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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今敏和大友克洋的《她的回忆》，我终于知道为什么《索拉里斯星》能成为科幻史上留名的作品。就像现在所有的爱情故事都有莎士比亚的影子一样，《索拉里斯星》已经成为了一类科幻作品的原型，它关于生命意义的讨论，把科幻拔到了新高度，尽管这本书的文本非常无聊。

《伊尼舍林的报丧女妖》，情节设计上的收尾呼应不错，爱尔兰海岸线的风光也不错，但开始的莫名其妙，结束的也莫名其妙，问题就是情绪没到位。其实电影的主题很好，本来以为会是类似男版那不勒斯四部曲，但它呈现出来的冲突就是感觉莫名其妙。我理解存在主义危机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冲突，但是危机层层加码的情感铺垫还是不太够，至少没有激烈到割手指的程度。但是这个动作发生在小说里会看起来更合理。可能这就是电影和小说的区别吧。文字能铺陈大量心理描写，能给读者想象空间，无论多么荒诞的行为都能被思维合理化，让我理解人物的行为逻辑。但这电影两人物的矛盾爆发，就，太突然了。

看完《分手的决心》，电影不错，都市奇情缠绵悱恻。婚外情的主题、时不时出现的互文台词和跨国别台词，都让我联想到了《驾驶我的车》，但是韩国人整体的氛围表达要更激烈，或者说更有戏剧感，这种戏剧感提现在非常多的地方，像宣言和诗歌一样的台词，诗意考究的镜头调度和场景美术，都在刻意营造这种精致的戏剧氛围。相比之下日本人就显得很老实，没有花太多心思设计视觉，纯粹就是靠精巧的电影文本取胜。《分手的决心》唯一的瑕疵就是汤唯的台词，总感觉像诗朗诵，让人出戏。

在追求目的途中，人似乎总是会困于手段之网。方法技巧和套路，无处不在，人际关系，职场关系，恋爱关系，当代人能熟练运用书本技巧进行对他人的 PUA，把生活过成了 PVP——一场不是赢就是输的战斗。

技巧和内卷是一个相伴相生的关系，技巧的传播推动着内卷的加剧。就像现在的电视剧，节奏快、反转多、甜度高，但观众的阈值也在被拔高，现在技巧已经处于被穷尽的边缘，边际效益越来越低，观众却越来越难被打动。只有真诚能打动人，但被技巧包裹的心，或许已经丧失了捕捉真诚的敏锐，与表达真诚的能力。

伍迪艾伦镜头前的 Zelig 或许也可以理解成一个穷尽了技巧也失掉了真诚的人。每当进入新的社交场合，Zelig 就象变色龙一样，从外貌到言行举止瞬间改变，他被迫获得了这样的天赋，所以他能融入任何场合，上一秒还是华尔街侃侃而谈的金融大亨，下一秒就会变成粗鲁莽撞的街头流氓。但当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只能呆呆看着窗外。他没有自我，所以他无法真诚的对待别人，也不能真诚地对待自己。

手段之网的尽头是一片虚无，但通往目的的幽深小径似乎正被虚无所掩盖。

上周末看完了《隐秘的角落》，因为之前网上盛传原著《坏小孩》的作者紫金陈对女性角色有偏见，所以特别关注了片中的几个女性角色。虽然整部戏都围着男人转，女性角色普遍沦为工具人，但（前六集的）周春红还是给了我非常强烈的刺激，让我想起了《万箭穿心》里的李宝莉。

周春红和李宝莉的“人设”基本一致——中年、离异、单亲母亲、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庭的命运、同时还有极强的控制欲。完全符合我们对“中年离异母亲”这个形象的全部想象。在拥有顽强斗争精神的同时，这两人都有着悲剧性的命运，而且他们的悲剧都和男人有关。

李宝莉和丈夫马学武一刚一柔个性不合，马学武外遇被李宝莉捉奸在床，导致本来能留在国企的马学武进了下岗名单，懦弱的马学武绝望之下决定以自杀反击，让李宝莉一个人撑起了老人和小孩的重担。结果，儿子长大以后得知是母亲间接导致父亲自杀，也因此记恨李宝莉，要断绝母子关系。

