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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分析自己的感受。

当你试图列出感受产生的原因，就是试图用理性战胜感性、用局部概括整体，最终这些分析只会显得残缺无力、甚至荒谬可笑。

因为压垮骆驼的从来都不是最后一根稻草。

更改了「想法」的呈现形式。

原来，这个板块的标题都是格式化的发布时间加「想法」两个字。现在，每个「想法」都将有一个标题。

我认同麦克卢汉，相信工具塑造人，就要知行合一。

起标题有两个目的：

1. 为每个想法做总结。想法没有终点，但都有起点与过程。总结，能理清思路，让表达有条理。

2. 提高门槛。blog 应该参差多态，长短咸宜，但不应该言之无物。我的想法全都是通过 shortcut 发布，shortcut 过于方便，无法阻拦我的废话与牢骚。所以，增加一步，想不出标题，就不发了。

不是每篇文章都值得读，不是每件事情都值得知道，nothing matters。

每日默念 3 遍，告别焦虑。

想到了一个新词：赛博苦行僧

泛指因信仰某种赛博宗教，而强行改造自己的工作流、生活方式的人。

例如：

1. 狂热苹果教徒，只用苹果第一方软件，即便苹果软件有一些先天不足，也要通过各种工具（苹果第一方软件优先），改造工作流，让自己适应苹果。

2. 纯文本教徒，只用纯文本（辅以标记语言）的方式记录，他们坚信存在一个软件服务商倒闭的末日，为了保证自己的赛博资产不丢失，必须用适应性最强的保存形式——所有软件都支持纯文本导入，纯文本就是他们永不沉没的赛博方舟。例如：[My One Big Text File]

人与人交际，就像一面镜子，能从中看出自己最真实的面目，真诚宽容和狡诈狭隘都在里面。

两个人的关系越深入就复杂，友情裹挟着嫉妒，爱情包藏着自负，是朋友也是对手，是爱人也是仇人。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越长，就会越来越像。你羡慕 TA 有的，模仿 TA 会的，开始和 TA 较劲，不知不觉你越来越像 TA。

有时候你觉得自己成了 TA 的影子，但其实是 TA 成为了你的一部分。

一个巧合。今天在打包证书，下午奶奶给我打电话，聊完以后，正好打包到一个叫汪慧兰的考生证书，和我奶奶同名。

选择是当代生活最大的骗局。

农民工进城，可以选工地、外卖员、网约车司机，或是支起一个街边小摊位；大学生就业，可以选 A 公司、B 公司、C 公司。

选择有限，而且都差不多。

当然也有一些向下兼容的选项，比如躺平。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向下兼容伴随着经济风险。

本质上，我们没有选择，只有取舍，而这些微妙的取舍，决定了我们会成为谁。

其实在 30 年前，「成为谁」还是一个不需要思考的问题。中国有国营工厂，日本有终身雇佣制，欧美虽然没有制度性保障，但足够大的就业缺口依然可以保证大部分人有一份稳定的长期工作。

但在当代社会，作为身份构建根基的职业出现了松动。因为没有能让人从事一辈子的岗位了。公司的劳动合同只有 3、5 年的时限，大部分人在合同没有到期的时候就已经离职或者被裁员了。瞬息万变的商业环境让公司的平均存活时间只有不到 10 年，「择一事，终一生」成了当代人的奢望，「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消费适时出现，成为了个人寻找社会定位的指南针。

不仅仅是狭义的「you are what you buy」，在豆瓣上，定义身份的途径是「you are what you read」，在减肥人群中，是「you are what you eat」，在小红书，是「you are what you wear」。衣食住行、兴趣爱好都能被消费化。

毫无疑问，互联网加速了消费主义下沉的进程，也扩大了消费的定义范围，自我定义也变得更加颗粒化了，充斥在社交软件上的「斜杠青年」便是例证。

甚至工作本身也受到了美学的审视。好工作不光要高收入，还要带来特别的体验，它要令人骄傲、值得自豪，或者要看起来有趣。这里面包含了一种价值取向——没有使命感的工作不值得做。但大部分人的工作都是琐碎且毫无使命感的，在消费主义的宗教光环下，无聊是原罪的原罪，从事无聊的工作，就是悲剧。

通过一个稳定的职业身份实现人生价值，现在成了少数人的特权。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生活方式成为了构建自我身份与实践自我价值的唯一途径。

