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周工作都挺忙的，我每天处于 burnout 的状态，每天下午都像题图里这只猫一样，哈欠连天。因为工作很忙，所以到了周末我就开始自我放纵——熬夜、暴饮暴食、欣赏不用动脑筋的娱乐节目。
我知道我在自我毁灭，但是我也知道我必须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放松下来，不然到了下一轮工作日我会更痛苦。
最近，我在网上闲逛时看到了《好奇心日报》记者崔绮雯的博客。她在第一篇博文描述了和我一样的状态——被工作压得踹不过气来，只能通过廉价娱乐给自己「充电」。
因为工作缘故，我几乎每天都写作。只是最近，写作这种本是输出自己观点和价值观的方式却离我的心越来越远。我一方面被死线赶着跑，一方面又充满了自我毁灭的想法。我停止了健身，随意饮食，稍有空余时间就一头扎进最轻最无益的娱乐里，让自己头晕目眩无法察觉时间流逝，然后，恶性循环。
即使十一长假也没有任何改善。我像一颗将近被榨油机碾成粉末的花生，即使榨油机已经暂停，已经碎了的身体也无法恢复了。我也想不明白，为何曾热爱的工作会让我变成这样。
她 3 年前写下这篇日志时状态应该和我现在差不多，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坚持下来，重新让生活回到正轨的，因为后面的日志他都上锁了。
我不担心我会被工作击垮，但我担心我会变成一个脑子里只有工作的人，这比被工作击垮更可怕。
📰 这些文章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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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竞争的社会意味着什么？](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9/09/meritocracys-miserable-winners/594760/)文章大意讲得是美国中产家庭在「精英主义」（Meritocratic，即相信个人能力能创造财富和社会地位）氛围的影响下极端重视子女教育，所以这些孩子从小就接受应试教育，以考进名校为最终目标。但是竞争也在不断加剧，在过去精英大学的入学率有 30%，近几年却降到了 10%。
这就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你必须比别人更努力才有机会，但是努力到什么程度是个头呢？文中提到很多中学生为了靠好大学开始服用「聪明药」，一种兴奋性药物，可以让人复习一晚上而不感到困意。这种药的主要成分是包括利他林、莫达非尼，但这种药和毒品一样，是有依赖性和副作用的，会让人情绪狂躁不安，产生幻觉。
纽约时报援引的一份调查显示，有 54% 的硅谷高中生出现中度到重度抑郁症状，有 80% 以上的学生出现中度到重度焦虑症状。
这些孩子长大之面临的工作环境和以往也大不一样。文中拿律师举了一个例子，1962 年，一个律师一年的工作时间是 1300 个小时。但到了 2000 年，一家大型律所的律师一年要工作 2400 个小时。
你看这篇文这里的美国像不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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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节省了时间还是产生了新形式的剥削：代餐会是食物终结者吗？](https://mp.weixin.qq.com/s/vHzWmf6D3m8eJkvUmkZ1nA)
代餐产品精准高效地将营养投放到人体内，以确保劳动者在更短时间内完成等量工作，这为人们日常生活带来了一些新的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劳动者们从代餐产品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中受益，获取更多的休闲时间。另一种可能是，代餐产品帮助解决了资本主义体制下劳动力再生产的难题，从而允许了一种新形式的剥削。劳动者本来需要吃饭、睡觉等必要的休息来保证身体正常运转，才能恢复劳动中消耗的体力和脑力，继续创造利润，而代餐产品有可能让吃饭这一必要环节简化，甚至省去，如此一来，这为雇主提高工作量，延长工作时间提供了有利条件。最终，原本为劳动者带来更多休闲时间的新发明，有可能又把这扇窗户关上，将劳动者带入到一个工作时间更长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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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曙林，65 岁，他为当年苏醒的创作欲留下了影像记录 |「星星美展」回忆录⑤](http://www.qdaily.com/articles/64101.html)借着前几年的八十年代热，任曙林拍的《八十年代中学生》成了网络上的「爆款」。哪个年代能拿摄影机的人不多，所以「干部子弟」任曙林成了当时为数不多的摄影师。单论成就，当时带着任曙林拍星星美展的池小宁成就更大，后者是《菊豆》和《秋菊打官司》的摄影师。
但任曙林为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留下了珍贵的影像回忆，而且不是「官样文章」，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从人的角度」拍照--这在当时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说起来我还买了一本《八十年代中学生》送我前女友了，不知道这本影集她是留着还是处理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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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pe Dewost：来到计算摄影的新时代](https://blog.dewost.com/software-is-eating-camera-as-with-computational-photography-what-you-shoot-is-now-generated-not-captured-philippe-dewost)
Photography has therefore entered a new era where you now take a picture (if the word still has a meaning) first, and manage parameters afterwards such as focus, exposure, depth of field. As a result you do not get « one shot » but are offered an optimized computation among tons of others. In the case of « Deep Fusion », what you receive is a post-processed image that has been totally recreated from pre-processed shots, all of this according to 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taste ».
Philippe Dewost 这段话大意是现在手机拍得的照片并非「原本的照片」，而是按照 AI 的口味进行过「后期修图」的图片。这个观点并不新鲜，从 iPhone 加入 HDR 功能开始就有人提出过类似的看法。
有人可能会从这段话中引申出某些担忧，如「AI 在控制我们看到的东西」，但这种担心其实是杞人忧天。
当我们在讨论「原来的」和「处理过的」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之前，我们要明确一个事实，摄影术诞生至今，每一张照片，无论是实体胶片拍摄的，还是数字设备（包括数码相机和手机）拍摄的，都是经过了「处理」的。
胶片的暗房冲洗本质上和如今的图像处理算法没本质区别。胶片冲洗时，药水比例和暗房环境的差异同样会对成像造成影响。要说区别，洗胶片的是人，处理图像信息的则是机器。
算法本身没有对错，有对错的从来的都是用算法的人。我们要警惕的也不是现在的 AI，而是有人想借 AI 隔绝我们与真实的世界，例如那些默认开启「美颜」的前置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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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潮一代不是 60 年代社会运动的核心](https://www.newyorker.com/culture/cultural-comment/the-misconception-about-baby-boomers-and-the-sixties)
The boomers get tied to the sixties because they are assumed to have created a culture of liberal permissiveness, and because they were utopians-political idealists, social activists, counterculturalists. In fact,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name a single person born after 1945 who played any kind of role in the civil-rights movement,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the New Left, the antiwar movement, or the Black Panthers during the nineteen-sixties. Those movements were all started by older, usually much older, people.
其实婴儿潮一代（在 1946 到 1964 年之间出生的人）在社会运动最高峰的 1969 年，最大也不过 25 岁，大部分人都在 20 岁以下，这样的年轻人在社会运动中只是外围参与者。
作者举例了好多反文化运动期间的社会运动家、作家和音乐家，大部分人都是 1945 年以前出生的。黑豹党领袖 Bobby Seale 生于 1936 年、作家艾伦金斯堡生于 1926 年、鲍勃迪伦生于 1941 年。
题图：Martin Krchnace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