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消费习惯都是训练出来的。
我现在都记得我第一次喝可乐时的感觉——我觉得这玩意儿辣嗓子，那个时候我最喜欢的饮料是酸酸甜甜的 AD 钙奶。
但这不妨碍我经过 20 多年训练后成为可乐的忠实消费者。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富一代的固有印象是艰巨朴素，对富二代则是骄奢淫逸。
能取悦富一代身体的消费/娱乐方式，大部分在他还没发财的 20 岁之前就已经全部定型了，对于他们来说，米其林 5 星真的没有烧烤大排档快乐。
当然，上述标准不适用于性需求的消费。性需求更底层，不需要训练，所以它的消费，可以没有上限。
人和人没有沟通，只有只有意识形态的交流。相谈甚欢是因为在某个话题下我们的意识形态趋同，反之就是唇枪舌剑。意识形态是个体经验和他接受的各种叙事逻辑交叠的产物。所以意识形态管理要趁早。
意识形态的交流或交锋，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可见。
今天我点了一个赛百味的外卖 42 元。我司领导 L 先生，问我为什么不点麦当劳，我说赛百味便宜。L 先生惊呼，问我是不是对便宜这个概念产生误解。
这件事并非关乎便宜的定义。我与 L 先生相识已久，是这家公司的股东之一，托他的赏识，我这两年收入也水涨船高。在他眼里，这件事情的叙事逻辑是：我变有钱了，消费观念就变了。反过来，他一直时刻牢记自己的出身，坚持勤劳朴素的本分（实际上他的收入接近我的 10 倍）。
再从我的角度陈述一个实事：我其实并不喜欢吃赛百味，今天纯粹是因为感冒以后身体不适，便宜的油辣料理包难以入口。另外，麦当劳的外卖菜单与堂食价格并不对等，而且还有 9 元的配送费。基于以上经验，我选择了赛百味。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质疑我的消费观。但我觉得消费观这个东西真的没有什么好质疑的。而且我也承认，我在饮食方面的花销，比以前更多了，但这有什么问题吗？
不管是豆瓣劝小组，还是虎扑步行街，不管女性的渣男叙事，还是男性的绿帽文学。本质上都是站在自我离场的自说自话，和 30 年前找居委会大妈“评评理”没有区别，这个行为本身不涉及任何理性判断，纯粹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绪价值，顺便也满足了大家的情绪价值，只不过从街头搬到线上，从粗俗的口语化叙事变成了（看似）有理有据的小作文。
其实中国人处理亲密关系问题，有一个久经时间考验的方法论：能凑合过就凑合过，大不了就离呗。我父辈四个人，两男两女，我俩姑姑都离过婚，我叔叔就没结婚，只有我爸没离婚。
今天又是洞察科层体制反人性的一天：
领导犯错，领导最多内心浅浅自责一下。下属犯错，领导会生气，下属不光要被批评，还有可能陷入自责或“我觉得领导是大傻逼”两种负面情绪中。
总结一下，领导犯错影响一个人的心情，下属犯错，影响两个人的心情。
现在有卧室音乐人，卧室电台 DJ，作家创作在卧室，独立开发者的创造也在卧室。卧室是现代社会的重要隐喻。我在卧室里能得到这个世界的一切，我为什么还要出门呢？
打工人为什么永远难受？
因为老板看问题的角度和打工人不一样，老板拥有的信息也比打工人多，老板最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但是老板很难把自己的需求全面完整得交代出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老板脑子里想的，和他嘴里说的，以及你听到脑子里去的，是三种信息。
所以常常造成你必须三番五次修正才能达成工作目标，同时三番五次沟通过程中的误解与辩解又会让人心累不已。
很多老板会想当然的觉得自己说清楚了，很多打工人也会想当然觉得自己听懂了。这不是哪一方的问题，这是人类的惰性，只不过科层制度和基于雇佣关系的劳动报酬制度放大了这种矛盾。
大公司的低效源于沟通成本过高，所以中层干部每天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拉群、开会、对齐、沟通，这不是大公司低效的原因，是低效的结果。
为什么闪光灯能赋予街拍人像特别的质感？
这其实是人的一种认知迁移。闪光灯运用最多的领域是杂志封面，以及上个世纪一些 point and shot 相机的拍摄。所以，在大众认知中，闪光灯的质感是一种时尚感和怀旧感，融合一下，就是一种千禧年的时髦风格。
从技术层面讲，闪光灯能压暗背景，突出主体，这是闪光灯特殊质感的客观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