这种晚期资本主义的问题也存在于我们的邻国日本。现在日本的老人在泡沫经济时完成了资本积累，退休以后手握巨额资产。但年轻人则承担泡沫破裂后的高失业率和畸形的房价。
当我们在讨论美国和日本的时候，似乎每一个问题都能在中国找到一一对应的存在。马克吐温说历史从不重复只是押韵。步入现代，不同国家的历史不仅押韵，还能同步。
问题的普遍性说明我们现在遭遇的是必然发生的结构性矛盾。站在历史转折点上，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
必须接受这样的命运确实让人难过，但是每一轮周期的谷底之后都是一个漫长的上升期，危机也是转机，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挺过危机把握好时代赋予的机会。
例如家里的第一根网线。我第一次上网大概 2006 年左右，当时算是蹭了我姐姐的福利。
因为比同龄人更早上网，所以我见证了中文互联网黄金时代的余晖。天涯、猫扑、李毅吧、WoW 吧、校内、人人、饭否、屌丝、贾君鹏还有“春哥”，这些移动互联网之前的词汇已经可以纳入互联网遗迹的范畴了。
毫不夸张地讲，在我懵懂无知的时候，是互联网给我带来了大量的知识，塑造了我的三观。
我算是知乎的早期用户，在 2013 年刚刚知乎开放注册时就注册了，应该是第一百多万名注册用户。早期的知乎没有故事会、都是干货，那时候我每次看知乎都有一种想拿起笔做笔记的冲动。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仿佛第一次学会了用脑袋思考，而不是死记硬背课本里的东西。我开始关注“站在科技和人文的十字路口”这类大问题，我开始真正关心我周遭的一切和我生活的这个世界。
后来我因为一份网络上的兼职开始学习英文，我的阅读面也随之变得更加开阔，开始理解为什么大家都说“人类文明的精华都是用英文书写的”。我现在的英语水平其实没有特别好，但至少开了一个头。我觉得英语值得长期学习，保持习惯。
按照国际惯例，最后应该给自己的 2020 定几个目标，但是我不想定一个非常具体的目标，因为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人生最大的魅力在于“你永远也不知道下一颗巧克力是什么”。我们能做的只有控制好方向，不要让命运奔向悬崖。
今年的愿望除了一个“美好的现实世界”，还希望能遇到爱情，我觉得让另一个人感到幸福和快乐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诸位明年见。
项飙说“附近”这个概念的消失，是直接点明了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附近”这个海绵一样的缓冲层没有了，社会在结构上变成了两个极端，个体的感知力已经被透支了，只能不断追求更大的刺激。
这是一个理性和人性一起萎缩的时代。我们不再去“附近的餐馆”吃饭，而是追求更快的外卖；我们不敢和“附近的人”投入一段关系，所以追求快餐式的社交（租男友女友、约炮）；我们不想条分缕析地解决问题，就寄托于更极端的情绪爆发（田园女权、对资本家的单方面批判）。
我以前不理解有的人为什么能将工作视为生命的终极意义。看完这期节目似乎有点懂了。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这样一个高度原子化的社会里，一个人能拥有的稳定的社会关系就是由生物决定的家庭关系和由社会分工决定的职业关系。如果一个人无法在家庭关系中获得满足，原子化的社会又使得稳定的友谊难能可贵，有些人就只能寄希望于从工作中获得满足感了。
顺便，推荐项飙的一则演讲：《悬浮：流动、期望和社会成长》
要尝试创建并善待你们的词汇，就像善待你们的银行账户那样。要时刻关注你们的词汇，并尝试增加你们的积蓄。 这样做的目的并不在于提高你们的卧室口才，或是促进你们的职业成功，虽然这两种结果也都有可能出现，也不是让你们成为交际场合的雄辩家。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你们尽可能充分、精准地表达自己，总之，其目的就是保持你们自身的平衡。 因为，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日积月累，最终会导致神经官能症。 那些无名无姓的感情、感受、思想和印象没有被表达出来，没有获得大致的满足，它们在某一个体的内部不断被压抑，最终会导致心理爆炸或心理崩溃。
