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哲学

媒介即是讯息，工具即是方法。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the tool is the Method.

每个工具都是方法论的实体化，所以用户会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工具所承载的方法论。

媒介即是讯息，工具即是方法论。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the tool is the Methodology。

2023-01-31 18:51:59 Me: 你觉得什么是爱

2023-01-31 18:52:07 ChatGPT: 爱是一种感情，是一种无言的情感，是深深的固守认知彼此之间及需求，在情感中不离不弃，无畏无惧勇于去爱，携手共经历未来。

2023-01-31 18:52:58 Me: what do you think of love

2023-01-31 18:53:02 ChatGPT: Love is a wonderful thing. It can bring joy, comfort, and companionship in both strong and subtle ways. Its something to be celebrated, nurtured, and experienced to the fullest.

The Atlantic 之前发了一篇推介书的短文，介绍了 19 世纪末的法国社会主义活动家 Paul Lafargue 的小书 《The Right to Be Lazy》（懒惰的权利）。

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其实是反对当时的劳工运动。和现在的普遍认知不同，当时劳工运动的诉求其实是扩大雇佣劳动，要让更多人有工打、有钱赚。但 Paul Lafargue 预见了这一诉求的后果 ──”一股「无法阻挡的推力」将驱使平民百姓在工资下滑、社会不稳定的情况下，更加努力的工作，直到筋疲力尽的他们一天工作 12~14 小时，但酬劳只有过去的一半。“

我不知道 Paul Lafargue 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但我想当下的每个人都对这个「无法阻挡的推力」有着自己的体会和看法。

Paul Lafargue 更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时间，具体来说，是怎么花时间。

现在，我们即使不上班，也会有所谓的副业、兼职，或者拿空闲时间学习进步，又或是把时间和金钱投入到报复性的娱乐消费中，只是为了尽快挣脱疲惫，好继续工作，真正留给自己的时间其实非常少。

但在他看来，我们的休闲活动既不需要掏空钱包也不需要为副业让路，空闲活动可以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在这本书的最后，他描绘了一个乌托邦，里面的工人可以花一整天都无所事事。

这本书诞生于工业革命后期，和现在一样，当时的人也担心机器会取代人工，导致大量失业。但 Paul Lafargue 思考的是另一个问题 ── 机器的时间和人类的时间具有同等价值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机器不开动什么都不会干，人类不上班，能做的事多了，科学、艺术都诞生自人类的业余活动，人类的创造力大多时候都来自闲来无事时的灵光一闪。

一个观察，不一定对：人类的大脑会试图为所有已经存在（或已经发生）但挑战传统观念的东西（或事情）制造一个解释（或者是意义），让自己接受它。

撇开一些抽象的东西，就说几个在现实世界里已经发生的事情，他们都和著名建筑有关。

埃菲尔铁塔、卢浮宫金字塔、伦敦碎片大厦，这三座著名建筑在设计之初都饱受争议，而且被批评的理由都十分相似。

建埃菲尔铁塔前，巴黎的艺术家与文人认为这座铁塔与城市其他的建筑格格不入。建金字塔前，高达九成巴黎市民反对这次扩建工程，认为设计「过于前卫」。建碎片大厦前，伦敦当局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认为大厦对伦敦其他历史建筑的视觉产生影响。

现在呢？这些建筑都成为了地标性建筑，都被誉为「挑战传统美学范式」、「引导公众审美能力」的代表。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我没有深入搜索当地市民对这些建筑评价的变迁，我想按我的理解去解释这件事（对，我的大脑也需要这个事实创造一个解释）：

