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邀》黄灯这期里提到了黄灯是农村出身、留守儿童、大专毕业，在下岗潮到来之际进了国营大工厂，后来通过自学考试一路从本科读到博士。这段背景构成了《我的二本学生》的前传。她对那些留守儿童、小镇做题家、高考失败者的关注，或许正是来自切身的经历与感受。
被社会标签化的“失败”只是一个表象，二本学生的困境是精神上的，单一的评价体系很难让我们接受作为失败者的自己，黄灯最大的帮助其实是给了学生一个在精神上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接纳自己的入口——写作。
每个人的写作都是从自己开始的，关于童年、关于家庭、关于爱情、关于理想，还有关于生活的言不由衷和身不由己，写出自己的切身体会，相当于一次对自我的解刨，它无法成为问题的解决方案，但能让人意识到问题所在，唤醒一个沉睡的灵魂。
上周末看完了《隐秘的角落》，因为之前网上盛传原著《坏小孩》的作者紫金陈对女性角色有偏见，所以特别关注了片中的几个女性角色。虽然整部戏都围着男人转，女性角色普遍沦为工具人，但（前六集的）周春红还是给了我非常强烈的刺激，让我想起了《万箭穿心》里的李宝莉。
周春红和李宝莉的“人设”基本一致——中年、离异、单亲母亲、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庭的命运、同时还有极强的控制欲。完全符合我们对“中年离异母亲”这个形象的全部想象。在拥有顽强斗争精神的同时，这两人都有着悲剧性的命运，而且他们的悲剧都和男人有关。
李宝莉和丈夫马学武一刚一柔个性不合，马学武外遇被李宝莉捉奸在床，导致本来能留在国企的马学武进了下岗名单，懦弱的马学武绝望之下决定以自杀反击，让李宝莉一个人撑起了老人和小孩的重担。结果，儿子长大以后得知是母亲间接导致父亲自杀，也因此记恨李宝莉，要断绝母子关系。
周春红这个角色基本沿袭了这套范式，只不过因为周春红是配角，所以关于她和丈夫离婚的原因并没有细说，这段婚姻本身也是作为功能性的背景存在，并不重要。在《隐秘的角落》里周春红经历了和李宝莉一样的“双重打击”，而且是在一集（第六集）之内，整个情感变化服务于剧情的转折，矛盾冲突饱满富有张力，所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重打击来自自己的儿子朱朝阳。两个人喝牛奶的这场戏氛围压抑得令人窒息。儿子想等会喝，周春红要求立即喝。这场戏展现的是周春红对儿子的控制欲。
和自己相依为命的多年的儿子和爸爸越走越近——这是大背景。当天白天，周春红和上级马主任的感情又以一种非常不体面的方式公之于众，自己儿子也在场——这是两个人要通过喝牛奶展开一段沟通的直接原因。周春红嫉妒前夫，害怕失去儿子。但她和儿子的沟通失败了，一句“大人的事你懂什么”是她在整部戏中感情爆发的最高潮。
紧接着，第二重打击来自她的恋人马主任。马主任本来想和周春红正大光明地在一起，但周春红以不想打扰儿子生活为由拒绝。看得出来，在周春红的心里，儿子才是她“最重要的男人”。但在儿子“失去控制”以后，她又主动去找“备胎”马主任，结果得知马主任老家给他安排了一个对象，更年轻又没带孩子。
这场戏其实对剧情而言可有可无，但在精神上“杀死”了周春红这个角色。这场戏以后，周春红完全变成了一个背景板。
我的上一代人，和李宝莉周春红一样。我有两个姑姑都是这样的离异中年女强人，经历过下岗、婚姻不幸，夫妻之间无法真正达成理解、后来离婚，做着最底层的工作把孩子抚养长大。
我奶奶也算这种类型的人。我奶奶原本是宜昌地主家的女儿，小时候还在私塾学过写字，打仗的时候几个兄弟全死了，49 年以后来武汉，给人当过保姆，后来在国有工厂干到退休，我奶奶性格也非常刚烈，有时候也有大家长一般令人窒息的控制欲。
周春红毕竟是个配角，没有李宝莉人设丰富。在马学武死之前，她不是单亲母亲，而是一个“城里人”，长得漂亮，年轻时有很多追求者。马学武则是一个通过读书得到城市户口和国企工作机会的凤凰男。
《隐秘的角落》里也有一个凤凰男，就是主角张东升。剧里没有交代张东升的背景，只说是他不是本地人，入赘到了老婆家，在少年宫有一份教职，收入没有在医院工作的老婆高。
在小说里，张东升是农村出身，考上了浙大，本来能在数学系直博，但想早点工作赚钱，就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入赘到条件更好的徐静家，还签了婚前协议，离婚就是净身出户——这一点能说明为什么张东升宁愿杀了岳父岳母、知道老婆出轨都不愿意离婚。
张东升和马学武一样隐忍、只不过一个选择在沉默中爆发，另一个选择在沉默中灭亡。
不管是张东升还是周春红，他们的悲剧都是来自家庭的悲剧。作家@荞麦 chen在微博上说《隐秘的角落》是一部套着悬疑剧外衣的家庭伦理剧。因为中国观众最能感同身受的就是家庭。我也认同这样的评价。
因为，对于现在大部分出身中下层的中国青年，家庭前史一直是我们精神世界的隐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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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说法是人会经历两次死亡，一次是生理上的死亡，另一次是被人遗忘。
从这个角度看有些人实际上获得了永生。例如孔子、孟子，又例如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这些人虽然死了，但他们的思想和经历被永久地记录了下来，被一代一代的人学习，虽然我们无法和他们面对面地交流，但透过各种媒介，我们都能感受到他的存在。