周春红这个角色基本沿袭了这套范式，只不过因为周春红是配角，所以关于她和丈夫离婚的原因并没有细说，这段婚姻本身也是作为功能性的背景存在，并不重要。在《隐秘的角落》里周春红经历了和李宝莉一样的“双重打击”，而且是在一集（第六集）之内，整个情感变化服务于剧情的转折，矛盾冲突饱满富有张力，所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重打击来自自己的儿子朱朝阳。两个人喝牛奶的这场戏氛围压抑得令人窒息。儿子想等会喝，周春红要求立即喝。这场戏展现的是周春红对儿子的控制欲。

和自己相依为命的多年的儿子和爸爸越走越近——这是大背景。当天白天，周春红和上级马主任的感情又以一种非常不体面的方式公之于众，自己儿子也在场——这是两个人要通过喝牛奶展开一段沟通的直接原因。周春红嫉妒前夫，害怕失去儿子。但她和儿子的沟通失败了，一句“大人的事你懂什么”是她在整部戏中感情爆发的最高潮。

紧接着，第二重打击来自她的恋人马主任。马主任本来想和周春红正大光明地在一起，但周春红以不想打扰儿子生活为由拒绝。看得出来，在周春红的心里，儿子才是她“最重要的男人”。但在儿子“失去控制”以后，她又主动去找“备胎”马主任，结果得知马主任老家给他安排了一个对象，更年轻又没带孩子。

这场戏其实对剧情而言可有可无，但在精神上“杀死”了周春红这个角色。这场戏以后，周春红完全变成了一个背景板。

我的上一代人，和李宝莉周春红一样。我有两个姑姑都是这样的离异中年女强人，经历过下岗、婚姻不幸，夫妻之间无法真正达成理解、后来离婚，做着最底层的工作把孩子抚养长大。

我奶奶也算这种类型的人。我奶奶原本是宜昌地主家的女儿，小时候还在私塾学过写字，打仗的时候几个兄弟全死了，49 年以后来武汉，给人当过保姆，后来在国有工厂干到退休，我奶奶性格也非常刚烈，有时候也有大家长一般令人窒息的控制欲。

周春红毕竟是个配角，没有李宝莉人设丰富。在马学武死之前，她不是单亲母亲，而是一个“城里人”，长得漂亮，年轻时有很多追求者。马学武则是一个通过读书得到城市户口和国企工作机会的凤凰男。

《隐秘的角落》里也有一个凤凰男，就是主角张东升。剧里没有交代张东升的背景，只说是他不是本地人，入赘到了老婆家，在少年宫有一份教职，收入没有在医院工作的老婆高。

在小说里，张东升是农村出身，考上了浙大，本来能在数学系直博，但想早点工作赚钱，就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入赘到条件更好的徐静家，还签了婚前协议，离婚就是净身出户——这一点能说明为什么张东升宁愿杀了岳父岳母、知道老婆出轨都不愿意离婚。

张东升和马学武一样隐忍、只不过一个选择在沉默中爆发，另一个选择在沉默中灭亡。

不管是张东升还是周春红，他们的悲剧都是来自家庭的悲剧。作家@荞麦 chen在微博上说《隐秘的角落》是一部套着悬疑剧外衣的家庭伦理剧。因为中国观众最能感同身受的就是家庭。我也认同这样的评价。

因为，对于现在大部分出身中下层的中国青年，家庭前史一直是我们精神世界的隐痛。

图片来自网络

编译自《连线》文化版文章，原文标题“Behind the Scenes at Rotten Tomatoes”

作者：Simon Van Zuylen-Wood

翻译：Dkphhh

“由人类，而非算法，为每一部电影打分”

Tim Ryan 是一位电影发烧友，42 岁，顶着一头杂乱的红发。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在罗德岛当记者，没事做的时候就看经典老片，“什么戈达尔啊，还有俄罗斯的红色电影，”他说。后来他搬到了湾区，当时羽翼未丰的烂番茄就在那里。为了看电影，Ryan 成天泡在烂番茄上。2004 年，烂番茄公开招聘，这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Ryan 抓住了。现在 Ryan 把自己比作电影《摇滚巨星》里的 Mark Wahlberg 饰演的角色——“从头号粉丝变成了主唱”。

Ryan 是这家影评网站任职时间最长的员工，最近他投身到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新项目里。当我 10 月份造访烂番茄的新办公室——现在位于比佛利山——他这么解释这个新项目：“如果烂番茄一直存在会怎样？”