这些建筑不可能变，变的是人。

一个东西不管是突破性的、革命性的、还是离经叛道、倒行逆施，只要成为了生活秩序的一部分，都会被接受、被合理化。

这个现象和科幻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总结的「科技三定律」异曲同工：

第一条：任何在我出生时，已经有的科技，都是世界本来秩序的一部分。（本该如此）

第二条：任何在我 15-35 岁之间诞生的科技，都是改变世界的革命性产物。（伟大革命）

第三条：任何在我 35 岁之后诞生的科技，都是违背自然规律要遭天谴的。（异端邪说）

不要分析自己的感受。

当你试图列出感受产生的原因，就是试图用理性战胜感性、用局部概括整体，最终这些分析只会显得残缺无力、甚至荒谬可笑。

因为压垮骆驼的从来都不是最后一根稻草。

不是每篇文章都值得读，不是每件事情都值得知道，nothing matters。

每日默念 3 遍，告别焦虑。

今天看到了一篇来自《The Atlantic》的文章「The Secret to Happiness at Work」

作者Arthur C. Brooks是一位研究管理和领导力的学者，目前在肯尼迪政府学院和哈佛商学院执教，也是一位精通人性的男讲师在《大西洋》的专栏里，他写了很多关于「快乐」的文章。

他认为工作的快乐不在于金钱，它只有短期影响，也不在于它能不能彰显你的学历和能力，而在你能不能从中获得的内在满足。

影响这种内在满足的因素有很多。

首先是不可控的基因。《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上有个研究，关于一对分居两地长大的同卵双胞胎。这项研究发现，人对工作的满意度约 30%由基因决定。

其次是价值观和文化。很多研究都表明，和雇主在价值观上深度契合的人，工作起来最开心，尤其当这些价值观具有道德、哲学或精神意义时。2012 年一项对伊朗护士的研究发现，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是「一份神圣事业，能获得精神满足感」。许多学者在教育事业中找到了同样的使命感，正如已故哲学家 Michael Novak 所言，这样的使命感在商业活动中也能找到。

价值观和文化因环境、时代而变，但有两样东西几乎存在于所有的工作中。也就是服务他人带来的意义感和在工作中取得进步的成就感。

服务他人的意思不是去当志愿者或者为非赢利机构工作，在 Arthur C. Brooks 自己的研究中，为非营利机构工作带来的内在满足感，并没有比为公司或政府工作多多少。

和那些不可控或者很难控的影响因素相比，在工作中寻找成就感的主动权，大部分在我们手上。成就感的来源，就你能胜任这份工作，甚至能在工作中取得一个又一个成功，心理学家 Martin Seligman 发现，成就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工作中的辛福感。一个能够给予清晰指导和反馈、奖励优秀员工，鼓励员工发展新技能的老板，最有可能带来幸福感。想要每天快乐上班，要么找一个这样的老板，要么成为这样的老板。

与成就感相对，Martin Seligman 也找到了人类不开心的原因。他是「习得性无助」一词的发明者，人类如果一直经历无法掌控的失败，就会陷入这种状态。当代中国青年的集体性不开心其实也可以理解成一种习得性无助——我们似乎面对着一道隐形的壁垒，随着时间流逝，我们穿过这道壁垒的信心越来越小了。

另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结论是：失业会让人更不开心。他在 General Social Survey 的调查数据中发现，有可能失业的人「不太开心」的几率，是不可能失业的人的三倍。在 2014 年，经济学家还发现，失业率每上升 1%，对国民幸福造成的负面影响是通胀率上升 1%的 5 倍多。

这也说明完全「躺平」并不能带来幸福。哪怕是作为代表人物的「躺平学大师」，每天也不是完全躺平，他每天会“读哲学、看新闻、锻炼身体”，偶尔还会去横店上班——当群演。

在追求目的途中，人似乎总是会困于手段之网。方法技巧和套路，无处不在，人际关系，职场关系，恋爱关系，当代人能熟练运用书本技巧进行对他人的 PUA，把生活过成了 PVP——一场不是赢就是输的战斗。