我一直觉得《论语》是部伟大的作品，它的伟大不仅在于思想性，而是透过一个个短小精悍的故事把孔子的人格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里面有他的喜怒哀乐，还有他为什么喜怒哀乐。
所以，我把在虚拟世界里获得永生当作自己的理想。人会遗忘，但互联网不会，只要互联网里还有我的记录，只要这些记录还能被访问，我就算活着，就能遇到下一个点开这篇文章的人。
这不是自恋（在我看来不是），我只是想证明自己曾经鲜活地存在过。我和所有人一样有我的喜怒哀乐，不是人口统计表上的一个数字。
我们纪念李文亮不是因为他有多伟大，而是因为他是我们的代表。他代表着一个普通人在这场灾难中的境遇。因为这样的命运随时可能降临到我们头上，只不过李文亮比较倒霉罢了。
他在微信群提醒同事注意安全只是举手之劳，所有人都会这样做。只不过这条微信消息后来传开了，大家开始关注武汉发生了不明传染病。
于是，他的举手之劳被定义为“造谣”，他被警察训诫。又因为疫情扩大，所谓的“造谣”竟然是真相，于是他成为了吹哨人，成了“打脸”体制的英雄，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但他自始至终都不想成为英雄。他只是做了所有人都会做的事情，包括在训诫书上写“能”、“明白”。
如果不是因为随手转发，李文亮作为医生身处物资匮乏保障不力的一线，可能还是会被感染，可能还是会因医治无效去世，但大家不会记得他。他会成为实时更新的去世数字中的一个，不那么起眼，或许在媒体记录抗疫牺牲医生时会为他留下几句话，但不会有人在意。
徐海燕是一名深潜爱好者，2017 年 9 月 6 日和同伴孙昊在潘家口水库进行，因不明原因溺亡。
这不是一个公共事件，但在当时也获得了一些关注。因为新闻标题里强调了徐海燕是北大学霸。这是一种新闻操作技巧。游泳溺死不是新闻，每年能有几百个，但北大学霸溺水就是新闻了，几年都遇不到一个。
后来这件事逐渐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也是因为徐海燕的身份。她不仅是北大学霸，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毕业归国后从事科研工作。她喜欢科幻小说，《神经漫游者》就是她翻译的，用的笔名 Denovo。深潜是她的爱好，她在潜水论坛 FunDiving 里写过不少经验分享。
于是这条新闻经过潜水圈、科研圈、科幻圈的传播，被进一步放大了。大家开始自发悼念。
徐海燕是我印象里第一个被民众自发悼念的普通人，她不是取得了什么成就的英雄，也不是明星，只是一个普通人。我们怀念她也不是因为她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贡献，而是因为每一个活过的人都有被记住的理由。
说不定你也曾读过她翻译的《神经漫游者》，说不定你的毕业论文里引用过她的专著，说不定在学习潜水时，看过她的经验分享贴。
人和人的联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每一个故去的人都可能和你有关。
他/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做过什么？和你有什么关系？这些都是一个人存在于世界上的根本性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我们的社会就是由这样一个个个体构成的。但过去没有一个公共事件让大家认识到这一点。
上一次有这样的公共事件还是 2008 年的汶川地震，但那个时候我们只有主流媒体的宏大叙事，作为个体的故事，无论是在手机上打下“妈妈爱你”的母亲，还是那个要喝可乐的孩子，都只是为了配合宏大叙事的催泪弹。
但像豆腐渣学校这样真正的问题却从来都是视而不见。由于媒体被禁声，那些因豆腐渣工程死去的学生在新闻中消失了。为了服从宏大叙事的需要，生命被分成了两种，一种可以被报道，另一种不能。
长久以来，这片土地上的我们一直缺失作为个体的尊严，但李文亮的出现让大家意识到了人不只是官方统计口径里的一个数字，这是这场灾难里我们最大的收获。
我希望我们能记得久一点，在这场疫情过去后，还能有人记得他，在这场疫情过去 10 年后，还有人记得他。他是警钟，警醒生活在这这片土地上的我们，宏大叙事之下是鲜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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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网络
2020 年读完的第一本书是《文案的基本修养》，作者东东枪，前奥美创意总监，现字节跳动营销创意中心负责人。他更为人熟知的身份应该是古早级网红、文化人和相声曲艺爱好者。如果你不认识他，可以关注他的微博，如果可以，最好关注他的饭否。
我刚刚注册微博时，东东枪是微博默认推荐关注的网红，标签是段子手，所以最初我刚认识他时，也只当他是段子手。后来上了大学，学了广告，在老师的介绍下，我才知道他是奥美的创意总监。难怪感觉他比其他段子手有文化一点。
现在我毕业了，虽然没有从事广告工作，但我依旧很好奇一个在奥美供职近 8 年、全程经历了大陆广告业由盛转衰的人会如何总结他的工作经验，如何看待这份工作，或者说“手艺”。
对于我来说，这也是一次补课。虽然我在教室学了 4 年，但看着我过去交给老师的作业和参加比赛的作品，我打心底里觉得那些东西并不是真正能出街的广告。因为那些文案、设计、还有 TVC，都是我“一拍脑袋”想出来的东西，没有规律可循。我不相信一个已经发展了上百年的行业、一个已经形成工业体系的产业，它的作业方式是这样的，这太不职业了。
看完这本书以后，我确实找到了我想要的答案。虽然这本书没有形成一个能画成树状图的体系，但也大体勾勒出了一个创意人员应有的工作流程，也扫清了一些我的疑惑。
