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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无聊的程度有多深，它都阻断了我们自身与世界的联系。

我认为，我们对自我最彻底的消耗方式是对（我们想象中的）目的的追求。因为自我和它所相信的事物之间存在一种联系，这种联系总是借由科技的助推，并且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所以我们很难厘清这些状态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普通的技术条件促成的。同样，我们也很难想象，当面对似乎不可避免的现实时，我们究竟能集中多少政治资源和个人资源。

文化意义上的香港已经死掉了。

它揭示出来的不是真相，而是我们炽热、强烈却注定要落空的愿望——我们企盼一种能让所有对立的叙述无立足之地的客观真相。这种愿望可以说颇有柏拉图-笛卡尔式遗风，是一种可以理解但无法实现的欲望——试图把自己的信仰和行动的责任转移给某种更高的力量。就其本身而言，我们长久以来对不折不扣的真理的渴望，像极了意欲戒瘾的人强烈渴望能有人把他从自己的责任中解救出来。可惜事情没那么简单。认识论是不可能解救我们的。

欲望的对象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后才出现，诞生于我们的需求之中，尤其是想得到某物的需求、某种痴迷。

无聊保护了在未知中等待着的个体，让他可以忍受难熬的等待过程。因此，在无聊中，等待的矛盾在于，直到结局显现，个体才知道他在等待什么，而他往往压根儿不知道自己是在等待

“只有当我们不做反抗，这种深度无聊才会觉醒”。

因此，这种“更深度的”无聊形式，尽管其本身可能起不到什么作用，有一部分原因是当下并没有什么让我们感到特别无聊的东西，但是它会无情地逼迫我们直面悄然流逝的时间。用海德格尔的话说，“以一种随意的方式”漫谈生活，最终必然迫使我们明确一点：无聊源于此在的时间性。如果第一种形式的无聊看似来自外界，那么第二种形式显然是来自此在的内在召唤。

我们每个人不都希望自己的时间可以长长久久吗？可每当我们真的感到时间漫长时，却会通过打发时间来遏制这种感觉！

「穿过汹涌的人群，与自己久别重逢。」