Ryan 想给从古至今所有的电影都打个分，或者更准确一点，把从古至今每一部电影的每一篇影评都搬上到烂番茄上。

世界上的第一部剧情长片（feature film）是《凯利帮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Kelly Gang），这部电影改编自一群澳大利亚亡命之徒的真实故事，于 1906 年 12 月 26 日在墨尔本的 Athenaeum Hall 上映，一度引发骚乱。一天后，世界上第一篇影评诞生。Ryan 找到了墨尔本报纸《The Age》的数字存档，原文如下：

看得出来，剧组花了许多精力，非常认真地还原了惨剧发生的经过，就算有什么瑕疵，影厅里的观众也没有那么好的记性能记住。

这部电影在 Athenaeum 上映五周，场场爆满，随后又在悉尼上映。所以，Ryan 又查了悉尼的《Daily Telegraph》，找到了第二篇影评：

这部电影清晰明了，作为一部丛林片，主角的表现也相当突出。电影的拍摄地在“Kelly Country”，当然，拍摄获得了充分许可。这种影像加文字的记录毫不逊色于今天的现场拍摄。

这两篇文章在刊登 112 年后，被上传到了烂番茄。Ryan 将第一篇判定为“新鲜”，第二篇则是“烂”。在进一步发掘史料之前，甚至直到世界毁灭，互联网上关于《凯利帮的故事》的权威影评可能就只有这一个红番茄和一个被砸烂的绿番茄。

就是这么奇怪，在我们这个割裂的后把关人时代的文化中，最接近鉴赏权威的，居然是一个用卡通番茄评价电影的网站。由早期员工设计的烂番茄新鲜度，现在已经成为了影视领域的“好管家”认证。红就是好，绿就是坏。

新鲜度由一群专门的编辑管理，他们会阅读大量认证影评人的文章，判断哪一个是好评，哪一个是差评。当然，一部电影至少要五篇影评才能给分。

每一部电影的新鲜度等同于它的好评率。举个例子，John Travolta 2018 年的电影《高蒂传》新鲜度 0 分，就是说 55 位影评人的影评中没有一个被判定为好评。59 分以下是烂（绿番茄），60 分及以上是新鲜（红番茄）。

烂番茄的创始人说烂番茄这个名字来源于电影《里欧洛》，片中的小男孩觉得自己的父亲是一只浸染了某个西西里男人精液的番茄。不过这个名字更容易让人联想起古代人看到一出烂戏就往舞台扔水果的实践。基于这样的精神，烂番茄也提供了爆米花图标的观众评分，由观众给电影打分。

成立于 1998 年的烂番茄最初只是几个伯克利研究生给成龙电影打分的地方。但“给电影打分”这件事自带的商业价值促使烂番茄成为了一家有分量的公司。乔布斯在开发布会的时候指名道姓地提过烂番茄。从梅丽尔·斯特里普到马丁·斯科塞斯，这些好莱坞的精英们也会时不时提起烂番茄。对于那些想让你掏钱的电影公司而言，烂番茄是不可忽视的地方。

2010 年，烂番茄被 Flixster 收购，一年后 Flixster 又被华纳兄弟收购，2016 年 Flixster 的大部分股份又被华纳卖给了票务公司 Fandango。所以你能在 Fandango 的电影售票网站上看到每部电影的烂番茄新鲜度。在 Google Play、DirecTV 或者 iTunes 这些烂番茄的合作伙伴上，也能看见评分。对于影视公司来说，烂番茄则是一个宣发工具，对电影评分的报道也成了常规新闻类别。

随着影响力渐长，烂番茄也遇到了许多非议。到了 2017 年，像《加勒比海盗》、《海滩游侠》这样的大片的制片人开始因为影片表现不佳而指责烂番茄故意给他们打低分。还有一些阴谋论认为，烂番茄和制片厂有交易。尽管现在还没有证据表明烂番茄的编辑会被收买，但烂番茄的观众评分确实已经被玩坏了。在《黑豹》和《惊奇队长》上映时，一些男性漫画粉丝涌入烂番茄给这些电影刷低分，只是因为他们讨厌黑人和女性。

尽管如此，烂番茄的分数依旧有一种权威的诱惑力。作为一个用户，我条件反射般地相信，60 分的电影就是比 59 分的电影好。尽管这些分数几乎没有什么意义。在选择无穷无尽的世界里，在逐渐被算法推荐接管的互联网上，烂番茄代表着某种更加古老的东西。同时，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最好的选择方式是什么？或者更直接一点，你该相信谁？

