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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自己的想法里必然包含对当下自我的厌恶。

如果不厌恶，又为何需要改变呢？

看完了《浪漫的谎言和小说的真实》的第一章，写一篇简单的读书笔记：

这本书探讨的是欲望，第一章算是一个导论，把「欲望的三角关系」这一核心观点从文学作品中发掘了出来。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到司汤达、普鲁斯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最后回到《堂吉诃德》中穿插的一个小故事。

简单来说，欲望不是凭空产生的，它需要一个介体作为激发。这样，欲望的主体、介体和客体就形成了一个三角关系。欲望的主体就是我们人类，客体是想要的东西，衣服、鞋子、电子产品、Labubu……，介体就是激发欲望的东西。介体可以是抽象的概念，也可以是具体的人。在这本书引述的文学作品里，介体大多数时候是具体的人，这也是文学故事的张力来源。

譬如陀氏的《永恒的丈夫》：

一个丈夫的妻子出轨了丈夫的朋友，妻子去世后，丈夫找到了这位朋友兼情敌，表面叙旧，实则暗中试探。后来丈夫准备续弦，让这位朋友兼情敌替自己把关，结果新来的未婚妻喜欢上了朋友兼情敌，自己又把绿帽戴上了。

为什么这个丈夫主动会让情敌替自己把关继室？《浪漫的谎言和小说的真实》是这么说的：

他的行为，我们觉得古怪，但是却完全符合三角欲望的逻辑。他只能通过维尔恰尼诺夫（朋友兼情敌）来欲求，用神秘主义的话说，叫作附在维尔恰尼诺夫身上来欲求。他拖住维尔恰尼诺夫到他选中的女人家，是要叫维尔恰尼诺夫追求那个女人，以担保他爱情的价值。

简单来讲，是介体的出现让主体确信这个客体值得被追求。

这个故事还有一个更加现代的版本——北野武在自己的随笔集《北野武的小酒馆》里说了自己买保时捷的趣事：

我一直渴望拥有一辆保时捷，所以一有钱就去买下了。

……

坐上保时捷后，我立刻有了一个惊奇的发现：我看不见保时捷了。

……

于是，我叫来了一个兄弟。我把保时捷的钥匙交给他，要他“把车开上首都高速兜一圈”。我自己则坐在出租车里跟在他后面，只为了看看我的这辆保时捷跑起来有多威风。

我坐在出租车的副驾驶座上，对司机说：“那辆保时捷漂亮吧，是我的车子啊。”司机感到莫名地问道：“是你的车子，那你自己干吗不开呢？”

我是这么回答他的：“你傻呀，我自己开保时捷，不就看不见保时捷了吗？”

情色产业里大行其道的 NTR 叙事模板，也是基于同样的逻辑。

这套理论业已在消费主义中被实践了无数次。带货的明星、广告片里迷人梦幻的生活方式、都在充当激起消费者欲望的介体。

欲望和理想的区别

理想 -> 即使失败了不会感到挫败的事。

欲望 -> 失败了会感到挫败的事。

创伤话语在当代自由派文化中被过度使用。她认为，过去几十年里，尤其是 1980 年代之后，“创伤”这个词在美国主流媒体中的出现频率迅速上升。到 2000 年以后，它几乎呈指数级增长。痛苦当然真实存在，但当所有苦难都被翻译成创伤，社会就会逐渐失去另一套语言：贫穷、工资、阶级、剥削、劳动尊严、教育不平等。这些词过于直白、不够柔软，也不够适合社交媒体传播，却更接近许多人日常生活的底部。

刘提醒我们，“meritocracy”这个词最早带有讽刺意味。迈克尔·杨创造这个词时，想警告一种新型统治阶层的诞生：他们通过考试、学历和证书上位，于是比旧贵族更相信自己配得上一切。旧贵族有时还知道自己的特权来得荒唐，优绩主义精英却觉得自己的成功完全正当。正因如此，他们更难理解失败者的处境。

“创伤文化”如何成为精英阶级的操控工具？社会如何失去谈论贫穷、工资、阶级、剥削、劳动尊严、教育不平等的动力

日常的稀薄，身体和生活的不断退场，使得我们对意义的追问越来越尖锐和直接。

原来在国有企业吃商品粮的人……用一种非常现实的稳定的熟人社会生活和家长里短的牵挂将自己的生活填的满满的。但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一种日常日益稀薄化的状态，没有家长里短，没有邻里关系，被职场彻底包围了，数字化使得职场是没有边界的，永远都处于上班状态，原来能填满日常生活的丰富性已经没有了。

来源：凤凰网对陈乐松的采访

人一生会失败很多次，但成功，只需要一次就够了。

推理算法能大行其道，是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成功人士的文艺就是味精，只需要加一点点，就会让人感觉「啊，TA 不一样」。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癖的狂野程度和性经验的丰富度是呈反比的，就是因为做的少，所以想象力丰富？

在北京呆久了，现在看到社交媒体上看到有人用武汉话打字（例如：「冇得」「佐以」「遣远点」），就会有一种羞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