心像
大部分的甲方对用户画像可能有一种误会。我原来读书的时候，包括工作这一段时间，见过不少甲方的市场策略 PPT 和创业公司的 BP。他们在描摹用户画像的时候都会用到这样一种句式：
年龄 18 到 26 岁，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的大学生或白领，审美品位良好，消费欲望强烈，追求品质感和个性……
坦率地讲，这种话我在交给老师的策划案里也写过不少，当时我觉得这种概况并不准确，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更准确。
直到我看到东东枪总结出了“心像”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来自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焦菊隐导演，最早是用来指导演员表演的。
一个“活”的角色，他的表演是需要由内到外的，感情的核心冲突定义了这个角色的一言一行。一个优秀的演员需要先吃透这个角色的心理活动，再外化成表演。
对于做广告的人来说也是一样，要体会消费者的心理活动。
譬如你要帮一个艺术展卖门票，我们完全可以把上面那段并不准确的用户画像复制到 Marketing 的方案里。但如果你按照“18 到 26 岁的大学生或白领”这个范围限定你的消费者，你可能就错过了一个爱好艺术的 38 岁货车司机。
谁说货车司机不能爱好艺术，万一人家是个闷骚的大龄文青，平时运货听的都是鲍勃迪伦呢？
东东枪举了一个特别好的例子，一个旅游产品怎么定义目标人群：
我们的目标消费者是那些有钱出国旅游，也想出国旅行，但因为没有出国旅行过，而有点害怕出国旅行的人。
核心体验
“核心体验”是一个很暧昧的概念。书里说核心体验是导致用户“认知改变”的根本原因。它可以是具象化的“利益”，也可以是抽象的感受。市场营销里讲的USP、我们日常用语里的“买点”都能构成这个“核心体验”。
原来上策划课的时候老师提过一个点叫“核心理念”，简单来说就是你策划的这个 Campaign 要告诉消费者什么，也可以拿来安插在这个概念上。
核心体验可以说具象化的“利益”，譬如小米手机早期主打的“性价比”就是一个消费者很关心的利益点。
核心体验也可以是抽象化的感受，例如星巴克。星巴克的咖啡品质对得起他的价格吗？咖啡爱好者肯定不这么认为。但星巴克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公共空间，嵌入到了城市生活中。这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感性需求。
如何提炼核心理念，书里说了三个思考维度：
用户需要什么？
竞品提供了什么？
我们能提供什么？
三种洞察
前面的两个概念比较靠近前期的策略环节，洞察就涉及到实际操作的层面了。
一条广告的受众可以分成三种人。观看者——看这条广告的人；参与者——转发、评论这条广告的人；消费者——看到会买的人。
这三种人是不一样的，但是可以相互转化。参与者会带来更多观看者，观看者或许能成为消费者。
所以东东枪也总结出了三种洞察：
社会群体洞察：想想社会上的人关注什么议题，找到一个切入点，会让更多的人愿意看你的广告。
参与群体洞察：如何让观众主动互动？可以设置槽点，可以挑拨情绪。这个东西还和传播媒介有关，“转发抽奖”就是一个最简单直接的参与群体洞察。
消费者洞察：参看上面的“核心体验”部分。
因为现在职业和广告关系不大，关于广告实践的更深刻的反思只能留给更专业的人了。对于刚刚进入职场的我来说，这本书最醍醐灌顶的反倒是最后几个小节，字里行间里关于职业精神的总结，还有一些做人做事的原则。
譬如说什么样的人适合做广告，东东枪说“好孩子”不适合，在大学学广告的也不适合。最适合的人是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过的“坏孩子”，因为这样的人能洞悉人性人心，准确把握需求。
我觉得能把握人性需求的人，几乎能胜任所有“工作对象是人”的职业。真正能做到这一点非常难，但是我们可以努力做一个“讨人喜欢的人”。
还有他经常提到的“对客户真诚”、“对工作负责”之类的话，我在没上班之前觉得这是基本要求，后来发现要做到这些基本要求挺难的。
书里有一个关于医生治病的例子，我觉得很对。
普通医生看完病，给病人开药单，让他到药房拿药。
好医生看完病，开完药单会说，“药房有点远，您让孩子先去拿药，您在一楼等他就好。某某药需要冷藏，记得要把冰箱温度调好。看您好像不是本地人，是四川人吗？其实四川的某某医院也能治这个病，您下次再犯病别跑这么远了，直接去那家医院吧。”
最后分享两句对我有启发的话：
“遣词造句布局谋篇是拳，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才是功，是值得你花一辈子修炼的功。”
“今天也要为了早点下班而好好上班。”
我 2019 年毕业，现在工作半年。我就职的是一家小型行业媒体，全职员工 5 个人。我的直属上级就是老板，但老板每天全国各地到处飞，没有时间教导我。说得好听一点，我是在实践中学习，独立解决问题。但实际上我就是在不断碰壁，在一次次踩坑中积累经验，效率非常低下。
在这半年的时间里，基本每个周末我都在盘算辞职的事情。但是我觉得第一份工作不能干不满一年就走，所以我就坚持了下来。
收获还是有的，更多的是在心态和工作习惯上。在一家小公司上班，你能看见老板每天在干嘛。你能直观地感受到中国的小型民营企业主每天要操心多少事情，成年人的生活里真的没有容易两个字。想想自己每天加点班也不算什么了。
但我也有一些困惑。我觉得这不是能做一辈子的事。但在中国，除了体制内，似乎也没有什么能干一辈子的工作。我认为我应该找一个能做一辈子的事业。
头图：自己拍的