“这篇算不算影评？”，这个问题烂番茄的编辑部每两周都要讨论一遍。这天我也在场，会议由在烂番茄任职 27 年的 Haña Lucero-Colin 主持。烂番茄和 Fandango 共用办公空间，内部挺有硅谷范儿的，你可以在墙上写东西，也能把墙拆了。隔间、卡座、角落，橙色的 Fandango 图标随处可见。不过开他们会的状态不太像创业公司，更像新闻学院的研讨会。

他们的讨论会一般这样进行：编辑拿出一篇文章，所有人判断它到底算不算影评。就这么简单。烂番茄不会考虑专题报道、推特的推文和影片概述。这次讨论会包括一篇《卫报》关于《 30 Rock》过于依赖明星客串的文章，一段关于文化类播客的讨论，以及一篇刊登于《Entertainment Weekly》关于晨间真人秀节目《The Bonnie Hunt Show》的文章。这些推进得都非常迅速，全都不算影评。

那天最难的一个问题是电视编辑 Robert Fowler 提出的，《纽约》杂志网站 Vulture 上刊载的一篇关于《Nancy Drew》的文章，作者是 Matt Zoller Seitz 。在 Fowler 看来，Matt Zoller 写这篇文章“只是想借这部电视剧谈谈电视的本质，这是他的习惯。在这种情况下，影评只是这位电视评论家的副产品。” Lucero-­Colin 同意这一观点。那么这篇文章到底算不算影评呢？没人能下结论。最后:Lucero-­Colin 给 Zoller Seitz 发了一封邮件。后者回复：“好评。”

像这样的讨论会对保持新鲜度的公正性至关重要。对此没有人比 Jeff Giles 理解得更深刻。作为一名远程工作的新罕布尔州居民，Giles 从 2005 年开始为烂番茄做编辑，自那时起，他也自己做了一个流行文化网站，并为肥皂剧写了一本 381 页的口述史《One Life to Live》。

Giles 也会不定期到佛利山办公，来到这里后他很快就进入了工作状态。每一位编辑都要追踪几本出版物。Giles 作为管理者，主要负责《纽约客》、《纽约时报》这类 A 级刊物的评论家。工作内容就是评判一篇影评是好评还是差评，然后摘录一段合适的文字放在网站上。今天的第一篇文章是《Hollywood Reporter》关于《The Wayfarers》的影评，写得弯弯绕绕，难以判断。好在文章开头有个摘要帮 Giles 做了判断“缓慢的开头变成了深深的感动”——是好评。随后，我们又仔细阅读了清晰明了的《Springtime for Nazis: How the Satire of 〈Jojo Rabbit〉Backfires》，原载于纽约时报，作者 Richard Brody。

我觉得不过瘾，于是 Giles 给我发了一篇充满优越感但又轻松幽默的《唐顿庄园》电影版影评。这篇他已经看过，作者是《纽约客》的 Anthony Lane“作者似乎觉得这部电影不应该存在”，他评价说，“但观看这部电影的过程并不痛苦，你知道吗？”记住：烂番茄没有明确的好坏标准，也没有必须完成多少篇好/差评的指标，只有编辑的判断。这篇影评比较矛盾，但我倾向于好评。Giles 表示赞同：“我们把这种叫‘绅士的好评’。”但他似乎忘记了他对这篇影评的判断：差评。我问了一下 Giles 最喜欢什么样的影评人，“观点清晰明了的”，他说。对于那些喜欢用字母打分的媒体影评，Giles 给出好评的标准是 B-及以上。

干这行速度也很重要。刚刚在烂番茄工作一年的 Kristin Livingstone 说，编辑们会把观点暧昧的文章扔进工作群，“有些编辑会很快回复是好评还是差评，”她说。

编辑们一天要判至少 50 篇影评，这个节奏容不下多少揣摩时间，尤其是现在烂番茄还引入了 YouTube 和播客影评。每周的影评完成数量都集中在一个共享的表格里，“就像比赛积分榜一样。”每周的达标额度是 200 篇，不过没有完成也不会有惩罚。

烂番茄也在尝试解决工作量的问题，影评人现在可以自己上传并判定影评。现在，这类影评大约占 30%，不过我能感觉到很多影评人希望烂番茄新鲜度不存在。《时代》影评人 Stephanie Zacharek 就抱怨过这种非好即坏的判定方法无法处理“一部好看的烂片”这种情况。现在大部分的影评人都不会在写影评的时候都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烂番茄新鲜度现在被“流行主义”（认为商业文化产品也值得被严肃批评）扭曲了。“90 年代的电视评论都是相当刻薄的”Lucero-Colin 说，“每一篇影评看起来都像‘这节目就是屎，我们不会再看第二遍了。’现在的电视评论说教意味很浓，就像‘嗯，他们干得不错，但不够好，不过我还是挺喜欢这个明星的。’”