技巧和内卷是一个相伴相生的关系，技巧的传播推动着内卷的加剧。就像现在的电视剧，节奏快、反转多、甜度高，但观众的阈值也在被拔高，现在技巧已经处于被穷尽的边缘，边际效益越来越低，观众却越来越难被打动。只有真诚能打动人，但被技巧包裹的心，或许已经丧失了捕捉真诚的敏锐，与表达真诚的能力。

伍迪艾伦镜头前的 Zelig 或许也可以理解成一个穷尽了技巧也失掉了真诚的人。每当进入新的社交场合，Zelig 就象变色龙一样，从外貌到言行举止瞬间改变，他被迫获得了这样的天赋，所以他能融入任何场合，上一秒还是华尔街侃侃而谈的金融大亨，下一秒就会变成粗鲁莽撞的街头流氓。但当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只能呆呆看着窗外。他没有自我，所以他无法真诚的对待别人，也不能真诚地对待自己。

手段之网的尽头是一片虚无，但通往目的的幽深小径似乎正被虚无所掩盖。

编译自《aeon》2021 年 6 月 14 日文章「Radical acceptance」

作者Joshua Coleman是一位执业经验丰富的私家心理医生，现居于旧金山湾区。

编译 ｜ Dkphhh

坏事总会发生。你可能身患绝症、可能丧失身体机能、可能遭遇伴侣出轨。即便你足够幸运，一生风平浪静，你也会面对沮丧、伤害、羞辱，这些都能让你明白什么叫「存在就会痛苦」。

无法避免的痛苦，贯穿于我们的历史。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以及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学派、犬儒学派哲学家都思考过「痛苦」。从人类拥有信仰开始，宗教领袖们也将苦难的意义根植于信仰之中。我们对苦难的解释，决定了我们对苦难的体验，这样的思想在 7 世纪佛教徒 Dharmakīrti 和 11 世纪伊斯兰教学者海什木的著作中都有体现。在米开朗基罗未完成的雕塑《隆达尼尼圣殇》 (1552-64)和巴赫的《D 小调夏康舞曲》 (c1710s-20s),这类艺术作品中，人们也能感受到痛苦的普遍性。

尽管有先贤们的智慧，但当我面对处于痛苦中的朋友和患者时，我仍不知该说些什么。罹患卵巢癌的女人没法更换新身体，我那个因滑雪意外导致严重脊髓损伤的朋友，也得不到新脊椎。还有空巢老人的问题，也没有直接解决方案。我研究了 40 年心理学，过去 15 年一直和空巢老人打交道，他们时常会问：「孩子和孙子都不来看我，我会一个人死在病床上吗？谁会为我下葬？我走后，孩子们会想我吗？」

没有人教过我该如何回答这些问题。我出版了关于「空巢」的第一本书《When Parents Hurt》(2007)后，前来咨询的患者数量激增，但最初的那几年，我给出的建议肯定既笨拙又无效。后来，我和这些空巢老人打了 15 年交道，又在威斯康星大学调查中心做了大量研究，成果汇总于新书《Rules of Estrangement 》（2021），我发现了一件重要的事：越逃避越痛苦。

我在辩证行为疗法创立者 Marsha Linehan 的研究中找到了依据。「地狱的出口是苦难」，Linehan 写道，「拒绝接受苦难，就会重回地狱。」这话什么意思？意思是你要「从根本上接受」你当前的处境。

「从根本上接受」，意思是你不要对抗你的感受。觉得难过？那就难过吧。不要批判它，不要推开它，不要削弱它，也不要控制它。直面感受，而不是逃离感受。

这一课，我学得也十分艰难。我对研究「空巢」的兴趣始于我的女儿，她刚过 20 就和我断了联系。我和她妈离婚后又再婚了，然后又生了几个孩子，这件事让她觉得自己被 取代了，而在她成年前，我一直无法完全理解这种感受。在那段困难期，我发现我每天都在重复我曾经犯下的错误。原本的美好回忆充斥着怀疑和自责。当我意识到我和一个好父亲相去甚远时，我就陷入了一个痛苦的循环，满脑子都是「如果没说那些话、做那些事、写那些东西就好了。」有时候，我又会进入另一种思考，「你女儿再也不会和你说话了。永远。你上次见到她了？那可能是你最后一次见她。你得接受。」这绝非刺耳的批评，而是来自理性自我的明智建议。接受惨淡的现实看起来怪异、矛盾，但也令人欣慰，我得以和无法改变的现实握手言和，得以直面我犯下的过错，最终促成了我和女儿的和解。