电视上的家庭比真实的一般美国家庭富裕 4 倍，这就误导了许多真实的美国家庭,给他们留下一个夸大了的概念，好像一般美国家庭真有多富裕。把自己的家庭和这种虚构家庭相比，结果大家都有一种丧气的感觉
你在朋友圈/微博/知乎/豆瓣上看到的其实也一样。
古往今來，人類的慾望只是圍繞着兩件事：「食」與「色」。工業革命後，資本家以高效率的生產方式，以人類的慾望刺激他們消費。但是在後工業化年代，資訊科技發達，人類的「食慾」和「性慾」都可以在某程度上透過虛擬的方式滿足，又或者這樣說，在發達社會的經濟環境下，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負擔得起「真實」的經驗，取而代之的就是以虛擬的方式去滿足人類最古老的慾望。
这样的真人秀，提供的是某种理想化的“现实”，就像《我爱偷窥》一书中，一个知名节目制作人谈到的，“节目追求的并不是绝对的真实，而是‘一些人在压力下才会表现出来的慷慨与勇气的美丽。’”
……
学者郑向荣在《互动的“镜像”》中提出，观察式真人秀节目的这种“观察”，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精神分析学的“镜像理论”。在拉康的分析里，最初的经历里，人类从(镜像)中获得最初的经验，他看到自己，他反映自己，把自己当成他人。而在观察式真人秀里，第一现场的屏幕世界成为我们观照世界的“镜子”，在“自我”、“他人”的综合作用下，我们得以反观自身。
……
在镜头前，人的可能性被缩短了。男女双方皆为彼此塑造了一个“最完美”的自己。这样的“完美”维持了节目的可看性，却再一次让人对爱情的实质产生了疑问。而所有的男性，则每日维持着整洁，并以严格的绅士准则要求自己，哪怕是实际生活中最懒惰的人，也对女嘉宾鞍前马后。在这种无所不在的注视里，男女之间拉近关系的精神交流，几乎是不可能的。在镜头前，人的可能性被缩短了。
男女双方皆为彼此塑造了一个“最完美”的自己。这样的“完美”维持了节目的可看性，却再一次让人对爱情的实质产生了疑问。
于是，我们看到的嘉宾们，即使双方经历了整整一个月的甜蜜相处并成功牵手，但他们的内心也许对彼此依然是一无所知的。
当一个女性热爱美妆，你可以说这是她的爱好；但当整个社会里的女性作为一个集体，无论年龄、职业、家庭条件 —— 就像涌进李佳琦直播间的女人们，都一致地在意外表，它便成了一个社会现象。“化不化妆” 与 “结婚生子” 同样成为社会期待而非个体选择。
……的确，为了在科学认识的巨大压力下挽救道德和艺术，人们有时急不择路。人们引用测不准原理来弥合主客观两分，引用量子力学所依赖的波函数表达来反对牛顿—拉普拉斯的决定论，捍卫自由意志。他们一面反对科学主义，一面眼睁睁企盼科学为他们提供最终解决方案。这让人想起有些反对西方霸权的论者，动辄引用西方权威，“你看，连西方人都说咱们东方更好”。
我们生活在媒介高度发达、消费主义机器以前所未有的效率、随时随地把各种猪屎推到人们眼前的世界。我们不必再担心子女们接触不到猪屎。相反，如果不进行干预，她们就接触不到拉丁文、能剧、以及一九七零年代的 funk 音乐。只有吃过金华火腿，才知道猪屎的味道；只有闻过猪屎，才知道火腿好吃。
有时候看这文摘里摘录的文字，再看看自己写的东西，我总会觉得惭愧，确实比不上人家。最近好东西看太多了，对比更加明显，这种感觉也愈发强烈。
我过去总喜欢研究一些形而上的东西，希望从纯粹的理论中寻求关于世界的答案。但后来我发现，思维的边界其实是语言的边界，而我的语言其实十分匮乏。在我的工作和业余的写作中，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这让我想起一位同事的经验。她刚做完一个跟名校毕业生相关的选题，发现在采访对象的履历中，烘焙是 2018 年最热门的爱好，而当这股浪潮过去后，流行起去尼泊尔玩滑翔伞或在澳洲潜水。“大家在变得越来越相似，像在进行着自身条件的竞赛。”她说。
养育孩子的工作曾经被认为是符合公共利益的社会必要劳动，但如今除了那些最富裕的父母之外，这项工作对所有人来说都成了孤军奋战的努力。子女的幸福完全要依靠父母。许多家庭为了孩子的人身安全和成人监督，不得不忽略他们的情感健康和社会发展。