今天是 2019 年最后一个周末，在忙碌了一个月以后，我终于有时间来回顾这充满变故的一年了。
变化，是这一年的主题。无论是我个人的生活，还是周遭的大环境，都在变。
这一年我失业了、分手了、毕业了、工作了、爷爷去世了。
这一年贸易战反复拉锯；一家手机公司——华为——成了国际时政新闻的主角；香港爆发最大规模游行；宏观经济继续在悬崖边上跳舞。唯一没变的是所有人对大环境的判断——越来越糟。
去年这个时候，我在年终总结中写“我们不应该憧憬一个美好的互联网，应该憧憬一个美好的现实世界，有干净的水和空气，有健全的制度和教育。([2018-12-29-2-7|回到现实世界])”
今年这句话依旧是我的愿望。在未来 10 年，这句话恐怕都会是我的愿望。
在正式步入职场的第一年，我的工作并不顺利。由于缺乏经验，我的工作展开效率并不高。也没有一个人能带领我，大部分时候我只能独立工作。所以我的生活基本被工作占满了，这是我唯一不满的地方，所以我今年更新 blog 的速度慢了许多，书也看得少了。英文周末累到只想不动脑的休息，反倒看了许多电影。
但这已经是我能找到的最适合我的工作了，老板对我挺好的，虽然公司小福利比较差，但胜在自由，没有职场老油条，和繁琐的规章制度，有失有得。
今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是我不再对未来感到焦虑了。我并没有一夜暴富，只是因为我想通了一件事情。如果我不结婚、不生孩子，以我挣钱的能力，未来养活我自己和我父母没有什么问题。
不生孩子是我一直以来的想法，从来没有变过。不结婚算是我对现实的妥协，你也可以理解成现实对我进行了精神阉割。
结婚在中国有太多的经济和社会因素。虽然现代中国女性的独立意识越来越强，但男女性还没有平等到女性不需要通过结婚实现阶级跃升的地步。就算女性不把经济考虑放在第一位，她们的父母也不会同意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穷小子。 就在上周，我姑姑还向我打听，公司有没有适龄男性高管能介绍给我姐姐认识。
所以，我举双手支持女性平权运动，男性和女性都应该有自己的事业，女性的经济地位上去了，观念转变，就不需要男人为她买房买车买包包了。平权平的不仅仅是女权，对男性也是一种解放。但显然这件事任重道远，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享受到平权带来的美好吧。
当然，我不会放弃对爱情的追求，我还年轻，我还能心无旁骛地去爱一个人，去享受这段关系，如果能结婚就更好了，希望我被打脸。
除了宏观经济的预测以外，冈德拉克还提到了美国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和千禧一代之间的世代矛盾。
美国婴儿潮一代基本是千禧一代的父母辈，前者指 1946 年至 1964 年之间出生的人，后者基本可以按照 80 后理解。
在中国，世代之争更多地以观念上的代沟呈现：人生观、价值观、婚姻观、兴趣爱好，是中国两代人之间争议的焦点。美国的新一代也会用“ok boomer”嘲笑 baby boomer 的思想陈旧。
但所谓的观念之争都是表象。GQ 这篇报道里讲到了事情的根源——两代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虽然明面上年轻人的收入数字更大，但考虑到通货膨胀，千禧一代实际上的收入比他们父母年轻时少了 20%。
困扰美国青年的另一个问题是助学贷款。冈德拉克在采访里提到了，二战后，美国政府开始大学扩招，考虑到普通家庭负担不起高额的学费，政府推出助学贷款，但高额的助学贷款成了学生的噩梦。
我们创造出政府担保的助学贷款，好让人们上大学，钱确实到了学生手上，而接下来随着大学成本的爆炸性增长，学费大幅飙升。而这种每个人都能上大学的观念，又让大学文凭一文不值。
在千禧一代面临高额贷款的时候，他们的父母正在享受罗斯福政府留下的养老金。当年罗斯福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把养老金申领年龄设置在了 65 岁——比当时美国的平均预期寿命要高。也就是说当初的政策制定者并不希望大家真的来领养老金，他们只是需要一个理由将资金收集起来搞再分配。
二战以后，医疗卫生条件进步，美国人均寿命越来越高。能领到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但当时美国经济迎来了黄金时代，尚余裕的养老金储备让美国政府很乐观，所以他们一直没有修改政策。直到现在，“人老了就能领养老金安享晚年”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生活常识。
但随着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整个养老金体系需要支出的金额已经成了天文数字，这个常识现在不得不被打破。但享受到政策利好的是老人，为改革忍受阵痛的现在的年轻人。
这种晚期资本主义的问题也存在于我们的邻国日本。现在日本的老人在泡沫经济时完成了资本积累，退休以后手握巨额资产。但年轻人则承担泡沫破裂后的高失业率和畸形的房价。
当我们在讨论美国和日本的时候，似乎每一个问题都能在中国找到一一对应的存在。马克吐温说历史从不重复只是押韵。步入现代，不同国家的历史不仅押韵，还能同步。
问题的普遍性说明我们现在遭遇的是必然发生的结构性矛盾。站在历史转折点上，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
必须接受这样的命运确实让人难过，但是每一轮周期的谷底之后都是一个漫长的上升期，危机也是转机，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挺过危机把握好时代赋予的机会。