在消费主义的教条中，有意义的生活意味着不断探索新体验——新产品、新环境、新文化、新思想，体验的东西越多，这辈子就越值。

我曾经问过很多人，如果有朝一日，不再有经济上的压力，他们会去做什么。大部分人的答案都是环游世界，或者多读几个学位，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有人正是这么做的，我也是从她那里得知，原来环游世界的成本并没有那么高，只要你愿意住在别人家。

人从出生第一天起就在消费。消费没有错，但消费是个一次性的过程，在你拥有新玩具的那一刹那，它的吸引力就开始打折，直到最后消失殆尽，被遗忘、被丢弃。消费只能成为手段，无法成为目的。

「寻找目的」是每个当代人的宿命。

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思想战胜了宗教，挣脱枷锁的人类得到了自由。但自由是有代价的。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高强度工作后的空虚感，那种突然停下来以后的无所适从和迷茫，这便是自由的代价。

「寻找目的 」过程就像为我们自己建立一个新宗教，每个人要为自己定义美丑善恶、是非曲直，然后慢慢接近它。

最近在看《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本文算是一个概括加读后感。其实，在看这类书的时候总是会不由地想到自己的处境，越想越远，就想到了关于自我的终极问题，虽然一直没有得到答案，但每想一次，似乎离答案又能更近一点。

《十三邀》黄灯这期里提到了黄灯是农村出身、留守儿童、大专毕业，在下岗潮到来之际进了国营大工厂，后来通过自学考试一路从本科读到博士。这段背景构成了《我的二本学生》的前传。她对那些留守儿童、小镇做题家、高考失败者的关注，或许正是来自切身的经历与感受。

被社会标签化的“失败”只是一个表象，二本学生的困境是精神上的，单一的评价体系很难让我们接受作为失败者的自己，黄灯最大的帮助其实是给了学生一个在精神上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接纳自己的入口——写作。

每个人的写作都是从自己开始的，关于童年、关于家庭、关于爱情、关于理想，还有关于生活的言不由衷和身不由己，写出自己的切身体会，相当于一次对自我的解刨，它无法成为问题的解决方案，但能让人意识到问题所在，唤醒一个沉睡的灵魂。

在追求目的途中，人似乎总是会困于手段之网。方法技巧和套路，无处不在，人际关系，职场关系，恋爱关系，当代人能熟练运用书本技巧进行对他人的 PUA，把生活过成了 PVP——一场不是赢就是输的战斗。

技巧和内卷是一个相伴相生的关系，技巧的传播推动着内卷的加剧。就像现在的电视剧，节奏快、反转多、甜度高，但观众的阈值也在被拔高，现在技巧已经处于被穷尽的边缘，边际效益越来越低，观众却越来越难被打动。只有真诚能打动人，但被技巧包裹的心，或许已经丧失了捕捉真诚的敏锐，与表达真诚的能力。

伍迪艾伦镜头前的 Zelig 或许也可以理解成一个穷尽了技巧也失掉了真诚的人。每当进入新的社交场合，Zelig 就象变色龙一样，从外貌到言行举止瞬间改变，他被迫获得了这样的天赋，所以他能融入任何场合，上一秒还是华尔街侃侃而谈的金融大亨，下一秒就会变成粗鲁莽撞的街头流氓。但当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只能呆呆看着窗外。他没有自我，所以他无法真诚的对待别人，也不能真诚地对待自己。

手段之网的尽头是一片虚无，但通往目的的幽深小径似乎正被虚无所掩盖。

编译自《aeon》2021 年 6 月 14 日文章「Radical acceptance」

作者Joshua Coleman是一位执业经验丰富的私家心理医生，现居于旧金山湾区。

编译 ｜ Dkphhh

坏事总会发生。你可能身患绝症、可能丧失身体机能、可能遭遇伴侣出轨。即便你足够幸运，一生风平浪静，你也会面对沮丧、伤害、羞辱，这些都能让你明白什么叫「存在就会痛苦」。

无法避免的痛苦，贯穿于我们的历史。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以及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学派、犬儒学派哲学家都思考过「痛苦」。从人类拥有信仰开始，宗教领袖们也将苦难的意义根植于信仰之中。我们对苦难的解释，决定了我们对苦难的体验，这样的思想在 7 世纪佛教徒 Dharmakīrti 和 11 世纪伊斯兰教学者海什木的著作中都有体现。在米开朗基罗未完成的雕塑《隆达尼尼圣殇》 (1552-64)和巴赫的《D 小调夏康舞曲》 (c1710s-20s),这类艺术作品中，人们也能感受到痛苦的普遍性。