此外，由于新鲜度这个评价没有区分完全好评和“绅士的好评”，所以爆米花电影和严肃经典的分数往往差不多。例如《蜘蛛侠：平行宇宙》新鲜度 97%，希区柯克的《迷魂记》新鲜度 95%。据分析，每年烂番茄新鲜度的平均分都在变高。

“因为所有东西都被抽象成了好或者坏。”前烂番茄编辑 Matt Atchity 说。“正是这种极端的数字让烂番茄一直流行，一直出现在新闻报道里。”

回到《凯利帮的故事》。这部电影的第一篇影评是好评，确实没有说这部电影的什么缺点，但“花了很多力气”和“认真”也算不上什么溢美之词。第二篇影评开篇就说，这部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犯罪电影算不上对澳大利亚价值观的大肆宣扬。虽然是差评，但影评人并未批评电影本身，相反，字里行间还有一种这电影拍得还行的意思。问题不是 Ryan 错判了影评，换我也会做出同样的判断。问题是烂番茄的世界里只有“新鲜番茄”和“烂番茄”，没有“生番茄”和“熟番茄”。

Giles 最近收到了一个来自影评人的投诉，她反对烂番茄将她的影评算作好评。“她说，‘我真的不喜欢那部电影。能换成差评吗？’我说，‘当然可以，但我想问问，为什么你要给 B-？’她的回答很简单，‘我讨厌打分，就随便给了一个。’”Giles 后来又补充说，“我完全同意她的观点。”

在采访的第二天，我和烂番茄的一线采编人员吃午餐，他们和影评编辑不一样，主要采访电影明星、参加电影节。我问他们，作为烂番茄的一份子，他们是否认为外界真正了解烂番茄。答案是否定的。编辑 Jacqueline Coley 说，她从来不告诉 Uber 司机自己真实的工作，这样对方就不会问及她无法控制的电影分数。她也听有些人抱怨评分算法，但 Coley 说，“我们根本没有什么算法。”

确实没有，否则刷分这种事就不会伤及烂番茄了。两年前《星战：最后的绝地武士》上映时，观众评分跌倒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程度（现在是观众评分 43，烂番茄新鲜度 91），导致用户怀疑烂番茄新鲜度是不是被收买了，还是又发生了一出恶意刷低分闹剧。

失去了评分公正的信誉，烂番茄什么都不是。为了建立信心，烂番茄解决了这个问题：影片上映前不允许用户打分，同时要求打分用户验证电影票。

观众评分规则变动的同时，新鲜度的规则也迎来了大改。在 2018 年 8 月之前，只有几家出版机构的影评人才能入选烂番茄新鲜度评分，这些人大部分是白人、男人、老人。现在，有 600 名新影评人入选，其中大部分是自由影评人，且多为女性。不过当影评人队伍扩大到了 4500 人这个规模，就难免会出混进一些滥竽充数的人。几年前，一个叫 Cole Smithey 的影评人就为了破坏《伯德小姐》的 100%好评给了一个差评。

我们很难弄清楚烂番茄的评分对电影票房有什么影响。在 2018 年末，Morning Consult 举行了一次全民调查，发现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会在看电影前查一下烂番茄，有 63%的人会因差评选择放弃观看。但不管有没有影响，对于好莱坞来说都要争取。所以制片厂会在临近上映时才给影评人举行放映会，遇到差评，会向 Giles 这样的编辑表示抗议。

“我也注意到了‘新鲜’对于制片厂和制片人而言非常重要，”他说。如果一部电影新鲜度在 75%以上，并且参考影评超过 40 篇，就会有一个“烂番茄认证”的小标签。“他们知道这个东西在宣发中的价值。”美国最大的连锁影院 AMC 会在官网上显示电影的烂番茄新鲜度，但只显示有“烂番茄认证”的。

卖电影票的 Fandango 买下烂番茄也不是为了让观众少看烂片。为了完全掌控烂番茄，烂番茄没有负责人，由 Fandango 的总经理 Paul Yanover 直接管理。不显年龄的长相和程序员背景让他看起来不像个精明的商人，但他的思路非常清晰。“我们实际上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很有用的宣发平台。”他对我说。