例如家里的第一根网线。我第一次上网大概 2006 年左右，当时算是蹭了我姐姐的福利。
因为比同龄人更早上网，所以我见证了中文互联网黄金时代的余晖。天涯、猫扑、李毅吧、WoW 吧、校内、人人、饭否、屌丝、贾君鹏还有“春哥”，这些移动互联网之前的词汇已经可以纳入互联网遗迹的范畴了。
毫不夸张地讲，在我懵懂无知的时候，是互联网给我带来了大量的知识，塑造了我的三观。
我算是知乎的早期用户，在 2013 年刚刚知乎开放注册时就注册了，应该是第一百多万名注册用户。早期的知乎没有故事会、都是干货，那时候我每次看知乎都有一种想拿起笔做笔记的冲动。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仿佛第一次学会了用脑袋思考，而不是死记硬背课本里的东西。我开始关注“站在科技和人文的十字路口”这类大问题，我开始真正关心我周遭的一切和我生活的这个世界。
后来我因为一份网络上的兼职开始学习英文，我的阅读面也随之变得更加开阔，开始理解为什么大家都说“人类文明的精华都是用英文书写的”。我现在的英语水平其实没有特别好，但至少开了一个头。我觉得英语值得长期学习，保持习惯。
按照国际惯例，最后应该给自己的 2020 定几个目标，但是我不想定一个非常具体的目标，因为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人生最大的魅力在于“你永远也不知道下一颗巧克力是什么”。我们能做的只有控制好方向，不要让命运奔向悬崖。
今年的愿望除了一个“美好的现实世界”，还希望能遇到爱情，我觉得让另一个人感到幸福和快乐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诸位明年见。
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今天我 23 岁了，我感觉我被锤了。
我并非对生活毫无热情，好吧，这股热情确实没有以往那么强烈了。工作挤占了我的大部分时间，我试图提升我的效率，或许是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吧，好像速度快了产出的质量就没有那么高了。这是一件非常让人头疼的事情。
我试图在工作之外寻找乐趣，我看书、读报、听音乐、看电视剧、学习英语、锻炼身体、也在这里发表一些不痛不痒的看法，但是我感觉不对，there is something wrong。
生活确实没有以前那么快乐了，我时常感到寂寞。或许是因为天气转冷，日照时间不足引起的间歇性抑郁？我不知道。
中午刚刚看完《去他妈的世界》第二季。大家都说第二季没有了第一季的那种叛逆的冲劲，我倒觉得在人物性格变化上第二季处理地不错，成长不就是一个在迷惘中与世界和解的过程吗？单纯的叛逆没有意义，要看他是为什么叛逆。
第二季的槽点其实是在关于 Alyssa 的梦魇，这个杀人的梦魇在第一季中完全没有展开，但在第二季却成了故事的驱动力，这个漏洞让我觉得是 Netflix 想强行出第二季圈钱。
看这部剧的时候我喜欢把自己代入进去，因为我也想漫无目的地流浪，想打破生活的条条框框。
但是我没有承担后果的底气。我害怕做出错误的决定。我一直是个墨守成规的人，放在人堆里就会消失不见的那种。但是我知道我不想这样，至少现在不想。我害怕的是我会习惯。就像《鼠疫》里的城市居民那样，从反抗政府的封锁到习惯被困在城里的日子。
我的生活里没有躲在角落的摄像机，就算有，它也不会给我套上美美的滤镜。
如果真的有个摄像机在 7×24 地记录我的生活，想必也不会有观众会喜欢看一个人每天两点一线的生活。
好消息是我才 23 岁，我还有时间。
另一个好消息是我一条买了好久不能穿的裤子昨天试了一下能穿进去了。
爱情到底是什么呀？
在没有体验过之前，我朴素的爱情观是“我对你好，你对我好”。在体验过以后，我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它夹杂了青春期的幻想、荷尔蒙的冲动、躁动的欲望和不安的心脏。有的时候还会涉及到两个人的“勾心斗角”。人类所有好的、不好的特质都会被爱情放大。
它太复杂了。
这还只是我所体验过、校园里的纯粹的恋爱关系，我不敢想象，它在承载金钱和社会的压力之后，会被扭曲成什么样子。
我相信现在大部分人都抱有和我一样的想法，所有他们企图在电视剧里享受“甜甜的恋爱”，等着屏幕里的人给自己“发糖”。这就和“云吸猫”一样，不用付出就能得到廉价的情感慰藉，堪称“精神毒品”。
真正的爱情究竟是怎么样的？
国庆节的时候，我断断续续把“爱在三部曲”看完了。
很多人都把这三部电影当作“爱情圣经”。
三部电影，每一部的时间间隔在戏里戏外都是九年。
第一部男女主角在火车艳遇，经历了一个难忘的夜晚然后不得不分离。
第二部，九年后，男女主角都有了新的另一半，再次相逢发现自己还是忘不了对方。
第三部，又过了九年，两个人终于在一起了，但是拖家带口的生活让他们迎来了中年危机，但最后两人依旧重燃火花。
电影很浪漫，有一见钟情的设定，每一部的背景城市都是欧洲的文化古都，第一部是维也纳、第二部是巴黎、第三部是希腊。两个人互动的细节也很“甜”。
这部电影还原了很多人对于爱情的想象，有冲动，有浪漫，也有柴米油盐 和无可奈何。台词里偶尔闪现出的“哲学金句”也能戳进人的心窝子。
但是这部电影打动人的地方，还是在于它最原始的设定，或者说创意的出发点——时间。
每一部隔九年这个设定，把人这一生最重要的三个阶段浓缩到了三部电影里。年轻时的冲动，成长后的妥协，人到中年的生活抉择和压力，都展现在了镜头前。
爱在三部曲”的导演理查德·林克莱特是一个善于用电影捕捉时间的创作者，他的另一部作品《少年时代》也用了长达 12 年的时间，去记录一个少年的成长。
不过“爱在三部曲”难以称得上真实，它所展示的最多只是“浪漫化的真实”，一见钟情，然后相守一生这种事情只可能存在于电影和别人的故事里。