尽管有先贤们的智慧，但当我面对处于痛苦中的朋友和患者时，我仍不知该说些什么。罹患卵巢癌的女人没法更换新身体，我那个因滑雪意外导致严重脊髓损伤的朋友，也得不到新脊椎。还有空巢老人的问题，也没有直接解决方案。我研究了 40 年心理学，过去 15 年一直和空巢老人打交道，他们时常会问：「孩子和孙子都不来看我，我会一个人死在病床上吗？谁会为我下葬？我走后，孩子们会想我吗？」

没有人教过我该如何回答这些问题。我出版了关于「空巢」的第一本书《When Parents Hurt》(2007)后，前来咨询的患者数量激增，但最初的那几年，我给出的建议肯定既笨拙又无效。后来，我和这些空巢老人打了 15 年交道，又在威斯康星大学调查中心做了大量研究，成果汇总于新书《Rules of Estrangement 》（2021），我发现了一件重要的事：越逃避越痛苦。

我在辩证行为疗法创立者 Marsha Linehan 的研究中找到了依据。「地狱的出口是苦难」，Linehan 写道，「拒绝接受苦难，就会重回地狱。」这话什么意思？意思是你要「从根本上接受」你当前的处境。

「从根本上接受」，意思是你不要对抗你的感受。觉得难过？那就难过吧。不要批判它，不要推开它，不要削弱它，也不要控制它。直面感受，而不是逃离感受。

这一课，我学得也十分艰难。我对研究「空巢」的兴趣始于我的女儿，她刚过 20 就和我断了联系。我和她妈离婚后又再婚了，然后又生了几个孩子，这件事让她觉得自己被 取代了，而在她成年前，我一直无法完全理解这种感受。在那段困难期，我发现我每天都在重复我曾经犯下的错误。原本的美好回忆充斥着怀疑和自责。当我意识到我和一个好父亲相去甚远时，我就陷入了一个痛苦的循环，满脑子都是「如果没说那些话、做那些事、写那些东西就好了。」有时候，我又会进入另一种思考，「你女儿再也不会和你说话了。永远。你上次见到她了？那可能是你最后一次见她。你得接受。」这绝非刺耳的批评，而是来自理性自我的明智建议。接受惨淡的现实看起来怪异、矛盾，但也令人欣慰，我得以和无法改变的现实握手言和，得以直面我犯下的过错，最终促成了我和女儿的和解。

「从根本上接受」重点在于直面当下处境，接受一切后果。像「这不公平」、「我不接受」、「这不应该」等表述，可能在事实上正确，但它只会加重我们的痛苦。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你堵车了，你没法掌控这事，但大家很容易责怪自己为什么不早点出门，或者责怪造成堵车的那个人为什么不在离家前检查一下汽油表。此情此景，我们可以陷入一种对不公的狂躁，但也能选择深呼吸，接受这一切，接受我们无法掌控的情况。

是的，痛苦不仅来自生活中的伤害。有时，我们企图用美好的记忆逃避当下的苦难，也会造成痛苦。心理学家 Matthew Killingsworth 和 Daniel Gilbert 的论文《A Wandering Mind Is an Unhappy Mind》（2010）总结了这一事实。他们发现，当人们通过回忆过去和幻想未来逃避现实时，他们会更不快乐。换句话说，即使用快乐来对抗痛苦，都没接受痛苦有用。还有一句类似的名言，可能来自老子，是「活在过去的人沮丧，活在未来的人焦虑，活在当下的人才能快乐。」

（老子引言的原文是：Depression is living in the past, anxiety is living in the future, and joy is found living in the presen。经过网上查证，在《道德经》里找不到直接对应的原文。最接近此句的老子原句为「生于自然，死于自然，任其自然，则本性不乱。」本句应是后人化用老子思想，不是中国老子原话。参考:《西方心理学遇见阴阳老子五行》）

当然，活在当下不一定真的快乐，甚至会让你更难受。但是，通过直面当下的处境，我们能逐渐获得掌控和意识到，我们经历痛苦的长度和程度。我们可以重新解释苦难的意义，用行动减轻痛苦，降低它对生活的影响。直面我们的感受，能让我们自由地欣赏生活中的积极面——那些我们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这一切与你的焦虑无关。

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 Lisa Feldman Barrett 的工作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直面痛苦的案例，她建议人们深入到情绪的「颗粒」之中。如果你感到悲伤，试着深入探索和描述。问问你自己，你的悲伤仅仅是悲伤吗？还是绝望？悲痛？不幸？苦恼？又或是遭受嫌弃？陷入不安？遇到挫折？你的愤怒仅仅是愤怒吗？还是怨恨？冲动？不快？嫉妒？又或是长期积累的不满？