由于不能再依靠公共设施来照顾孩子，也不能再让孩子独处，需要工作的父母被迫把孩子长时间关起来。孩子在学校的时间更长，管理也更严格。幼儿园过去以玩耍为主，现在成了一年级的学业培训场所。尽管许多研究发现家庭作业对孩子是有害的，但学校还是给他们布置家庭作业。STEM、标准化考试和防枪手袭击演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课间休息、悠闲的午餐、艺术和音乐。
关于儿童自杀时间的数据支持了学校压力在精神压力中的作用。“学校开学期间的儿童自杀率是放假期间自杀率的两倍，”格雷说。“自杀未遂、有自杀企图和自杀意念方面的数据也是如此，而成年人在夏季自杀率更高。”但孩子们的心理和情感健康问题不仅仅是由课堂上发生的事情造成的。它们也反映了我们社区正在发生的事情。包括但不限于精神卫生服务、医疗保健、经济适用房和高等教育等各种资源的匮乏，意味着许多父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长时间、更努力地工作。与此同时，对父母的要求越来越高，童年的自由时间和自主活动已经成为禁忌。
押井守写：“那些在公司里孜孜矻矻工作的人，抱着胜利归来的心态回顾家庭，经常出现老婆不搭理自己，和邻居也无话可说的情况。在卸下上班族的身份之后，自己就变得不再拥有与社会的连接点了，退休让他们非归属于家庭，也不归属于社会，技能方面全数归零。”
原理大概类似上大学之后，“考名校”这个他人赋予的天经地义的目标忽然消失了，而自己也尚未习得建立人生目标的技能，忽然一大把时间、一大把人生握在自己手里，迷茫得一塌糊涂
押井守认为不要为领导卖命，因为“一生追随老板的步伐就是迈向用过被丢弃的第一步”。
关于穿衣，除了一些宗教和保守群体以外，其他时候，女性的穿着规训，并不是以强制的规则出现的。的确，在一个世俗社会，不会有人强迫你套上黑头纱，也不必上衣过臀，露手臂露大腿更是没有问题。 然而，「作为一个女性不能这样那样」的规训，是内化的。它更多的时候不是来自哪个权威的直接教导，而是一个女性，对着镜子告诫自己，我「不能穿超短裙」「不能露胸」，免得被人说下流。
甚至说，这种身体的规训，并不仅仅局限于道德，还有类似于「我太胖了不能穿紧身的东西」「我不能穿显黑的颜色」。我还记得一个刚来美国的朋友对我说，「你看那些女孩大腿这么粗居然敢穿短裤？」一个有名的时尚品牌总监说，在中国，女性热衷于购买把手臂遮起来的衣服，吊带衫从来都不好卖。她们有「自由」，但她们处于审美和规训的枷锁中。
这种「不敢」的问题，是来自社会的规训，被自己在潜移默化中消化吸收了，又在一次次的与别人的交往、大众媒体的曝光乃至社交网络的点赞中，被强化成为一套内在而顽固的价值。
《乌托邦年代》 P197
乌托邦带着一种存在的渴望。它不停地在我们耳边低语，说自己是有可能的，说自己不只是在重温古老黄金时代的梦想，说我们真的能够改变，尽管从古至今的一切证据都指向相反的方向。我们在各个年代的无数幅画里看到过辽阔丰美的草原、清澈的泉水、安详的动物，还有面带微笑且举止谦和的人类，在这些媚俗的画作中，一切仿佛都摆脱了暴力。我们明白这是反复出现的诱饵，然而这支小调依然在耳边响起。
花冈还记得，小时候母亲常常看上去闷闷不乐。后来大学毕业后在幼儿园教书期间，她亲身目睹了有多少母亲似乎“太过努力要照顾自己孩子，却没有照顾好她们自己。”“如果我当了母亲，”花冈说，“我担心我会被期望按照母亲的角色行事，而不是做我自己。”
在某个讳莫如深的日子过去两天之后，5G 商用牌照正式发放，在贸易战与技术争端的背景下，展现出一种复杂的结构化症状。技术上的跃进与意识形态的保守互为映照，仿佛通往地狱的幽冥之路上明暗的交错。老子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而网中人不知，犹自结网。
一个真正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在这种关键的时刻，那些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这一时刻对世世代代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