我倒不是说这部电影不好，这恰恰是电影的高明之处。把真实“浪漫化”，就是爱情的功能。很多人对爱情的想象就是有一个“灵魂伴侣”，能懂自己的想法，能够给平淡的生活制造惊喜和快乐。他们需要一个给他们制造浪漫的人。
可惜，实际情况是，很少有人能够永远顺着自己的心意，大部分人也难以理解另一个人，最懂自己的永远是自己。
或许，得不到的才是真正的爱情？
这两周工作都挺忙的，我每天处于 burnout 的状态，每天下午都像题图里这只猫一样，哈欠连天。因为工作很忙，所以到了周末我就开始自我放纵——熬夜、暴饮暴食、欣赏不用动脑筋的娱乐节目。
我知道我在自我毁灭，但是我也知道我必须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放松下来，不然到了下一轮工作日我会更痛苦。
最近，我在网上闲逛时看到了《好奇心日报》记者崔绮雯的博客。她在第一篇博文描述了和我一样的状态——被工作压得踹不过气来，只能通过廉价娱乐给自己「充电」。
因为工作缘故，我几乎每天都写作。只是最近，写作这种本是输出自己观点和价值观的方式却离我的心越来越远。我一方面被死线赶着跑，一方面又充满了自我毁灭的想法。我停止了健身，随意饮食，稍有空余时间就一头扎进最轻最无益的娱乐里，让自己头晕目眩无法察觉时间流逝，然后，恶性循环。
即使十一长假也没有任何改善。我像一颗将近被榨油机碾成粉末的花生，即使榨油机已经暂停，已经碎了的身体也无法恢复了。我也想不明白，为何曾热爱的工作会让我变成这样。
她 3 年前写下这篇日志时状态应该和我现在差不多，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坚持下来，重新让生活回到正轨的，因为后面的日志他都上锁了。
我不担心我会被工作击垮，但我担心我会变成一个脑子里只有工作的人，这比被工作击垮更可怕。
文章大意讲得是美国中产家庭在「精英主义」（Meritocratic，即相信个人能力能创造财富和社会地位）氛围的影响下极端重视子女教育，所以这些孩子从小就接受应试教育，以考进名校为最终目标。但是竞争也在不断加剧，在过去精英大学的入学率有 30%，近几年却降到了 10%。
这就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你必须比别人更努力才有机会，但是努力到什么程度是个头呢？文中提到很多中学生为了靠好大学开始服用「聪明药」，一种兴奋性药物，可以让人复习一晚上而不感到困意。这种药的主要成分是包括利他林、莫达非尼，但这种药和毒品一样，是有依赖性和副作用的，会让人情绪狂躁不安，产生幻觉。
纽约时报援引的一份调查显示，有 54% 的硅谷高中生出现中度到重度抑郁症状，有 80% 以上的学生出现中度到重度焦虑症状。
这些孩子长大之面临的工作环境和以往也大不一样。文中拿律师举了一个例子，1962 年，一个律师一年的工作时间是 1300 个小时。但到了 2000 年，一家大型律所的律师一年要工作 2400 个小时。
你看这篇文这里的美国像不像中国？
代餐产品精准高效地将营养投放到人体内，以确保劳动者在更短时间内完成等量工作，这为人们日常生活带来了一些新的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劳动者们从代餐产品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中受益，获取更多的休闲时间。另一种可能是，代餐产品帮助解决了资本主义体制下劳动力再生产的难题，从而允许了一种新形式的剥削。劳动者本来需要吃饭、睡觉等必要的休息来保证身体正常运转，才能恢复劳动中消耗的体力和脑力，继续创造利润，而代餐产品有可能让吃饭这一必要环节简化，甚至省去，如此一来，这为雇主提高工作量，延长工作时间提供了有利条件。最终，原本为劳动者带来更多休闲时间的新发明，有可能又把这扇窗户关上，将劳动者带入到一个工作时间更长的境地。
借着前几年的八十年代热，任曙林拍的《八十年代中学生》成了网络上的「爆款」。哪个年代能拿摄影机的人不多，所以「干部子弟」任曙林成了当时为数不多的摄影师。单论成就，当时带着任曙林拍星星美展的池小宁成就更大，后者是《菊豆》和《秋菊打官司》的摄影师。
但任曙林为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留下了珍贵的影像回忆，而且不是「官样文章」，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从人的角度」拍照—这在当时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说起来我还买了一本《八十年代中学生》送我前女友了，不知道这本影集她是留着还是处理掉了。
Photography has therefore entered a new era where you now take a picture (if the word still has a meaning) first, and manage parameters afterwards such as focus, exposure, depth of field. As a result you do not get « one shot » but are offered an optimized computation among tons of others. In the case of « Deep Fusion », what you receive is a post-processed image that has been totally recreated from pre-processed shots, all of this according to 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taste ».