为什么要这么具体？曾写过《How Emotions Are Made 》（2017）的 Barrett 发现，越精准的情绪定义，和更少的药物需求、更短的住院时间、更灵活的情绪管理有相关性。Barrett 并非让我们沉浸在情绪之中，而是建议我们去探索情绪的形状和边界，充实情绪的定义。

Barrett 指出，文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关注什么以及我们的情绪如何产生。她不同意心理学家 Paul Ekman 等人的观点，即每种情绪都有自己的神经特征，能够跨文化识别。相反，Barrett 观察到，西方人定义为「情绪」的体验，在某些文化中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她列举了密克罗尼西亚的 Ifaluk 人、巴厘岛人、西非的富拉尼人、菲律宾的 Ilongot 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 Kaluli 人、印度尼西亚的 Minangkabau 人、西澳大利亚的 Pintupi 人和萨摩亚人的例子，这些文化将情绪描述为牵涉多人的人际事件而不是发生在个人内部的体验。

在暴露疗法中，我们也能窥见「从根本上接受」的力量。暴露疗法是一种认知行为治疗（CBT）在暴露疗法中，患者面对的压力会逐渐增加，直到被暴露在他们最害怕、最恐惧的东西面前。暴露疗法可以通过想象进行，例如一个患有创伤后压力综合征（PTSD）的士兵，会被引导回忆战争中的痛苦经历。或者要求一个害怕公开演讲的人加入演讲会，直到最后站在舞台上对着观众演讲。

暴露疗法和「从根本上接受」一样，作用的前提是「生于黑暗的东西，要继续长于黑暗」，直视我们恐惧的东西，比向另一个方向走，更能实现内心的宁静。例如，你第一次看恐怖片，你会被吓到。但当你看第五遍，你还会被吓到吗？第 10 遍呢？总有一次，你会意识到，已经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你应该去看看邮箱或者吃东西。同样的，我们越将自己暴露给（或者从根本上接受）我们害怕的东西，我们越能摆脱它的束缚。

直面死亡能让我们更加感激活着

暴露疗法还有另一种方法叫「泛滥」，它不仅要将你暴露在害怕的东西面前，还要持续加大程度，一直加，一直加，到你能想象的最坏情况为止。举个例子，Jennifer 察觉丈夫出轨了。当她挑明的时候，丈夫承认了，说他确实爱上了另一个女人，还想马上离婚。Jennifer 理所应当地深受打击，陷入巨大痛苦之中。她觉得这是自己的错·，并再也不会被爱了。最重要的是，她无法忍受这种痛苦。用我之前说的「恐怖电影疗法」，我让 Jennifer 写了一段关于未来最糟糕情况的预期，里面要有自己「没有价值」的各种细节。我要求她每天写，每天读，读 5 到 15 分钟，直到她觉得焦虑、情绪开始压垮她。我还要求她不准分心，因为她只有全神贯注地面对这些痛苦，她的大脑才会产生倦怠。随着时间推移，她的焦虑开始缓解，她的意识开始挑战这些病态的想法。和大多数心理干预一样，这需要每天训练持续不懈；但在时间和努力的帮助下，她的焦虑程度变低，持续的时间也缩短了。

「泛滥」和「暴露」听起来和你早就在做的事情一样——不断地重复失败，没有任何正面结果。不过，这些方法的目的不是每天缠着你的焦虑不放，而是在专业咨询师的指导下，有意识地，每天专门留一点时间，帮助你提高对焦虑的耐受力，直到焦虑不再焦虑。

正念冥想是练习「从根本上接受」的常见方法，因为它的目的是观察出现的任何想法或感觉，然后回到呼吸、念白等让练习者固定在当下的东西。冥想和暴露疗法的区别在于，后者鼓励人们去想象最糟糕的情况，而冥想只是指导人们去观察和接受出现的任何情况——无论积极消极——然后看着它消失。

是的，两者的区别可能很小。有一种冥想叫 maranasati（感知死亡），要求练习者思考自己的死亡。正如释迦摩尼所说，「在所有冥想中，关于死亡的冥想至高无上。」直面死亡，能让我们更感激活着。它会提醒我们，尽管生命中有曲折与痛苦，但总比死了好。