「从根本上接受」重点在于直面当下处境，接受一切后果。像「这不公平」、「我不接受」、「这不应该」等表述，可能在事实上正确，但它只会加重我们的痛苦。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你堵车了，你没法掌控这事，但大家很容易责怪自己为什么不早点出门，或者责怪造成堵车的那个人为什么不在离家前检查一下汽油表。此情此景，我们可以陷入一种对不公的狂躁，但也能选择深呼吸，接受这一切，接受我们无法掌控的情况。

是的，痛苦不仅来自生活中的伤害。有时，我们企图用美好的记忆逃避当下的苦难，也会造成痛苦。心理学家 Matthew Killingsworth 和 Daniel Gilbert 的论文《A Wandering Mind Is an Unhappy Mind》（2010）总结了这一事实。他们发现，当人们通过回忆过去和幻想未来逃避现实时，他们会更不快乐。换句话说，即使用快乐来对抗痛苦，都没接受痛苦有用。还有一句类似的名言，可能来自老子，是「活在过去的人沮丧，活在未来的人焦虑，活在当下的人才能快乐。」

（老子引言的原文是：Depression is living in the past, anxiety is living in the future, and joy is found living in the presen。经过网上查证，在《道德经》里找不到直接对应的原文。最接近此句的老子原句为「生于自然，死于自然，任其自然，则本性不乱。」本句应是后人化用老子思想，不是中国老子原话。参考:《西方心理学遇见阴阳老子五行》）

当然，活在当下不一定真的快乐，甚至会让你更难受。但是，通过直面当下的处境，我们能逐渐获得掌控和意识到，我们经历痛苦的长度和程度。我们可以重新解释苦难的意义，用行动减轻痛苦，降低它对生活的影响。直面我们的感受，能让我们自由地欣赏生活中的积极面——那些我们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这一切与你的焦虑无关。

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 Lisa Feldman Barrett 的工作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直面痛苦的案例，她建议人们深入到情绪的「颗粒」之中。如果你感到悲伤，试着深入探索和描述。问问你自己，你的悲伤仅仅是悲伤吗？还是绝望？悲痛？不幸？苦恼？又或是遭受嫌弃？陷入不安？遇到挫折？你的愤怒仅仅是愤怒吗？还是怨恨？冲动？不快？嫉妒？又或是长期积累的不满？

为什么要这么具体？曾写过《How Emotions Are Made 》（2017）的 Barrett 发现，越精准的情绪定义，和更少的药物需求、更短的住院时间、更灵活的情绪管理有相关性。Barrett 并非让我们沉浸在情绪之中，而是建议我们去探索情绪的形状和边界，充实情绪的定义。

Barrett 指出，文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关注什么以及我们的情绪如何产生。她不同意心理学家 Paul Ekman 等人的观点，即每种情绪都有自己的神经特征，能够跨文化识别。相反，Barrett 观察到，西方人定义为「情绪」的体验，在某些文化中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她列举了密克罗尼西亚的 Ifaluk 人、巴厘岛人、西非的富拉尼人、菲律宾的 Ilongot 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 Kaluli 人、印度尼西亚的 Minangkabau 人、西澳大利亚的 Pintupi 人和萨摩亚人的例子，这些文化将情绪描述为牵涉多人的人际事件而不是发生在个人内部的体验。