在命运降临的伟大瞬间，市民的一切美德——小心顺从、勤勉、谨慎，都无济于事，它始终只要求天才人物，并且将他造就成不朽的形象。命运鄙视地把畏首畏尾的人拒之门外。命运——这世上的另一位神，只愿意用热烈的双臂把勇敢者高高举起，送上英雄们的天堂。
「鲜生辞典」是嘀咕文摘的子栏目，偶尔更新。专门收录那些新鲜又生猛，没准儿能戳到你心坎儿里的词汇。收录范围包括既定词汇的新诠释，也有当代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
富贵让我们相遇：视频网站会员在观看会员独家视频时必须要发的弹幕，不发视频播放不了。（大误）
社会学洛阳铲：活跃于二十一世纪早期的短视频 App 快手。因这个时代的快手聚集了许多质朴的原生态用户，他们用镜头记录下了不加修饰的生活。对于生活在五环内的人群而言，快手用户的真实生活简直是生活奇观。但对于社会学者而言，这毫无疑问是天然的研究材料库，只要点开快手，被无数傲慢与偏见埋藏起来的真实风貌便会破土而出——是为社会学洛阳铲。词出社会学博士研究生王景瑞。
追热点：“吃屎要吃热乎的”的委婉用法。
后真相：所谓“后真相”，就是真相和逻辑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被忽视，而情感煽动主导舆论的情形。从投票选举到众筹诈骗，再到病毒营销，无论是在政治、传媒，还是商业领域，后真相的案例俯拾即是。
我在大学时代想得最多的问题是我以后应该干嘛，以及所谓的人生理想/目标。
过去我总认为自己不一样，所以在我眼里，大部分人只是随波逐流的普通人，不够我发现他们这样过得也挺快乐的。我见过有坚定理想的人，他正在为此奋斗。我也见过行将就木的老人，他们余生的意义好像就是为子女发光发热，我也见过还没上学的小朋友，他们不会想什么严肃的问题（或许也会想吧，谁知道呢？），但每天都过得很快乐。
有时候我会自我怀疑，我为什么要想这些事情：我要的是理想吗？我只想要一份体面轻松的工做而已。但有时候我也会很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我这辈子活着到底为了什么？经过了很久的思考，我得出了一个答案，就写在博客的 About 页面里：
在虚拟世界里获得永生。我想把我的文字和图像永远的保存在这个世界，让后来人能发现我。
大概在两三年前吧，我开始规划未来：职业道路，发展路径，我甚至连怎么跳槽都想好了。
现在毕业了，我唯一预料到的一件事就是事情的发展一定会和我预料的不一样。如果我当初没有被裁员，现在生活应该会轻松一点，同事好相处，工做按部就班，工资也高一点，虽然当初刚上班的时候我还一直 diss 这份工做毫无难度狗都能做，但现在真让我做有难度的事情我还是宁愿轻松一点 🙄。
现在不到一年时间就发生了这么多事——互联网资本寒冬、裁员潮、贸易战和越来越紧张的舆论环境，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大环境对我个人的影响。是的，“你可以不关心政治，但政治一定会来关心你。”
这个世界很复杂，但是道理一直都很简单。每个人的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只不过你现在的每一个无意之中的选择，都会在未来有所回应，当你也不知道是好是坏，就像茨威格评价「断头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她那时候还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所有我们能把握的只有自己的双脚而已，走去哪里不重要，但一定得要在路上。
每到一个特别的时间节点我就会在心里默默许一个愿。去年年底的时候我许愿希望([2018-12-29-2-7|回到现实世界])世界能回到正轨，如今看来这倒车却开得越来越快。毕业的时候许一个现实一点的愿望吧：希望工做能顺利、希望年底能加薪、希望能有时间研究一点新东西，说别人没说过的话。
再许一个不切实际的愿望：希望这个社会能给小孩更好的教育、能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能给中年人多一点稳定，能给老年人多一点尊重。
✌That’s all.