迷幻药也能提供「从根本上接受」的机会。虽然这类药物已被证明有利于治疗如抑郁症、焦虑症、PTSD 等心理疾病，但它的作用机制尚未完全明确。我认为，其效用的一部分成因在于，它让我们失去了控制大脑信息进出的能力。大家使用迷幻药经常会有「重生」的体验，部分原因在于，必须要面对和接受你的恐惧。你会看到可怕或美丽的真相，但你并没有被摧毁。如同汹涌海面上的小船，虽然来回颠簸，但船依旧完好。

儿科医生和精神分析学家 Donald Winnicott 认为 ，婴幼儿通过在母亲面前独立玩耍来内化父母的态度（几乎所有的心理学研究都是关于母亲的，直到大约 20 年前，我们才发现父亲）。在游戏场景中，父母的关注和支持为婴儿提供了一个「安全环境」，让婴儿能以更自信，更有安全感的状态探索周围的环境。后来的依恋理论家，如 Mary Ainsworth，发现有安全依恋感的婴儿，在探索活动中，比没有安全依恋感的婴儿，更富有冒险精神。

Winnicott 将治疗描述为一种游戏，患者要在咨询师的支持下探索自己的思绪和感受。例如，我自己在大部分时候都只做一件事，就是倾听。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建议，我做的也不仅仅是倾听，还有不打断、不干涉、不要求他们想好的方面。与其安慰他们事情没那么糟糕，我更倾向于接受理解他们的痛苦，承认情况不会好转，现在的痛苦会成为生活的新常态。我花了很多年才明白，心理咨询的价值就在于安静倾听。在倾听和关怀的过程中，我也「从根本上接受」了他们的处境。

当然，大部分人都希望从咨询师那里获得建议和指导，我也乐于遵命。但首先，他们必须知道，我愿意倾听他们有多痛苦、多不幸，多自责。当他们都说出来了，我也能更好地帮助他们走向自我关怀，尤其是当他们被不断的自我批评包围时。「从根本上接受」我们的缺陷——接受我们的行为伤害了我们所爱的人、接受我们无法成为理想化的自己——不仅仅是我们在所伤之人眼前获得救赎机会，也是我们改变与愧疚、悲痛、懊悔的关系的机会。

相比威胁你健康的「尖锐声音」，「从根本上接受」可能还是太无力了

但，为什么焦虑如此普遍？因为大脑的进化不是为了让你保持快乐，而是让你活下去。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大脑里总是装满了潜在的危险，因为那些没能成功应对危险的人，还没把基因传给下一代就死了。举个例子，如果我的犹太祖先在二战前夕说：「你想得太多了」，然后继续留在东欧，他们可活不到把基因传给我的时候。换句话说，烦人的、抽象的、带有自我批评性质的情绪是有适应价值的，只不过他们不应该站在舞台中央。「从根本上接受」相当于对着你的大脑说：「我注意到了。谢谢你的担忧，事情确实如你所描述的那样糟糕，并可能一直糟糕下去。我会严肃对待你的顾虑，但现在我要去看看意识里浮现的其他东西了。」虽然许多痛苦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也会消散，但那些最尖锐的痛苦需要我们付出更多。如果我们对这些负面情绪无动于衷，我们的大脑可能会认为我们正处在危险中，并且会加大释放负面情绪的力度。

另一方面，我作为一个心理医生也学到了，对一个人有用的方法，不一定对另一个人有用。实践「从根本上接受」，或者我提及的其他方法，可能还是无法撼动威胁你健康的「尖锐声音」。如果是这样，那么那些让你远离自责和懊悔的东西会更有用，譬如激烈的运动、嘈杂的音乐、朋友的陪伴，或是亲近自然、帮助别人以及培养自我关怀的能力。

社会文化也是影响我们走出情绪困境的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美国、中国、印度这类阶级分化严重的社会中，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患病率更高。Iris Mauss 及其同事的最新研究发现，我们越主动追求快乐，就越容易不快乐，而这类享乐主义文化，在美国尤为常见。相反，在那些将幸福定义为社会参与而不是个人追求的国家，人们更幸福。

这是因为，我们的命运和他人息息相关。美国人尽管有惊人的财富，但在人际关系上却十分贫穷。我们越来越离群索居、越来越原子化、越来越孤单。虽然「从根本上接受」是直面困难的重要方式，但朋友和家人，能让「接受痛苦」少一点恐惧、少一点孤单、以及，少一点痛苦。「即使只活一天，」Virginia Woolf 在《达洛卫夫人》（1925）中写道，「也是极其极其危险的。」

但一个人上路，是件更危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