在暴露疗法中，我们也能窥见「从根本上接受」的力量。暴露疗法是一种认知行为治疗（CBT）在暴露疗法中，患者面对的压力会逐渐增加，直到被暴露在他们最害怕、最恐惧的东西面前。暴露疗法可以通过想象进行，例如一个患有创伤后压力综合征（PTSD）的士兵，会被引导回忆战争中的痛苦经历。或者要求一个害怕公开演讲的人加入演讲会，直到最后站在舞台上对着观众演讲。

暴露疗法和「从根本上接受」一样，作用的前提是「生于黑暗的东西，要继续长于黑暗」，直视我们恐惧的东西，比向另一个方向走，更能实现内心的宁静。例如，你第一次看恐怖片，你会被吓到。但当你看第五遍，你还会被吓到吗？第 10 遍呢？总有一次，你会意识到，已经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你应该去看看邮箱或者吃东西。同样的，我们越将自己暴露给（或者从根本上接受）我们害怕的东西，我们越能摆脱它的束缚。

直面死亡能让我们更加感激活着

暴露疗法还有另一种方法叫「泛滥」，它不仅要将你暴露在害怕的东西面前，还要持续加大程度，一直加，一直加，到你能想象的最坏情况为止。举个例子，Jennifer 察觉丈夫出轨了。当她挑明的时候，丈夫承认了，说他确实爱上了另一个女人，还想马上离婚。Jennifer 理所应当地深受打击，陷入巨大痛苦之中。她觉得这是自己的错·，并再也不会被爱了。最重要的是，她无法忍受这种痛苦。用我之前说的「恐怖电影疗法」，我让 Jennifer 写了一段关于未来最糟糕情况的预期，里面要有自己「没有价值」的各种细节。我要求她每天写，每天读，读 5 到 15 分钟，直到她觉得焦虑、情绪开始压垮她。我还要求她不准分心，因为她只有全神贯注地面对这些痛苦，她的大脑才会产生倦怠。随着时间推移，她的焦虑开始缓解，她的意识开始挑战这些病态的想法。和大多数心理干预一样，这需要每天训练持续不懈；但在时间和努力的帮助下，她的焦虑程度变低，持续的时间也缩短了。

「泛滥」和「暴露」听起来和你早就在做的事情一样——不断地重复失败，没有任何正面结果。不过，这些方法的目的不是每天缠着你的焦虑不放，而是在专业咨询师的指导下，有意识地，每天专门留一点时间，帮助你提高对焦虑的耐受力，直到焦虑不再焦虑。

正念冥想是练习「从根本上接受」的常见方法，因为它的目的是观察出现的任何想法或感觉，然后回到呼吸、念白等让练习者固定在当下的东西。冥想和暴露疗法的区别在于，后者鼓励人们去想象最糟糕的情况，而冥想只是指导人们去观察和接受出现的任何情况——无论积极消极——然后看着它消失。

是的，两者的区别可能很小。有一种冥想叫 maranasati（感知死亡），要求练习者思考自己的死亡。正如释迦摩尼所说，「在所有冥想中，关于死亡的冥想至高无上。」直面死亡，能让我们更感激活着。它会提醒我们，尽管生命中有曲折与痛苦，但总比死了好。

迷幻药也能提供「从根本上接受」的机会。虽然这类药物已被证明有利于治疗如抑郁症、焦虑症、PTSD 等心理疾病，但它的作用机制尚未完全明确。我认为，其效用的一部分成因在于，它让我们失去了控制大脑信息进出的能力。大家使用迷幻药经常会有「重生」的体验，部分原因在于，必须要面对和接受你的恐惧。你会看到可怕或美丽的真相，但你并没有被摧毁。如同汹涌海面上的小船，虽然来回颠簸，但船依旧完好。