Fandango 的盈利方式有几种。一种是观众通过他们的平台买票，能收一笔“过路费”。另一个是向内容供应商（前面提到的 iTunes、Google Play 等）授权，允许他们使用烂番茄评分。

“显然，烂番茄有极高的自主性，”Yanover 说，“不过 Fandango 作为一个售票平台，也一样。”在他看来，烂番茄和 Fandango 的使命是一样的：把你会喜欢的内容送到你面前。

Netflix 的算法也起到同样的作用。唯一的区别是，Netflix 比影评人更了解你的喜好，甚至比你自己更懂你。但 Netflix 不会显示烂番茄新鲜度，实际上 Netflix 上什么评分都没有。相反，他们是根据你过往的观看历史向你推荐电影。Spotify 的歌单，Facebook 的信息流也是同样的原理。在我们这个数字时代，我们周围充斥着被算法推荐的内容。

烂番茄新鲜度有这么多缺陷，为什么我们还要用他？**因为当 Netflix 想用算法把你永远留下时，烂番茄存在的最终目的是让你离开它。**你会经他的推荐去看一部电影，或是拒绝一部烂片，但这一切行为都源于你的自由意志。

“在烂番茄，有一些用户有自己喜欢并信任的影评人，”《时代》影评人 Zacharek 说，“他们会点开链接看影评。”如果使用得当，烂番茄其实是一种无尽的资源，就像互联网最开始时那样。

现在，Tim Ryan 的电影档案计划已经为 210 部老电影创建了页面，收集了 5500 篇影评，没有烂番茄，这些影评和写它的人大部分会被埋没在历史资料里。

题图来自《连线》原文

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今天我 23 岁了，我感觉我被锤了。

我并非对生活毫无热情，好吧，这股热情确实没有以往那么强烈了。工作挤占了我的大部分时间，我试图提升我的效率，或许是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吧，好像速度快了产出的质量就没有那么高了。这是一件非常让人头疼的事情。

我试图在工作之外寻找乐趣，我看书、读报、听音乐、看电视剧、学习英语、锻炼身体、也在这里发表一些不痛不痒的看法，但是我感觉不对，there is something wrong。

生活确实没有以前那么快乐了，我时常感到寂寞。或许是因为天气转冷，日照时间不足引起的间歇性抑郁？我不知道。

中午刚刚看完《去他妈的世界》第二季。大家都说第二季没有了第一季的那种叛逆的冲劲，我倒觉得在人物性格变化上第二季处理地不错，成长不就是一个在迷惘中与世界和解的过程吗？单纯的叛逆没有意义，要看他是为什么叛逆。

第二季的槽点其实是在关于 Alyssa 的梦魇，这个杀人的梦魇在第一季中完全没有展开，但在第二季却成了故事的驱动力，这个漏洞让我觉得是 Netflix 想强行出第二季圈钱。

看这部剧的时候我喜欢把自己代入进去，因为我也想漫无目的地流浪，想打破生活的条条框框。

但是我没有承担后果的底气。我害怕做出错误的决定。我一直是个墨守成规的人，放在人堆里就会消失不见的那种。但是我知道我不想这样，至少现在不想。我害怕的是我会习惯。就像《鼠疫》里的城市居民那样，从反抗政府的封锁到习惯被困在城里的日子。

我的生活里没有躲在角落的摄像机，就算有，它也不会给我套上美美的滤镜。

如果真的有个摄像机在 7×24 地记录我的生活，想必也不会有观众会喜欢看一个人每天两点一线的生活。

好消息是我才 23 岁，我还有时间。

另一个好消息是我一条买了好久不能穿的裤子昨天试了一下能穿进去了。

爱情到底是什么呀？

在没有体验过之前，我朴素的爱情观是“我对你好，你对我好”。在体验过以后，我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它夹杂了青春期的幻想、荷尔蒙的冲动、躁动的欲望和不安的心脏。有的时候还会涉及到两个人的“勾心斗角”。人类所有好的、不好的特质都会被爱情放大。

它太复杂了。

这还只是我所体验过、校园里的纯粹的恋爱关系，我不敢想象，它在承载金钱和社会的压力之后，会被扭曲成什么样子。

我相信现在大部分人都抱有和我一样的想法，所有他们企图在电视剧里享受“甜甜的恋爱”，等着屏幕里的人给自己“发糖”。这就和“云吸猫”一样，不用付出就能得到廉价的情感慰藉，堪称“精神毒品”。

