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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布尔迪厄所说，我们所热衷的消遣方式和在穿着或休闲方面所偏好的风格，也就是我们整体的习惯应该与我们所处的社会和文化地位完全相符，这一点完全在意料之中。(5) 尽管康德学派试图利用品位的悖论，但是这里不可能存在争议，不是因为我们不能了解到彼此的经历，而是因为品位的结构实际上是社会文化的，而不是个人的。

如果一款游戏被称作是“高度上瘾”，也就意味着它短期内会一再延缓人们抗拒沉迷和刺激的理智心态。这是新自由主义无聊的核心，它所诱导和加剧的症状正是原先它承诺要缓解的症状。我们完全出于自愿，甚至热情参与其中。

尽管广告和产品发布的叙事都强调功能和效率，仿佛新款手机能与新款玛莎拉蒂、新款劳力士相提并论一样，但事实上，将手机与其他高端产品类比本身就是错误的。一件实物奢侈品只能为一个产品做宣传：它自己。（更准确地说，它是在为你做广告，告诉别人你能买得起那种好东西。）一个界面驱动的商品会假意不追求奢侈品的地位，因此其奖励和吸引力似乎都大众化了，但其隐藏的动力可能是无限的：平台所能显示的所有广告；以及更重要的，平台可以提供给第三方的所有客户数据。

在这种情况下（依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家族财产似乎会神奇地让财产的受益人觉得自己的政治或美学观点应该受到格外尊重。

“挣来的”而非“继承来的”财富的狡猾之处在于，它往往会掩盖使其产生的市场基础——那些自己创造财富的人认为，和那些含着金汤匙出生却以为一切都是自己努力所致的人相比，他们所赚得的财富要名正言顺得多。

贫穷和苦难不是错觉，也不是社会体系中的一个小故障，而是其固有逻辑的一部分。

我们不是在见证历史，我们普通人是在承受历史。

我们不是在见证历史。正如 1957 年加缪所说的，我们普通人是在承受历史。他说作家（艺术家也同样）不应为制造历史的人服务，要为承受历史的人服务 ​​​

来源：PDF 文稿我们不是在见证历史。… - @推拿熊的微博 - 微博

“很多人认为他们在思考，而实际上他们只是在重新整理自己的偏见。”

人们还未对判断进行证实，就对其产生了偏好。心理学家更喜欢用“我侧偏见”（myside bias）这个词来形容这种明显难以扭转的倾向，即一旦做出任何判断，不管错得多么离谱，都不会轻易改变。

许多评论家认为，改变思维的方式比我所认为的要多得多——毕竟，人们很容易被说服，只要我们循循善诱，他们就能领悟。但这带有一种过时的智力优越感，伴随着一种浓厚的屈尊俯就的意味：我觉得你的政治观点冒犯了我，我猜想它们来自糟糕的、错误的或丑陋的基本信念。这些是可以改变的！让我把你放入我的话语疗法程序中，在这个程序里，我们会用善意、同理心和同情心对你的基本世界观进行批判，从而打破你的底层（双关）思维结构，最终你会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更善良、更宽容的人

因此，我们要同样认识到所有人都有信念上瘾的特质，不要再幻想公共言论自由会在没有监管和其他形式的话语限制的情况下向理性倾斜。在某些情况下，言论限制和严格的互动规则可能是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