🌆 题图：Baim Hanif
哦，我大学还交了个女朋友，这件事情值得单独说说，但我不想放到公开的地方讲。在这里，我只能说所谓爱情只是构建在生理之上的幻想，但一段关系所带给人的感受真的很美妙，谢谢你 ❤。
学者陈嘉映写过一本书，叫《何为良好生活》，以哲学/伦理学的角度探讨我们的生活，试图给出一个「良好生活」的定义。不过生活终究是一个宏大命题，当人面临生活的时候，好多问题都不一定有答案，我们面对着问题的时候需要的其实是一种态度。陈嘉映给出了一个态度，也给出了一些他的洞见和思考，但人生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要学会自己给出自己的态度。
我拟的题目是「何为良好『数字』生活」。以我现在的经历来谈论生活还太早，所以，我想以一个更微观的视角切入，同时，「数字工具」对于现代人生活的介入越来越深，讨论「数字生活」的必要性不言而喻。
中国人向来习惯在一年的周而复始之际感怀一番，有人喜欢年终总结，有人喜欢展望未来，而关于「数字生活」的讨论也是我这一年来，或者说是几年来一直思考的一个方向，近期的一些经历让我对这个话题有了新的看法，正好借这个时间总结一番。今天是 2 月 18 号，农历正月十四，按照中国人「（正月）十五之前都是年」的观念，我现在来总结一番不算太迟。
我小时候是个电脑迷，技术（编程）上的事情我不懂，但我是看着Apple4us这类「站在科技和人文的十字路口」的博客长大的，所以，我更留意技术对社会和文化的改造。这样看来，我的数字素养属于「自我教育」，这一点也暗合了反主流文化精神对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期待——一个自我教育的工具。
数字素养这个话题，是我在过年期间和高中时代的朋友聊天时想到的，暂且称他为 Lz 吧。Lz 是一所国内重点政法院校的毕业生，他提到了政法院校特有的校内网络审查：有一个同学因为用微信约访某位「维权律师」，然后这位同学「一教醒来，发现校长和辅导员打来十几个未接电话」，采访活动自然也被取消了。
网络审查其实指向的是互联网的隐私问题。这个问题老生常谈了，但其实很少有人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理论上，一项互联网服务的数据收集程度可以细致到令人发指——你在一个商品页面上停留了几秒钟淘宝都知道。但那位同学好像并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而规避网络审查的方法有很多，那位同学既然有某某人权律师的联系方式，完全互相约定使用更隐私的通讯方式，例如使用加密的聊天软件。
我对数字素养的定义是：通过数字工具达成目的 的能力。其实有很多场景可以反映一个人数字素养的高低，例如，对搜索引擎的利用；对信息的处理；利用数字工具创作；还有前文说到的对隐私的保护。
说到这里我还想起一位调查记者江雪，江雪的微信公众号被封了好几次，还有很多像江雪这样的人，公众号被封了一个又一个，但他们都没有建一个自己的博客。现在建一个博客的难度不比开公众号高，至少建博客不需要身份证。
再举一个对普通人而言更实用的例子吧：
假设 Lubi 想买一台 Sony RX100M6 相机，Lubi 会在「什么值得买」每天搜索 Sony RX100M6，查找优惠信息。不过，还有一个更方便的方法。「什么值得买」提供了优惠信息的 RSS 的链接，你只需要用一个 RSS 阅读器订阅优惠信息，然后设置关键词过滤就能筛选出 Sony RX100M6 的优惠信息，一旦 Sony RX100M6 有新优惠，阅读器就会显示。这是一个学习成本极低（相较于编程）的方法。对于普通人，唯一的信息壁垒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 RSS。