真正的爱情究竟是怎么样的？

国庆节的时候，我断断续续把“爱在三部曲”看完了。

《爱在黎明破晓前 》

《爱在日落黄昏时》

《爱在午夜降临前》

很多人都把这三部电影当作“爱情圣经”。

三部电影，每一部的时间间隔在戏里戏外都是九年。

第一部男女主角在火车艳遇，经历了一个难忘的夜晚然后不得不分离。

第二部，九年后，男女主角都有了新的另一半，再次相逢发现自己还是忘不了对方。

第三部，又过了九年，两个人终于在一起了，但是拖家带口的生活让他们迎来了中年危机，但最后两人依旧重燃火花。

电影很浪漫，有一见钟情的设定，每一部的背景城市都是欧洲的文化古都，第一部是维也纳、第二部是巴黎、第三部是希腊。两个人互动的细节也很“甜”。

这部电影还原了很多人对于爱情的想象，有冲动，有浪漫，也有柴米油盐 和无可奈何。台词里偶尔闪现出的“哲学金句”也能戳进人的心窝子。

但是这部电影打动人的地方，还是在于它最原始的设定，或者说创意的出发点——时间。

每一部隔九年这个设定，把人这一生最重要的三个阶段浓缩到了三部电影里。年轻时的冲动，成长后的妥协，人到中年的生活抉择和压力，都展现在了镜头前。

爱在三部曲”的导演理查德·林克莱特是一个善于用电影捕捉时间的创作者，他的另一部作品《少年时代》也用了长达 12 年的时间，去记录一个少年的成长。

不过“爱在三部曲”难以称得上真实，它所展示的最多只是“浪漫化的真实”，一见钟情，然后相守一生这种事情只可能存在于电影和别人的故事里。

我倒不是说这部电影不好，这恰恰是电影的高明之处。把真实“浪漫化”，就是爱情的功能。很多人对爱情的想象就是有一个“灵魂伴侣”，能懂自己的想法，能够给平淡的生活制造惊喜和快乐。他们需要一个给他们制造浪漫的人。

可惜，实际情况是，很少有人能够永远顺着自己的心意，大部分人也难以理解另一个人，最懂自己的永远是自己。

或许，得不到的才是真正的爱情？

1989 年上映的《When Harry Met Sally…》可能是女性第一次公开讨论「假高潮」。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 Richard Cohen 和《When Harry Met Sally…》的编剧 Nora Ephron 是好友。Ephron 去世后， Cohen 为她写了一本书，She Made Me Laugh: My Friend Nora Ephron。

在书里，Cohen 说，《When Harry Met Sally…》让女性第一次意识到，其实所有女人都会「假装高潮」。当然，这也是男人们第一次知道原来还有这回事。

在拉斯维加斯的电影发行商大会上，电影放映到这一幕时，在座的男性没有任何反映，他们不懂。但女人们懂了，她们笑了，一个接一个，直到男人们也加入到她们的行列。

Ephron 一直是一位关注两性关系的编剧，所以许多人都以为这一幕是她安排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导演 Robert Reiner 最初是想在这一幕揭示出某个男性对女性的误解，这个时候 Dani Minnick（本片制片人女朋友的姐妹）建议 Reiner 讨论一下女性「假高潮」的现象。Reiner 和 Ephron 都觉得这主意不错，就安排了一场 Sally 在餐厅里假装高潮的戏。

开头视频的结尾处，老太太的台词「I’ll have what she’s having」是 Billy Crystal （Harry 扮演者）的神来之笔。这句话后来入选了美国电影学会的经典百句台词，说出这句台词的老太太是导演 Reiner 的妈妈。

现在有许多年轻人，女孩男孩都有，会去当年电影取景的餐厅，位于曼哈顿下东区的 Katz’s Delicatessen，坐在同一个座位上，「复刻」这一影史名场面。

只不过，作为一部爱情喜剧，电影本身没有进一步讨论「假高潮」背后的问题。

参考：‘I’ll have what she’s having’: How that scene from ‘When Harry Met Sally…’ changed the way we talk about sex