Philippe Dewost 这段话大意是现在手机拍得的照片并非「原本的照片」，而是按照 AI 的口味进行过「后期修图」的图片。这个观点并不新鲜，从 iPhone 加入 HDR 功能开始就有人提出过类似的看法。
有人可能会从这段话中引申出某些担忧，如「AI 在控制我们看到的东西」，但这种担心其实是杞人忧天。
当我们在讨论「原来的」和「处理过的」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之前，我们要明确一个事实，摄影术诞生至今，每一张照片，无论是实体胶片拍摄的，还是数字设备（包括数码相机和手机）拍摄的，都是经过了「处理」的。
胶片的暗房冲洗本质上和如今的图像处理算法没本质区别。胶片冲洗时，药水比例和暗房环境的差异同样会对成像造成影响。要说区别，洗胶片的是人，处理图像信息的则是机器。
算法本身没有对错，有对错的从来的都是用算法的人。我们要警惕的也不是现在的 AI，而是有人想借 AI 隔绝我们与真实的世界，例如那些默认开启「美颜」的前置相机。
The boomers get tied to the sixties because they are assumed to have created a culture of liberal permissiveness, and because they were utopians-political idealists, social activists, counterculturalists. In fact,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name a single person born after 1945 who played any kind of role in the civil-rights movement,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the New Left, the antiwar movement, or the Black Panthers during the nineteen-sixties. Those movements were all started by older, usually much older, people.
其实婴儿潮一代（在 1946 到 1964 年之间出生的人）在社会运动最高峰的 1969 年，最大也不过 25 岁，大部分人都在 20 岁以下，这样的年轻人在社会运动中只是外围参与者。
作者举例了好多反文化运动期间的社会运动家、作家和音乐家，大部分人都是 1945 年以前出生的。黑豹党领袖 Bobby Seale 生于 1936 年、作家艾伦金斯堡生于 1926 年、鲍勃迪伦生于 1941 年。
有时候看这文摘里摘录的文字，再看看自己写的东西，我总会觉得惭愧，确实比不上人家。最近好东西看太多了，对比更加明显，这种感觉也愈发强烈。
我过去总喜欢研究一些形而上的东西，希望从纯粹的理论中寻求关于世界的答案。但后来我发现，思维的边界其实是语言的边界，而我的语言其实十分匮乏。在我的工作和业余的写作中，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这让我想起一位同事的经验。她刚做完一个跟名校毕业生相关的选题，发现在采访对象的履历中，烘焙是 2018 年最热门的爱好，而当这股浪潮过去后，流行起去尼泊尔玩滑翔伞或在澳洲潜水。“大家在变得越来越相似，像在进行着自身条件的竞赛。”她说。
养育孩子的工作曾经被认为是符合公共利益的社会必要劳动，但如今除了那些最富裕的父母之外，这项工作对所有人来说都成了孤军奋战的努力。子女的幸福完全要依靠父母。许多家庭为了孩子的人身安全和成人监督，不得不忽略他们的情感健康和社会发展。
由于不能再依靠公共设施来照顾孩子，也不能再让孩子独处，需要工作的父母被迫把孩子长时间关起来。孩子在学校的时间更长，管理也更严格。幼儿园过去以玩耍为主，现在成了一年级的学业培训场所。尽管许多研究发现家庭作业对孩子是有害的，但学校还是给他们布置家庭作业。STEM、标准化考试和防枪手袭击演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课间休息、悠闲的午餐、艺术和音乐。
关于儿童自杀时间的数据支持了学校压力在精神压力中的作用。“学校开学期间的儿童自杀率是放假期间自杀率的两倍，”格雷说。“自杀未遂、有自杀企图和自杀意念方面的数据也是如此，而成年人在夏季自杀率更高。”但孩子们的心理和情感健康问题不仅仅是由课堂上发生的事情造成的。它们也反映了我们社区正在发生的事情。包括但不限于精神卫生服务、医疗保健、经济适用房和高等教育等各种资源的匮乏，意味着许多父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长时间、更努力地工作。与此同时，对父母的要求越来越高，童年的自由时间和自主活动已经成为禁忌。
押井守写：“那些在公司里孜孜矻矻工作的人，抱着胜利归来的心态回顾家庭，经常出现老婆不搭理自己，和邻居也无话可说的情况。在卸下上班族的身份之后，自己就变得不再拥有与社会的连接点了，退休让他们非归属于家庭，也不归属于社会，技能方面全数归零。”
原理大概类似上大学之后，“考名校”这个他人赋予的天经地义的目标忽然消失了，而自己也尚未习得建立人生目标的技能，忽然一大把时间、一大把人生握在自己手里，迷茫得一塌糊涂
押井守认为不要为领导卖命，因为“一生追随老板的步伐就是迈向用过被丢弃的第一步”。
关于穿衣，除了一些宗教和保守群体以外，其他时候，女性的穿着规训，并不是以强制的规则出现的。的确，在一个世俗社会，不会有人强迫你套上黑头纱，也不必上衣过臀，露手臂露大腿更是没有问题。 然而，「作为一个女性不能这样那样」的规训，是内化的。它更多的时候不是来自哪个权威的直接教导，而是一个女性，对着镜子告诫自己，我「不能穿超短裙」「不能露胸」，免得被人说下流。
甚至说，这种身体的规训，并不仅仅局限于道德，还有类似于「我太胖了不能穿紧身的东西」「我不能穿显黑的颜色」。我还记得一个刚来美国的朋友对我说，「你看那些女孩大腿这么粗居然敢穿短裤？」一个有名的时尚品牌总监说，在中国，女性热衷于购买把手臂遮起来的衣服，吊带衫从来都不好卖。她们有「自由」，但她们处于审美和规训的枷锁中。
