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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媒介，最好的作品总像是在对着单独一个人说话。这些作品浓缩着创作者的思想与情感，再跨越时间和空间传达到读者那里，引起强烈的共振。卡夫卡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能够时而带给人难以名状的震撼，从心底感叹这样的作品何以超越这么长久、遥远、迷雾重重的时空，而直接把自己未曾言表的，隐秘、丰饶甚至病态的痛苦和冲动揭露出来。这样的作品一定先在幽暗中产生，再被抛到出版圈、批评圈的探照灯下；如果一直处在公开的光亮当中，它们一开始就无法完成。

来源：互联网时代的创作（上）：我们注定不会再有伟大的作品了吗？

从去年开始开的夜宵店，因为工作时间在夜间，人总是容易感觉寂寞，所以没客人的时候总是会聊天。算是不折不扣的深夜食堂了。

我一直有会被人拉着谈自己性生活的属性，不过连我也没有想到，昨天晚上的夜聊，主题是嫖 娼。

我生长在一线城市的中产家庭，不少朋友去不熟悉的馆子吃饭都会有点紧张，更不要说去嫖娼了，如果谁胆敢提到这个事情，自然也会被他人以“你这个人档次好低”的眼光看待，所以也并没有什么几个人拉着不想去的人一起下水之类的氛围，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听嫖娼过的人描述自己的 感受。

两个伙计都来自中部地区，其实外形条件并不差，也都有女朋友，第一次嫖娼都是被师傅或者朋友带着去的。当我询问“为什么有女朋友还会想去嫖娼”的时候，他们给出了类似的答案，因为和女朋友在一起需要考虑对方感受，但是花钱办事就不用，觉得那样比较方便。

我问：“虽然你们要考虑女朋友的感受，但是女朋友也会考虑你们的感受，嫖娼的时候可不会啊。”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说：“女的有感受，我们男的有什么感受啊。”但是这显然不是真的。我问他们会不会和嫖娼的对象接吻，两人都表示绝对不会，说感觉“脏”。之后两个人一个表述了嫖娼让自己感觉“不好”“有点屈辱”，另外一个年轻的甚至说，自己是先嫖娼再有恋爱经历的，在自己和正式的女朋友有过性行为以后，他感觉很害怕，半个个多月连女朋友的手都不敢拉。其实有这样的表述恰恰说明了他对女朋友的感情是真诚的，所以会觉的自己用“做爱”这件事情侮辱了女朋友。而与此同时，尽管他们隐约感觉到了嫖娼这件事情“好像不好”，但还是拉着不想去的朋友一起去了。

烟，酒，嫖娼，下雨不打伞，不被允许脆弱，不仅自己深陷其中，还要强拉着别人一起。每多了解一点，我就感觉自己更清晰地看到男权社会这些糟粕是如何毁掉人感受幸福的可能性。

我们以往谈到嫖娼的时候，总在从卫生和排他性性行为的层面谈好不好，很少有人从心理层面去看待。但人和人的肢体接触本来应该和关系的进展是同步的，关系好的朋友会拍肩调笑，再好的愿意挽着手一起走，久别的好友会拥抱，亲密的恋人会接吻做爱。而嫖娼的陷阱就在于当事人和自己厌恶的人做着最亲密的事。而这样的经历会毁掉余生中真正亲密和美好的时刻。人有的时候以为自己可以抽离，只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放弃尊重和被尊重，其实不能。

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很多从良的小姐会找完全没有收入的男性作为伴侣，因为她们不想再做被买的那个了，曾经出卖过自己的人，很难摆脱自己意愿被践踏的恐惧。

来源：嫖娼心理学_微博

还有如何衡量不同工作的价值，比如一种偏见是白领高于蓝领。但哲学家会说这是一种“精英的傲慢”。我们应该恢复工作的尊严，将人看作生产者而非消费者。每个人都能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从而赢得认可。这是维系民主社会团结的纽带。 在这一问题上，阿西莫格鲁的立场更像社会学家或者哲学家。他觉得，工作对于人类的心理、社会互动和自我价值非常重要。我们不应该将正义简单视为人们有足够食物或者舒适生活，更好的正义观念是所有人都能为社会做出贡献。“但如果没有工作，这将非常困难。”他说。

来源：从无人车到副总统候选人万斯，技术进步的 80 亿种可能

你需要为这个故事创造自己的版本，在这个过程里，这个故事成为了你的一部分。 说书人在故事里留下自己的痕迹，就像陶器制作者手掌的形状与纹路在陶器上留下的痕迹。

从这个角度看，制作陶器真的是一件非常感性的事。

EP84: 說書人、播客、口語文化（Orality）

今日困惑：为什么会存在动物园这种东西？为什么人类会喜欢看关在笼子里的动物？

再次强调：也许我们不应该逃避无聊；它可能是一个更普遍的存在主义不适感的重要症状，值得我们思考。毕竟，不管无聊还有什么其他影响或其他变体，它都标志着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以及我们身处其中的状态出了问题。第二点包含在更宏大的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大规模批判之中。当然，人们大可对这种批判性野心嗤之以鼻，那些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资本主义必将到来的人尤其如此。但我们必须看到，当代的无聊不仅是现代性的一种结果，更是工作和休闲的政治建构造成的。根据这种分析，可以得出无聊本身就是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受界面特有的自我抵消前提所推动。

正如布尔迪厄所说，我们所热衷的消遣方式和在穿着或休闲方面所偏好的风格，也就是我们整体的习惯应该与我们所处的社会和文化地位完全相符，这一点完全在意料之中。(5) 尽管康德学派试图利用品位的悖论，但是这里不可能存在争议，不是因为我们不能了解到彼此的经历，而是因为品位的结构实际上是社会文化的，而不是个人的。

科技以“座架”（Ge-stell）的形式，展示了它创造世界的力量，这种力量意味着它能让所有东西变得可获取并且可任意处置。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作为“储备资源”的森林被视为潜在的木材，瀑布被视为潜在的水力发电的资源。

但是我们绝不能认为座架效应，即将世界重新定位为一种储备资源，并不会涉及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也是一种资源，可以作为更大规模的可处理的元素来生产和消费。我们是用来工作的商品，就像“人力资源”这个用语所传达的，这些工作环境声称会在难以察觉的商品化迹象下保护我们。更严重的是，我们是满足自己欲望和愉悦的消耗品，让“自我”这个概念变成了一种可以像电子游戏或网飞视频一样被获取的产品。事实上，由于我们自身的人格存在常常缺乏与商业产品相关的结构，因此我们甚至可能渴望达到这种被描述为经典的产品所呈现的“连贯性”水平。我们希望自己能像那些制作成本高达数百万美元的东西一样得到精心策划并被分享，好让某位无聊的观众在随意浏览各种信息时能看到。

几乎在所有情况下，都是用户承担着成瘾的指责，而设计师和持有者——通常无名无姓、不露踪迹，因太庞大而无法令人反抗——被认为是并非故意和不必承担责任的。

如果一款游戏被称作是“高度上瘾”，也就意味着它短期内会一再延缓人们抗拒沉迷和刺激的理智心态。这是新自由主义无聊的核心，它所诱导和加剧的症状正是原先它承诺要缓解的症状。我们完全出于自愿，甚至热情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