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EVAN ARMSTRONG 在文章《In Defense of the Unoptimized Life》（为不优化的生活辩护）中反思了自我优化（或者说自我提升、学习进步），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洞见，简要概括如下：
现在睡觉时间推迟到了 2 点。
原来，我一天中最漫长的时间是晚上 0 点到 1 点，现在变成了 1 点到 2 点。
0 点到 1 点，刷手机的我很幸福。1 点到 2 点，刷手机的我很（为自己的健康）焦虑。
淦！
免费游戏和付费游戏的区别。
买付费游戏需要承担风险：如果我花了钱发现不喜欢玩，岂不是亏大了？
为免费游戏花钱毫无负担：我已经确认我喜欢这款游戏，甚至产生了花钱的冲动，为什么不小氪一把呢？
一个观察，不一定对：人类的大脑会试图为所有已经存在（或已经发生）但挑战传统观念的东西（或事情）制造一个解释（或者是意义），让自己接受它。
撇开一些抽象的东西，就说几个在现实世界里已经发生的事情，他们都和著名建筑有关。
埃菲尔铁塔、卢浮宫金字塔、伦敦碎片大厦，这三座著名建筑在设计之初都饱受争议，而且被批评的理由都十分相似。
建埃菲尔铁塔前，巴黎的艺术家与文人认为这座铁塔与城市其他的建筑格格不入。建金字塔前，高达九成巴黎市民反对这次扩建工程，认为设计「过于前卫」。建碎片大厦前，伦敦当局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认为大厦对伦敦其他历史建筑的视觉产生影响。
现在呢？这些建筑都成为了地标性建筑，都被誉为「挑战传统美学范式」、「引导公众审美能力」的代表。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我没有深入搜索当地市民对这些建筑评价的变迁，我想按我的理解去解释这件事（对，我的大脑也需要这个事实创造一个解释）：
这些建筑不可能变，变的是人。
一个东西不管是突破性的、革命性的、还是离经叛道、倒行逆施，只要成为了生活秩序的一部分，都会被接受、被合理化。
这个现象和科幻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总结的「科技三定律」异曲同工：
第一条：任何在我出生时，已经有的科技，都是世界本来秩序的一部分。（本该如此）
第二条：任何在我 15-35 岁之间诞生的科技，都是改变世界的革命性产物。（伟大革命）
第三条：任何在我 35 岁之后诞生的科技，都是违背自然规律要遭天谴的。（异端邪说）
不要分析自己的感受。
当你试图列出感受产生的原因，就是试图用理性战胜感性、用局部概括整体，最终这些分析只会显得残缺无力、甚至荒谬可笑。
因为压垮骆驼的从来都不是最后一根稻草。
「如无必要勿增实体」是很多人熟知的极简生活原则，但这个来自 14 世纪的原则，在当代社会确实难以实践，因为消费主义会告诉你，这个很有必要，那个也很有必要。
怎么判断一个东西是否必要呢？
今天《WIRED》的newsletter介绍了一个 20/20 原则，给出了一个清晰的标准——能在 20 分钟以内花 20 美元买到的东西，都不是必需品。
不过这个原则适用的场景不是购物，而是清理。
举个例子，疫情期间大家都囤了很多方便食品，现在放开了一时半会也不会吃，那么这些东西就应该被处理掉。因为你肯定能在 20 分钟以内花 20 美元买到一堆方便食品。
怎么处理？《WIRED》的这篇文章介绍了很多处理方法。
那么购物呢？
我个人有一个听说来的原则——少买点，买好点，用久点。上述原则适用手机、衣服等日常耐用品。
不过这个原则其实暗藏了一个消费主义陷阱——买好点。买好点很容易实践，但是要做到少买点和用久点，就需要一点点毅力了。
不是每篇文章都值得读，不是每件事情都值得知道，nothing matters。
每日默念 3 遍，告别焦虑。
2022 年 10 月 4 日 23:53
为什么我们不爱买游戏？
steam 上独立工作室出品的游戏大多售价 100 以内，3A 大作大多售价也在 300 以内。
严格意义上讲，这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消费。
撇开硬件门槛比较高的 3a 大作。3 顿午餐钱就能买一个品质不错的游戏，如果运气好的话，能打发 100 个小时左右的无聊时间。
再拿文娱消费对比。现在流行的密室逃脱和剧本杀，人均价格都在 100 到 300 之间，和一款游戏价格接近，但这个价格的游戏，可体验时长基本都能达到 50 小时以上，远高于密室逃脱。
所以，为什么大家不爱买游戏呢？
我能想到的原因只有消费场景和需求差异。线下娱乐多数是社交驱动。
从这个角度看，现代社会简直是给社恐做了专门优化。只要你放弃社交，不光生活成本直线下降，娱乐成本也能打折。
人与人交际，就像一面镜子，能从中看出自己最真实的面目，真诚宽容和狡诈狭隘都在里面。
两个人的关系越深入就复杂，友情裹挟着嫉妒，爱情包藏着自负，是朋友也是对手，是爱人也是仇人。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越长，就会越来越像。你羡慕 TA 有的，模仿 TA 会的，开始和 TA 较劲，不知不觉你越来越像 TA。
有时候你觉得自己成了 TA 的影子，但其实是 TA 成为了你的一部分。
《十三邀》黄灯这期里提到了黄灯是农村出身、留守儿童、大专毕业，在下岗潮到来之际进了国营大工厂，后来通过自学考试一路从本科读到博士。这段背景构成了《我的二本学生》的前传。她对那些留守儿童、小镇做题家、高考失败者的关注，或许正是来自切身的经历与感受。
被社会标签化的“失败”只是一个表象，二本学生的困境是精神上的，单一的评价体系很难让我们接受作为失败者的自己，黄灯最大的帮助其实是给了学生一个在精神上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接纳自己的入口——写作。
每个人的写作都是从自己开始的，关于童年、关于家庭、关于爱情、关于理想，还有关于生活的言不由衷和身不由己，写出自己的切身体会，相当于一次对自我的解刨，它无法成为问题的解决方案，但能让人意识到问题所在，唤醒一个沉睡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