规避审查、建博客、使用 RSS 都只是一项技能。当你面对不同的问题，你需要不同的技能。当你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循环中不断学习，你就会慢慢理解我们的互联网到底是如何运作的。
那么，怎么让他们学会这些技能呢？我第一次知道 RSS，是看到一篇晒手机桌面的文章，里面提到了 RSS 阅读器，文中没有细说，我自己在搜素引擎里查「RSS 是什么」，30 分钟以后我就学会如何使用它了。
任何涉及到素养的问题都需要教育，但如果没有人教，你可以尝试自己教自己。
当你把计算机和互联网当作工具看待时，你才能更深刻的理解它。也就是说，作为工具的计算机是「帮我们达成目的」的，它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在大概十年前，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尚未如今天这般深度介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杨永信和陶宏开等「专家」还在电视机上和「网瘾」作斗争。以今视昔，自然觉得荒谬，但「网瘾」二字道出了一个事实：网络在消耗我们的时间。
你把时间用在什么地方很大程度上定义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网瘾」不是精神疾病，它是陈旧观念对新技术的污名化，但一天花 8 个小时沉浸在信息流里的生活方式显然不健康。如今的中国已高度数字化，在这个所有人都 7×24 小时在线的国家里，没有人再谈论「网瘾」，取而代之的是每个人都深深地染上了「网瘾」。
以前的人要当「沙发土豆」还要一动不动坐在沙发上对着电视机，如今每一个碎片的空闲都可以用信息流填满，无论你身在何处。不记得是谁问过一个关于信息流的「大哉问」：我们需要这么多的信息吗？这个问题指向和当年关于「沙发土豆」的批判是一致的。
获取信息是人类的本能，但我们并不需要获取那么多信息。因为现在人获取信息的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娱乐性质的。我在豆瓣上看影评并不是因为我是影视从业人员，纯粹是我无聊闲的。技术的进步确实让娱乐变得越来越方便和廉价了。娱乐没有错，但是无穷无尽的信息流和近乎本能般的「下拉刷新」操作足够让人欲罢不能。
这些设计的出发点都是商业需求。一款 app 要做得「及时响应无卡顿」，「操作顺应本能」，因为这样用户才用的舒服，然后我们要「增加用户停留时长」这样才能挣更多广告费，于是信息流诞生了，用户可以一直往下滑（或下拉刷新），永远都有东西看。
娱乐无罪，商业本身也无关对错，但是你的时间不应该被困在信息流里。
我知道有人可能会反对，对于大多数普通人，在下班以后，抖音、头条和微博里插科打诨的段子是他们为数不多能唾手可得的娱乐，说不定还在上面能学点东西。但是如果他们把时间都消耗在了信息流里，他们永远看不到更大的世界。
「看不到更大的世界」这句话不是文艺青年的矫情，是一个字面意思的（literally）事实。如今大家批评头条和抖音，都说它们的「原罪」是「内容质量低下」，但「内容质量低下」其实是可以通过算法调整的，如果你不嫌无聊，也可以自己去人工修正（给你不喜欢的内容点 ×）。但是，哪怕有朝一日，信息流里讨论的是苏珊桑塔格的文论和希区柯克的电影，信息流真正的「原罪」也不会消除——信息流设计本身是就是希望能通过不断的信息刺激抓住你的注意力，让你在里面忘却时间，沉迷于信息本身。更直白一点讲，信息流想做的是挤占你进行其他娱乐活动的时间。所以短视频和「头条们」的竞争对手是可以是电影院、健身房、甚至是你的睡眠时间。
你若要问他们边界在哪里？我只能说在商业利益面前没有边界。商业本身无对错，我们不需要批判一家企业靠挤占我们的睡眠时间赚钱。毕竟，是你在睡觉的时候手不自觉点进去的，与其说它牺牲你的睡眠挣钱，倒不如说这笔钱是你自己替他们从广告主手里争取到的。