儿科医生和精神分析学家 Donald Winnicott 认为 ，婴幼儿通过在母亲面前独立玩耍来内化父母的态度（几乎所有的心理学研究都是关于母亲的，直到大约 20 年前，我们才发现父亲）。在游戏场景中，父母的关注和支持为婴儿提供了一个「安全环境」，让婴儿能以更自信，更有安全感的状态探索周围的环境。后来的依恋理论家，如 Mary Ainsworth，发现有安全依恋感的婴儿，在探索活动中，比没有安全依恋感的婴儿，更富有冒险精神。

Winnicott 将治疗描述为一种游戏，患者要在咨询师的支持下探索自己的思绪和感受。例如，我自己在大部分时候都只做一件事，就是倾听。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建议，我做的也不仅仅是倾听，还有不打断、不干涉、不要求他们想好的方面。与其安慰他们事情没那么糟糕，我更倾向于接受理解他们的痛苦，承认情况不会好转，现在的痛苦会成为生活的新常态。我花了很多年才明白，心理咨询的价值就在于安静倾听。在倾听和关怀的过程中，我也「从根本上接受」了他们的处境。

当然，大部分人都希望从咨询师那里获得建议和指导，我也乐于遵命。但首先，他们必须知道，我愿意倾听他们有多痛苦、多不幸，多自责。当他们都说出来了，我也能更好地帮助他们走向自我关怀，尤其是当他们被不断的自我批评包围时。「从根本上接受」我们的缺陷——接受我们的行为伤害了我们所爱的人、接受我们无法成为理想化的自己——不仅仅是我们在所伤之人眼前获得救赎机会，也是我们改变与愧疚、悲痛、懊悔的关系的机会。

相比威胁你健康的「尖锐声音」，「从根本上接受」可能还是太无力了

但，为什么焦虑如此普遍？因为大脑的进化不是为了让你保持快乐，而是让你活下去。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大脑里总是装满了潜在的危险，因为那些没能成功应对危险的人，还没把基因传给下一代就死了。举个例子，如果我的犹太祖先在二战前夕说：「你想得太多了」，然后继续留在东欧，他们可活不到把基因传给我的时候。换句话说，烦人的、抽象的、带有自我批评性质的情绪是有适应价值的，只不过他们不应该站在舞台中央。「从根本上接受」相当于对着你的大脑说：「我注意到了。谢谢你的担忧，事情确实如你所描述的那样糟糕，并可能一直糟糕下去。我会严肃对待你的顾虑，但现在我要去看看意识里浮现的其他东西了。」虽然许多痛苦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也会消散，但那些最尖锐的痛苦需要我们付出更多。如果我们对这些负面情绪无动于衷，我们的大脑可能会认为我们正处在危险中，并且会加大释放负面情绪的力度。

另一方面，我作为一个心理医生也学到了，对一个人有用的方法，不一定对另一个人有用。实践「从根本上接受」，或者我提及的其他方法，可能还是无法撼动威胁你健康的「尖锐声音」。如果是这样，那么那些让你远离自责和懊悔的东西会更有用，譬如激烈的运动、嘈杂的音乐、朋友的陪伴，或是亲近自然、帮助别人以及培养自我关怀的能力。

社会文化也是影响我们走出情绪困境的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美国、中国、印度这类阶级分化严重的社会中，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患病率更高。Iris Mauss 及其同事的最新研究发现，我们越主动追求快乐，就越容易不快乐，而这类享乐主义文化，在美国尤为常见。相反，在那些将幸福定义为社会参与而不是个人追求的国家，人们更幸福。

这是因为，我们的命运和他人息息相关。美国人尽管有惊人的财富，但在人际关系上却十分贫穷。我们越来越离群索居、越来越原子化、越来越孤单。虽然「从根本上接受」是直面困难的重要方式，但朋友和家人，能让「接受痛苦」少一点恐惧、少一点孤单、以及，少一点痛苦。「即使只活一天，」Virginia Woolf 在《达洛卫夫人》（1925）中写道，「也是极其极其危险的。」

但一个人上路，是件更危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