题图：《When Harry Met Sally… 》

本期文摘来自 5~7 月份本人的所见所读。最近挺忙~~（懒）~~的，这一期在我的 OneNote 里攒了好久。未来工作稳定以后或许能保持两周一更的速度。

我时常觉得，对于很多以为认得我就有了“Gay 蜜” 的姑娘来讲，我和一支从香港代购回来的口红一样，都只是实用的、成本不高的“当代生活符号”。所以，她们对待这个关系的方式有时会令我感到尴尬和不安全。究其原因，是她们对 “Gay 蜜”有太多被流行文化塑造起来的期待，所以过于看重我是个 Gay 这件事而忽略了我的其他身份，有时候也不太顾及我的感受。

本文是 Fast Company 对艾伦·凯（Alan Kay）的采访。艾伦·凯讲了很多东西，但大体上依然没有脱离马歇尔·麦克卢汉和尼尔·波兹曼的媒介生态学理论。

媒介生态学理论认为媒介传播了什么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媒介是如何传播的，也就是媒介的运作机制和原理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文中，艾伦·凯举了一个例子，说电话的发明让人类回到了口头社会，口语变得比书面语更重要了。因为，在电话发明之前，人类使用的通讯工具——信件和电报——都依靠书面语，这就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有很多场合需要写作。

本文亦有中文版，由知乎用户ConanXin翻译：移动计算之父（艾伦·凯）没有被打动

我不是太愿意看到这样的景象，这些关于性别政治、身份政治、肤色政治的浪潮，已经阻碍了美国电影工作者的正常创作过程。显而易见，不是所有人都受其影响，但从年初到现在，我们几乎在任何一部好莱坞 A 级制作中都看到了指向性极强，又与作品文本极其突兀的段落。

每个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害怕，担忧未来。但这届学生太不同了。我那一届文理科学生毕业后都散落在各地的各种临时工作中：我在一个骑马农场；一个朋友做暑期保姆；另一个去了新西兰农场；还有一些成了漂流向导，然后转行为滑雪教练。我们并不认为第一份工作很重要，而是觉得这仅仅是一份过渡性工作，我们最终总会找到一份一辈子的职业，虽然路程也许蜿蜒曲折。

但是现在的学生坚信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不仅会决定他们的职业轨迹，还会决定他们余生的内在价值。我有一个学生申请了几十份实习工作和研究金项目都没成功，我对她说，她应该搬到一个有趣的地方，找到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弄清楚自己对什么感兴趣，对什么不喜欢。她听到这话后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我这可怎么跟父母交代呢？我得找一份我自己有激情又很酷的工作啊。”

她对工作的期望概括了千禧一代所受到的的培养，即把找到一份既让父母满意（稳定，薪酬好，体面），也能受到同辈们羡慕（“酷”的公司）的工作内化为一种需求，并且还得实现他们所有童年优化教育指向的终极目标：做一份你自己有激情的工作。至于那份工作是职业体育运动员，Patagonia（户外服装品牌）社交媒体经理，创业公司的程序员，还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都不如给上述所有选项打勾重要。

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当千禧一代真的开始寻找那份梦想职业，并开始“活‘成人’样”，却感觉事与愿违时，又会怎样呢？

这是一篇好奇心日报在 2017 年刊登的书摘,书是《我的爱情生活》,荒木阳子的回忆录。荒木经惟名气大也活得久，所以人们总是会习惯性地透过荒木经惟的镜头看阳子，而没有真正直视过她。这本回忆录把故事中阳子的人格「补完」了，也让他们的传奇爱情有了真实感。

公园相亲角是一个神奇的存在。在那里，处于适婚年龄的年轻人被简化成数字，年龄、身高、体重、房子、车子、收入，等等，由父母来进行数字和人的匹配，足可媲美当今的 AI 人工智能、大数据。但这种匹配方式，效率似乎很值得怀疑。

把公众的注意力潜移默化地从停滞的经济与长期不满情绪转移开来，在这方面新贵族们扮演了有用的角色。但他们的出现提醒人们看到几十年来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不公正的机会分配与报酬制度，乃至被侵蚀的公共机构。我们已经回到盖茨比的时代，或者比那个时代更堕落。我们时代的名人纪念碑变得如此巨大，令普通人的抱负相形见绌；普通人被告知他们只能让「神」来实现他们的梦想——在演唱会上挥舞他们心爱歌手的 logo、把他们的生活（以及数据资料）在 Facebook 上和盘托出；把苹果产品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来接受。我们知道，明星们并不希望我们觉得自己可以和他们一样。因为他们的成功就是建立在把其他人抛在身后的基础之上。

题图：煜翔 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