我们对此应该采取对抗的策略。对抗，而非抵制。今时今日，抵制科技只能又一场徒劳无功的卢德运动，我们只能自觉地去对抗。而这，正是苹果和谷歌都在自家的操作系统里推出数字健康（digital wellbing）的原因，当你切实的意识到你在智能手机上花了多少时间，你才会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出了问题。
所以，对抗科技的下一步是思考自己到底应该把时间花在什么上面，对于繁忙的都市人而言，他们可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它值得一想。
在这一部分的最后，我想摘抄一段来自人民网 2005 年的一篇专栏文章，作者是彭兰：
因此，对于网络信息的传播者而言，未来的任务，在于提高信息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对于信息的接收者而言，网络信息是对个人鉴别力的一个更大挑战。而前提是，个体应该有着追求高质量信息的信仰。
「这台电脑/手机性能够不够用？」
诚然，要讨论一个计算设备性能是否够用是需要视情况而定的，这是一个公论。我所说的计算性能已经盈余，是满足人的最低生产和消费需求，也就是：通讯、浏览网页、看视频和文档处理，而游戏和图形编辑，则不在此列。其实只要稍微留意下自己在电脑/手机上干的事情，你就会发现，一般人 50%以上的时间都在干这三件事情。
以微软 2018 年推出的 Surface Go 为例，这款平板电脑的新能恐怕是 2018 年主流品牌推出的「最低计算性能」的笔记本，高配版搭载的 Intel Pentium 4415Y 在 Geekbench 4 里单核 19002000 分左右，多核 35004000 左右。如果看纸面成绩，连同价位的手机都打不过，性能大约相当于 i3-4010U，这是一块 13 年推出的 CPU，TDP 为 15W。这就意味着，现在市面上所有的笔记本性能表现只会比他好，不会比他差。
但在知乎问题「如何评价 Surface Go？」下，根据用户自己的回答，「码字、刷网页、看视频」的功能它都能应付下来。也就是说，现在市面上任何一台笔记本都能应付我们的最基础的计算需求。
手机也是一样。手机界的「一代神 U」骁龙 660 在 Geekbench 4 里单核 1600 分左右，多核 5800 分左右，不玩手游的话，骁龙 660 处理手机日常使用没有任何问题。从 2017 年到 2019 年，无数台手机都搭载该处理器，到了 2019 年，这款 SOC 也被下放到了千元机红米 note 7 上。我们可以预计，在 2019 年，只要你的预算在一千元以上，你买到的手机，性能不会比骁龙 660 差。
一台廉价的计算设备和价格数倍于它的「高端机」表现相差无几，是因为他们本质上就是一个东西。计算机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计算，处理包含着无数个 0 和 1 的代码，所有的计算设备都能实现这一点。所以，在面对「上网码字」这些基础需求时，千元机和万元机的表现差距绝对没有他们的价格差距大，无非是多花几秒钟加载，但最终他们都能满足你的基础需求。
我曾经在知乎上看到过一个问题，大意是问预算有限的情况下想学编程，该买一台什么电脑。有一个答主展示了它当年学习编程的设备：一台两千元的「寨板」加一套蓝牙键鼠，总价不超过 2500。我个人十分欣赏这种做法，因为他传递出了一种「性能其实不重要」的精神，而正是因为性能已经「盈余」了，所以我们不必在意它。
那么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作为使用者的你啊。