这种「不敢」的问题，是来自社会的规训，被自己在潜移默化中消化吸收了，又在一次次的与别人的交往、大众媒体的曝光乃至社交网络的点赞中，被强化成为一套内在而顽固的价值。
《乌托邦年代》 P197
乌托邦带着一种存在的渴望。它不停地在我们耳边低语，说自己是有可能的，说自己不只是在重温古老黄金时代的梦想，说我们真的能够改变，尽管从古至今的一切证据都指向相反的方向。我们在各个年代的无数幅画里看到过辽阔丰美的草原、清澈的泉水、安详的动物，还有面带微笑且举止谦和的人类，在这些媚俗的画作中，一切仿佛都摆脱了暴力。我们明白这是反复出现的诱饵，然而这支小调依然在耳边响起。
花冈还记得，小时候母亲常常看上去闷闷不乐。后来大学毕业后在幼儿园教书期间，她亲身目睹了有多少母亲似乎“太过努力要照顾自己孩子，却没有照顾好她们自己。”“如果我当了母亲，”花冈说，“我担心我会被期望按照母亲的角色行事，而不是做我自己。”
在某个讳莫如深的日子过去两天之后，5G 商用牌照正式发放，在贸易战与技术争端的背景下，展现出一种复杂的结构化症状。技术上的跃进与意识形态的保守互为映照，仿佛通往地狱的幽冥之路上明暗的交错。老子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而网中人不知，犹自结网。
一个真正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在这种关键的时刻，那些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这一时刻对世世代代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
在命运降临的伟大瞬间，市民的一切美德——小心顺从、勤勉、谨慎，都无济于事，它始终只要求天才人物，并且将他造就成不朽的形象。命运鄙视地把畏首畏尾的人拒之门外。命运——这世上的另一位神，只愿意用热烈的双臂把勇敢者高高举起，送上英雄们的天堂。
「鲜生辞典」是嘀咕文摘的子栏目，偶尔更新。专门收录那些新鲜又生猛，没准儿能戳到你心坎儿里的词汇。收录范围包括既定词汇的新诠释，也有当代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
富贵让我们相遇：视频网站会员在观看会员独家视频时必须要发的弹幕，不发视频播放不了。（大误）
社会学洛阳铲：活跃于二十一世纪早期的短视频 App 快手。因这个时代的快手聚集了许多质朴的原生态用户，他们用镜头记录下了不加修饰的生活。对于生活在五环内的人群而言，快手用户的真实生活简直是生活奇观。但对于社会学者而言，这毫无疑问是天然的研究材料库，只要点开快手，被无数傲慢与偏见埋藏起来的真实风貌便会破土而出——是为社会学洛阳铲。词出社会学博士研究生王景瑞。
追热点：“吃屎要吃热乎的”的委婉用法。
后真相：所谓“后真相”，就是真相和逻辑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被忽视，而情感煽动主导舆论的情形。从投票选举到众筹诈骗，再到病毒营销，无论是在政治、传媒，还是商业领域，后真相的案例俯拾即是。
我在大学时代想得最多的问题是我以后应该干嘛，以及所谓的人生理想/目标。
过去我总认为自己不一样，所以在我眼里，大部分人只是随波逐流的普通人，不够我发现他们这样过得也挺快乐的。我见过有坚定理想的人，他正在为此奋斗。我也见过行将就木的老人，他们余生的意义好像就是为子女发光发热，我也见过还没上学的小朋友，他们不会想什么严肃的问题（或许也会想吧，谁知道呢？），但每天都过得很快乐。
有时候我会自我怀疑，我为什么要想这些事情：我要的是理想吗？我只想要一份体面轻松的工做而已。但有时候我也会很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我这辈子活着到底为了什么？经过了很久的思考，我得出了一个答案，就写在博客的 About 页面里：
在虚拟世界里获得永生。我想把我的文字和图像永远的保存在这个世界，让后来人能发现我。
大概在两三年前吧，我开始规划未来：职业道路，发展路径，我甚至连怎么跳槽都想好了。
现在毕业了，我唯一预料到的一件事就是事情的发展一定会和我预料的不一样。如果我当初没有被裁员，现在生活应该会轻松一点，同事好相处，工做按部就班，工资也高一点，虽然当初刚上班的时候我还一直 diss 这份工做毫无难度狗都能做，但现在真让我做有难度的事情我还是宁愿轻松一点 🙄。
现在不到一年时间就发生了这么多事——互联网资本寒冬、裁员潮、贸易战和越来越紧张的舆论环境，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大环境对我个人的影响。是的，“你可以不关心政治，但政治一定会来关心你。”
这个世界很复杂，但是道理一直都很简单。每个人的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只不过你现在的每一个无意之中的选择，都会在未来有所回应，当你也不知道是好是坏，就像茨威格评价「断头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她那时候还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所有我们能把握的只有自己的双脚而已，走去哪里不重要，但一定得要在路上。
每到一个特别的时间节点我就会在心里默默许一个愿。去年年底的时候我许愿希望 ([2018-12-29-2-7|回到现实世界]) 世界能回到正轨，如今看来这倒车却开得越来越快。毕业的时候许一个现实一点的愿望吧：希望工做能顺利、希望年底能加薪、希望能有时间研究一点新东西，说别人没说过的话。
再许一个不切实际的愿望：希望这个社会能给小孩更好的教育、能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能给中年人多一点稳定，能给老年人多一点尊重。
✌That’s all.
🌆 题图：Baim Hanif
哦，我大学还交了个女朋友，这件事情值得单独说说，但我不想放到公开的地方讲。在这里，我只能说所谓爱情只是构建在生理之上的幻想，但一段关系所带给人的感受真的很美妙，谢谢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