人类一直以来都渴求一个平等的社会，但这个「平等」经过了人类两千五百多年的思考，已经变得复杂化了，脱离了它最初的定义。我们现在的社会肯定是不那么平等的，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会出现所谓「绝对平等」的社会，但是计算机和网络是一个新变量。你现在用极低的价格购买一台计算机，它能实现的功能和价格数倍于它的机器差不多。你完全可以用它学习，用它创造。人类的财富极端不平等，但人与人之间的算力差距却非常小——马云的财富十万倍于一个普通人，但他手机的性能最多是一款千元机的三倍，他用手机能做的事情，你同样可以做到。
算力平等是一个好的开始。当我们在抱怨各种不平等时，真正造成不平等的其实是结构性的、历史性的因素。当一个孩子出生在山沟沟里，他无法打破改变家族的历史和中国的社会结构，一切在他出生之前都已经决定好了，在面对这种困境时他无能为力。但计算机和互联网是平等的，他透过屏幕所能看到的东西和其他人一样，他在上面能做的事情和其他人是一样的，这就是希望。
惟愿希望不只是希望。
给大家拜个晚年 🙏。
观前必读：本文发布时间适逢微信 7.0 版本发布。除开 UI 重新设计外，微信还增加了「好看」和「时刻视频」两个新 feature。具体内容你可以参考少数派的这篇文章。
微信出的这个「好看」功能，本质和前几年的「社会化阅读」一样，都是让你的社交关系给你推荐内容，这是一种用「社交关系算法」取代「机器算法」的思路。但是它然避免不了算法的「原罪」，社交关系推荐也无法打破「回音壁」。
我从来不觉得回音壁有问题。喜欢看地下杂志的人不会看《知音》和《故事会》，20 年前没有算法推荐的时候不会，现在到处都是推荐算法的时候也不会。那些讨厌算法的人，讨厌的不是算法，而是被算法俘虏的自己；那些讨厌朋友圈的人讨厌的也不是朋友圈，而是那个在朋友圈矫揉造作、渴望被人认可的自己。人为什么非要和自己过不去呢？因为我们想变得更强大啊。
再说回微信，微信的「好看」，想做的也不只是内容分发，他是一个朋友圈的延伸，让你和朋友们能就一条新闻一个话题发散开来。它的本质依然是社交。所以，「好看」大概率会成为下一个需要维持个人形象的朋友圈。
引用一句网传的张小龙名言：你很难戒掉微信，是因为你很难戒掉贪嗔痴。
《网络迷踪》这部电影的导演 Aneesh Chaganty 只有 27 岁，他的父亲是一名软件工程师。Aneesh Chaganty 在拍电影之前是 Google 创意营销团队的编剧和导演。只有这样的人对数字文化和生活有强烈体验的人才能拍出这样的电影。对这部电影的视听语言我不想再多赘述，看过的人都懂。这部电脑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非常容易「链接」到别人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并非虚构，这就是当下的真实。这正是麦克卢汉给我们描绘的「地球村」。
「用手机阅读的人是二等公民」这个说法是谁提的？其实用手机和电脑阅读体验什么的都没差别，差别在处理。手机读过去就过去了，电脑不一样，电脑可以方便的归纳整理用于内容再生产，只要有合适的工具，归纳整理就是鼠标点两下的事情。
说实话，看有人惋惜纸媒势弱，我不晓得他们在惋惜什么。好内容永远不会消失，只是获取路径从你家楼下的报刊亭变成了浩瀚的互联网，水的源头都是一样的，只是换了一根水管而已。当然，如果他们潜意识里认为印在纸上的内容天生比 0 和 1 高贵，那我无话可说。哦，他们怀念的或许不是读书看报，而是过去读书看报的时光。我原谅他们了。
特别讨厌人力资源这个词。人就是人，为什么把人当资源？这又是现代社会把人异化的例证，而且是在语言上将这个概念植入人的思想。by the way，性奴可以算人力资源，因为在「使用」时，你不需要把 他/她 当人看。
所以我们都是大公司的「性奴」。
互联网最厉害的一点在于，虽然很多信息缺乏语境，但是你总能通过各种手段把语境拼凑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